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传略

沈阳第二炮校政研室

山东省烈士事迹编辑办公室

一

朱瑞，又名敦仲，江苏省宿迁县人，一九〇五年出生于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门第。父亲行医，母亲操持家务。兄弟姊妹六人，他排行第五。一九一三年入私塾读书，十岁转入邻村私立小学。学校中有一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姓孙的教师，讲过“不少有关革命党的消息”使他“每觉新奇”。①他十二岁入县立高小，除认真学习功课外，还读了许多小说、童话和故事，特别喜爱《说岳》、《水浒》、《七侠五义》等古典小说。他钦佩岳飞的爱国精神，羨慕梁山英雄好汉的造反义举，崇敬侠客义士打富济贫、除暴安良的可贵品质。他很关心时事，爱读报纸。他“当时已知道所谓欧战，并第一次听到关于劳农俄国……李宁（即列宁）等革命说法”，①因而心情非常兴奋，对列宁深为敬佩。一九一九年六月，伟大的五四运动的洪流波及了朱瑞的故乡。他“以一个激烈的、突出的、狂热的爱国主义者，第一次参加了学校及城镇的反日政治斗争”②，和同学们一起组织了抵制日货检查队，到各商号搜查日货。两年的高小生活，是他观察社会的第一个窗口，对其革命思想的形成，起过重要的作用。后来，他在回忆高小时代的思想变化时曾说：“男女不平等，社会分等级，国家积弱如斯，世界上蛮不讲理。自己忧愁愤恨，思想上产生了爱平等，爱弱者，爱穷人，爱国家的萌芽，唯独不爱所谓世界，感到世界是欺负中国的。”③

①朱瑞：《自传》。

一九二○年秋，朱瑞免试进入徐州美国教会办的培心中学读书。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徐州地区有地下党员吴亚鲁在进行革命活动。④在吴的影响下，他开始阅读革命书刊，如《向导》、《新青年》、《社会科学讲义》、《孙文主义浅说》等，从而懂得了一些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新知识。⑤一九二二年六月，因不满校方对学生灌输宗教迷信思想和毒打学生，朱瑞发动本班同学罢课，风潮很快波及全校。校方害怕事态扩大，遂宣布提前放假，并开除了朱瑞等六十名罢课学生。

①②③⑤朱瑞：《自传》。

④见《蚌埠古今》。

这年秋天，得同学之助，朱瑞转到南京私立钟英中学上高中。在这里，他有计划地阅读进步书刊，自觉地与进步同学结交，经常利用作文和演讲的机会抨击时政，斥责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一九二四年六月，学校举行毕业典礼，朱瑞代表毕业生致词。他竟在当时统治南京的直系军阀齐燮元的代表面前批评时政，同情灾民，表现了他的正义立场。许多同学都赞佩他富有反抗精神。

高中毕业后，朱瑞到上海考取了国立广东大学。在上海复习考试期间，经当时在上海大学的原徐州同学马汝良的介绍，加入了CY（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国民党。马还告诉他，到广州后，可找罗章龙接转组织关系（后未找到罗，和组织失去了联系）。

一九二四年秋，朱瑞进入了广东大学。当时的广州是全国革命中心，到处充满着热烈的革命气氛，唯独广东大学在校长、国民党右派邹鲁的控制下，死气沉沉，“学校组织松懈，既无新事物，亦无新思想”，朱瑞大为失望，遂“尽自己所有，搜求进步书籍，自行研读”。①经过一年的学习钻研，认识上产生了新的飞跃，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随着思想认识的提高，行动上也更加靠拢革命组织，参加了学校的进步学生组织——新学生社，并被选为新学生社的主要负责人。以后，在我党、团组织的领导下，他积极投入了反对以邹鲁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得到了中共粤区学委负责同志的好评，称赞他是斗争中的中坚分子。

一九二五年冬，莫斯科中山大学到广州招生。朱瑞早就对十月革命的故乡充满了向往，听到这个好消息后，立即前去报考，终于如愿以偿。在中共粤区学委的推荐下，经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批准，他以左派青年的名义第一批获准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十二月四日，朱瑞怀着兴奋的心情，乘船离开广州至海参崴，又转乘火车，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农历正月十二）抵达莫斯科，开始了留学生的生涯。②

①朱瑞：《自传》。

②《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五卷：《朱瑞》。

二

朱瑞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六日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在党组织的教育和党员同志们的帮助下，他很快树立了“坚定地走向共产主义”的思想。同年三月，由丁祝华等同志介绍，他加入了苏联少共（即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他在记述这件事时写道：“这是我一生的共产主义奋斗生活之始……其实际意义是我已具体、明确地确定了人生奋斗的方向。”①

①朱瑞：《自传》。

朱瑞在中山大学学习了一年半，于一九二七年夏天毕业。这时，由于国内大革命的失败，回国产生了困难，同时党领导武装斗争又急需军事干部，他便遵照党组织的决定，于同年秋进入了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军官学校学习。

他对炮兵很感兴趣，又刻苦用功，因而学习成绩突出，成为炮校中国留学生中的高才生。不久，便被提升为班长、副排长，后来又任中国连的司务长，主持全连行政管理工作。他对于全连的公务总是辛辛苦苦，想方设法把事情办好，大家称他为“我们的指挥员”。②

