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南同志生平事略

阴玉芳 李俊生

郑耀南，原名郑盛宸，字德卿，号耀南，曾化名郑韵笙、张丁乙、宫耀东等。山东省掖具西障郑家村人。一九O八年生，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注），是掖县党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他在家乡发展党组织，搞过农民运动，曾经两次被迫出走，辗转各地，坚持革命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组织武装起义，摧毁伪政权，创建了掖县抗日民主政府和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反顽锄奸、艰苦奋战，后去延安，不幸于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病逝，时年三十八岁。

领导反会考 回乡办小学

掖县西障郑家村，地处莱州湾畔；本是鱼米之乡，但在旧社会，那里贫富悬殊，阶级矛盾十分尖锐。郑耀南家境贫寒，三、四岁时就出继给三婶母。为了生活，寡儿孤母不顾酷暑严寒，辛勤劳动，受尽了欺凌，饱尝了辛酸，在耀南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反抗旧社会的种子。婶母疼爱继子，把希望寄托在耀 注：郑耀南同志一九四○年一月《入马列学院登记表》南身上。她节衣缩食，想尽一切办法，让耀南读书。耀南从一九一五年起，先入私塾，后转学堂，一九二三年毕业于北障高小。一九二五年秋，考入掖县省立第九中学。在这一期间，参加过俄国十月革命、加入过苏联工会的老乡回到原籍。耀南听到了一些引人入胜的消息，看到了祖国劳动人民翻身解放的希望。同时，他从进步教师们那里听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霸占台湾、青岛、辽东半岛等罪行，激起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他怀着复兴中华、抵御外侮的雄心，主动参加了各界人民反对日本侵华和抵制日货的游行示威。他和同学们一起，到处演讲，教育商人们将库存的日本货物拿到街上销毁。郑耀南成了反帝爱国的活跃分子。

一九二七年，风华正茂的郑耀南，被推选为第九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当时的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王寿彭，是清朝遗老，不遗余力地推行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封建教育，在中、小学中强制读经和会考。九中校长李浩光，秉承上司的旨意，便积极地贯彻执行，因而引起学生们的反对。郑耀南以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勇敢地发动全校同学反对王寿彭让毕业生赴济会考。

他组织同学们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并让大家将传单包上土块投到县政府内。顽固县长张蔚南干涉学潮，郑耀南就带领同学们冲进县政府，打了张蔚南，直到他答应学生们不到济南参加会考才算罢休。通过这场斗争，郑耀南受到广大进步师生的敬佩，但九中校长李浩光却把他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在校务会议上，他多次提出要开除郑耀南，都没有通过。后来，他为了达到其卑鄙目的，竟利用职权，把郑耀南由二十一级降到二十三级，让他重当新生。郑耀南拒不接受，毅然离校回乡。

通过学潮斗争的胜利，郑耀南认识到群众在斗争中的作用，又进一步想到要取得反帝反封建的彻底胜利，必须唤起广大农民群众。他立即在他家南屋里办了一所乡村小学，自己担任教师，还规定男女兼收，贫苦子弟入学者免交学费。这在当地来说是一种创举，很受群众欢迎。

发展党组织 控制县农协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使郑耀南深刻认识到，中国除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外，无路可走。同时，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统治阶级倒行逆施，民族危机正在加深，使他清醒地看到，中国革命只有共产党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于是，他决心参加中国共产党，为革命而奋斗。不久，他找到了党组织，接受了党的教育和考验。一九二八年六月，经王德武同志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以教学为掩护，白天上课，晚上在农民和进步青年学生中进行革命活动，开展党的工作。他在掖县六区组织了全县第一个农民协会，并被推为会长。从此，农民协会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全县发展了起来。

一九二九年，以戴曰三为首的国民党左派控制了国民党县总部。他们组织了掖县农民协会整理委员会，并筹备成立县农民协会。为了了解县农民协会的动向，争取掌握该组织的领导权，郑耀南便让郑魁和出面，把精明能干的共产党员鲍建业（鲍建）推荐到县农民协会整理自始至终员会担任了录事。郑耀南看到。要组织领导好农民运动，必须壮大党的组织，加强党对农民协会的领导。他为了发展党组织，多次变换教学单位，认真地选择、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一九三O年，他先后亲自介绍滕绍武、郑魁和等同志入党。同年底，在济南爱美中学读书的王鼎臣同志回家度寒假时，带回了山东临时省委关于建立掖县县委的指示。于是，在郑耀南家的南屋里召开了党员会议，成立了中共掖县第一届委员会，郑耀南被选为县委书记，王鼎臣、李勋臣、陈志尚、鲍仙洲被选为县委委员。

