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7日夜，漆黑的夜空飘洒着细雨，歌乐山上狂风怒号，拍打着重庆渣滓洞监狱的每间牢房，使牢内更加阴森和寒冷。

外号叫“猩猩”的看守所长李磊和外号叫“猫头鹰”的特务组长徐贵林，今晚一反常态没回家，却在特务办公室和一群大小特务密谋着。被囚的政治犯们在思索、在议论着这不平常的夜晚。

不一会，特务余相柏、李福祥拿着名单从牢内提人。“吕英，出来!转移!”“狗熊”李福祥在二楼一间牢门口凶神恶煞地叫道。“慌啥子!”一个头发微黄、高鼻梁、大眼睛、厚嘴唇、中等身材的青年，缓缓从铺上坐起，简单收拾下衣物，从容不迫地和室内难友握手告别。然后与从楼上提出的陈俊卿、李明辉、唐慕陶，从楼下提出的古承铄、蔡梦慰等12位同志登上停在渣滓洞炭坪的汽车。难友们目送着被特务载往刑场的同志，泪水模糊了双眼，不禁回想起这些曾朝夕相处过的战友们的音容笑貌和他们的革命事迹。

据“一一·二七”大屠杀中越狱脱险、与吕英同囚一室的刘翰钦回忆:吕英，这个貌不惊人又文质彬彬的青年，看不出他竟是大邑地区领导过100多人的地下武装、搞得刘文彩为首的地主们坐卧不宁、丧魂失魄的游击队领导人之一;又是闻名川康边的中共雅乐工委副书记、川西南人民武装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吕英在牢房还给难友们讲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被特务首批提出杀害时，他从容镇定，频频挥手向各室难友告别。吕英那不平凡的经历和那视死如归的气概，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吕英，原名吕永孝，1918年6月出生在四川省汉源县清溪镇一户家道早已中落的书香门第。父亲教书，母亲务农。巧岁时因家贫失学，被人介绍到汉源九襄一个范姓开的“道生昌”商号当学徒，后来又被分派到“道生昌”设在沪定的分号当徒弟。“徒弟、徒弟，三年奴隶!”又瘦又小的吕永孝在“道生昌”当了两年多徒弟，吃了不少苦。

1935年5月下旬，红军长征飞夺天险沪定桥，吕永孝亲见红军纪律严明、英勇善战而深为敬仰。红军占领泸定，他热情地为部队端水送茶，听红军讲述反围剿、英勇杀敌的战斗故事。回到家里，他便向亲友宣传。此时，革命的种子已悄悄播入他的心田。

1936年夏，经过奋斗，吕永孝考入了西昌省立二师简一班。地处川西南边陲重镇的西昌省立师范学校，是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吕永孝考入省师校后，由于好学肯钻，表现正直、进步，受到了班主任、党员教师戴从龙的注意。在戴老师的帮助和教育下，吕永孝在学习和政治上进步很快，老师格外喜欢他，时常叫他到家里吃饭。戴师母也十分关怀他，为他缝补浆洗，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进步的学生活动。

1939年春，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廖质生在西昌的身份有所暴露，为了党的安全，四川省委派徐坚、黄永年、赵子傅相继来西昌加强特支工作，并在廖质生家中开会，改选了特支，徐坚任书记，廖质生任组织，戴从龙、李朝茂任宣传。党组织在西昌几所中学和中等学校青年学生中建立了“读书会”，借以团结教育进步青年，同时在进步青年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尤以省师校为最多，每班都建立了党小组。吕永孝就在这期间由戴从龙介绍加入了中共产党。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吕永孝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在校内外推销《新华日报》、《解放日报》、《解放》、《群众》等进步报刊，揭露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阴谋。当时省师校的训育主任、青年党分子邓凯南，教导主任、国民党徒陈利英和教师彭雅罗、杨静(青年党分子)对于进步学生的活动十分仇视，他们沆瀣一气，对进步学生迫害打击，妄图威逼学生们就范。

一天，训育主任邓凯南把吕永孝叫到办公室，假惺惺地对他说:“永孝同学，快要毕业了吧?有什么想法啊?”

“毕业还不是失业!我有啥想法?”