②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访问师哲记录

一九二八年春，朱瑞被选为炮校苏联少共委员会委员，同年六、七月间，经联共党员米夫（中大校长）、阿哥尔（中大教员）、波古烈也夫（中大职员）、求古诺夫（中国同志）、瓦悉烈夫（炮校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和炮校党委书记六人介绍，朱瑞加入了苏联共产党。③

③《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五卷：《朱瑞》。

朱瑞在炮校学习期间，还积极地参加了反托派的斗争。通过反托派斗争，使他“不仅明确党外有斗争，而且认识了党内斗争”。④

④朱瑞：《自传》。

一九二九年七月毕业考试时，朱瑞的笔试和实弹射击成绩均名列第一，受到学校领导的嘉奖。⑤毕业后，由于国内斗争的需要，他即奉命回国。

⑤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访问师哲记录。

同年九月十八日，朱瑞离开莫斯科动身回国，经过三个多月的旅途劳累，于次年一月才到达上海。当时上海党组织因遭到严重破坏而被迫转入地下，致使他在较长时间内未能接上组织关系。三月的一天，他在静安路偶遇邓颖超，在邓的帮助下，才同中央组织部接上了关系。不久，他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参谋科当参谋，负责收集情报、绘制地图等工作。

一九三〇年五月，朱瑞参加了李立三亲自主持的红军代表大会，任大会秘书兼记录。

红军代表大会结束后，朱瑞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传达代表大会精神，整编当地红军，督促红军进攻武汉。他在鄂豫皖苏区停留了三个月，于九月底回到上海。

这时，党中央在瞿秋白、周恩来等主持下，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全会指出了李立三的错误；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决定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性工作，从而在中央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统治。但由于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影响，武汉中共长江局军委遭到敌人破坏，军委书记关向应到上海要求中央派人支援。本来，朱瑞才回国半年多，地下斗争的经验还不丰富，中央在考虑人选时，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但他不避艰险，主动要求前去工作。关向应对他这种知难而进的精神倍加赞许。十月底，朱瑞来到武汉，任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协助关向应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

这时，由于叛徒的出卖，武汉的形势更加严重，破坏屡屡，牺牲接踵。党中央有鉴于此，于十二月中旬做出了将武汉长江局工作人员全部撤出，只留外交科、军委交通科与交通站的决定，并指示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等尽快离开武汉返回上海。但他们因工作紧张，一时脱不了身。十二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等长江局领导同志正在开会，敌人在叛徒的带领下，向长江局驻地奔袭而来。大家闻讯，急速从后门撤走，幸免于难。在这种情况下，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等只好立即撤离武汉。他们临走前，把长江局军委办事处和武汉市委的工作都交给朱瑞负责。

敌人自从破坏了长江局机关后，气焰更加嚣张，武汉的形势更加险恶。面对这一严重情况，朱瑞沉着地安排了军委所属系统联系的秘密党员和统战对象分批转移，使他们安全脱离了险境。①为了防止意外，他经常改换住处，始终坚守战斗岗位。关向应考虑到武汉白色恐怖严重，工作一时难于开展，为保存党的干部，决定调朱瑞回上海。朱瑞接到指示后，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回到了上海。

①一九八二年九月二日访问刘立轻记录。

回上海后，中央分配他到军委兵运科与李大群、张存实等一起主持士兵暴动训练班，负责培训做白军策反工作的军事干部。当时，中央军委为了加强对江西国民党二十六路军的兵运工作，调回了在河南开封作兵运工作的王超、袁血卒、李肃三人到上海接受任务。朱瑞化装为大学教授，大摇大摆地走进中华旅馆二楼，同王、袁、李坐在一张方桌四周，以打麻将为掩护，详细地传达了中央关于争取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的指示，分析了二十六路军的情况，交代了战胜困难的办法，并回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以很大鼓舞。王、袁、李一行到达宁都以后，朱瑞还曾及时指出，要深入到下层士兵中去发动群众，并在时机成熟时成立特别支部，统一领导全军暴动。由于各方面工作组织得周密、得当，为宁都兵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震动全国的宁都暴动终于成功。这是党的兵运工作结出的硕果，其中也有朱瑞的一份劳绩。

朱瑞在兵暴训练班工作了十个月，先后经他派往国民党军队和兵工厂去做兵运工作的同志达六、七十人之多。这期间，他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同国民党部队将领孙蔚如、孙殿英等驻上海的代表联络，对他们进行统战工作有时也到基层，协助区委开展工作。后来，党中央为了一批无法在上海立足的同志的安全，决定将他们撤退到江西中央苏区。朱瑞也奉命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离开了上海。

朱瑞从苏联回国后，在白区工作了两年。他的工作“是努力的，有成绩的”，也使他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三

一九三二年一月八日，朱瑞来到仰慕已久的江西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二科（侦察）兼三科（交通）科长，旋调五军团训练班任队政治委员。不久，又被调任红军学校教员兼红校党总支宣传委员。一九三二年五月，朱瑞被任命为中央红军第五军团红十五军政委，左权任军长。