一九三一年初，在郑耀南的倡议和领导下，县委创办了地下党内刊物《红星》周刊，由郑耀南主编。他亲自刻蜡纸、油印，常常彻夜不眠。《红星》周刊的主要内容是上级党组织的指示，马列著作摘抄，论述共产党员的使命，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和旧社会的黑暗。鲍仙洲和郑魁和以卖书笔为掩护，分送给各地的党员。虽然该刊形式简陋，但它对宣传马列主义，搞好党内教育，指导开展各项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九三一年三月，国民党县党部召开第一届县农民协会代表会议，郑耀南利用选举农协领导干部的机会，做了很多工作，使共产党员鲍建业当选为干事长，鲍仙洲、郑魁和同志当选为干事，使进步人士赵彦卿当选为副干事长，赵洪景当选为干事。这样一来，县农协的领导权基本上为我党所掌握。当时农协章程规定：农协对各级地方政府起监督作用，贫、雇农，自耕农，小学教员等均可参加。其宗旨是反帝反封建，反迷信，反贪官污吏，反苛捐杂税，开展妇女解放运动。这些规定，既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又和我党当时的革命任务相一致。以郑耀南为首的掖县县委积极通过农协带领广大农民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卖国投降，要求政府抗日，从而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反动气焰，提高了农民的思想觉悟。广大农民纷纷向农协靠拢，农协成了广大农民的主心骨。过去欺压农民的地主豪绅，见了农协会员也恭而敬之，不敢妄加非难了。

一九三一年四月，县农协刚刚成立一个多月，国民党右翼赵森堂等人操纵的县党部，就下令将农协改组为农会，并强调要以研究改良土壤、种子为宗旨，由县政府进行监督，由国民党县党部予以指导，还规定，耕种园地三亩、农田十五亩以上者方可参加农会。郑耀南及县委领导同志立即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他们企图改变农协的阶级成分，扭转其斗争方向，把农会变成国民党的御用工具。于是，郑耀南即指示鲍建业一定要随机应变，继续掌握好农会的领导权，随时注意粉碎敌人的阴谋。

竞选乡长 反霸抗捐

为了打击地主阶级的反动气焰，保卫农民的既得利益，郑耀南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精神，与县委委员共同研究，决定发动农民对国民党进行竞选区、乡（镇）、村长的斗争。并安排滕绍武、郑魁和、赵刚锋、孙鼎吉四名党员积极参加竞选。由于他们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望，滕绍武：当选为朱旺乡乡长，郑魁和当选为西障乡乡长，赵刚锋当选为北障乡乡长，孙鼎吉当选为麻渠乡乡长（后让其父出任，他任文书）。当时国民党规定，乡长必须具备中学以上的文化程度，家中必须有地三十五亩，大车一辆。郑魁和不具备这些条件，上报后被国民党县长马镇藩勾掉。西降乡的大权仍然掌握在地富手中，他们从其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把原定的二十亩地出夫打差改为十亩地出夫打差，后又改为五亩地出夫打差，牲口不分牛、驴、骡马一样打差，从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为此，第二年，以郑耀南为首的掖县县委，再次决定由郑魁和参加乡长竞选。郑魁和为难地说： “我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要地也只有几亩，要车连个轱辘也没有，怎么行呢？”郑耀南胸有成竹地说： “只要咱一心一意为穷人掌权，办好事，什么困难咱都有办法克服。”接着，他找人把地亩册上郑魁和名下的土地数改为三十五亩，又以郑魁和一九二九年参加农民协会训练班的结业证代替中学文凭，还搞了辆旧大车放在他家门外。同时，又在群众中，作了工作。因而，这次选举郑魁和被当选为西障乡乡长，手续完备，条件符合，县长也就下了委任状。郑魁和刚上任，立即按郑耀南等县委领导上的意图，宣布占有土地三十五亩以上者才出夫打差，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地富们虽心怀不满，但也不敢反对。这一年三月，县农会进行第二届选举时，第一届当选的鲍建业等五名领导人又重新当选。在竞选乡长中，全县共一百多个乡，有近半数的乡选举了农会会员任乡长。

