民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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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英烈应被永远铭记!

深切怀念吕新民

更新时间:2023-04-06 11:30:02点击:

时光易逝,我失去吕新民已一年又六个月了,这是我有生以来所经历过的最艰难、最痛苦的一段日子,对新民刻骨铭心的思念,伴随着我度过痛彻心腑的日日夜夜。新民的牺牲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我精神恍惚,面容憔悴,饭菜不思,整日与病榻相伴,完全靠输液来维持生命。我的体重锐减20多斤,满头的乌丝也在不知不觉中平添了几多白发,仿佛一下子老了一头。我无法忘却与新民共同生活过的幸福岁月,我无法相信他怎么会不辞而别,我无法接受一个心地那般善良的人竟倒在了恶魔的枪口之下……

新民牺牲时年仅42岁,在他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我俩共同生活了16年。他不仅是我的生活伴侣,而且还是我工作上的良师。新民热爱生活,热爱家庭,热爱他所从事的公安事业。他用自己宝贵的生命实践了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甘愿牺牲一切的崇高愿望。

1954年1月7日新民出生于山西省山阴县。在他4岁时,远在四川省温江地区(原)工作的二姐将其父母和他接来一起生活,他的幼年时期和青少年时代都在温江度过。二姐吕光明,二姐夫曹少克是三四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曹少克曾任温江地区专员。在革命家庭的教育熏陶下,新民从小养成了学习刻苦,追求进步,爱憎分明,立场坚定,生活俭朴,乐于助人的优良品格。有一次,新民的二姐在谈论新民上学读书的情况时颇为感叹道:“他常年把外甥们用完了的本子拿来翻过再用,很节俭,并且学习很用功,年年都能捧回三好学生的奖励。”称赞他是个非常懂事的好孩子。青少年时代的新民特别崇拜英雄,许多英雄人物成为他心目中的偶像。如,他在日记中记述道:“(要)一事之前想雷锋,一事当中学雷锋,一事之后比雷锋。”他立志要向英雄学习,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之材,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文革开始后,新民的二姐夫被造反派打倒,被关进牛棚,厄运随之降临到他们的头上。正在温江读初中的新民,在十四五岁人生最宝贵的求学之际被迫辍学,回到山西农村下乡插队落户。其父母也被迫返回山西老家。家庭的破碎,亲人的分离,社会上一些人的歧视,在新民年轻的心灵上投下了一层阴影。逆境磨练人的意志,促使人早熟。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新民有了更多的思考。他苦苦地思索,他更加痛恨丑恶的东西,更加热爱美好的事物。他坚信党和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毫不动摇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在一些人狂喊“知识越多越反动”时,他在劳动之余仍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他相信祖国需要有知识的一代青年去建设美好的未来。

我初识新民是在温江氮肥厂。1972年,年满18岁的新民由山西返回温江,尔后进人温江氮肥厂当了一名工人。当时我大哥唐敬睦也在温氮厂工作,与新民同住一个寝室。我到温氮厂去看望大哥,经大哥介绍认识了新民。初次认识,我的感觉是新民很有书卷气,话虽不多但挺有意思,言谈举止稳重、高雅。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不错。

1976年7月,我高中毕业。按当时的政策规定,我留城待业,之后到新都城关南街派出所当了一名临时工。1977年的一天,我意外地见到新民,他穿了一身警服,显得比我在温江见到时要精神得多。他告诉我,他已调到该派出所工作,并询问我大哥调回新都后的情况。我给他作了介绍,并代表大哥欢迎他到我们家来作客。后来,我家就多了一位常客,今天来借书,过二三天又来还书之类。我和新民也就渐渐地熟悉起来,加之好心人的撮合,我们相爱了。1981年4月4日,我和新民结婚。我们除购置一些生活必需品外,婚礼也非常简朴。双方的家人和几个朋友,大家欢聚在一起,吃点喜糖,抽抽喜烟,在家里吃了顿便饭,热闹了一阵就散了。