朱瑞任红十五军政委后，即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同左权带领部队深入到天宝、南靖一带的广大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并在斗争中扩大了红军力量。六月，朱瑞调任红三军政治委员。不久，参加了彭德怀组织指挥的水口战役，击溃了广东军阀陈济棠的二十个团，迫使敌人龟缩在大庾、南雄等地，不敢再轻举妄动，使中央根据地南线的局势得到基本稳定。

八月十五日，朱瑞和军长徐彦刚率领红三军与红四军联合攻打乐安县城，红三军攻打东门，红四军攻打南门。敌人凭险固守，激战数时未克。次日清晨，红军再次发起强攻，敌人在飞机的支援下，不断组织反击。当战斗正在胶着状态时，朱瑞亲临前沿阵地，观察敌情，鼓舞士气，指挥战斗，并组织突击队冲锋，与敌人展开了肉搏，终于突破层层防线，攻进北门。在红四军的密切配合作战下，守敌全军覆没，俘虏敌旅、团长以下三千多人。

攻占乐安后，朱瑞又和军长率师直扑宜黄。国民党二十七师弃城逃跑，红三军乘胜追击，在通往抚州的龙骨渡又重创逃敌，俘敌一千六、七百人。这一仗由于指挥得当，不仅缴获多，而且伤亡少，红三军仅牺牲六人，伤十四人。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朱瑞调任红五军团政治委员，军团长是董振堂。一九三三年一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朱瑞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一九三三年二、三月间，蒋介石调集了五十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分兵三路，企图合击我南丰、广昌一线的红军主力。周恩来、朱德洞察敌人的战略意图，立即将围攻南丰的三、五军团撤出，埋伏在乐安到宜黄路上的黄陂一带大山中，只以地方武装与敌周旋，迷惑敌人。在这次战役中，朱瑞与董振堂、罗炳辉、陈毅等一起，负责指挥由红五军团、红十二军、红二十二军和独立师组成的右翼部队；五军团是右翼部队的主力，担负消灭敌五十九师的任务。二月二十七日，当敌第五军的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从乐安出发路过黄陂时，我军突然发起攻击，一场歼灭蒋介石的两个嫡系师的大战打响了。朱珊和董振堂、罗炳辉等亲临第一线，指挥部队包围了进入伏击圈的敌人。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全歼敌五十九师，活捉敌师长陈时骤。在兄弟部队的围攻下，敌五十二师也遭到了全军覆没，敌师长李明也被活捉，只因重伤，被俘后毙命。

三月二十一日，我三军团、五军团、二十一军、二十二军在彭德怀、聂荣臻指挥下，将进犯草台岗地区的、被称为蒋介石的“冠军”部队第十一师迅速包围。朱瑞、董振堂亲自指挥五军团发起猛攻，经一天激战，全歼敌第十一师，敌师长肖乾负伤后逃逸。

红军两仗，歼敌三个师，俘敌万余人，缴枪万余支，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失败后，在给陈诚的“手谕”中不得不承认：“此役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沉痛。”

我红军在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之后，为扩大中央苏区，朱瑞和董振堂奉命率五军团东下福建，攻打建昌，以扩大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又纠集了一百万兵力，向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其中五十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朱瑞和董振堂奉命率五军团从福建建昌地区回师江西，在黎川东北的洵口，协同红三军团歼敌一个旅，并击溃前来增援的敌三十六旅，取得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初步胜利。但是，以王明、博古为首的临时党中央，极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他们不是诱敌深入，而是提出了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在黎川失守后，命令三军团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硝石，一仗未成，又令五军团进攻黎川东南的资溪桥，再次失利。结果，丧失了有利时机，致使红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一九三四年春、夏间，五军团奉命退守建宁。建宁当时被称为苏区的南大门。蒋介石调其嫡系精锐部队陈诚进攻建宁，后又加进了汤恩伯的部队，敌人采用堡垒政策，步步为营，向红军根据地推进。这时，党中央“左”倾机会主义者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大打阵地战，同敌人拼消耗，致使红军进一步处于被动挨打地位。五军团虽然进行了近半年的英勇作战，也始终未能阻止敌人向前推进。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朱瑞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既抓全盘政治工作，又主动协助军团长指挥作战，深得干部、战士的信任和爱戴，被誉为“文武兼备”的指挥员。

一九三四年八月，根据朱瑞本人的请求，中央调他到一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九月，他参加了兴国保卫战。随着兴国保卫战的失利，他随中央红军被迫于十月十四日撤出中央根据地，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长征途中的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朱瑞对此十分振奋。