另外，县委还通过合法手段，安排共产党员于崇山（仁乐）、滕绍武到济南参加区长训练班。一九三一年四月，于崇山被国民党县政府委任为第八区区长。

通过以上斗争，掖县党组织在全县相当大的范围内取得并且巩固了乡（镇）和农会的领导权，维护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

一九三二年，军阀韩复榘和刘珍年，为争夺地盘，在掖县发生了狗咬狗的斗争。刘珍年为战败韩复榘，长期霸占掖县，疯狂地抽丁拉夫，横征暴敛，田赋竟预征了十年。同时，还限令每人缴纳一元现洋的军饷。其检查官刁天培等人为虎作伥，派兵坐镇催饷，谁交不上就捆绑吊打。人民群众已经苦不堪言，地主豪绅又趁火打劫。他们通过所控制的区，乡政权，将原来的“富户捐”取消，改为“不论贫富，按地亩均摊”；将“牛、驴、骡马分类缴税”的规定改为“不论牛、驴、螺马同样缴税。”这样，就把他们自己的负担转嫁到广大贫苦农民身上了。以郑耀南为首的县委会遂研究决定，在全县发动农会进行反霸抗捐斗争。首先，号召农会会员一律不交“富户捐”和“牲畜税”。郑耀南还以“韵笙”为笔名，通过秘密关系在国民党县党部主办的《党声》（注）报上发表文章，揭露检查官刁天培、文书李介仁、商会会长董磨匠一伙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贪污军饷等罪行，还提出“反对横征暴敛”、 “我们要生存”等口号，组织农民、教师、学生、商人等五、六百人游行示威。在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下，那些把持区、乡政权的土豪劣绅，不得不按国民党政府原来的规定征收“富户捐”和“牲畜税”。反动县政府也被迫撤了刁、李，董三人的职务，取消了每人一元的军饷；还答应五亩地以下的农户免除打差出夫。反霸抗捐斗争胜利了，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外出避凶险 辗转闹革命

一九三三年七月初，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秘书刘化普（夫妻关系）向国民党省党部自首叛变，当上了国民党的肃反队长，并亲自带领特务到处抓人，许多共产党贝被捕，临时省委和团省委也遭破坏，山东各地党组织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八月，国民党省党部秘密电令掖县县党部调查郑耀南、王鼎臣的活动情况。县党部肃反专员孙会生（左派）接电令后怕出意外，立即告知县农会干事郑魁和。郑立即赶到驿道七小，向在那里教学的郑耀南、王鼎臣报警。耀南和鼎臣决定当即离掖，县委工作交由孙鼎负责。郑耀南急忙奔赴掖北后坡村，见到知己同学郭大昌，第二天乘船出走。

注：一九三二国民党县党部主办的《党声》报被我地下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所控制。

郑耀南到了北京，不久入弘达中学学习，遇上了在京求学的郭欣农同志，后经郭介绍，与中共北京市委地下党员陈义山取得联系。同年冬，郑耀南由陈义山介绍去察北参加了吉鸿昌的起义军，担任过秘书、参谋等职。察北起义失败后，郑耀南又返回胶东，在龙口任掖、黄、招三县硝磺局主任。一九三四年初（农历腊月）回掖县家乡。

掖县当时仍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中。腊月三十日上午，国民党县党部孙会生又接到省党部要逮捕郑耀南的密令。孙会生阅后，嘱公务员下午两点以后再将密令交县长刘国斌，随即以回家过年为由离开党部。他绕道赶至郑家村，托他姑夫郑福堂转告郑耀南： “情况紧急，要躲一下！”郑耀南正在打扫院子准备过年，得知情报后，立即通知所有地下党组织负责同志“除夕晚上一律离家躲藏”。他布置停当后，赶紧销毁了党内文件做好了应变准备。

