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式范烈士生平

费县民政局

朱式范同志，十八岁时继承父亲遗志，投笔从戎，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一九四○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开辟费（县）西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在解放战争中，参加了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曾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后任军事博物馆历史馆主任。“文化大革命”中，遭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终年四十七岁。

一

朱式范，费县朱田乡黄汪头村人，一九二○年十二月生。七岁在本村读私塾，八岁转入费城初小，十二岁升入县立职业小学（高小），在农科第二班学习。他秉性笃厚朴实，勤奋好学，寡言少语。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吞并我东北，国家正处于危亡之秋。他回家过春节时，一些爱国人士常在他家与其父议论拯救中华、以雪国耻的大计。他们悲壮激昂的言论，爱国爱民的情操，在朱式范的心灵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返校后，费城学界在我地下党的鼓动下，再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朱式范和同学们一起到街头巷尾去宣传抗日，演出爱国戏剧，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发动群众；还经常与进步同学议论时事，慷慨陈词，并发出了“宁做断头鬼，不当亡国奴”的誓言。

一九三四年，十四岁的朱式范高小毕业后考入济南育英中学。他常在课外阅读一些进步书刊，积极拥护和热情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同时，他对国民党当局对外投降卖国、对内血腥镇压的政策表示愤慨，常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予以驳斥。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军队纷纷南逃，日寇大举南侵，济南很快就受到了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朱式范不得不忍痛离济，返回故乡。他回家乡后，四处串联，我找老同学谈论时事，研究救国良策。不料，同年九月七日，其父朱开芳因参与领导费县暴动，竟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朱式范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掩埋了父亲的遗体。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斩草除根，竟到处抓捕朱式范。朱式范在同学的帮助下，才幸免于难。随之，他潜藏在茅草湾其外祖父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又悄悄回到黄汪头，跟他伯父宋开元一起生活；见情势危急，遂潜往村西，避居在圣山石洞中。这时，朱式范有家不能归，并且随时都有杀身之祸。但是，他并没有怕死后退，相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更加仇恨，他决心继承父亲的遗愿，踏着父亲的血迹前进！不久，他和地下党取得联系，决定去参加抗日救亡斗争。

二

一九三八年二月的一个夜晚，朱式范辗转数村，找到了当时名为“费县朱田地方工作团”的游击队，并担任了该队的宣传员，虽然这支游击队只有几十个人，六、七支土枪，但朱式范却满怀信心，积极宣传，发动群众，为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努力工作。

同年四月，上级派朱式范到沂水岸堤（现属沂南县）抗日军政干校学习。十月份学习结业后，被派往主力部队工作。年底，中共鲁南区党委又调朱式范、王敬明、刘锡振三人到费县西部的朱田、由吾、大泗彦一带拉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这一带是山区，朱式范等都是本地人，有群众基础，地理也熟，有利于开展游击战。然而这一带国民党区乡武装势力也较雄厚，刘黑七匪部又经常到这一带骚扰。在这里建立抗日武装困难是很大的，但是，朱式范等充分利用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四处串联，秘密组织发动。不久，朱式范在本村黄汪头一带，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说服了本地自卫团十三人带枪加入了抗日游击队；其他同志在大泗彦一带也争取了自卫团二十二人枪，这样一来，他们就拉起了一支三十多人枪的游击队。鲁南区党委任命王敬明为指导员，朱式范为队长，刘锡振为副队长。这支游击队在黄汪头一带经过几天的整训，便开始了抗日活动。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游击队到新庄南大炉（今苍山县）一带的抗日根据地接洽，每人领了一套军装。国民党区长滕贯廷得知这一消息后，除了造谣中伤外，还咬牙切齿地勒令游击队员的家属，限期要把人找回家；找不回者，按土匪家属惩办。各村村长按其指令到各户催逼，并胡说这些年轻人不是去干游击队，而是当土匪，是在瞎胡闹。群众既不明真相，又被匪顽折腾怕了，因此，有些游击队员的亲人就纷纷到游击队上去要人。尽管朱式范等负责同志反复解释，但他们都听不进去，非把自己的亲人领走不可。结果有二十多名队员离队，枪也扛回去了，仅剩下了十几个人。朱式范和同志们商量了一番，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决定把现有的队员分成两组隐蔽起来。朱式范带一组，在黄汪头地区潜伏；刘锡振带一组，在大泗彦一带潜伏。他们转入地下，等待时机，对外则说这支游击队已经解散，因而国民党区长滕贯廷自以为得势，就不再追究了。朱式范、刘锡振等秘密四处活动，发动群众，并和上级保持着密切联系。