新民一生中没有过多的爱好,唯一喜爱的就是看书学习。他自知文化底子薄,知识基础差,会影响工作,尤其他调到公安战线工作后,更感到若无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不行。他常说:“一个人,没有知识文化多么可悲啊!”因此,他在工作之余的时间几乎是用在读书学习上。他如饥似渴地进行学习,即使外出工作随身总是携带一个笔记本,看到有价值的东西,随时摘抄下来,或把当时的感想记录下来。他收集了大量的学习资料,笔记本就有好几大本。在他牺牲后,战友们打开他的办公桌,抽屉里没有别的东西,尽是些他收集整理的学习资料。新民非常珍惜学习机会,1986年到1988年,组织上安排他到警校学习深造,他像一名考上大学的中学生似的,激动不已。在为期两年的学习生活中,他学习非常刻苦、努力,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有了显著的提高,为他从事刑侦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1994年,新民再度被组织选拔到成都市委党校参加“第二期刑侦骨干班”的培训,他以优异成绩结业,尔后,成为县公安局刑侦工作的骨干。

新民对吃、穿从不讲究,能吃饱即行,能穿暖则可,一直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有时他忙于工作,顾不上回家吃饭,干脆就泡一包方便面或随便吃点其它东西来填饱肚子过一顿了事。在我记忆中,新民一生从未穿过一件300元以上的衣服,最好的衣服就是他常穿的一身警察制服。后来,虽然家庭经济状况好转,但是他这种生活作风却从未改变。然而,他买书从不吝啬,常常是好几本地买回家。现在家里还存放有好几大箱。书籍像磁石般地吸引住他,他上街总爱到书店去逛逛。有好几次,我请他陪我上街去买衣服,结果倒成了我陪他去书店买书。他说:“人生各有偏爱,我呢,就喜欢购书。”

新民在政治上追求进步,把参加中国共产党作为人生的最高愿望。1975年3月6日,新民在温氮厂加人共青团。在党和团的领导下,他的工作热情更高,干劲更足,并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曾数次受到上级部门的表彰和奖励。如,1989年他因工作成绩显著,获得嘉奖证书;1994年他参加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因工作成绩突出,获取荣誉证书;同年他在“严打”斗争中,再次因工作成绩显著而荣获嘉奖证书。1992年12月18日,新民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人民公安事业是一份神圣而光荣的事业。为了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保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受损害,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保驾护航,创造一个和平安宁的良好环境,往往需要广大公安干警要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无私的奉献精神,以及非凡的勇气和胆识。新民热爱这份神圣工作,以切实履行一名公安干警的神圣职责为已任。他接到案子,总是忘我地全身地投入。在侦破过程中,他经常是早出晚归,不分白天黑夜地干,不管上班下班地跑,甚至连节假日也不例外。有时,十天半月我都难得和他见上一次面,说上一句话。他回家时,我早已人睡,他出门时,我还在梦中。记得有次,他深夜回家,开门时我被惊醒了,我随口问道:“几点了?”他回答说:10点过。”我按了一下床头上的电子报时钟,已是凌晨3点过。他嘿嘿地笑了一声,然后抱歉地说道:“对不起,把您惊醒了!”。

1996年6月份,新民在广汉办案。当时,正是孩子丁丁升初中考试的关键时期,按理,广汉离家不远,抽空开车回家关心一下孩子的考试也用不了多少时间。孩子开考的当天晚上,与他一起的一位战友关心地对他说:“你儿子现在考试,今天这里没有什么情况,且有我在,你就赶回家去看一下吧!”然而不管怎样劝他,他就是不走,结果孩子考试因为紧张的缘故,未考好,以4分之差落选重点中学。

1989年,新都接连发生几起保险柜被盗的案件,社会影响颇大,被立为大案。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新民是成员之一。经干警的昼夜奋战,嫌疑犯终被挡获。然而,在审讯时,该犯异常顽固,拒不认罪,使审讯工作一时陷入僵局。怎样找到突破口,大家为此费尽心思。新民冥思苦想,终于有了计策,他决定在审讯时避开嫌疑犯敏感的话题,与他闲谈,从中去发现罪犯的蛛丝马迹。狡猾的嫌疑犯果然中计,在说话时无意间说漏了嘴,新民立即抓住战机发动进攻,该犯无可奈何,只得低头认罪,供认伏法。由于该案破获迅速,市公安局授予了他们三等集体功。