晚上，反动县长刘国斌、清乡队队长张襄武，派出一百多人的军警马队四处抓人。晚十点钟，反动军警团团围住了郑耀南的家。在一阵咋呼声中，十几名军繁一拥而入，不仅翻箱倒柜，就连大缸小盆也都搜遍砸烂。他几岁的小儿子正躺在炕上睡，敌人竟疯狂地用刺刀挑起被子搜查。闹腾了半夜，没找到郑耀南，敌人用刺刀对着他婶母、妻子要人，老婶母刚强无畏，愤愤地说： “你们不是翻过了吗？还找我老婆子要什么人！”直到下半夜，敌人才狼狈而去。郑耀南当晚躲在生身母亲家中，听到敌人搜查时，翻过东墙，穿过湾崖边的酸枣林，安全地转移到本村郑修来家南屋躲过了搜捕。

第二天，正月初一，郑耀南转移到麻渠村舅父家。初二，其表兄以卖大糖为掩护，在前面引路，舅父用毛驴驮着他送到后坡村，随即乘船去东北。

郑耀南走后，县委工作由王仁斋负责。不久，王仁斋因事离掖，又由盛成庆和李佐长负责。郑耀南在远离家乡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工作、生活都很困难。有时他以算命为掩护，维持生活，寻找党的关系。他到过东北的很多地方，多经颠沛艰险。一九三四年夏，终于和党取得了联系，到吉林省延吉县中学以教学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同年秋冬，曾到吉林拉法山区争取土匪部队抗日。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曾以党内特派员的身份到抚顺煤矿当矿工，领导工人为增加工资而斗争。有时，以行医为掩护，到各地建立，发展党组织。一九三六年，还在鞍山担任过《盛京时报》驻鞍山的外勤记者。同年秋转回烟台，任中共胶东临时特委教育宣传委员兼党刊编辑主任。十二月，特委遭破坏，郑耀南离开烟台，到青岛、即墨、高密等地寻找党组织，坚持地下斗争。一九三七年十月间，他又回到家乡，发动群众抗日救亡。

建立革命武装 加强抗日领导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反动政府不仅对日实行不抵抗主义，而且对我苏区进行疯狂“围剿”。山东军阀韩复榘、刘珍年也继续在残酷地镇压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郑耀南从抗日救亡着想，曾多次领导县委同志酝酿建立革命武装，举行武装暴动。

一九三二年二月，在烟台八中求学的党员郭欣农，接受烟台特支的指示，回掖开展党的工作，接通了烟台与掖县党组织的关系。四月，烟台特支又派张凤鸣为特派员到达掖县，并参加了县委领导。随之，县委按照烟台特支的意见，秘密成立了党的武装“掖县特务队”，郑耀南兼任队长，张凤鸣、陈志尚、鲍建业任副队长。另外，还吸收了一部分有枪支的党外人士作为特务队的外围人员。特务队的任务是保卫党的安全，镇压罪大恶极的官僚豪绅，打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气焰。

为发展党的武装力量，县委在《红星》周刊上发表文章，明确提出“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做一名特务队的队员” “敌人要头不能白给” “要拿起枪和敌人斗争”。在县委的号召下，党员和特务队员都想方设法搞枪支。郑耀南亲自带头，动员婶母卖了二亩地买了一支短枪。县委还动员有枪的富户“献枪”或出借枪支；对那些不听动员的顽固地主，就强行“缴枪”。这样一来，特务队的枪很快就达到了二十多支。 在当时，特务队只能夜间活动。郑耀南经常亲自和大家一起研究行动计划，然后由副队长张凤鸣负责执行。他们曾发动群众进行抢盐斗争，截击国民党政府解款的车辆，处决地富豪绅中的坏中之坏，等等。特务队为人民谋利除害，深得群众信任。一九三三年八月郑耀南出走后，特务队的活动虽然更加困难，但在广大群众支持下仍然坚持斗争。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大举入侵，蒋军节节败退。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拿起武器，参加抗日斗争。九月，中共中夹和北方局陆续派遣一批干部到达济南，经山东省委分配到各地发动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