一九四○年初，苏鲁支队派人和朱式范接上了关系，并帮助他们重新拉起了一支二十多人的游击队。同年二月，朱式范在本区由吾村经尹俊、吴清绿两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费县成立第一届抗日民主政府，下设七个区，朱式范任朱田乡第一任乡长。同年六月，费南、费北分为两个县，朱式范任费南县由吾区区中队长，一九四一年二月接任由吾区长。

三

朱式范年轻有为，精明强干，在开辟费西革命根据地，建立和扩大抗日武装，坚持进步团结、反对倒退分裂的斗争中，表现了他的才能和胆识。如一九三九年日寇侵占费城后，到处安设据点，并四处“扫荡”；国民党军队和土顽武装无心抗战，除了欺压群众，就是对我军制造摩擦。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朱式范首先动员说服自己的伯父、伯母、妹妹和弟弟参加了抗日工作，从而影响和带动了一些群众参加了抗日活动。朱式范还积极地按照党的指示精神，主动地到地主武装和名流士绅那里去，反复地耐心地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他们团结救亡；凡是愿意抗日的，就诚心诚意地联合他们。为了争取国民党由吾乡乡长王善增，朱式范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前往该乡联络。通过一再谈判，王善增终于同意和我游击队共同抗日，并做到双方互不干扰，互相支持协作。他还为我抗日游击队提供了不少情报和物资，并代为购买枪支弹药。后在区乡政权建设中，朱式范坚决地执行了“三三制”；他不仅吸收了左派人士，而且还亲自登门拜访当时那些同情抗日、思想开明的中间派人士，并把他们组织

到民主政权中，充分发挥了他们在抗日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朱式范爱憎分明，对那些既不抗日，又与人民为敌的顽固派，采取“能拉过来则拉，拉不过来就打”的策略。如大岭村伪村长高绪吉、大由吾村伪村长王立英，这两个家伙都是靠国民党区乡长的力量当上村长的，他们敲诈勒索，横行乡里，危害群众，效忠敌人。朱式范多次规劝他们改邪归正，弃暗投明，他们却变本加厉，以怨报德，经常向敌人报告我游击队的活动情况。朱式范难再容忍，遂率领区中队前往逮捕处决了这两个败类。群众拍手称快，都说八路军为他们除了害，同时也震慑了一些欺压群众、破坏抗战的顽固分子。

朱式范在武装斗争中机警灵活，英勇无畏。他打起仗来大胆沉着，指挥若定，而且总是身先士卒，冲杀在前。他任朱田乡乡长时，有一天带着三十多名武装队员住在西崮湾村，敌松山子据点的汉奸队长王贵增获得情报，夜间带领六十多名伪军去包围袭击他们。正在其住宅后向东面高地运动时，朱式范忽然听到外面有脚步声，把耳朵贴在窗子上一听，察觉是敌人，就马上把队员们叫起来，说：“我们被敌人包围了，大家要沉着，一定要又轻又快地随我突围。”就在敌人尚未来到门前的一刹那，朱式范提着枪，第一个冲出屋门，机警地带领大家悄悄地顺着墙根跑去，冲出了包围圈。朱式范又立即指挥大家迅速登上西岭高地，作好了战斗准备。愚蠢的敌人虽然抢占了屋东的高坡，但他们的人摸到房门口时，室内已经空无一人，他们惊得目瞪口呆。稍一清醒，拔腿就跑。我游击队员一阵排枪，打得汉奸们溃不成军，拼命奔逃，窜回据点。此后，朱式范经常带领队员插到敌据点附近，阻击敌人外出骚扰，还多次填平利沟据点的封锁沟，割断松山子据点的电话线。有一次，竟把日伪刚在大岭建起来的炮楼据点一把火烧光。另外，朱式范还经常带领队员到敌人炮楼下喊话，对敌人进行分化瓦解工作。