“咋会呐!你年轻有为，学习成绩也不错，又是戴老师的得意门生，你想没想过毕业后留校工作?”。

“留校工作?咋不想?我做梦都想!”。

“好，那从今起，听我们的话，不要去参与那些跟政府作对的活动，抗日嘛，是政府和军人的事。学生嘛，就是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千万别受‘共党’的蛊惑，宣传什么‘抗日救国’啊!”“不对!蒋委员长都说过全民抗战、全国抗战，共产党都和国民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路军、新四军奋战在抗日第一线，不少国民党官兵牺牲在抗日前沿，我们学生一时不能上前线，难道爱国、宣传抗日都不准?那我宁可失业也要爱国!也要宣传抗日救国!”

“好!好!我不跟你拼嘴劲，到时你就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好好考虑你的前途问题!”    

邓凯南理屈词穷，话中露出威胁。

“不抗日就要亡国!当亡国奴谈何前途!”

吕永孝甩给邓凯南又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拂袖而去。

像这样威逼利诱进步学生的事出了好几起。为了打击训育主任为首的一伙反动势力，在戴从龙老师的指导下，吕永孝等几个同学以邓凯南那伙人“克扣学生伙食、偷鸡摸狗、伤风败俗、不学无术、迫害学生、难以为人师表”为由，动员学生们不上课，不去食堂吃饭，发动反对训育主任邓凯南等一伙人的斗争学潮。斗争得到校内外群众和各界的支持，邓、彭等被迫辞职离校，斗争取得了胜利。

1939年秋，中共西昌特支调吕永孝、童光敏等人到冕宁开展党的活动。早在1935年5月，红军长征过冕宁时，冕宁的地下党就在红军地方工作部长陈云的帮助下建立了党的第一个地方组织—中共冕宁县工作委员会，陈野平为书记。红军离开冕宁后，党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这次党组织调吕永孝等到冕宁工作，上级负责人一再给他们交待要注意开展少数民族工作，和彝族兄弟打成一片。为了避免引起反动派注意，黄永年还特别关照吕永孝，要他改名。从此，吕永孝以吕英的化名和党组织联系。到冕宁后，吕英被介绍到石龙小学教书，并以此作掩护积极开展党的工作。石龙小学校长李祥云是冕宁党组织遭破坏时失掉联系的党员，经审查接上党的关系后，配合吕英做了不少工作。吕英作为冕宁党的负责人，一方面利用合法身份去家访，联系当地汉、彝群众，向彝族兄弟学习彝语，不久就能用彝语与彝胞会话、用彝文书写，教学取得很好效果。他尊重少数民族习惯，在他与刘万珍结为革命伴侣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榴花来到人间时，就是在当地牛棚降生的。他和彝汉群众相处极好，两年后，当吕英离开冕宁时，当地群众挥泪相送，情景感人。

1940年春，上级党又派王鲁之到冕宁与吕英一道建立了中共冕宁县特支，王鲁之任书记，吕英、李朝茂为委员。这年秋，王鲁之调走，改由吕英任特支书记。在斗争中，吕英逐渐显露出一定的领导才华。在他的领导下，党组织先后与祥云、陈国发、邓明鸿、严伯通等党员接上关系。加上外地派去的党员，他们分布在石龙、文蔚、宏模、复兴、河边、城关等地小学以教书为职业作掩护。积极开展党的活动。他们物色和培养一大批进步青年教师和学生，先后发展了王仕汉、李隆芳、余士富、陈文光等十几名进步青年人党。每发展一个党员，吕英都亲自谈话，要求党员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严守纪律，积极工作，利用当时国民党反动势力还未渗透彝区的特点，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传播马列主义。

在吕英的领导下，地下党的活动开展得比较活跃，主要活动有:

1.购置进步书刊供学生阅读。文蔚小学购置了《铁蹄下的中国》、《论持久战》、《大战平型关》，《台儿庄战役》，还有《辩证唯物主义》、《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等政治书籍，以及《母亲》、《我的童年》、《战争与和平》和鲁迅的著作《彷徨》、《呐喊》等进步书籍。此外，还订有《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报刊。