遵义会议以后，摆在红军面前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摆脱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为了改变“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一月底，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自遵义北上，渡赤水河，准备从四川的泸州、宜宾之间渡江北上。红军的这一行动，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四川军阀刘湘，害怕中央红军入川，赶忙在川黔边界布置重兵，严密封锁长江，全力防堵红军渡江。同时，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的两个纵队，湖南、云南、贵州各省的军阀部队也一齐向红军准备渡江的地方开来。毛泽东看到敌人大军奔集，决定放弃渡江北上的计划，挥戈东向，于二月中旬再渡赤水河，重占娄山关和遵义，消灭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两个师。接着，又在遵义西南，击溃了周浑元、吴奇伟纵队三个师二十个团的进攻。这两次共消灭敌人七千多，缴获枪支四千多支。三月九日上午，党中央在遵义中学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首先由朱瑞作遵义战斗的总结报告。他指出，这次遵义战斗，是长征以来红军打的第一个大胜仗，扭转了红军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实践证明了毛泽东领导的正确。①

①《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五卷：《朱瑞》。

随后，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翻过大雪山，于六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党中央确定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便推进和领导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然而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却与党中央分庭抗礼，主张向川康边退却，并大搞分裂活动。朱瑞始终站在党中央的正确立场上，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积极协助聂荣臻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曾多次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集中力量向北进攻，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只有北上，红军才能得到发展，推动抗日高潮的到来。”

八月下旬，中央红军到达巴西地区。这时，张国焘率部到达阿坝一带，他又重弹“西进”、“南下”老调，顽固地对抗党中央的北上方针，甚至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并企图危害党中央。在这危难之际，中央政治局于九月上旬采取了果断措施，率红一、三军团及军委纵队，迅速脱离险区，向北挺进。朱瑞动员红一军团全体指战员团结一心，保护了党中央，以实际行动粉碎了张国的阴谋。

九月十七日，红一军团二师先锋团行进到天险腊子口。敌人凭险固守，给红军前进造成了很大困难。为了尽快攻下腊子口，朱瑞亲自赶到前沿观察地形，同四团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一起研究进攻路线，发动群众献计献策，组织部队从右岸的悬崖绝壁攀登上去，绕到敌人的左侧后发起了突然攻击。敌军在我猝然打击下，以为神兵天降，狼狈溃逃。我军很快攻下了天险腊子口。为中央红军长征扫清了最后障碍。

同年十月，中央红军完成了伟大的长征，与陕北红军在吴起镇胜利会师。红军会师后，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立即组织了五个师的兵力，企图乘我立足未稳，向我大举进攻。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在直罗镇给来犯之敌以歼灭性打击。十一月十三日，朱瑞向红一军团直属队作了战前动员。他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和力量对比，指出这是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后的第一仗，要求大家鼓足勇气，发扬红军猛打猛冲的作风，打一个漂亮仗。在从驻地向柳青岸行军途中，朱瑞仍不断鼓舞指战员的战斗士气。十一日，红军突然由两侧山头向刚刚进入直罗镇的东北军一〇九师发起了猛烈进攻。激战不到两个小时，红军就占领了敌人的师部所在地直罗镇。敌师长牛元峰率领一个多营残部逃到镇东头的小寨里，负隅顽抗。晚上，牛见待援无望，率残部突围向西逃跑，被红军最后消灭在镇西南的一个山上，牛元峰也被活捉了。这一仗，红军获得了全胜，红一军团直属队就俘虏了五、六百敌人。直罗镇战役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进攻。

一九三六年元旦，朱瑞在《战士报》上发表文章，题目是《艰苦的一年，伟大的一年》，热情地歌颂了中央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和辉煌战绩，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的伟大胜利。他在文章中说：我们战胜了困难，也战胜了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我们以一双脚，一支枪，百战百胜的身躯，完成了人类空前伟大、艰苦、神圣的长征！①

①见《长征日记》。

同年二月，朱瑞随同红一军团东征山西。五月，红一军团凯旋后，与红十五军团编为西征军，由彭德怀统一指挥，分左右两路西进，一面扩大抗日根据地，同时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出草地。六月上旬，红一军团进驻固原、海原和同心城一带。为了顺利打开西征的通道和作好团结东北军官兵参加到抗日行列中来的工作，朱瑞遵照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指示，同邓小平一起，带领四师到七营川地区同东北军何柱国部进行了谈判，签订了中国工农红军与东北骑兵六师停战协定，从而保证了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要求党中央从中央红军中派得力干部前去加强部队建设和政治工作。党中央同意贺龙的要求，任命朱瑞为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他在红二方面军工作了半年，对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基层党支部的建设以及促进内部团结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得到了贺龙、关向应等领导人的好评。

四

一九三七年七月卢沟桥事变后，中央任命朱瑞为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他于七月下旬到达太原就任。九月初，周恩来派他到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程潜部）政训处工作。十月，程潜所部撤退到新乡，朱瑞趁机脱离政训处，接受了豫北师管区主任张轸的聘请，任豫北游击训练班教官。他在训练班担任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术”两门课程的讲授。他利用这一合法讲台，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培养抗日干部。第一批二、三百名学员，经过三个月的训练，除最顽固的七、八个人以外，其余都加入了民先队，其中一些人还参加了共产党，留在豫北地区坚持敌后抗日斗争。

不久，朱瑞又被程潜委任为第十八集团军驻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联络处长。他利用这个合法身份，主动同一些国民党将领联络，商谈抗日大计，劝说他们就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邀集社会人士举行座谈；向流亡在新乡的青年学生发表演说。他的这些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仇视，甚至写匿名信进行恐吓威胁，朱瑞义正词严地予以公开揭露，使敌人在人民群众中陷于孤立。

