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心亭烈士传略

郑祥光

郑心亭，学名郑云岫，一九○九年五月十二日出生在青州（益都）城东杨河村一个贫农家中。年仅两岁就先后失去了双亲，由其叔父郑广田和婶母陈书奎抚养，备受疼爱。七岁入私垫启蒙。老师孙文远对学生循循善诱，提倡实用，除了严格要求学生背诵“五经”“四书”之外，还常讲一些文天祥和岳飞的故事，启发学生爱国，郑心亭颇受感动。他十岁时，因私塾停办，改上学堂。他勤学好问，谨守校规，学业进步很快，深得教师赞许和同学尊重。在东关高等小学时，被推选为班长和学生会主席。

一九二四年，郑心亭高小毕业后考入省立第十中学。当时，该校内已有不少青年参加了共青团，政治空气很浓厚。郑心亭在进步思潮的影响下，积极地投身于社会活动，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五卅”惨案后，参加游行示威，张贴标语，并登台演讲，揭发日、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由于郑心亭表现积极，一九二六年被接收参加了共青团。此后，他更加热心地参加革命活动。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郑心亭中学毕业后，被大陈村小学校聘为教师。在教学期间，他经常接触青年农民，启发和教育他们起来革命。他还常在夜间到东圣水村参加党的秘密集会，或外出散发油印传单。当时社会上传说益都出了共产党，国民党反动政府深感不安，扬言要对共产党“斩草除根”。但郑心亭却毫不畏惧，照常进行活动。叔父多次问他是否做了共产党的事，他矢口否认，严守秘密。

一九三○年，为了更好地开展党的工作，郑心亭辞去小学教师职务，通过关系，打入益都县东关第一区区公所任助理员。当时益都的党组织，由于一九二八春县委组织部长杜华梓叛变，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党员有的被捕，有的自首，还幸存的几个也隐蔽起来或者出走了，县委和省委失去了联系。共产党员陈佃治从东北讲武堂回来，把几个失掉关系的党员串连起来，研究继续开展革命活动。但因为没有和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便于一九三一年春秘密成立了“益都县革命委员会”，郑心亭被选为委员，其主要任务是进行革命宣传，发展革命组织，千方百计寻找上级党组织。

一九三二年春，省委派段亦民到益都帮助整理党的组织，先是建立了特支，后又建立了县委，段亦民任书记，郑心亭任组织部长，曹金言任宣传部长兼军事委员。县委办公地点，设在一区区公所郑心亭的住处。县委重建后，党团组织很快得到发展。一区恢复和建立了圣水、大陈家庄、石佛寺村、双庙村四个支部；城东十区冀虎臣和陈佃治在郑母一带十几个村庄发展了七十多名党员，建立了八、九个党支部。一区和十区都建立了区委，同时还建立了贫农会、互济会、抗盐队、赤卫队等革命群众组织。这些革命组织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地开展了反对当地的土豪劣绅刘廷琛、左焕亮的斗争。刘、左原是益都一区有名的流氓恶棍，后来刘当上了国民党的国大代表，左当上了本县民团团总，就更加肆无忌惮地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闹得群众怨气载道。郑心亭按照县委的决定，秘密安排城南西河村互济会会员孙道中，联合了二十七个村庄的村长和开明士绅，控告这两个恶霸，结果把他们赶下了台。

郑心亭在第一区区公所任职期间，工作很忙。白天除照例办理日常事务外，还抽空下乡活动，晚上常到秘密接头地点开会，一有空暇，就向群众讲国际国内形势，或书写、张贴标语和传单。

从一九三二年春，中共山东省委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曾多次指出过益都县委要积极做好举行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省委还派军事委员张鸿礼多次到益都去亲自布置督促。五月间，张在益都城南门里县民团兵营党支部书记高兰亭家里召开了会议。在会上，他说省委认为益都、博兴、日照、沂水等地发动武装暴动的时机已经成熟，要求益都县委一定要抓紧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在青纱帐起来时举行暴动，以配合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张讲话后，有人认为益都暴动的条件还不成熟，硬要搞，会使党的工作受到损失。张鸿礼当时听不进这些意见，就批评县委有右倾思想，要克服“北方落后论”。张还当场指定段亦民任暴动总指挥，郑心亭任副指挥。会后十几天，张又在益都松林院街吴光备家召开会议，检查并督促县委组织暴动的准备工作。同年七月上旬，张又到益都一区区公所召开县委扩大会。他说省委决定博兴先举行暴动，紧接着益都暴动，然后是日照暴动，要求益都一定在八月间行动。段亦民认为准备不够，条件不足，不能举行暴动，和张鸿礼发生了冲突，被张撤销了县委书记职务，并开除了党籍。在张的压力下其他人只得同意举行暴动。张又改组了益都县委，指定郑心亭任县委书记、暴动总指挥，还宣布彭澍兴任组织部长。然后，指定冀虎臣任东乡暴动指挥，耿贞元协助高兰亭任城区暴动指挥，彭澍兴协助。他还保证派一个有军事经验的干部来指挥。

