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的“将军”

——记郑兴烈士

博 民

“九·一八”事变后，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东北军第三混成旅第七团第三营的官兵，在共产党满洲省委和延边四县地下中心县委的领导下，营长王德林举起抗日旗帜，摆脱国民党投降派的羁绊，成立了“东北抗日救国军”，对日宣战，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可辱，中华儿女不可欺的民族气概。东北抗日救国军总部军法官兼第五旅旅长郑兴，就是这些抗日将士中的一员。

郑兴，又名郑汉卿，1885年出生在博山县五福峪村的郑庄。自幼家境贫寒，祖父、父亲以种田、放牛谋生。郑兴幼年曾上过私塾，1903年因反抗封建包办婚姻，只有18岁的郑兴，只身一人下了“关东”，先后在奉天（今沈阳）当邮差、电话工。1921年考取了张作霖的吉林警官学校，毕业后于1925年被派往中朝边境的延吉二道沟警察署任外事警官，后升为警察署署长。1926年因发生“马鞍子”事件，被调往珲春东沟的中俄边境警察署任署长。1929年在汪清县赋闲。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王德林（山东人）举起抗日旗帜，成立了“东北抗日救国军”。因王德林和郑兴系挚友，王德林起事后，便委派郑兴为军法官兼第五旅旅长，郑兴便成为抗日救国军的一员将领。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日寇铁蹄踏进了博山。在中国共产党博山县委的领导下，根据党中央和山东省委的指示，博山县以博山的“联庄会”为基础，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方面军”，具有反日爱国思想和军事指挥才能的郑兴也参加了第六方面军任参谋长，后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任参谋长，又调任第三支队参谋长。1940年四五月间在原籍养病期间不幸逝世，终年55岁。1979年2月12日被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一

郑兴兄弟姐妹5人，郑兴是老大。18岁那年，父母为了“早娶媳妇早得利”，求人说媒，给他找了邻村一农家姑娘做媳妇。封建的婚姻制度，“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是天经地义的，无须争取儿女的同意。从小脾气倔强的郑兴，因不满意这门亲事，坚决不认这个账。这在当时封建思想浓厚、封建礼教盛行的时代，真谓“大逆不道”。不听父言就是不孝，父亲一气之下把郑兴摁倒在地，结结实实地揍了他一顿。然而，郑兴仍不认这门亲事，当夜出走，只身一人下了“关东”，表现了郑兴青年时代对封建礼教的叛逆思想。这在当时的社会，特别是深山沟里是少有的，一时成了十里八村人们议论的话题。

在奉天这个大城市里，一个年仅18岁的山村孩子找谋生之路谈何容易！只好出卖苦力。后来通过山东老乡的介绍，在电话局当了电话工，后又当了邮差。他在当电话工、邮差期间，通过和社会各阶层的接触，思想逐步成熟，看到并认识到了生活道路的曲折和艰难。素有进取心的郑兴不甘心卖一辈子的苦力，又从奉天到了吉林长春，考取了张作霖的吉林警官学校。由于他能吃苦、勤快、聪明、好学，毕业后，于1925年被派往中朝边境图门江边二道沟警察署任外事警官，后因郑兴办事干练，处事果断，忠于职守，被提升为警察署署长。在此期间，经友人介绍认识了吉林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在铜山寺小学当教员的常泽敏（满族人）。两人一见钟情，不久结为夫妻。