2.教唱《大路歌》、《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组织师生演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推行“三光政策”的《牛尖尖》以及《流亡三部曲》、《放下你的鞭子》、《镰刀舞》、《锄头舞》等歌剧;发动师生开展募捐，慰劳前线将士和筑路民工。许多学校还书写了:“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打倒汉奸汪精卫、周佛海!”等大幅标语。复兴小学党员还组织师生搞防空、防毒演习，组织学生下田，放留声机，向农民宣传抗日。    

3.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凡有党员和进步青年任教的学校里，都利用当时上“战时常识课”和“纪念周”活动，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抗日爱国军队在前线取得胜利的消息，坚定师生们“抗战必胜”的信念。文蔚乡小学的党员教师在上“战时常识”课时，还讲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4.吕英、李祥云、邓明鸿等联系了李嵘峥、李楚才等一批教育界、政界的爱国进步人士在冕宁城厢小学召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抗日救国宣传演出大会。开始，由吕英讲演，他口才极好。当揭露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到处杀、烧、抢、掠，敌占区人民遭受日寇百般蹂嗬的悲惨生活时，使不少听众潸然泪下;当讲到当年在“彝海结盟”的红军，在抗日前线英勇杀敌，不断取得胜利的情景时，又使在场的彝汉群众振奋不已!接着，他宣传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动员各界人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持抗战，努力推行孙中山先生主张的新三民主义。讲演完后，大会还演出了抗日救亡的文明戏和《到敌人后方去》、《大刀进行曲》、《送寒衣》、《二月里来》等歌曲。大会还出了墙报和大幅漫画进行宣传。会后，进步人士李嵘峥(冕宁县府秘书)出面联系，由党员组织各界人士和学生，前往乐西公路北冷段对筑路民工进行慰问和演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吕英分别向党员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在国统区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方针，以及“对于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广泛地打入之”，“应广泛地开展统战工作，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用以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等重要指示。要求党员“勤学、勤业、勤交友”。按党中央指示，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行活动。根据党组织的布置和安排，有10来个党员分别打入冕宁县政府和教育团体。

针对国民党西昌行辕不断派遣特务到冕宁调查地下党活动的情况，吕英及时执行了上级组织作出的关于有所暴露的外地党员尽快转移出境，本地党员想法利用合法职业和组织进行掩护，暂时停止发展党员的决定。为了变被动为主动，并采取了“敌进我亦进，合法与非法”的斗争策略，利用国民党县长张植初搞乡村建设、整顿保甲、办实验保的机会，支持县府的行动，做一些对人民、对抗日有益的事情。这既可以合法身份进行工作，取得国民党地方政权的信任，又可更多地接近和发动群众，同时在整顿保甲、搞乡村建设中揭露地主劣绅有钱不出钱、派差不合理等鱼肉乡里的行为。这段时间，分布在各地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根据党组织的布置，分别参加了苍溪实验保等地的乡村建设和办学活动。在城厢、石龙、宏模、苍溪、河边、沪沽、松林、沙坝、冕宁等地，先后筹款办起了乡村完小8所、初级小学11所，发动群众支持和参与了修筑乐西公路冕宁县境段，并在公路两旁植上桑树和白杨树。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底，鉴于汉源党组织屡遭敌人破坏。从外地派党员去开展工作都无法立脚的情况，这时，已于1942年转移到雅安、在西康省田粮管理处工作的吕英，通知吕永弟从天全赶到雅安接受党组织安排的任务。他向吕永弟交待的主要任务是:要他回家乡重新开展汉源地下党组织的工作。吕永弟是吕英的胞弟，受其兄的影响，入了党，走上革命道路，川大毕业后在天全县始阳教书。吕英代表党组织向吕永弟布置任务时，谆谆嘱咐:“你回去后，可以利用家乡关系找到公开职业进行掩护。由于那里受到过破坏，敌人的监视是十分严密的，你到那里后随时都要提高警惕，在工作中既要稳慎又要放手去干，争取尽快打开局面，条件成熟后再开展武装斗争，但重点还是放在组织发展工作上，要在群众中扎扎实实地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

1946年初，吕永弟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汉源，以教书的职业作掩护，发起组织成立了“青年励志力行社”。为了扩大影响和广泛联系群众，吕英建议吕永弟将“青年励志力行社”改为“励志力行社。”吕英不断写信鼓励吕永弟，肯定他们的作法，并亲自为他们修改了社章。