四

一九四一年五月七日，国民党顽固派在费县由吾地区制造了“马口事件”，用一千多人的兵力偷袭了我由吾区区公所，我数十名同志惨遭杀害。随之，日伪乘机对我由吾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朱式范带着几十名区乡武装队员暂时撤离；先到滕县境内，后又到邹县，和专署暂住在一起。同年七月底，朱式范带领区乡武装跟着老三团又打回费县，坚持开展更艰苦更复杂的抗日斗争。

朱式范率部返回费西后，由吾根据地的群众重新得到了解放，他们把抗日游击队看作根据地的支柱，看作是老百姓的保护者，而朱式范则更加关心群众，处处和群众同甘共苦。他每到村，总是走街串户，同乡亲们拉拉家常，谈谈形势，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他还经常抽出时间带领区中队，帮助群众干农活，搞生产。他对同志们说：“参加生产不只是根据地建设的需要，也是联系群众的好办法。人民的子弟兵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尽量参加劳动，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一九四二年麦收季节，一天下午，区中队来到水莲峪村，雷雨将至，群众都忙着抢麦场。朱式范二话没说，摸起工具就干；区中队员们纷纷跑到场里，帮了这家帮那家。雨水淋透了他们的衣服，全都不在乎，一直把全村所有的麦子全部盖好，压好，才和群众一块进了村。一九四二年冬，下了场大雪，朱式范和文书到马口村去访贫问苦，见李大爷和一个孤儿没棉衣穿，出不了门，就和村里共同商量解决，使老人和孤儿都穿上了棉衣。有次，朱式范在柳树沟访问时，碰上一对夫妻吵架，闹得不可开交，村里的人都很着急。朱式范便耐心地去教育他们要和睦相处，搞好生产，克服困难，和乡亲们一道对付日本鬼子和汉奸，争取胜利，过好日子，终于使这对夫妻重归于好。

朱式范对群众体贴入微，但对自己的生活却从不放在心上。他经常废寝忘食地工作，生活非常艰苦。冬天经常穿不上棉衣，有时弄点乱羊毛，洗洗泥沙套棉衣。他一件褂子穿了二、三年，补了穿，穿了补，补丁一层摞一层晚上脱下来光着膀子洗洗晾晾，早晨再穿上。有时区上领些新衣服，同志们都劝他也换换新，他总是说：“先给同志们换，我这衣服还挺好呢！”由于群众生活很困难，区中队平时吃的是窝窝头、糠饼子、柿子皮加糠的煎饼。有些食物又苦又涩，好些同志伸着脖子咽不下去，朱式范就带头吃，而且吃得那么香甜。他常说：“群众生活那么苦，我们能填饱肚子就算不错了！”有时有点好吃的食物，他总是让病号和其他人吃。总之，朱式范同乡亲们情深如海，和同志们患难与共，大家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克服了种种困难，赢得了个又一个的胜利。

五

一九四二年底，日伪集结一千多人，企图去费西郑城（现属平邑县）偷袭一一五师师部。一天夜间，朱式范带领区中队配合老三团的一个营到朱田东活动，正和敌人相遇，但敌人没发现我军。朱式范和营长商定，先把敌人放过去，同时派一个连迅速绕到敌人前面，守住苏家崮，其余部队利用地理熟的有利条件，打敌人的后尾。战斗打响后，敌人首尾两头挨打，又弄不清我军有多少人，就无目标地乱放枪炮，乱跑乱撞，一直被我军追击到大泗彦附近。一一五师师部听到枪声，早已拉向山头。第二天清晨，日伪军抬着死尸狼狈窜回费城。这次战斗缴获甚众。