同年十月郑耀南回乡后，中共掖县县委为了加强抗日宣传，创办了党内刊物《民声》，代替已经停刊的《红星》。主编仍由郑耀南兼任。不久，县委在北乡沟东村召开会议，由回掖不久的张加洛传达了《华北会议的决议》精神，郑耀南讲了话，其他同志分别汇报了工作情况。会议讨论决定：立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方针，组织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整顿发展党组织的同时，发展抗日武装，准备起义，并按全县党员分布情况建立六个分区委，各区都要建立自己的抗日武装。会后，大家分头行动，上下一齐努力，仅一个多月的工夫，就建立起六个分区委，并建立了十几个抗日群众组织。郑耀南以身作则，亲自在北障一带组织了“人民抗日义勇队”，很快发展成六、七十人而且枪支较齐全的抗日武装，其他党员也分别在本县各地组织了“抗日除奸队”、 “人民抗日救国会”，“抗日除奸团”、 “战地服务团”、 “掖平抗日游击队”等武装组织，当时为了团结知识分子抗战，还组织了“教师抗层救国会”。同时，还派王仁斋打入国民党新组织的“民众抗敌前进队”（简称“民抗”）进行统战工作。双方经几次酝酿，在年底，县委以各抗日武装负责人的名义，和国民党头面人物赵森堂等；在“励新书店”开会协商，成立了“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统一领导各抗日组织。委员会由五人组成：郑耀南任军事委员，张加洛任政治委员，李勋臣任组织委员，李佐长任宣传委员，赵森堂自领外交委员，至此，中共掖县县委切实掌握了该县抗日的领导权。

举行武装起义 建立抗日政权

一九三七年底，济南失守。一九三八年一月下旬，日寇侵入掖县城，国民党县长刘国斌等大小官吏弃职逃窜，甘当汉奸的刘子容，在其女婿张延善等人的簇拥下，认贼作父，出面组织伪政府，当了伪县长，张延善任秘书。几天后日寇离开掖县，留下汉奸刘、张和二、三百人的保安队。另外，全县十个区，都有一个伪区队，各有三四十或六七十人。当时由于局势混乱，人心惶惶，敌伪人员也开始动荡分化。基于这种情况，县委决定积极争取伪地方武装。首先在《民声》半月刊上发表了《争取区队到抗敌战线上来》一篇文章，要求党员同志们利用各种关系，通过各种方式，争取区队抗日锄奸。随之，郑耀南亲自去找伪第六区队队长周亚泉进行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说服了他，亲率全体队员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抗日组织。不久，郑耀南又利用他和七区队队长徐承勋的私人关系，把第七区队也争取过来了。在县委的领导和推动下，全体党员一致努力，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争取工作，全县大部分伪区队被改编为“民动”。到一九三八年二月底，掖县县委就组织了四、五百人的抗日武装。

就在掖县抗日武装蓬勃发展的二月份，中共胶东特委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攻克牟平城。接着，又进行了轰动胶东的雷神庙战斗，点燃起胶东抗日斗争的烽火。三月七日，掖县县委发动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成员四、五百人举行武装起义，攻打掖县城，郑耀南任总指挥。三月八日晚，各路攻城部队的领导人集结到玉皇顶，郑耀南讲了话，他指出，这次攻城要里应外合，智夺为主，他交代了各路的任务，并派出精干的小分队，将县城通往青岛、烟台的电话切断，使敌人孤立无援。各路部队奋勇挺进，将掖城四门团团围住，不料，事前潜入城里作内应的同志被敌发觉逮捕，又因部队没有炸药和重武器，缺乏作战经验，致使攻城遇到困难，在城门紧闭，敌我僵持的情况下，郑耀南对站在城上的刘子容和伪军展开了政治攻势。他严肃地说道： “我们是打日本鬼子的人民队伍，中国人不当汉奸，快敞开城门，协商联合抗日。”原第六区区队长周亚泉也高声喊话： “刘子容，你在一月的区队长会上还公开讲一同抗日，今天全县抗日武装和区队都来了，你赶快把城门敞开，不然，只有死路一条！”但刘子容还想负隅顽抗，期待日军救援， 天色已经大亮了，郑耀南当机立断，把刘子容、张延善住在乡 下的亲眷捉来，提到城下。刘子容一见，惊吓得瘫倒在城 上，张延善则只身溜下城去。树倒猢狲散，伪保安队长见大势 已去，只好打开城门。郑耀南立即发出命令：“打进城去，活捉刘子容！”刹那间，攻城部队像怒潮一般冲进城去，缴了残敌的武器，活捉了刘子容、张延善，并打开牢门，放出了被敌捕押的内应。随之，张贴出安民布告。十二日，将起义部队命名为“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简称“三支队”），郑谜南任支队长。并与各方面磋商，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由倾向我党愿意抗日的国民党进步人士张冠伍任县长。下设秘书科、对政科、教育科、政务大队等机构，分管各项工作。