凭心而论,干刑警工作不仅艰苦,而且随时都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新民在刑警队却一干就是9年。其间,组织上考虑到他身体状况不好(有胃病、肾炎、鼻窦炎等),曾两次调他去搞其它工作,但他总是坚持要在刑警队工作,不肯离开。他并非不知刑侦工作的艰辛与危险,他也知道自己有家有室所应承担的责任,但他更明白作为一名公安干警所肩负的社会重大责任。他认为,如果牺牲一个人的利益、一个家庭的幸福,能换取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千万个家庭的幸福,那么这种牺牲是有价值的、伟大的和崇高的,是一名共产党员应具备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因此,他乐于留在刑警队工作,以便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新民心地善良,富于同情心,有两件事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1985年,新民有天在石板滩办案,见到一个五六岁的农村小男孩,脚上生疮已化脓,样子很可怜。他一打听,得知小孩的父母离了婚,家里只有一个婆婆管。当时他动了恻隐之心,走过去和蔼地对孩子说:“小朋友,叔叔带你到新都去,给你医脚,医好脚把你送回来好不好?”孩子表示不愿去,新民便给了他30块钱。当晚他回家时对我讲了这件事,并说:“我当时真想把他带回家来收养。”我和新民外出,他几乎不坐人力三轮车,他说:“坐在三轮车上,别人拉你,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1990年8月,市公安局组织一批先进干警到峨眉山旅游,新民他们下榻处离山较远,他又带着儿子行走不便,就只好坐三轮车。当他看到蹬三轮车的师傅蹬得吃力时,他叫人家停下来,十分认真地说道:“师傅,你来坐,我来蹬!”人家当然不会同意,说道:“我还从未遇到像你这样的人呢!”

新民尊重老人,无论是他的父母还是我的双亲他都一样孝敬。我大哥曾说:“有新民在,我们感到轻松得多,用不着过多操心”。新民的父母返回山西生活后,思念儿女心切,尤其在过年过节时常常盼望儿女们能回家团聚。由于路途遥远,加之工作繁忙,总不能很好地遂老人的心愿,鉴于此,我们决定将两位老人接来同住。新民父母于1985年12月来到新都,与我们一起生活了10余年,分别在1990年和1994年去世,幸福地度过了他们的晚年岁月。1994年8月,一向很少请假的新民在其母亲病重的最后10余天中,专门请假回家日夜陪伴在母亲的病床前。当时正值炎夏季节,空气闷热难当,房间内无空调,又不能吹电扇,气味异常。新民坐在母亲的病榻边,豆大的汗珠一颗一颗地从额头顺着脸颊往下滴,汗水湿透了衣衫,但他不知似的两眼直直地注视着母亲,双唇坚闭,不言不语。他或用毛巾给母亲揩汗,或给母亲换尿布。夜晚则蜷缩在母亲床上与她相依。在10天多时间里他一直都是这样,寸步不离,苦苦地相守。当时,我们请来帮忙的一位太婆见状,吃惊地对我说:“这个儿子真是少见啊,太有孝心了!”然后又是悄声说道:“你爱人是否受了刺激,神经上有问题了?”后来,我告诉新民太婆所说的话,新民则感慨道:“母亲一生吃了不少苦,在她最后的时刻我理应这样做!”

新民对我的工作十分关心,并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1980年12月,我调到新都火车站工作。新民为了鼓励我干好新的工作,他在读书看报时,凡是看到与我业务有关的知识就帮我收集,然后整理好提供给我作学习参考。为了使我能较快熟悉业务,他教我如何准确地画全国铁路示意图及如何通过记典型来记住全国各地的火车站名的方法。他还帮助我较快记住了难于记忆的全国几千个票价等等。由于有新民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在工作上的进步较快,并在较短时间内成为工作能手,连年受到鼓励,表彰,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货运员等。1989年和1990年,我被单位选派分别参加德阳车务段和成都铁路分局举办的技能大赛比武,均获桂冠,为集体争得了荣誉。