1947年夏，川康特委调吕英和陈俊卿到川西领导地下武装斗争。同时，党组织还通知刘万珍到汉源协助吕永弟开展党的工作。吕英、刘万珍这一对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在地下斗争中相识，又在斗争中结合。刘万珍倾慕吕英的才华学识和忠于革命的精神，吕英爱刘万珍刚柔相济、朴实无华的性格。1940年，他们在冕宁结为伉俪后，共同战斗、生活了7载有余。这次离别，天各一方，但他们不以儿女情重难舍难分，而是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毅然奔赴各自的战斗岗位。

1947年底，吕英在大邑唐场发展党员，以后又建立了解放战争时期大邑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大邑唐场支部。

1948年7月中旬，大邑地下武装的主要据点遭到刘文彩反动武装的袭击，吕英曾和另一个据点的同志一道，指挥一支武装进行反击，掩护被围武装突围。怕因这次事件的影响和牵连，9月中旬的一天，吕英秘密回到汉源清溪，通知吕永弟、刘万珍作好应付突然事变和转移的准备，吕英还给当地党员报告了川西武装斗争的情况。第二天，吕英又要急匆匆离开汉源，吕永弟雇了一匹马，悄悄牵出城，然后送吕英上马。山风呼啸，马蹄声碎，望着哥哥那渐渐消失在弯弯山道上削瘦的身影，吕永弟百感交结，心中默祝道:“哥哥啊，这几年，你为了党的事业，冒着生命危险，吃尽千辛万苦，脚迹遍及川西、川康几十余县，辛勤播种着革命的种子，待到百花争艳时，但愿兄弟相聚，家人团圆。”  

1947年9月中旬(农历7月底)的一天，骄阳似火，炙烤得大地生烟。知了躲在树荫里，高一声低一声地嘶鸣，使人格外感到烦闷、燥热、疲倦。

这时，戒备森严的新津渡口来了一队挑着满筐红海椒的队伍，他们一到渡口边就横七竖八地歇在树荫下，他们懒散地摘下头上的破草帽扇风，有的跑到路边的人家讨水喝。

“起来!起来!船来了，接受检查，准备过河!”几名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赶着等待过渡的人们。

“你们这十几个挑海椒的是不是一路的?”一个国民党兵用步枪捅了捅一筐海椒问。

“一路的!”“一路的!”挑夫们七嘴八舌地应道。

“卖的?还是买的?”

“已经卖了!彭山王大爷要的，你看，那不是王大爷的外甥来了!”一个打赤膊的中年汉子说着，用手指了指一个正朝码头走来的年青人。

“这十多挑红海椒，是我舅舅叫买的。我舅说了，我们经常过渡给弟兄们添不少麻烦，要好好道谢。今天没带啥好东西，来，大家抽支烟解解闷!”年青人说着朝那几个士兵手里一人塞了两包“哈德门”牌香烟。

一个班长模样的兵打量了一下年青人，见他说话谦恭、“落教”，又说是彭山王舵把子的“外甥”，便手一挥说:“上船!”。挑夫们紧张的心松弛了一半，便七手八脚地把十多挑海椒搬上了船。

“站住!干啥的?”随着一个国民党兵的高声吃喝，挑夫们又紧张了。

原来是两个小贩在渡口边欲进又退的举动被一个士兵发现。小贩战战兢兢地来到为首的士兵面前。

“检查!”班长一声令下。

马上几匹土布就被横蛮无理的国民党兵全部扯摊在河岸上。

“没收!这些布没有税检章!”

两个小贩苦苦哀求，好说歹说，结果被敲诈了4块大洋才算了事。    

这时，渡船已对岸，看着挑夫们挑起担子，唱起小调，迈着轻快的步伐渐渐远去的身影，两个小贩脸上露出会心的笑容。

这两个小贩是谁?那些挑夫和那年青人是谁?他们之间又有什么关系?这个谜，直到1948年后才初见端倪。

原来，1947年9月，吕英他们在仁寿领导的籍田农民暴动失利，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指示吕英等将这批撤出的武装骨干转移到资中、洪雅去。党的关系在南方局的胡春浦、刘家言还为这支转移队伍提供了指南针、望远镜，地图和12支手枪，以及风衣、手电筒、军用毛毯等行军作战物资。川康特委为转移这批六七十人的农民武装骨干作了周密布署和安排，队伍集中成都后分两路转移，一路由丁地平(党员、牺牲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带领到资中县，由资中县长、中共地下党员游元亮负责掩护，安排到筑路民工队伍中;另一路由刘丹(吕英负责领导川西地下党工作时期，曾以李维哲、刘丹、刘世杰等化名在灌县、安县、仁寿、华阳、大邑等20余县活动)，邹玉林负责带领到洪雅总岗山隐蔽、活动。    