新政权建立后，立即整顿市场，加强税收，管理盐务，宣布废除一切苛捐杂税，三亩地以下者免征捐税，对地、富、大商人征收爱国捐，推行抗日教育，等等，深受各阶层人士拥护。人民群众为了保卫胜利，积极参军，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三支队便由攻城时的四、五百人发展到三千五、六百人，成为胶东一支主要的抗日武装力量。

为了改善部队装备和物资供应，掖县抗日民主政府还办起了兵工厂、被服厂。为了教育、发动群众，由专人负责组织了国防剧团，创办了文艺综合性刊物《海涛》，出版了《抗战日报》。郑耀南还亲自主持筹建了北海银行，发行了北海钞票，在掖县、蓬莱、黄县我抗日根据地流通使用。不久，在胶东、全省以至华北、华东等抗日根据地也都先后通用。它统一和稳定了金融，使掖县群众免遭通货膨胀之苦，保证了全县党政军民抗战财政收支的稳定，而且也在财政方面支援了上级党政领导机关。

注重团结抗顽锄奸

革命是千百万人民的事业，需要千百万人共同奋斗。郑耀南为了革命的利益，非常重视团结，也很善于团结。在郑耀南的影响和带动下，县委和三支队，内外团结搞得都很好。

在县委内部，郑耀南多次强调要加强团结，他对县委成员都很尊重，自己的意见从不强加于人，遇事总是同大家商量-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各委员在工作中密切配俞，相互支持，相互谅解，亲密无间，充分发挥了县委的领导作用。

郑耀南对兄弟部队亲如手足，一九三八年四月，马保三、张文通、韩明柱等同志率领七、八支队东上，郑耀南带领掖县县委和三支队的负责同志热烈欢迎，并对那些妄图阻挠七、八支队东上的反动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揭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使广大指战员受到了教育。后七、八支队西返时，马保三同志感慨地说： “我们到了掖县，就像到了自己的家一样。” 郑耀南同志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战。他多次对县委负责同志讲： “对别的党派，对各阶层人士，只要他们不反共，有爱国思想，愿意和同情抗日，不管他们以前的表现怎样，也不管他们是什么阶级，什么职业，我们都应该争取他们，团结他们。（注）”他不仅这样说，而且以身作则地这样做，因此，掖县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一九三七年，与赵森堂领导的“民抗”合作，组建了“民动”，完成了我党对掖县伪地方武装的争取工（注：见《胶东风云录》 一书中《光辉的榜样，不朽的战士》一文）作，实现了全县抗日武装的统一。这对于一九三八年的武装起义、解放掖县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起了重要作用。在建立三支队时，郑耀南一方面把经过考验，对党忠诚的党员同志分别安排到机要、侦察、通讯、警卫等重要岗位上。另一方面对一些进步人士和旧军人出身的，也能知人善任，大胆使用。如国民党人士孙会生，徐志皓，徐承勋等，一直同情和支持抗战，有的在白色恐怖下曾给我们党组织送过情报，使郑耀南脱险，有的掩护过其他党员同志。在发动抗战时，他们曾为建立统一战线和争取伪区队武装做过不少工作，而且，他们在社会上又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郑耀南曾对他们做过很多工作，帮助他们不断地提高觉悟，在三支队成立时，又分别安排他们担任了适当的职务，原六区队队长周亚泉参加抗日队伍后，工作积极，向党靠拢，敢于向坏人坏事做斗争。郑耀南提出安排他担任支队副队长。有的同志认为他是旧军人出身，安排他这样重要的职务有些不放心，郑耀南却说，“他既抗日，又拥护我党的领导，我们就要团结他。要团结，就要信任，不要老是揪着人家的过去，他不是在变嘛。我们三支队旧军人出身的比较多，对他安排使用得好，可以树个样子，团结一大片，这对整个工作有利。（注）”郑耀甫还邀请懂经济的社会贤达孙康厚出任财经委员会主任，掌管全县盐税收入，解决部队，政府所需经费问题。他工作很有成效，对改善我军政物资供应起了重要作用。