一九四三年春，费县日伪军调兵遣将，经常往返于费县、梁邱之间，准备进行“扫荡”。朱式范与县大队长王福堂研究决定在官山东侧公路旁伏击日伪军。一天，接到可靠情报后，他们率领二百多名游击队员，午夜后潜伏在离公路半里远的长润村。拂晓前，又悄悄地进入长涧北岭和石屋东南岭上，王福堂和朱式范分别在两边指挥。一直等到夜里九点多钟，日伪军的尖兵从王家宅子方向出现。接着，敌人的行列像条长蛇向我县、区游击队爬来。队员们满腔怒火，握着枪瞄准敌人。当敌人的队伍过去一半时，王大队长“啪、啪”两枪发出了射击信号。随之，枪声、手榴弹声响成一片，埋伏在公路两侧的游击队员一跃而起，直扑敌群。日伪军遭此突然袭击，乱成一团，向南北两个方向拼命逃窜。我游击队在王、朱的分别率领下分头向敌人追击，大获全胜。此后，敌人很长时间不敢轻举妄动。

同年三月间，蒋介石指令李仙洲部九十二军入鲁。他们不打鬼子，却到处捕捉我军政干部，摧毁我抗日民主政权，祸害人民群众，横行无忌。他们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与伪顽土匪勾结，向我根据地进逼，同年八月，我军首长决定予以伏击，由地方游击队配合主力作战。结果经两次战斗和四昼夜追击，敌军被歼，只剩下七八百名残兵败将狼狈逃窜。朱式范区长在歼灭敌九十二军的战斗中十几个昼夜很少休息，为部队筹集粮食，组织担架支援前线，还曾带领区中队在刘峪和郑城狙击过刘黑七匪帮，胜利完成了任务。

一九四四年三月，朱式范晋升为费县县大队长，兼一中队队长。他率部拔掉了费城外围的一些伪军据点，还经常在夜间率领游击队直抵城下喊话，进行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使其不敢轻易出城骚乱，从而保证了我根据地群众的安全生产。

六

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年底，朱式范被分配到枣庄任陶庄区委书记，兼工人支队五大队政治指导员。一九四六年初，他率领五大队配合主力部队击退了伪顽妄图夺取我胜利果实的疯狂进攻。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重点进攻我山东解放区，朱式范从地方转入主力部队一○三师三○七团，先后任团组织股长、师组织科长。据当时的三○七团团长王福堂同志（现任军长）回忆说：“三○七团从淮海战役到渡江作战，打了很多硬仗，每次战斗都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这和朱式范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分不开的。哪里困难、哪里危险，他就到哪里去，从不把个人安危、得失放在心上。”尤其在解放江浦县（南京的门户）时，国民党派有重兵把守，三○七团为主攻团，经一夜的激烈争夺，终于在拂晓前攻下了县城，当时，部队必须急驰南京，但因全团伤亡较多，就把安排伤员和殉难者的事宜交给了朱式范处理。他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克服了重重困难，对每一位伤员和烈士，都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安排得很周到。同时，他还留下了很多有关的记录，为后来江浦县树立战斗纪念碑提供了可贵的资料，使殉难的烈士名垂千古。

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南京解放，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覆灭。五、六月间，朱式范随三十五军一○三师投入了刺匪战斗。自一九五○年春季以来，他先后兼任浙江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民运科、组织科科长职务。一九五一年九月，调入华东军区政治部干部党校教员训练班学习两个月。后又调回浙江军区衢州军分区政治部，先后任组织科和工作科科长，为新区开发和建设做了很多工作。一九五三年，浙江军区任命朱式范代理衢州军分区政委，后又兼任衢州军用机场修建委员会政治处主任，参与领导了机场修建工程。由于他一贯工作积极，完成任务好，得到浙江军区的好评。

一九五四年，朱式范奉命进入首都北京，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助理员。他平时工作认真负责，写调查报告，总是反复核实，反复推敲。一九六五年，他被调任军事博物馆历史馆主任。他虽然职位高了（行政十二级，上校军衔），环境变了，但始终把自己摆在人民公仆的地位，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热爱劳动的好传统和好作风。他做思想工作深入细致，不厌其烦，经常和同志们促膝谈心。凡是和他接触过的同志，都觉得他待人诚恳、和蔼可亲。因此，大家思想上有想不通的问题，都愿找他谈谈，取得帮助。有一次，山东有位烈属张大爷，怀着满肚子意见进京，到总政上访。由于他在地方上多次信访，问题不得解决，打谱这次进京如再解决不好，就不回山东。正巧朱式范接待了张大爷，推心置腹地和他谈了一天两夜，终于使张大爷的思想豁然开朗，愉快地表示马上回家搞好生产。临行前他说：“这次进京，好像又见到了牺牲的儿子。”他要到朱式范家里认识一下，朱式范全家人热情地接待了他，还特地为他办了可口的菜肴，全家人高高兴兴地陪他吃了一顿“团圆饭”。此后，找朱式范解决问题的人越来越多，就连他回家吃饭的时间，也时常有人去找，他总是认真接待，热情交谈，从不嫌麻烦。