吕英他们这一路，从成都到洪雅必须经过新津渡口，风险最大。新津渡口平时就设有检查站，过往行人、车辆非经检查不得过渡。籍田农民武装暴动后，国民党政府在各地加强了防范、检查，新津渡口比平时更加强了戒备。人，还可设法混过，但要把武器等军用物资带过渡口却很困难。但吕英他们没被困难吓倒，他和邹玉林等同志作了大胆、缜密的研究和侦察，决定利用当时双流、新津牧马山一带盛产红海椒，一些挑夫、小贩搞长途贩运赚钱的机会，让这批转移的武装骨干装成挑夫、小贩，智闯新津渡，非到万不得已，不开枪。

那天，领头的挑夫、赤膊汉子和“彭山王大爷的外甥，”就是一个武装骨干和吕英分别装扮，邹玉林夹杂在队伍中掌握情况，见机行事。那两个贩布小贩呢，就是吕英他们为转移敌人视线设的“调虎离山”计的人。敌人万万没想到地下党会这样胆大，将武器和军用物资从自己的眼皮底下运走!

事后，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曾感慨地说:“他们从成都到新津过渡很恼火呀，因为新津那里有检查站，怕出问题。那个工作不好干呀!后来我记得是刘丹带着他们去的，当扮成小贩，把枪藏在海椒里挑起，这一次我是非常担心啊!而他们却工作得非常出色，因为在大路上走，随时都会被检查，而且吃欺头的人多得很，把海椒没收了怎么办?问题只要一发现，就得牺牲，可能全部牺牲!当时就是这么危险，但有什么办法呢?队伍要拉到总岗山弄一家伙，非走这条路不可。”谈到这件事时，马识途还很激动地说:“参加籍田暴动的那些同志，确实是英雄人物啊!他们不害怕，把党的事业看得比什么都贵重，坚决执行党的命令，一定要把枪支弄到总岗山去，并且居然成功了!”

吕英将武器安全运到洪雅。这支革命队伍在党组织安排、介绍的当地统战对象掩护下，继续活动在总岗山地区。接着，吕英又风尘仆仆返回成都，向川康特委汇报这支武装的活动情况。

大邑县地处成都平原的西部边缘，离成都120里，有平坝、丘陵、高山，地理环境得天独厚，加上所谓“三军、九旅、十八团”地方军阀势力的多年营选、豢养，地方势力很强。他们互相勾心斗角，矛盾很深;劳动人民遭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反抗也连年不断。因此，进入20世纪40年代的大邑县，国民党政府武装，地主乡团武装，袍哥、舵把子武装，绿林、土匪武装，以及商团、烟帮武装多如牛毛，民间散存枪支颇多，是一个适合搞地下武装的地方。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本地革命青年肖汝霖、周鼎文就接受了党的关系在南方局的刘家言关于“在敌人心脏点火”搞武装斗争的指示，于1946年底巧妙地从大地主刘文彩手中获取了一批精良武器，组建了大邑第一支地下队伍，开到大邑山区活动。不久又组建了第二支武装，刘家言随队进山活动。