郑心亭承担了重任以后，虽然也有不同看法，但还是坚决执行省委的指示，天天考虑如何取得暴动的胜利。八月十四日，他到郑母高小同冀虎臣召集区委负责人开会，并吸收郑母镇第一支部书记常德俊参加，会上检查了暴动的准备工作和大家的情绪。郑心亭为了搞好这次暴动，又于八月十六日在郑母高小召开了区委扩大会，吸收各支部书记参加，研究了暴动计划。通过讨论，会议决定八月十八日晨七时，一区与十区同时暴动。一区负责攻打县政府，占领城区之后，建立苏维埃政权；如果失利，则撤出城区，将起义队伍拉到涨河以东，与十区起义队伍会合。十区的任务是攻占区公所，夺取武装，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并及时与一区的郑心亭联系。起义后都必须立即发动贫雇农进行秋收，并进而发动打土豪，分田地，组织与扩大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

八月十八日晨七点，十区在郑母按计划举行了暴动，冀虎臣等率领暴动群众冲进了区公所，打死了助理员贾希尧和民团分队长张官云，夺取了部分枪支。但因敌强我弱，缺少武器，加之没有战斗经验等原因，暴动终于失败了。在这以前，一区广大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也都作了准备，郑心亭亲自到城东大陈家庄找支部书记陈锡德作过几次布置，但因暴动前一两天，国民党七十四师进驻益都城里，情况发生了变化，而且张鸿礼答应派来的军事干部一直未到，所以一区没有按计划行动。就在暴动的当天，益都反动政府的县长杨九五接到十区暴动的消息，立即下令派兵加强了城区守卫，城门加岗增哨，严格盘查来往行人，抓捕嫌疑人员。次日，杨九五和民团副大队长冀瑞堂还率军警三百多人开赴郑母一带，与十区民团配合，对当地群众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并捕去了起义群众及其家属等三十多人。

郑心亭获悉暴动失利的消息，立即赶到大陈支部，对支部书记陈锡德同志说：十区同志已经暴动了，但事前计划不好，夺枪不多，战斗情况很不顺利。在不利的情况下暴动的同志要化整为零，分散到河西各支部潜伏起来，保存力量。你们支部要尽力掩护他们，勿使暴露目标。他还说：以后可能派章铸同志来此接关系，注意和他联系。他部署完毕，又到其他支部去了。

当天，省委派牟铭勋、陈叔俊到达益都，他俩和地方党组织接上关系，在圣水开了一个会，郑心亭汇报了暴动情况后，又一同研究了如何发动游击战争问题。会议决定，第二天再到东坝沟子庙里开会。可是，就在这天夜间，益都的国民党县长杨九五和捕共队长赵若谦，带领一伙人又到一区区公所逮捕了郑心亭。

郑心亭被捕后，经过审讯，敌人用铁甲车把被捕的二十七人解往济南，押在省公安局拘留所。郑心亭和耿贞元，牛瑞亭、张基亭等同志关在一个牢房里。耿贞元同志是省委派到益都协助暴动的。他鼓励同志们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党的事业，要保持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气节！郑心亭说：“我们既已被捕，是很难逃出虎口的。我们恐怕要刮着旋风回家了。可是我们既然参加革命，那就不怕牺牲。”于是，他们就决定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党的事业，并决定被杀时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而且在赴难的路上要高唱《国际歌》。他们还把这项决定很快地传给了其他被捕的同志。

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敌人从被捕的二十七人中提去十四人进行审讯，大家知道凶多吉少。直到傍晚才听到看守们在议论说：“那十四个人真有种！在汽车上还唱歌呢！”郑心亭沉思着，一定是十四个同志牺牲了。于是，他和张基亭、牛瑞亭商定，只要不承认彼此相识，那就会省掉许多麻烦，敌人也就没法钻空子。

晚上，敌人提审他们的时候，法庭布置得活像阎王殿，上面坐着五个法官，下边的凶手拿着各种刑具，两盏油灯发出微弱的灯光，使这座阴暗的法庭更加显得阴森可怕。坐在中间的法官说：“允许你们悔过自新，只要你们说出共产党的组织和负责人的名字，就可宽大处理……郑心亭，你不是互济会负责人吗？你们三人各负什么责呀？”郑心亭坚定地回答：“互济会是个慈善团体，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他们二人我不认识。”法官又问：“你们二人认识他吗？”张基亭与牛瑞亭都说“不认识”。法官气急了，用力拍着桌子怒吼道：“不和你们啰嗦，明天让你们和那十四个人一道去吧！”看守们就把郑心亭等推下法庭，结束了这场审问。

郑心亭家中老幼天天都在盼着他回家，党组织和人民也都盼望他能早日出狱，领导大家继续和敌人斗争。

郑心亭在狱中，整整被敌人折磨了一年，但他从不屈服。在这一年中，他从狱中通过关系给家中捎过三次信，大意是说：家中不要为他操心了，恐怕出不了狱。一九三三年六月，叔父到济南，通过关系，又收到他一张用铅笔书写的纸条：不要再来济为我操心了，我将为党捐躯……

一九三三年九月四日（农历七月十五日），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无法使郑心亭屈服的情况下，对他下了毒手。在一阵喧闹的审讯之后，将郑心亭押上了刑车疯狂地向济南的西北方向驶去，行至黄河马家道口停下了。郑心亭昂首挺胸，从容就义。时年仅二十四岁。

郑心亭同志离开我们五十多年了，但他的革命精神却永远鼓舞着我们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