郑耀南重视团结，但对国民党顽固派，对妄图篡夺军政大权的叛逆者，却毫不妥协，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

一九三八年初，国民党CC分子张金铭盘踞平度县东乡一带，他还以“第五战区直属第十六支队”的名义在祝沟成立了（注：见《胶东风云录》一书《光辉的榜样不朽的战士》一文。）司令部。他为了抢占地盘，扩充势力，到处下“委”，俨然以 “胶东王”自居。三支队成立后，张金铭派他的参谋王东朗到掖县进行威胁、利诱，妄图使三支队接受他的委任，把我们党的抗日武装力量变成他们的反革命势力。郑耀南代表三支队坚决拒绝，并予以斥责。郑耀南曾经非常气愤地对李佐长同志讲： “我们是党的武装，只接受党的领导和党的任命，他们有什乡资洛下委？真是岂有此理！”野心勃勃、阴险狡诈的张金铭，见软的不行，又来硬的，他纠集反革命力量倾巢而出，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上旬共分三路向掖县根据地发动进攻。他们还勾结军阀张宗昌的余孽杜广乾，在沙河镇搞武装叛乱。为此，三支队决心站在自卫立场上予以回击。在紧急军事会议上，郑耀南向军政干部进行了动员，他号召大家为击败张金铭的进犯而英勇斗争。会后，又亲临夏邱堡前线指挥作战。然而，当时三支队孤军作战，三面受敌，形势不利。于是，县委派张加洛同志火速去黄县，向胶东特委、三军和七八支队求援。五月十二日，特委、三军、八支队和三支队的负责同志，在黄县开会组成抗日联军，马保三任指挥。同时组成前敌指挥部，韩明柱、郑耀南分任正副指挥。随之，联军投入了反击张金铭的战斗。郑耀南亲自指挥夏邱堡争夺战，不到两小时就夺回了四五个村庄。又连续猛攻，终于攻克了夏邱堡，歼灭顽军一百多人，缴获了一批物资弹药。顽军正面主力被击溃，其他各股敌军遂狼狈逃窜。至此，国民党反动派在胶东发动的第一次反共大磨擦，以连遭惨败而告终。

原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赵森堂，在三支队成立后，利用其参谋长的职权，暗中安插亲信，扩充私人势力。郑耀南同他们进行过有理有节的斗争，希望他们改弦易辙，同我们团结抗战。但他们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越走越远。一九三八年五月，郑耀南等正在指挥部队反击顽军张金铭时，他们却乘机大肆活动，拉拢势力，搜罗枪支，还秘密召开乡、镇长会议，进行反共动员。更令人气愤的是，赵森堂还偷偷派爪牙到国民党反动派秦启荣处联系，并为其请回第七梯队梯队长的委任状；他们还偷刻关防、印布告，准备叛乱。一天，秘书处老党员王庆轩向支队部报告，赵森堂等阴谋在召开“七七”抗战一周年纪念会时进行反革命暴乱，杀害郑耀南等党的领导同志，篡夺军政大权。七月三日晚，郑耀南、张加洛、李佐长三人举行紧急会议，研究对赵森堂一伙的处置意见，郑耀南斩钉截铁地提出： “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加强三支队的抗战团结，要坚决除掉这伙害群之马：”随之，研究了行动计划，做了具体分工。商定后，郑耀南立即安排好逮捕赵森堂及其帮凶王文锋的准备工作；张加洛部署了城区和四关的兵力，防备赵、王部下临时有变；李佐长布置好收缴赵、王警卫人员枪支和功断城内外通讯联系的事宜。第二天上午，以召开三支队部委会议的名义，当场逮捕了赵、王，同时由李勋臣、滕绍武、王候山等，分别在城内外逮捕了赵、王的同党杨辅庭、王春塘、张显庭、陶印纪等人，并断然于五日处决了这六名叛乱分子。