二

清政府前，中朝双方就在边境延吉二道沟各设有官吏，维护当地社会治安，办理边民往来及通商事宜。中华民国成立后，正式设立了警察署。因朝鲜领土被日寇侵占，朝鲜的一切主权由日寇宰割。郑兴任延吉二道沟警察署长时，正值日寇骄横不可一世，野心勃勃发起扩张侵华的前夕，由日寇操纵的朝鲜警察所所长“金瞎子”，在日本人的指示下为虎作伥，向中方多次挑起事端，制造摩擦，具有强烈爱国心的郑兴深为反感。同时，郑兴所在的警察署通过郑兴的关系，使部分山东老乡在这里当了巡官、警长。其中有个叫柴世荣的（后为东北抗日救国军督战指挥官），当时在这里任巡官。一天，“金瞎子”的马鞍子在中朝边界丢失他诬陷是中国人偷去了，通知中国警方为其查找。几天后，有一农民在山沟里拾到了一个马鞍子，他以为是中国军警人员所丢失，就交给了中方警察署。郑兴就通知“金瞎子”到中方警察署认领，“金瞎子”有意进行讹诈，说他的马鞍子是“金票子”做的，让中国人给偷去了，必须赔偿。双方发生争执，动起手来，把椅子摔坏，郑兴有意拂袖而起，退入卧室，柴世荣等便把“金瞎子”和他的随从痛打一顿，导致了一场外交事件。日本政府和“朝鲜政府”向中国当时的张作霖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严惩肇事者”。张作霖为了息事宁人，保住“宝座”，撤了郑兴的职，调往只有几个人的珲春东沟警署任署长了事。

郑兴虽然因“马鞍子”事件被撤职，却因调往中苏边界和苏联接触较多，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对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郑兴深有影响，受益匪浅，并结识了当地律师李延禄（共产党员）和驻扎在延吉的王德林（山东人）。

“林稀难卧猛虎，滩浅难藏蛟龙”。郑兴在珲春东沟警察署，虽然与苏方接触较多，受益不浅，但总感到自己才能难以施展，便辞职在汪清县小城子赋闲。当时山东人在东北垦荒的较多，小城子是逃荒“关东”的山东人集中点之一，有的几代人在这里谋生。当地地主豪绅对山东垦荒农民百般刁难，残酷剥削和压榨。山东农民和当地地主豪绅李二横子发生冲突，山东垦荒农民通过亲朋关系，找到当过警察署长的郑兴为他们想办法。郑兴性情耿直，好打抱不平。问明事情的原委后，他找上当律师的李延禄（地下共产党，后为东北抗联四军军长，1946年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两人以警官和律师身份，帮助山东垦荒农民和地主豪绅李二横子打“官司”。经过多方奔走，在当地中共延边地下县委的支持下，终于打赢了官司。国民党政府司法机关把李二横子判了徒刑，打击了地主豪绅势力，缓解了束缚在农民身上的枷锁。通过这一事例，使看重仕途的郑兴初步认识到了自己应该走的道路。

三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了我东北七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四千万同胞遭日寇的屠杀、掠夺、蹂躏和凌辱，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具有爱国思想的国民党东北军第三混成旅第七团三营营长王德林，通过我党多方争取工作，正式打出“东北抗日救国军”的旗帜。这时，在汪清县小城子赋闲的郑兴同志，应李延禄、王德林邀请出任东北抗日救国军军法官兼第五旅旅长，从此便走上了与日寇决战的道路。

郑兴因早与王德林结识，一军一警两人交往甚密，又是山东老乡，便成为挚友，来往密切。而且王德林对郑兴的学识才能颇为推崇，王德林就邀请郑兴任他的军法官兼第五旅旅长，郑兴欣然就职。后来他为整顿东北抗日救国军的军纪，搞好部队与当地群众关系起了重要的作用。

占领东北的日寇侵略军不断受到东北抗日救国军的打击，激怒了日本侵华关东军天野少将，便集中上万名日本关东军，带着野炮队和40多辆军用卡车及骑兵一部，从吉林抵达敦化县城，妄图一举消灭刚刚建立不久的东北抗日救国军。

