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色的部队政治工作者

——怀念杨鸣皋烈士

赵自德

青年爱幻想，老人好回忆。在我的一生经历中，值得回忆的往事确实很多。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我与良师益友杨鸣皋同志朝夕相处的那段岁月，因为他在我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杨鸣皋同志，一九二四年一月出生在苍山县庄坞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从八岁开始先在本村私塾就读三年，后到邻村读完高等小学。下学后在家帮助父亲割草、放牛、干农活。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我军。先后在临沂县青年营二连任过文书、文化干事、副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十三团一营三连副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滨北独立一团三营副政治教导员、政治教导员，胶东军区新五师十三团政治处副主任，陆军第三十二军九十五师二八三团主任，武汉空军政治部直工部主任等职。一九七四年病故于武汉空军医院，一九七五年部队追认他为革命烈士。终年五十岁。

杨鸣皋同志，多年来从事部队基层政治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工作者。他经常深入连队，与干部战士一起交谈，逐个询问他们的姓名、年龄、出身以及学习、训练、生活等情况，并经常和战士们拉家常，向他们讲解革命道理。一九四七年春节后，组建不久的滨北军分区独立一团，驻在胶县城南法家营、刘家村一带。上级派来一位原籍文登县的张义同志任三营七连连长。由于语言口音、生活作风的差异，他不安心在滨北工作，要求调回胶东部队。营教导员杨鸣皋同志，便经常找他谈心，鼓励张义同志把胶东部队的好作风和战斗经验，带来滨北，传给连队。并对他说；“要适应环境，善与人同，各个部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随着革命战争的向前发展，部队将会不断地扩充壮大，要学会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共事……”经过杨鸣皋同志对他多次教育和开导，张义同志终于留了下来，安心工作，并把七连带得很出色。

这期间，国民党反动派正在调兵遣将，进攻山东解放区；地主还乡团也在网罗走卒，组织武装，妄图卷土重来，反攻倒算。面对这一情况，在部分战士中，有的怕艰苦、怕伤亡，有的说怪话、发牢骚，思想波动较大。杨鸣皋同志意识到，这是影响部队战斗力的大问题，下决心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认真解决它。于是，他采取各种形式，分别召开连排干部会、支委小组长会、政工干部会、积极分子会，反复讲述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看起来好像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但打内战不得人心，正义在人民一边，进步力量必然要战胜反动力量，历史车轮不会逆转的道理。他还向战士们诙谐地说，国民党反动派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他号召大家要有“夜行一百五，人人当炮兵”（脚打泡）的思想准备。他针对当时部队中开展的“爬山顶”、“爬山头”运动，生动形象地打比喻：“有个上崖就有个下坡”、“黎明前还要黑暗一阵子”。他还亲自编写出：“爬山顶，勒紧腰，丢掉包袱向前跑。爬到顶的是英雄，爬不到顶的是熊包”；“爬山头，爬山头，先轻装，再加油，爬到山头胜利在前头”等“顺口溜”，发动各连文化干事、俱乐部委员，写在墙报上，打着竹板唱，活跃部队、鼓舞士气。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形势任务教育，克服了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家乡观念，明白了要打运动战，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跟敌人兜圈子，多跑路，就要吃大苦，耐大劳，才能寻找有利战机的道理。战士个个都像小老虎。大家响亮地发出了“上级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的钢铁誓言。