这期间，朱瑞还通过内部关系，同直南、豫北两个委取得联系，指导他们进行党的恢复、整顿工作，并直接领导他们进行抗日斗争。

国民党军队撤过黄河时，程潜和张轸都要朱瑞和他们一块走。朱瑞借口要处理善后工作，留在原地，继续以联络处长的名义进行抗日活动。在当地社会人士的资助下，他以豫北师管区训练班培训的学员为骨干，办起了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华干”校址开始设在河南辉县，后来迁到山西晋城，晋城沦陷后又迁到阳城。它招收晋东南、豫北、直南一带流亡学生和进步青年，对他们进行抗日的政治、军事教育和训练。一共办了五期，培养了两千多名青年干部。这些青年在抗战期间，大都成为太行山区和平原区的骨干。

一九三八年春，朱瑞参加了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驻太行山区）召开的将领会议。会后，被派到陵川、晋城一带协助一二九师发展部队，两个月后回太行山区，指导该区党委的工作。八月，朱瑞调任北方局组织部长。九月，朱瑞又奉命去河北，在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处任“集总”代表，负责处理八路军与河北国民党省政府之间的关系，同时负责指导冀南我党和地方上的一些工作。

五

党中央为了加强对山东工作的领导，发展山东抗战力量，于一九三九年三月派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和政委罗荣桓率师部和三四三旅六八六团两千余人开进山东。五月，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决定在山东地区建立八路军第一纵队，任命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委，统一指挥在山东的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徐向前和朱瑞于六月到达山东鲁中山区，于八月一日正式建成第一纵队。八月九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了山东分局七月三十一日关于建立山东军政委员会的报告，任命朱瑞、徐向前、郭洪涛、罗荣桓、陈光、黎玉为山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任命朱瑞为书记；并指示：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山东地区党政军民工作。十月，朱瑞任山东分局书记。

此时，山东形势非常紧张，日寇已侵占了山东大部分县城，并继续增兵，加强在山东的军事力量，同时开始对我初步建立起来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军事“扫荡”。国民党为了夺取山东，也调整了部署，于一九三九年初调东北军于学忠部入鲁，建立了苏鲁战区，任命于学忠为战区总司令，沈鸿烈为副总司令。五月，又调东北军五十一军和五十七军入鲁，抢占了我沂、鲁山区和莒县、日照、临沂、费县等重要地区。以沈鸿烈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还不断制造摩擦，千方百计限制我党我军的发展。这样，在山东战场上就形成了敌我友三角斗争的严重局面。

面对这种复杂尖锐的斗争，朱瑞根据党中央指示，同分局的其他负责同志一起，研究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山东军民的主要任务：尽一切力量抓好政权建设，迅猛扩建军队，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和抗日统一战线，坚决消灭反动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巩固和发展党组织，壮大人民力量。

朱瑞首先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同时，大抓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他和分局的同志们认真研究了中央关于发展山东武装、建立根据地的指示，把革命武装秘密地插入敌后，在山东各地区逐渐建立起大片根据地。到一九四一年上半年，根据地已由原来的星星点点逐步扩大，先后开辟了鲁南、鲁中、鲁西、冀鲁边、清河、胶东、滨海等十个根据地，并形成了几个大的战略区；建立了山东战时行政工作委员会（即山东省人民政府前身），以及八个专署和七十九个县的民主政权；拥有正规武装十多万；使当时的山东成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

根据中央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斗争策略，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结合山东的具体情况，确定了“拥护于学忠，打击沈鸿烈；联合东北军，消灭顽固派”的统战政策。朱瑞亲自负责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在他们的团结争取下，东北军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不顾国民党顽固派的压力，始终保持中立。后来，东北军内的少数将领在国民党当局的胁迫和顽固派的挑动下，虽然也一度参与了反共摩擦，但我们继续把他们同顽固派区别对待，一方面劝他们顾全大局，同时作适当让步，以示友谊，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给以还击。促其醒悟。由于实行了这一正确政策和耐心细致的工作，东北军内部很快发生了分化，一部分投向人民方面，多数继续保持着中立，只有少数转向顽固派，这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是山东反动势力的总代表。他忠实执行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公然提出“日可以不抗，共不能不打”的反动主张，千方百计制造反共摩擦事件，处心积虑要消灭人民的抗日力量。他打着国民党“正统”的旗号，攻击共产党，诬蔑我方破坏统一战线，煽动和挑拨地方封建势力和中间力量同共产党对立；纠集各地土顽武装，向抗日军民发动全面进攻；甚至公开勾结日军对我实行夹击，以此向日军献媚。

以朱瑞为首的山东分局，首先从政治上同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方面对沈鸿烈、秦启荣之流的顽固分子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另一方面，又从理论和实践上详细地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是抗日统一战线最忠实、最彻底的执行者和领导者，说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理，从而揭穿了顽固派的欺骗宣传，澄清了舆论是非。