朱式范在京多年，一直坚持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机关助农麦收，他都积极参加，甚至在他查出肝炎病之后，还报名参加中央机关组织的义务劳动。因其成绩显著，受到中央的嘉奖。

朱式范对其亲属子女要求很严，不允许他们有优越感。国家的保密文件，他绝不带回家去看，有时领导同志找他研究问题，他不许家属子女听。平时，他很关心子女的学习成绩和品德修养，教育孩子诚实、俭朴、勤劳。家里有保姆，但他要求子女自己动手洗刷碗筷，洗衣服，打扫环境卫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他对保姆大娘视如家人，非常体贴。

朱式范的肝病不断加重，在医院治疗效果不佳。其爱人卫毅从乡下觅得验方，疗效较好，但药价较贵。有些同志劝他去报销药费，他却说：“国家经济不宽裕，还是自己付款为好。”朱式范家中家具不多，摆设简单，但他买的书籍却很多，还写下了几十本读书笔记。

七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一九六七年春，朱式范被打成了“反革命黑帮”。他对爱人卫毅说：“这完全是颠倒了是非，这样搞使亲者痛仇者快！有损党的尊严和威望。”“我们要誓死捍卫党，要冒杀头危险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卫毅担心这样做可能招致祸患，甚至会使孩子们受到株连。但朱式范表示：“就是全家抄斩，也在所不惜。”他自己口述，由卫毅代笔，指出打倒一切，残酷武斗，会伤害好人。建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待，应该实事求是……这封信发出后，果然遭到了更加残酷的迫害。他被“造反派”扭到私设的公堂上，进行批斗殴打，身受摧残。这时，他的病情已经恶化，危在旦夕。医生几次建议他住院医治，但他坚持不在运动的风头上去住院。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三日清早，朱式范又被一伙人揪斗。十四日中午十二点左右，有人打电话叫卫毅赶快回家。她赶回家一看，朱式范已经断绝了气息，一伙人还给他加上了一个“畏罪自杀”的罪名。就这样，革命三十年如一日，热爱党、热爱人民坚持真理，光明磊落的朱式范同志，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了！

“四人帮”被打倒后，党中央为千百万受害者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复同意军事博物馆关于为朱式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报告。军事博物馆于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为朱式范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朱式范为革命烈士，葬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广大干部群众为之欣慰。

朱式范烈士精神永生！

尉景平烈士生平

禹城县民政局

尉景平是七七事变前夕禹城县第一小学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自抗战初期起历任中共鲁西北特委组织部长、鲁西区党委四地委组织部长等职。他对禹城乃至鲁西北党组织的发展，对抗日武装力量的组织和发动，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

尉景平，原名尉广臣，曾用名董尉平，一九一五年出生在禹城小尉庄一个农民家庭里。父母正直善良，他弟兄三人，尉景平为长。由于家庭人多地少，日子过得不富裕。

尉景平五六岁时，就长期住在安仁村外祖母家里，先跟外祖父识字读书，后在禹城第四小学学习。由于外祖父要求严格，尉景平学习勤奋，进步较快。

一九二九年，尉景平高小毕业后，考入泰安三中。这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各派军阀依靠帝国主义扶持，独霸一方，盘剥人民，帝国主义列强对我虎视眈眈，祖国命运危在旦夕。然而，广大爱国志士在全国各地点燃起星星之火，泰安三中也不例外，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合法活动，广泛地团结爱国青年，积极地向学生们推荐进步书刊，宣传团结救国，反对内战，形成了一股谈国事、评时政的热潮。