吕英到大邑后，一方面注意抓党的组织建设，发展了肖汝霖、李安澜、周鼎文等入党，建立了中共店场支部，书记陈十英二以后，上级党组织义从外地陆续调来李维嘉重庆市委常委)、李维实(邛崃地下党负责人)、朱英汉(八路军连长)等加强大邑地区党的领导。支部改建后，吕英任书记，李维嘉任副书记二重建后的党支部先后在王泗、三岔、付安、唐场等地发展了20多名党员。另一方面党又注意抓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1948年4月，根据川康特委的部署和指示在唐场成立了“川西南人民武装工作委员会”及其所属的“川西南人民武装工作队”，肖汝霖任主任和队长，吕英任武工委副主任。武工队由朱英汉任军事教练。吕英亲自为武工队员们上政治课，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武工队员邱升廷回忆说:“我是一个‘二杆子’、‘武棒棒’，过去只晓得劫富济贫、讲义气，为朋友两胁插刀。听了老刘(队员都亲切地这样称呼吕英)讲的革命道理，才知道人穷不是命，是地主老财剥削，个人英雄打不了天下，只有靠党的领导，搞武装、搞统战，三大法宝一起抓，才能打倒地主反动派，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队员们的军事素质和政治觉悟都有很大提高。

1948年5月，经川康特委批准，中共雅乐工委在唐场王树云(党员)家成立。陈俊卿为书记，吕英为副书记，邹玉林为委员。在这次党的会议上决定为贯彻川康特委关于“组织农民暴动，搞游击战争，拖住敌人，削弱蒋介石的力量”的指示，由川西南武工委负责在大邑组织暴动。武工委开会研究决定以“抗粮、拉丁、抗税”的口号和“开仓济贫”的措施，发动武装暴动，准备在7月12日在唐场肖汝霖家召开干部会，专门研究部署攻打邛崃付安乡刘树成(军阀刘湘部师长)的武器库(据说库内武器可武装一个团)，准备攻下武器库后，即将所获武器武装群众，然后再攻打刘文彩的老巢的计划。但是，由于叛徒告密，刘文彩率先采取行动，纠集200多人的反动武装，由国民党安仁乡长刘明刚带队于7月12日凌晨冒着倾盆大雨，偷偷包围了唐场三河场肖汝霖家，妄图一举扑灭地下武装。

住在肖汝霖住宅附近的保长牟福廷发觉敌人的行动后，慌忙跑到肖家墙边，焦急地低声喊道:“肖二哥，肖二哥，军队把你们都包围了，你们还不快走!”肖汝霖他们听了牟福廷的报告后，马上做了突围安排。

部分突围队伍撤到付安乡境内时，遭到守卫刘麻子公馆士兵的袭击，武工队的直属一队副队长朱英汉为掩护战友壮烈牺牲。这就是当年轰动川西的唐场“七·一二”事件。

大邑唐场“七·一二”事件发生后，为了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川康特委指示对这次事件进行总结。在新津李秋平家，吕英主持召开了干部会议。会上统一了认识，并决定由肖汝霖、周鼎文带领武工队转移到山区隐蔽、休整，伺机再回坝区活动。吕英等同志们仍留在“老虎”(人称刘文彩为“刘老虎”)窝边发动群众，坚持斗争。

武工队转移到天全县境象鼻子山被敌人包围时，肖汝霖冒险下山联系武工队转移路线，不幸于9月25日被大土匪郭保之抓捕，被刘文彩阴谋杀害。武工队处境艰难，吕英忧心如焚，他冒着被敌抓捕的危险，辗转数百里，通过敌人层层封锁，由武工队员接到山上。

上级党来人了，武工队员们像见到久别的亲娘，个个热泪盈眶，争相述说衷肠。队员们虽然衣服破旧单薄，但个个精神抖擞，吕英环视着这一张张面带菜色但仍不失坚毅的亲切面孔，内心一阵激动，他没说话，只用他那双充满炽热感情的目光传达着他对队员们的关切之情。他为武工队在他上山前全歼郭保之边棚麻子匪部12人的胜利欢欣;也为在战斗中牺牲的两名战友悲痛!他鼓舞队员们，党交给我们分散转移的任务已胜利完成，我们要打回坝区去，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拖住敌人，迎接解放。

川西南武工队—这支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坚持在“老虎”窝边战斗，并逐渐成长壮大起来。在1949年秋收时节的大邑“二五减租”斗争中，发展成数百人的农民武装，威震大邑，迫使地主阶级乖乖减租、退押。后来这支武装和其他地下几支武装合并组成“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在成都战役中配合解放军作战，迎接了解放的春天。可惜，吕英没有看到人民胜利的这一天，不幸于1949年1月中旬的一天，在去成都向川康特委请示汇报工作时被敌人逮捕，同年11月27日英勇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