在政治上揭露顽固派的同时，还从军事上做了严密的部署，先后在清河、鲁中、滨海、胶东等地连续发动了武装自卫反击战，从一九四○年一月到三月，仅山东纵队就歼灭顽军四千五百多人。①七月间，在朱瑞的主持下，山东分局和军政委员会做出了首先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的新四师、秦启荣及海军陆战队（沈鸿烈嫡系）的决定。先后调集了山纵一、二、四支队主力和一一五师六八六团一部，于八月十日发起反击，当天就收复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村。这次战役的胜利，为进一步巩固发展鲁南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使沈鸿烈受到了沉重打击，他在给重庆当局的报告中承认，他的部队已“损失过半”。一九四一年春，为了策应华中的新四军，粉碎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山东军民在分局和朱瑞、罗荣桓、黎玉等领导下，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自卫反击战。这次自卫反击战以胶东为中心，集中山东纵队五旅、五支队及三旅一部，由许世友、林浩、吴克华等直接指挥，自三月十五日起，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攻势，一举收复牙山，会师桃村，围攻发城，不到一个月，歼灭蔡晋康、赵保原等投降派五千多人。冀鲁边、清河、湖西、鲁中、滨海各区也都先后取得了反顽作战胜利。

①徐向前、朱瑞，黎玉：《对山东反摩擦的补充指示》。

在进行反顽作战的同时，分局和军政委员会又及时地提出了扩大与巩固山区根据地，坚持平原游击战争，打通山东各区及山东与华中的联系，打破日寇“囚笼”政策的战略方针。在这一战略方针的指导下，我军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内线、外线结合，积极捕捉战机，不断打击和消灭敌人，先后粉碎了日寇二十多次“扫荡”。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初，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亲自指挥五万人马，气势汹汹地对我沂蒙山区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四日，我一一五师师部在沂南县留田一带被敌人两万余人团团包围。五日晚间，在罗荣桓同志的亲自指挥下，胜利突出重围。三十日拂晓，山东分局、省战工会、一一五师司政机关部，在大青山遭敌合击，受到很大损失，省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国际友人希伯等壮烈牺牲。反“扫荡”结束后，朱瑞立即召集干部会议总结了经验教训，号召大家从挫折中吸取教训，振作精神，坚持斗争到最后胜利。

一九四二年是山东敌后抗战最困难的一年，根据地缩小，武装减员，群众的积极性也受到挫折。正在这一关键时刻，刘少奇于三月受中央委托，在返回延安途中，从苏北来到山东检查工作。他首先背定了山东工作的巨大成绩，使我党、我军在山东站稳了脚跟，为今后持久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指出了领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未能完成中央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指示山东党“应争取我们力量在各方面的优势”的任务，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根据地和政权建设还不够巩固。为了指导山东的工作，他在山东住了四个多月，帮助分局开展工作，并向干部作了《群众运动问题》、《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论党内斗争》等报告，为山东党指明了斗争方向。

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分局负责人彼此思想见了面，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朱瑞首先作了认真的自我检查。他说：没有认真、切实、普遍地组织与发动广大群众，并改善他们的生活，这是造成根据地不够巩固的根本原因，这不仅是工作上的缺点，而且是个严重的群众观念问题，也是阶级观念薄弱的表现；在统一战线政策上，注意了尽量争取朋友，但对中间势力的动摇性认识不够，因而过多地强调了联合，对于必要的斗争强调不够；在除奸工作中，虽然按照中央的指示，处理了“湖西事件”，但没有从这事件中认真吸取教训，以致后来在某些部队和地区又出现了扩大化的现象。他还检查了自己的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并对分局工作中的问题承担了责任。其他同志也都各自作了自我批评，开诚布公交换了意见。在这个基础上，朱瑞代表分局作了《抗战四年来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号召全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动员起来，争取优势，争取最后胜利。

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分局首先从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入手。一九四二年五月，分局通过了《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朱瑞亲自带领工作团到滨海区试点。当时滨海地区正闹春荒，群众生活非常困难。工作团急群众所急，发动群众向地、富借粮，解决了群众的燃眉之急。试点中，朱瑞深入群众，实事求是，及时克服了干部中急躁冒进，不从实际出发，包办代替等错误倾向，保证了试点工作的健康发展。六月下旬，他代表分局作了试点工作报告，随后在全山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广大贫苦农民从“双减”中得到了利益，抗日积极性空前高涨。在群众的经济要求得到基本满足之后，分局又引导他们提出政治要求，如建立抗日武装，整顿、扩大群众性的救国会组织，发动群众参军参战等，不断把斗争引向深入，为扭转敌后斗争形势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分局还通过开展整风学习，转变工作作风；实行精兵简政，自力更生，厉行节约；进一步落实了“三三制”政策，并通过合理负担，调整了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在对敌斗争方面，改变了斗争策略提出了以“政治攻势为主，游击战为辅”的战略指导方针，领导军民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反伪化斗争，利用各种战术，竖持敌后游击战争，利用日伪矛盾，加强对伪军的分化瓦解，等等。