面对气焰嚣张、浩浩荡荡而来的日本侵略军，抗日救国军中的部分官兵思想发生动摇。有的闻风变色，主张抛掉抗日救国旗号，重新“抱山头”，当土匪。抗日救国军中的共产党员，坚决主张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利用熟悉的山川、地形和敌人进行游击战。我党在“抗日救国军”的地下党支部决定：把部队转移到镜泊湖山区还击日寇。这一决定，以李延禄在救国军任参谋长的身份向总司令王德林提出，郑兴极力赞同李延禄提出的建议。部队拉到了南湖头村，凭借有利地形，于3月下旬在南湖头村5里长的两山夹缝中伏击了日寇天野部队，消灭日寇3600余人，缴获三八式步枪2000多支和被敌人烧毁的枪筒残品1500多件，取得了重大胜利，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受到了山区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抗日救国军发展迅速，不断扩大，但部队粮饷却无着落。几千人要吃饭，要穿衣，作战要枪支弹药。为了筹备粮饷，李延禄和郑兴两人化装成商人，分路到宁安县城筹款。这时虽然已进入春季，但这里仍然是冰天雪地，茫茫雪原。3月14日黎明，两人化装后分头出发，约定在宁安县城“官银钱号”会面。郑兴不辞劳苦，跋山涉水，顶风雪、冒严寒，先李延禄一天到达宁安县城。他把伪县长、税务局长、公安局长、教育局长等人召集到“官银钱号”，向他们讲明这次是抗日救国军决定来把敌伪所有在“官银钱号”的存款全部提走，以充抗日救国军军饷之用。这些地方伪官吏口口声声拥护抗日救国军，但他们提出“现在最好不要把款提走”，理由是抗日救国军没有开进宁安县城，他们将来不好向上交待。这伙人态度既亲切又婉转，待李延禄到达后，郑兴与李延禄两人商量：如果硬性提款，搞不好就要闹僵，空手而归。他俩就向宁安伪官吏提出：如果我们把队伍开进来，那就要攻城，守城的是伪警备旅郭英奎团，我们攻城他撤退，一切都好说。如果郭团抵抗，势必发生激战，市民百姓就会遭受损失，希望大家考虑自身安全。另外向他们说明：钱号的经理、襄理尽可以回关里去，抗日救国军发给遣散费。如果愿意跟救国军上山打游击，我们欢迎，生命安全有保证。同时还向他们指出：宁安县城里已经没有日本人的军队，难道为了保住几个人的社会身份和敌伪财产，就叫抗日救国军和伪军打一仗？经过多方工作，3天后和“官银钱号”第二次谈判。“官银钱号”的经理、襄理等钱号人员一部分决定跟抗日救国军上山打游击，少数人遣散回关里。所有敌伪存款约20万元，其中有贷出去的借据11万元，现金9万左右，装上卡车，由伪警察署派20名警察随同郑兴押赴抗日救国军总部驻地一一五虎林村。“钱号”经理、襄理等人员也一同随军到达。郑兴、李延禄这次提款为抗日救国军解决了军费上的燃眉之急，为巩固部队继续抗击日寇，在财政供应上奠定了基础。

四

1932年8月，与南京国民党政府保持联系的东北自卫军老秘山电台，接到蒋介石的密电，委任李杜为吉林省司令长官，并允许设在老秘山和穆棱的东三省农民银行可发行钞票为剿共诱饵，答应国民党政府收复东北后，该两地所发行的所有钞票，由“中央银行”兑现。国民党联合军左路总指挥马宪章积极响应，他亲手杀害了在本部任参谋的共产党员佟同，同时还逮捕杀害了我穆棱抗日会会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等多人。时过不久，孔宪荣在穆棱车站召开抗日救国军驻穆棱的首脑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孔宪荣外，还有参谋长李延禄、第四旅旅长刘万奎、总部军法官兼第五旅旅长郑兴和总部金副官4人，研究杀左路总指挥、反共刽子手马宪章。郑兴在这次会议上历数了马宪章搜刮民财，杀害无辜，妥协反共的罪行，主张把马宪章杀掉。根据郑兴提供马宪章的罪行，会议决定由刘万奎部解除马宪章的武装，处决马宪章。1932年9月，刘万奎在梨树镇处决了刽子手马宪章。

1932年冬，“国联”派出以英国李顿爵士为首的满州调查团，由国民党南京外交部长顾维钧陪同，调查日本侵华事宜。日本侵略军企图在李顿调查团到达之前，对吉东一带抗日武装力量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围剿，一举歼灭所有在吉东集结的抗日部队。