尉景平通过耳闻目睹，大大地开阔了眼界。在进步思潮的影响下，他抛弃了为光宗耀祖而读书的狭隘想法，树立了为挽救国家危亡甘洒热血的思想。

当时，泰安三中的校长田某，一心维护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极力限制进步思想的发展。因此，进步师生们成立了“驱田司令部”，打算把田赶走，换个进步人士主持学校。尉景平年龄较小，年级又低，但他积极参加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活动，受到了锻炼。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侵占了东北，华北告急，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但是，蒋介石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对日寇退让妥协，对革命人民却大肆镇压。因之，激起了全国爱国青年学生的义愤。泰安各学校也纷纷组织了请愿团，前往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团结共产党，共同对外。尉景平被选为代表，参加了三中地下党组织的赴南京救亡请愿团。不料，救亡请愿团乘坐的火车刚开出一站，突然接到电报，说国民政府不顾国家安危，竟对徒手请愿的学生进行武装镇压，请愿团体暂勿前往。泰安三中请愿团不得不返回学校。尉景平怒不可遏，他怀着一腔热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径，进行口诛笔伐，宣传抗日救国是中国唯一的出路。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和考验，尉景平同志于同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二年，尉景平在泰安三中毕业后，考入济南高中读书。一九三三年七月，中共山东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投敌叛变，山东党组织又遭到了严重破坏。然而，这并没有吓倒坚强的共产党人。他们利用“救国会”、“同乡会”、“学生自治会”等合法组织，宣传团结抗日，推荐进步书刊，传播马列主义，尽力扩大党的影响，尉景平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党组织发现尉景平思想坚定，学习好，有能力，遂决定安排他高中毕业后到苏联去学习深造。后因其家庭经济困难和其他原因，终未去成。

二

一九三五年，尉景平高中毕业后回到本县，在禹城第一小学任教。他利用教师的合法身份，继续进行党的工作。

尉景平在教学过程中，经常结合课本，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本质和国内统治阶级的腐朽无能，通俗地讲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归宿，指出共产主义必然实现，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和斗争精神，启发他们认识现实提高觉悟，自觉走上革命道路。

同时，他还随时注意发现富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教师与其他班的学生，并在课余饭后，经常找他们谈心，谈时事，论形势，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他还在进步青年中，积极发展党员，壮大了党的力量。

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尉景平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将他培养成熟的青年学生，召集到进步教师滕玉亭的家里，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其成员有秦世贤、曲其明、刘铮、谭锡三等十几人。后来因在滕家开会引起了敌人的注意，遂转移到曲庄滕老师的岳父家活动，这时队员已发展到四十多人，接着，又转移到高唐境内。

同年，马馥塘同志到禹城一小担任教导主任。经省委介绍，尉景平与他接上关系。他俩共同组织“读书会”、“学生自治会”，开展革命活动。他俩还经常以下棋为名，在一起研究工作。马馥塘是位老党员，对尉景平经常进行帮助。

尉景平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决定组织进步力量，打击反动校长王云台的嚣张气焰。王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爪牙，依靠权势疯狂地压制进步力量。一次，他在周末会上竟说：“学生只可头读书，不得搞任何政治活动，否则予以制裁。”他随身带着手枪，气势汹汹地威胁进步学生。尉景平遂抓住王云台与女教师舒兰香的暧昧关系这件事，秘密组织学生，在城门上、大街上和许多显眼的地方，用彩色粉笔写上短文或标语，揭露王云台的丑事。这一来，搞得王云台狼狈不堪。

王云台对此怀恨在心，蓄谋报复，他一次就开除了十几名进步学生。尉景平遂决定再次打击王云台。他一方面组织在校的进步学生满城张贴小字报，揭露王云台的罪恶行径，另一方面写信给已经毕业离校的谭锡三，让他联络老乡，以“禹城旅外联合会”的名义，上书县教育局和省教育厅，控告王云台，要求收回被开除的学生；并嘱咐谭锡三，去请被王云台挤走的前任校长王辑堂予以帮助，求他代写控告书。此外，尉景平还暗中联系禹城师范的进步力量，让他们起来响应。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终于取得了除名学生可以就地入学的胜利。这次斗争，打击了王云台的嚣张气焰，显示了团结斗争的力量。尉景平的言行，早已引起了王云台的不满。王对这一次的失败更加忌恨，遂千方百计排挤和打击尉景平。“西安事变”后，王云台对尉景平的排斥越来越猖狂。尉景平为了更好地开展革命工作，于一九三七年初离开禹城一小。