杨鸣皋同志对干部、战士关心爱护，亲如兄弟。滨北独立一团的三个营部，各配备两匹马，主要是给营长、教导员等负责人行军骑和驮行李的。但人们很少看到杨鸣皋同志骑过他那匹枣红马。每次行军中，马背上驮的不是病号，就是弹药、粮秣。一九四七年深冬，独立一团驻在胶县城北马店、于家村、韩家村一带。春节前不久的一天下午四时许，三营奉命东渡沽河，到胶州湾北岸的中华埠周围几个村，去奔袭国民党土顽韩福德部。这天，大雪没膝，滴水成冰。战士们在冰天雪地里埋伏了二十多个小时，直到翌日下午四点多，仍不见敌人的踪影，部队决定撤回原驻地。在西渡沽河双轨铁桥时，狡猾的敌人尾追上来，突然向我开火。走在后面的九连战士们，由于饥饿、寒冷、手脚麻木，有三名年龄大些的担架员，不幸掉进河心冰窟里。杨鸣皋同志当即和营长孔庆田决定：组织七、八连的火力，击退尾追的敌人；他自己带领九连的同志们，下河打捞遇难的战友，又把枣红马让冻坏脚的战士们轮流骑，还把棉大衣脱下来，披在战士身上，他自己却只穿一件薄棉衣，冻得瑟瑟发抖。当部队回到驻地后，他又凭经验布置各连，用冷水给冻得厉害的战士溶化脸颊上的冰片，用雪团子揉搓冻麻木了的手脚，防止冻伤，以免减员。战士们感动地说：“杨教导员和我们心贴心，他的骒马早就变成‘公马’了!”

杨鸣皋同志，时刻注意对部队进行遵纪爱民教育。他经常向指战员们说：“老百姓是水，军队是鱼，鱼儿离开了水，一天也活不成”。滨北地区防区大，部队少。独立一团常常以营为单位分散活动。作为营党委书记的杨鸣皋同志，肩负着完成全营作战、训练、巩固部队、拥政爱民等各项任务的重任。这些，他都言传身教，竭尽全力地去做。一九四七年七月下旬的一天，胶县城东南沿海的营房村逢大集。我胶县县大队提供情报：驻在南泉车站的国民党便衣匪徒五六十人，要来抢劫集市。杨鸣皋同志决心带领七连，去打击敌人，保护赶集群众的利益。他迅速将部队带到预定地点，命令全连倒戴帽子（冒充国民党军的无沿船形帽），埋伏隐蔽。当敌人靠近百米左右时，他叫臧维华连长向敌方乱打联络旗语，迷惑敌人。弄得匪徒们以为是“自己人”，便摇摇摆摆，蹒跚而来。在相距五十米左右时，杨鸣皋同志大喊声“打！”紧接着司号员也吹起了冲锋号。七连指战员猛虎般地扑向敌群，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只顾逃命，无力还击。不到一刻钟，结束了战斗。共俘敌二十余名，毙伤三十余名。我军无一伤亡。枪声刚停，打扫战场时，胶县县委书记王海亭同志，带领县大队部份战士，拾着担架赶来支援。杨鸣皋同志，把这次战斗中捉的俘虏和缴获的枪支弹药，全部交给了他们，并说：这是用实际行动拥政爱民。

是年中秋节之后，滨北独立一团，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收复诸城的战斗打响了。三营进入东关后发现，在一栋大房内，密集着几百名地主、恶霸、还乡团等等。这些从农村逃来的坏家伙，不断向我们打冷枪。愤怒的战士们决心“瓮中捉鳖”，把这些坏蛋消灭掉。他们机智地从窗口向房内投掷了一包炸药和手榴弹，顿时鬼哭狼嚎，死伤一片。这情景被杨鸣皋同志发现后，严令制止了。他说：“农村土改情况复杂，受蒙骗的群众，有的也会跑进城里，混杂其中，不一定都是坏人，把他们交给当地政府处理就是了。”这件事，对指战员们教育很深：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即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都要心里想着群众，时时刻刻关心爱护群众。

杨鸣皋同志，对各连文化干事、指导员们提出：要经常带领连队大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三不走》这两支歌曲活跃部队，养成自觉遵守战场纪律和群众纪律的好传统。部队每次移防集合，队伍里便响起了“水没有挑满缸，一不走，地没有扫干净，二不走，借了东西没还清，三不走……”的歌声。杨鸣皋同志，从不容忍部队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一九四七年收复诸城前夕，滨北独立一团七连，在诸城东南牛太山上，突遭国民党一个团的围攻，战斗整整持续了一天。当七连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下午五时许突围时，战士们又渴又饿，途中有的拔了群众的地瓜或萝卜吃。这事被杨鸣皋同志知道了，宿营后严肃地批评了七连的干部们。他说：“不经群众允许，无偿地吃老百姓的东西，就是破坏了群众纪律，这是与人民军队的宗旨背道而驰的”！他责成七连以班为单位，检查违犯群众纪律的行为，接受教训；并派人到当地向群众赔偿道歉，挽回影响。