在日寇大举围剩下，自卫军二十一旅旅长关庆禄在绥芬河向日寇投降，护路军首领丁超乘机飞抵长春，就任伪满州国内务府大臣，公然认贼作父。王德林率部与日寇重创，在日寇强大兵力围剿下，不得不越境退入苏联境内，郑兴也随王德林退入苏联，数万人的东北抗日救国军，在此役中解体。

郑兴在苏联期间，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受到了苏联“十月”革命的深刻影响，特别对武装革命感受颇深。

五

1935年，郑兴连同妻儿回国。因东北沦陷，日本关东军通缉捉拿他，在东北已无法立足，便经北京回博山老家。回家后，他因半生的戎马生涯，不习农事，一生抱负难以实现，思想极端苦闷、抑郁、彷徨。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京、津失守，华北沦陷，日寇铁蹄踏进了中原，祖国的大好河山被日寇践踏、蹂躏。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7月15日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同时发出了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的指示。

1937年12月30日，日寇占领博山，博山饥民300余人遭日寇枪杀，制造了“谦益祥”惨案。全国各地民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纷纷成立抗日队伍，烽火四起，狼烟遍地。翌年2月，在中共博山工委领导下，以博山“联庄会”为基础，建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方面军”，郑兴出任参谋长。多年来，他驱逐日寇，报效祖国的心愿才得以实现。从此，他才真正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参加了人民自己的军队。5月，第六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先遣一大队，郑兴仍任参谋长，后因工作需要，调往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任参谋长，和杨国夫、马耀南同志关系密切，为三支队建设发挥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和组织才能。1939年秋，环境恶化，日寇的严密封锁，三支队粮秣物资供应发生极大困难，便由郑兴和三支队驻淄博办事处主任张仲三带领一个武装连，到鲁中山区的莱芜、沂源、博山、淄川和益都一带筹款、筹粮、搞药品、电池等军需物资。郑兴通过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在博山、莱芜及口头、太河、池上一带设立了给养筹备处，为三支队征集了大批的衣服、鞋子、袜子和数万斤给养。他还通过博山城里的上层社会人物，为部队筹集了一批款项，使三支队在日寇残酷围剿和严密封锁之下，保持了旺盛的战斗力，提供了必要的物资保证，为巩固清河平原抗日根据地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支队在鲁中山区设立了一处兵工厂，修理制造各种枪械弹药。当时，钢铁为日寇控制物资，严禁从敌占区外运，一旦被发觉，就有生命危险。郑兴同志一人打入敌占区，通过敌伪上层人物的社会关系和矿山、工厂里的熟人为我兵工厂购买了大批钢材，保证了兵工厂的正常生产。兵工厂生产的枪械、弹药源源不断地送到部队，使三支队有了可靠的武器来源，为对日作战创造了条件。

由于郑兴和警卫员王京亭同志，经常到鲁中山区活动，行动不便，组织上配给他们每人一匹战马。到鲁中后不久，郑兴看到部队当时经费十分困难，就把两匹战马卖掉，把卖马的钱作部队经费应急，以步代骑。郑兴当时50多岁，虽已是“天命之年”，但他身体健壮、性情开朗，行军打仗不亚于青年战士。他不畏艰险，日夜为三支队筹备给养、物资，四处奔波。

一天，郑兴和警卫员王京亭同志从池上准备到郭庄为部队征集给养。这天晚上，天黑得像锅底一样，伸手不见五指，两人在山间小路小心翼翼地行走。由于晚上看不清道路，郑兴同志一脚踏滑，滚入山沟，把腿摔伤，不能行动。王京亭同志把郑兴连背带拖，两人好歹到了五福峪的郑庄——郑兴的老家。郑兴因腿部摔伤无法行动，便在家养病。

1940年四五月间，根据抗日战争的需要，为更好地发挥郑兴同志的军事才能，博山县委建议鲁中区党委将郑兴调回部队工作。区党委同意县委意见，并指示县委派人请郑兴同志回区党委工作。由于领导交待不清，当时环境恶化，派去的人员和郑兴同志发生误会，不幸中弹身亡。经中共山东省委派员认真调查核实，于1979年2月12日作出决定：“为郑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