三

七七事变后，在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下，中共禹城第一届县委会在连五高庄成立，马凤元任书记，尉景平任组织委员。县委按照上级指示精神，积极建立抗日武装和搞好统战工作。

为了实现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方针，尉景平不避艰险，曾只身去说服杂团头子李连祥、周济三、李惠民，请他们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团结抗战。经过他和马凤元、于曼青等同志的努力，在李惠民团部设立了政训处，并派党员杨瑞亭、王克寇、于曼青等同志去开展工作。

为了建立自己的抗日武装，尉景平与王克寇等同志经再三研究筹划，终于成立了鲁西北抗日游击第四大队。后来，大队长金谷兰率队在高唐活动时，不幸被地主武装冲垮。一九三八年春，尉景平调鲁西北特委任组织部长。同年夏，于曼青、王克寇等同志经过一番努力，建立了八路军一二九师独立旅武装工作团。这是禹城第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武装，党组织研究决定，收缴地方顽军杨敬斋的枪支。杨部驻高唐三区，我们对其地形、实力等不了解，难于动手。尉景平遂说服同学唐同环（高唐中学校长与杨素有往来）去做杨的工作。结果收缴了杨部的一百多支枪，装备了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和地方武装。

同年秋后，在尉景平到北方局党校学习结业归来时，中共鲁西区党委为了便于领导，将该区划为五个地委，尉景平调任四地委组织部长，负责运河以东禹城、高唐、恩县、夏津、武城、平原等几个县的组织工作。据当年的鲁西北特委书记张承先（现在教育部任职）回忆说：“尉景平个子不很高，红黑面膛，总是表现出一种沉着坚定的神态。他任特委组织部长时，工作积极。那时，鲁西北各县，敌、伪、顽、土匪、道会门等各种反动势力，都在那一带活动。要在那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发展党的组织，的确得冒着生命危险去干。尉景平不怕艰险，在那里积极工作，为人民建立了功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姜虎文（现在北京科学遥感所工作）回忆当年的情况时说：尉景平布置他第一步先建立民先队，第二步组织县委会，并在夜里经常亲自去给他送传单，让他再分发各区，统一时间张贴。尉景平日夜奔波，不知疲劳，不避险恶的革命精神，真叫人钦敬。还有人说尉景平是抗战初期鲁西北党组织的一名开拓者，这也不过分。

尉景平任鲁西四地委组织部长时，形势已很紧张，地委机关没有固定驻地，经常随着地委直属部队——挺进大队转移。在恶劣的环境中，他照常抽调党员、干部开办随军训练班，并亲自讲课。他还经常起草文件，撰写宣传文章，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号召团结抗日，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从而鼓舞了人们的斗志。

一九四○年六月十二日，地委机关跟随挺进大队驻在张肖庄。挺进大队虽然有二百多人，但战斗力较弱，除地委机关全体人员外，另有五十多人的党训班以及来地委汇报工作的各县干部。不料，这一情况被茌平的敌人侦知，半夜出动了三百名鬼子，悄悄地包围了村庄。于是我军只得各自为战，往外突围。尉景平带领警卫员杀开一条血路，冲出村外。这时，天已渐亮，敌人的机枪猛烈地向他俩射击；他俩只好就近隐蔽在一小片红柳条灌木丛中，待机转移。然而，灌木丛四周一片平坦，没有任何掩护物，再也无法活动。天大亮后，敌寇从四面向灌木丛围来，进行搜索。尉景平和警卫员顽强抗击，打得敌人不敢靠近。后来，子弹打光了，尉景平和警卫员壮烈牺牲。尉景平时年仅二十五岁。

尉景平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然而是战斗、光荣的一生。他舍生忘死地为党为人民做了很多工作，最后以身殉国。他那顽强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思想品质，永远鼓舞着人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