接着，以郑耀南为首的我党政领导马上安抚部属，张贴布告，出示赵、王等人的反革命证据。消息传开，广大军民无不拍手称快。

精神常在 名垂青史

三支队在对外击败张金铭，对内肃清赵森堂等反动分子以后，威信大大提高，士气更加旺盛，内部更加团结，成为一支，枪支齐全、战斗力强的抗日武装。根据地也发展到平度、招远边境一带。三支队所以能在斗争中迅速成长，是与郑耀南积极工作、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分不开的。但郑耀南从不居功自傲，总是把成绩归于党和群众。一九三八年九月，三支队奉命与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合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郑耀南任六十二团团长。由于他模范地执行党的决议，并反复开导教育部属，使合编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当时，中共胶东区党委书记王文同志在听取了合编工作的情况汇报后，曾赞扬说： “老郑真是个好同志！”不久，郑耀南被任命为五支队二十一旅旅长兼掖（县）黄（县）蓬（莱）三县警备司令。一九三九年一月，惯匪刘桂堂进犯我蓬、黄、掖根据地。郑耀南奉命率部撤退，转入招（远）黄（县）边境山区，坚持山区游击战。

一九三九年三月，上级党组织让郑耀南到中央汇报工作，同去的还有政治部主任张加洛、秘书长李佐长。在途中，郑耀南经常感到脊背酸痛，但由于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敬仰，对革命圣地延安的向往，使他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他们风餐露宿，历尽艰险，终于在当年十月到达中央所在地一延安。他们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了工作之后，于一九四O年一月，进入中央马列学院学习。

郑耀南学习积极，认真钻研，小组讨论时踊跃发言，经常和同志们互相勉励，表示一定要很好地提高马列主义水平，更好地为党工作．但由于长期的艰苦斗争和长途跋涉的劳累，年底他就感到身体不适，脊椎更加酸痛。同志们多次劝他进医院疗养，他总是说“学习机会难得”，坚持不去。学习结束后，一九四一年调军委一局任组长，四月，他病情加重，实在不能再坚持工作了，才接受党组织和医生的劝告，进入高干疗养院疗养。在疗养期间，被评为模范休养员，并作为休养员的代表，出席了军委直属队党代表大会。他身体刚有好转对，就向党组织要求工作。一九四一年八月，中央决定军委一局和中央社会部合并，郑耀南担任该部一个组的组长。一九四二年二月，又调到二室指导组任副组长。该组任务很重，郑耀南工作积极认真，经常工作到夜晚十一、二点。同年四月，开始整风，郑耀南参加了整风领导小组。由于工作繁忙，劳累过度，一九四三年冬病情又有发展，经中央医院检查，确诊为腰脊椎结核，到一九四四年五、六月，患处红肿隆起，一九四五年竟发展到下肢瘫痪，卧床不起。他的警卫员景平同志曾回忆说：“他病很重，人很瘦，虽然我们给他养了一只山羊和一群鸡，医院伙食也较好，但他吃不下，当时，药很缺，更没有特效药，只好天天背他出来晒太阳。耀南同志的精神状态倒很好，虽然知道自己不行了，但没有悲观情绪，病重期间，还坚持看书看报，教我识字。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下午四时，他觉得实在不行了，推开被子，让我给他穿上衬衣、棉袄、裤子，他就与世长辞了”。

郑耀南同志逝世后，胶东西海专署、西海军分区司令部、政治部、掖县县政府及北掖党政军民民两万多人在平里店小学操场举行了追悼大会。政府和人民群众又在他的家乡郑家村建了纪念碑。碑文中说：“郑耀南同志参加革命十八年来，多经颠沛艰险，辗转往复，但坚持工作始终如一，尤以忠心对党，联系群众，气魄宏伟，堪称楷模。事变后发动抗战，即为其执行政策尽瘁革命之范例。”

郑耀南同志不愧是党的好战士，劳动人民的好儿子，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牺牲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永远激励着人们为四化建设而奋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