人的一生中会经历许多,即使是伤心事随时间流逝都会淡忘,然而1996年2月,突然降临在我家的巨大不幸,却是我终身难忘的。

2月7日,我下班回家,刚进门母亲就对我说:“今天下午,新民同几位战友一起回来拿挂历。他们匆匆忙忙的,我当时未找到,你给他打个传呼说一声,顺便问他是否回家吃晚饭。”近段时间,新民他们在破一起恶性持枪抢劫案,整天都在外边忙,我有好几天未见着他了,很想同他说上几句话,便立即给他去了传呼。他回电话时声音有点激动地说道:“我们正在芙蓉轩吃饭,今晚有任务,不要等我了。”便匆匆地挂了电话。原本想同他多聊几句,现只好将已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但是,我万万没有料到,这竟会成为我们的永诀!现在回忆起来,我还非常后悔!  

8日凌晨2点钟左右,一阵急促的“咚、咚、咚”的敲门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我迅疾打开台灯,翻身下床开门,只见县公安局政工科刘学凤科长站立在门口。她情绪紧张地说:“小唐,吕新民今天执行任务时负伤了,你赶快跟我一同去!”此时,父母房间的灯也亮了,传来不安的询问声。我一边对他们说:“爸妈您们睡吧,我去看一下!”一边立即穿上衣服,看一眼熟睡的儿子,顾不上梳理,头发散乱的随刘出了门。

在宿舍大门口,刘科长对我说:“小唐,请你稍候片刻,我再去叫杨继萍。”在冷风刺骨的寒夜,喧嚣的城市灯光稀疏,四周万籁俱静,心想新民会怎样呢?我不禁打了个寒颤。正当我为新民感到忐忑不安之际,刘科长与杨继萍过来了,继而县公安局刘师傅将车开来接我们。深夜,川流不息的川陕大件路上已人绝车稀,汽车风驰电掣般驶往成都,奔向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当我们赶到市三医院,来到新民的病房时,已有许多人在那里了。只听有人在介绍:“这是吕新民的爱人唐少华。”我疾步跨进病房,扑向新民的病床。新民已挂着氧气,头上缠着绷带,脸上流着殷红的鲜血。我心头一酸,双脚发软,几乎晕倒在地。人们见此情景,急忙将我扶出病房,安排到附近一招待所住下。刘科长和杨继萍留在招待所陪伴我、安慰我。我呆坐在床上,一言不发,心潮起伏,难以平静。“新民啊,您怎么会这样呢?!傍晚与您通话时,我真该提醒您要小心啊!也许就不会……”我就这样痴痴地想着,时间仿佛凝固似的,过得很慢很慢,在痛苦的煎熬中度过这个十分不幸的夜晚。

早晨6点过,我打电话将新民的情况告诉他二姐。随后,由刘师傅开车,刘学凤和杨继萍陪我到新民二姐家。在二姐家,他们已备好早餐,但我却无法进食。二姐见状,只好将我扶到床上休息。早晨7点过,二姐、二姐夫赶往市三医院探望病情,刘、杨二人留下来继续陪伴我,等候消息。

当二姐他们赶到医院时,新民的手术刚结束不久,医生告诉他们:病人生还可能性很小,叫准备后事。8点钟左右,二姐打回电话,告诉我新民手术的情况,我们赓即动身前往医院。新民手术下来后,被送到监护室监护。我大声嚷着要去看他,人们见我脸色煞白,走路摇摇晃晃,怕我精神受刺激,便强拉我去休息。我躺在新民那张病床上,身体虚弱,全力乏力,头脑发胀,我已完完全全成为病人了。