“由于我党我军疏通工作的推动”，①在山东敌后抗战很困难的一九四二年发生了东北军“八三”起义。八月三日这天，驻甲子山的东北军一一一师在师长常恩多与苏鲁战区驻该师代表、战区政务处长郭维城（常、郭二人皆中共地下党员）的领导下，宣布起义，参加我军。事前，朱瑞对该师的领导人和地下党组织曾做了大量工作。起义的第二天，他就立即赶到驻地，同领导起义的郭维城等会晤，帮助他们解决了内部意见分歧，并对部队的行动方针作了明确的指示：起义部队继续保持一一一师的番号，开往根据地整训。该师旅长孙焕彩等反动军官率部叛变，重组一一一师，并乘我换防机会，抢占了甲子山区。十二月十七日，我军以师名义，组织了三个旅的兵力，在朱瑞和罗荣桓的直接指挥下，向盘踞甲子山的孙焕彩匪军发动了第三次反击，歼灭孙部两千多人，收复了甲子山区，使长期被分割的日照、莒县和泰（安）石（臼）公路以南地区的根据地连成一片。

①《少奇同志走后山东各方面情况的变化》。

一九四三年三月，朱瑞在山东军政工作会议上作了《一九四二年敌我斗争形势与对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总结了过去一年对敌斗争的经验。报告要求“巩固扩大已有的工作成绩”，“打破地区性、部门性的限制，建立经济、文化、除奸部门的对敌斗争工作，把对敌斗争发展为全面的工作与群众性运动。”这个报告和罗荣桓的《分散性游击战争与对敌政治攻势问题》报告，成为指导山东军民在新形势下进行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

同年五月，于学忠的东北军经过一九四二年夏季和一九四三年春季日寇两次大“扫荡”，损失惨重，要求撤离山东。蒋介石对于学忠不积极反共早就不满，于是决定于学忠的东北军与李仙洲的第二十九集团军换防。朱瑞和罗荣桓等分局领导，抓住这有利时机，利用于、李之间的矛盾，大力开展对于学忠的工作。经反复劝说、疏导，于部不等李部接防即先撤走，我军乃乘势控制了沂、鲁山区，进而打退了李仙洲的进攻。通过这场“乘于出鲁，拒李深入”的斗争，使长期被分割的沂蒙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胶东、清河、鲁中、滨海等主要战略区的联结。这样一来，“终于打开与改变了山东多年来三角斗争中我党我军的劣势局面”，“更好地创造了今后山东的巩固、坚持及发展的有利基础”。①

①朱瑞：《自传》。

同年八月，朱瑞赴延安参加“七大”，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由罗荣桓接任。后因“七大”延期召开，中央决定让他到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一九四五年四月，“七大”在延安召开，朱瑞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山东敌后抗战的专题发言。

六

“七大”闭幕后，中央决定朱瑞担任副总参谋长，协助叶剑英负责同美方和国民党的谈判工作②。他闻讯后去找毛泽东主席，表示自己在苏联学过炮兵，愿意在炮兵建设方面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起一点桥梁作用，副总长一职，请中央、主席考虑更适合的人选。他还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如何建设人民炮兵的初步设想。毛泽东主席听后很高兴，勉励他“放手做，做一个桥头堡”。①不久，中央组建了延安炮兵学校，朱瑞被任命为代理校长。在条件很困难的情况下，他带领全校师生坚持正常的教学、训练，顺利完成了第一批学员的培训工作，为人民炮兵培养了第一批骨干力量。

②《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五卷：《袋瑞》。

①朱瑞；《给刘亚楼的信》。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朱瑞奉命于九月率领延安炮校一千三百多名干部、学员赶赴东北，计划接收日军的装备，组建一支新式的人民炮兵。十一月下旬，当炮校师生到达沈阳时，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拼命抢占东北大城市，我军为贯彻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正在撤离沈阳。因此我军只接收了一部分日军火炮装备，其余大部分散落在东北各地，如不尽快把它们搜集到手，就会失去良机。当时，朱瑞兼任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司令员，他立即从梅河口总部赶回炮校驻地通化，召集干部开会研究对策。他根据大家的意见，提出了“分散干部、收集武器、发展部队、建立家务”的十六字方针。会后，依照这一方针，上自他本人，下至勤杂人员，全力以赴，分散到各地去搜集武器。炮校师生们的足迹遍及牡丹江地区的虎山、密山、绥芬河、青沟岭及黑龙江的黑河、孙吴、满洲里等地。有一次，朱瑞了解到日寇把一些大炮丢到镜泊湖里，就迅速组织人员下湖打捞，搞到大炮六门。他还先后两次与驻朝苏军交涉，要回了一批日寇火炮和弹药。到一九四六年五月，共搜集到火炮七百余门，弹药五十余万发，坦克十二辆，装甲车两辆，汽车二十三辆，还有大批火炮零件和其他器材。东北民主联军就依靠这些装备，很快组建了十个团（其中六个乙种团，四个丙种团）、六个炮兵营和二十二个独立炮兵连，共计八十多个炮兵连队；还建立了一个高炮大队、两个坦克队和一个炮兵修械所。