这天,省公安厅副厅长徐学元,市委常委王体乾、朱永明、魏柏良,副市长吴平国,县委书记、人大主任唐光全,县长赵德喜,县政协主席李泽先等领导同志,我工作单位新都火车站的领导和同事们赶来看望。吴副市长亲自把一个花篮送到我的床前,亲切安慰我。此刻,一股强忍于心中的巨大悲痛一时迸发出来,我向吴副市长哭泣道:“我不要花篮,我要新民啊!”向来坚强的二姐吕光明也大声坳哭说:“我要弟弟的命啊!”吴副市长双眼潮湿了,他恳切地对我说:“请多多保重身体,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来挽救吕新民同志的生命!”一束束鲜花送来了党和人民的温暖,一声声问候表达了亲人们的关怀,一份份真挚的感情让人永远难忘。当时,全国安全检查团在蓉检查工作,闻讯后,专程前来慰问,并询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道:“我没有其它任何要求,听说川医高教授是一位很有名望的脑外科专家,希望能请他来给新民看看。”他们当即表示一定请到,并立即给市公安局王体乾局长打电话。新都县公安局局长马德强亲自带人到川医去请高教授。8日晚,高教授到市三医院主持会诊,确定了抢救方案。

9日早晨5、 6点钟,新民病情出现危险,我在昏睡中突然惊醒,我爬下床叫着要去看新民,人们说医生正在抢救,将我拉住不放,安慰我上床休息。10日凌晨1点许,新民的病情再度恶化,我又在昏昏迷迷中心口碎然感到一阵难受,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劲,发疯似的要跑出去看新民,被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长邝光明死死拽住,他说道:“小唐,您这样去会影响医生的抢救的!”10日凌晨1点45分,新民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离开他热爱的这个世界。

10日,我被送回县一医院住院治疗。是日上午,省公安厅吕卓厅长刚从北京开会回川,获悉后马不停蹄地赶到县一医院看望我。他来到我的病床前,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语重心长地鼓励我,希望我要坚强地生活。我望着吕厅长,心情平静地说:“新民是一名人民警察,他做了他该做的事,他的行为弘扬了正气,振奋了士气。我一定要把吕丁教育好,继承他父亲未竟的事业。”吕厅长听后十分感动,连声称赞我是位好警嫂。

新民牺牲后,党和政府给予了他很高的荣誉。公安部授予他二级英雄称号,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他为革命烈士,中共成都市委授予他为优秀共产党员,中共新都县委、县人民政府作出对他和同他一起负伤的廖廷友英雄事迹进行表彰的决定,公安部和省公安厅发表唁电,表示哀悼、慰问。1996年2月14日,县人民政府在新都体育馆为新民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省、市、县领导同志、众多的公安干警和数以万计的社会各界群众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来向新民告别,表达他们无限的哀思。当天,我坚强地坐着轮椅和父母、儿子一同去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新民静静地躺在松柏和鲜花丛中,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他亲密的战友肃然持枪为他护灵。我双眼流泪注视着新民,在心里默默地向他诉说:“新民啊,我和儿子送您来了,大家送您来了,您不要牵挂放心地走吧!您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您的精神会永存!”。

新民英勇牺牲的消息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人民群众以不同方式表达他们对新民的崇敬之情,纷纷慷慨相助,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关心和爱护,在此,我谨代表全家向他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我尤其要感谢那位在新民负伤时,主动开车送他到市三医院抢救并垫支300元住院费而不留姓名的出租车司机以及为挽救新民生命和治愈我身心创伤而负出巨大心血的医护人员。

新民牺牲的前前后后,我经历了许多,亦感悟了许多,真正切身体会到我们党和政府的可亲,我们人民的可爱,我想为了党和人民的崇高利益,个人的利益还有什么不可牺牲的呢??1997年8月,公安部举办全国警方英烈子女夏令营活动,吕丁应邀参加。孩子在夏令营活动中,受到一次深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感受了祖国母亲的亲切和温暖。他虽然失去了父爱,但是他得到了祖国和人民博大的爱。儿子回来兴奋地告诉我:他看到了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长城……祖国真美啊!他认识了许多好心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结识了来自祖国各地的众多的小朋友,他感到非常幸福!我看见儿子欢乐的笑脸,注视着孩子此行一张张珍贵的照片,心里感到莫大的慰藉和喜悦;我想如果新民在天有知,他也会和我一样地高兴。

亲爱的新民,安息吧,您永远活在我和孩子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