炮兵部虽然组建起来了，但部队的编制、装备、训练都不统一，影响了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炮兵的集中使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根据朱瑞的建议，于一九四六年六月成立了炮兵调整处，并责成朱瑞负责。他先后以东北民主联车总部和炮兵首长的名义，颁发了四道命令，解决了东北炮兵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使东北炮兵统一了领导和指挥，得到了迅速发展。

在狠抓调整工作的同时，一九四六年九月朱瑞向部队发出了“苦练一个月，准备打胜仗”的号召，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练兵运动，使炮兵能够尽快适应战争的需要。当时部队驻地分散，各团之间相距数百里，他经常风尘仆仆，往返于各部队之间检查督促。在各级指挥员的带动下，部队练兵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即将到来的冬季攻势作好了准备。这年十月，他被任命为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东北军区炮兵学校校长（炮校是一九四六年六月成立的，一九四九年为纪念朱瑞改名为朱瑞炮校）。他为炮校制定“学与用结合”的教学方针，从教师配备、招生对象、教学内谷、器材设备一直到党的工作，无不亲自过问。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东北军区炮校至一九四八年辽沈战役前，共培养了两千多名干部，不仅满足了东北炮兵发展的需要，还为各兄弟军区输送了几百名干部。

在一九四七年一至四月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中，朱瑞亲率炮兵主力，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南渡松花江，配合步兵出击敌人。为了保证成斗的胜利，他经常亲临各级指挥所、炮兵阵地去检查工作了解情况。这支年轻的东北炮兵，在他的直接指挥下越战越强，战功卓著。战役结束后，朱瑞立即在双城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炮兵会议，进行经验总结。会上，他结合广大指成员的实践和自己的体会，提出了炮兵要集中使用，火力要快、准、猛以及攻坚作战、步炮协同和抵近射击、直接瞄准等一系列适合于炮兵当时情况的战术原则，大大提高了人民炮兵的作战能力。一九四八年四月，朱瑞为了总结炮兵参加一九四七年夏、秋、冬三大攻势的实战经验，又在哈尔滨召开了第二次炮兵会议，进一步丰富了上述战术原则，从而使人民炮兵进入了比较成熟的发展阶段。这些经验和战术原则，在解放战争和后来的抗美援朝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中有许多被吸收到解放后编写的《炮兵条令》中。

随着战争的发展，前后方的供求矛盾越来越突出。为了保证前线作战的需要，朱瑞主动要求到后方组建部队和主持后勤工作。在他的直接领导和广大干群的努力下，先后组建了迫击炮团、战车团、高炮团、炮五团和新兵团；后勤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一九四八年七月，朱瑞在哈尔滨参加了辽沈战役的准备工作会议。军区领导决定留他继续在后方主持工作。他说：我是炮兵司令员，理应在前方指挥作战。前一个时期，由于后勤供应困难，我不得不到后方操持，现在情况已经好转，我要在解放东北的最后决定性战役中，亲自到前方总结炮兵在大规模运动战和攻坚战中的作战经验。他的要求得到了批准。九月十日，朱瑞离开哈尔滨南下北宁线。在这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大决战前夜，朱瑞的心情异常激动，写信给久别的母亲和兄嫂，告诉他们“全国胜利就在眼前，胜利（这次是真正的胜利）了于家乡见面！”

九月中旬，我军开始围攻锦州外围重镇义县。义县是锦州的屏障，是我军进抵锦州的咽喉要道，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一个师的兵力驻守此地。担负主攻义县的我军各部队，统由三纵队司令员韩先楚、政委罗舜初指挥。为了打好这一仗，在炮兵进入阵地前，朱瑞带着负责主攻任务的几个团长，先到前沿勘察阵地。因离敌人的据点较近，他们走到哪里，敌人的炮弹就尾随到哪里，大家都为司令员的安全担心，但他却一路谈笑风生，一边察看，一边指点部署。

十月一日上午，随着总攻的开始，朱瑞命令攻城的炮兵群向义县轰击。几乎同时，一群群炮弹呼啸着，以排山倒海之势飞向城墙，顷刻间城墙被炸开了一道四十多米宽的裂口。朱瑞无比兴奋，命令炮兵延伸射击，很快就把敌人苦心经营的防御工事变成了一片废墟。勇士们争先恐后冲进突破口，向纵深发展，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不到六个小时，就将守敌全部歼灭，活捉了敌师长王世高，胜利地揭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

朱瑞为了及时了解和总结炮兵开拓突破口的情况和经验，在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情况下，就要求到前沿去看看。韩先楚和罗舜初不同意他去。他一再恳切要求，要去看看弹着点是否还有什么问题。韩、罗知道朱瑞的性格和此时此刻的心情，就不再说什么了。朱瑞随即带着通信员、警卫员走出了指挥所。当朱瑞沿着一条马车道向城南门走去时，不幸触雷牺牲，时年四十三岁。

朱瑞牺牲的噩耗传出后，全体指战员悲痛万分，一致表示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为朱司令员报仇。中共中央于十月三日致电悼念，电文指出：“我东北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朱瑞同志于义县攻坚战斗中光荣牺牲。朱瑞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建设中功勋卓著，今日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之巨大损失。中央特致深切悼念，望转告全军，继续为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而奋斗，以纪念朱瑞同志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