教育部队尊重当地群众的风俗习惯，也是杨鸣皋同志经常注意的问题之一。一九四八年春节后，滨北独立一团奉命升级，改编为胶东军区新五师十三团，移防莱阳、海阳两县交界的发城、薛格庄一带。到达防地不久，杨鸣皋同志发现，这里的群众有许多生活习俗和方言，与滨北地区不同。他除要求部队严格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学习胶东语言外，又分别召集驻地村干部、民兵和部队中胶东籍的干部战士开座谈会，边调查边记录，很快学会了这个地区的若干方言。例如，饼子叫“片片”，吃午饭叫“喝响”，快一点叫“紧溜的”，玩玩叫“站站”，等等。杨鸣皋同志，把这些方言向部队传达之后，又强调说：说方言看起来是小事实际是能否搞好军民关系的重要问题。他要求全体指战员都要引起注意，善于“随风就俗”。由于部队遵纪爱民工作做得好，群众热情拥军，处处帮助子弟兵，从各方面给部队提供方便。薛格庄一位军属房东大娘，在战士们集合操练时，偷偷地给一位家庭观念重的小战士，洗补了衣袜。当这个小战士向大娘表示感谢时，大娘爱抚地说：“当兵处处都是家，你可不能想妈妈哟！”主动帮助部队做好思想工作。

杨鸣皋同志，十分重视“优待俘虏，一切缴获要归公”的战场纪律。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全部美械装备的敌九师，由高密西进潍坊，害怕途中被我歼灭，又突然调头东窜青岛，伺机南运，妄图与我挺进大别山地区的刘邓大军作战。滨北独立一团三营，奉命配合主力部队，在高密东、胶济路南侧姚戈庄、草泊一线，狙击该敌。下午一时许接火，打得敌人丢盔弃甲，沿途遗弃了大批辎重、弹药、物资和家属。有些敌军官太太，拱手向战士们交出手表、项链、金戒指、“金圆券”，跪求饶命。杨鸣皋同志亲手摘下了敌人甩掉的两辆卡车的牌照，命令战士炸毁汽车，（我无人会驾驶），凭牌照向上级报告战果。部队押着俘虏、家属，抬上战利品，撤出阵地。在高密城南臧家王吴村驻防后，他召集各连干部布置：凡干部战士接受敌军官兵家属的个人物品，一律交还本人，凡属公物，律交公。翌日，在遣返这些敌军伤兵、家属去青岛时，他们异口称赞我军纪律严明，宽待俘虏，是“秋毫无犯之师”。

杨鸣皋同志，对巩固部队，减少非战斗减员的工作，做得也很出色。一九四八年春，部队驻牙前县桃村、半城一带，进行“三查三整”。由于上一年国民党反动派重点进攻的骚扰、破坏，庄稼歉收，群众的生活极端困难。为了支援救灾，战胜春荒，部队开展了节衣缩食的活动，口粮也由原来的每人每天二斤半原粮（含油、盐、菜等），减到二斤，一天只吃两顿饭，常常靠挖野菜来补充。在困难面前，有些战士情绪不稳定。七连有个绰号“三十里地不换肩”的大个子机枪射手王美智，竟然不辞而别了。杨鸣皋同志，针对这一情况，首先请来安置在大庄村的退伍老红军沈来往，向战士们谈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苦困难，讲吃草根树皮还要打胜仗的故事，对部队进行了一次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又组织战士们到群众家中访贫问苦，看看群众吃的、穿的是什么？他向大家提出：“怎样理解军民是一家？”他还利用各连到英灵山陵园拾草、剜菜的机会，让战士们在烈士墓前，开展了“忆先烈，比自己”的大讨论。从而很快使部队觉悟提高，思想稳定，再也听不到牢骚、怪话了。这年的四月二日，潍县战役开始。青岛守敌整编第六十四师、五十四师等共五个旅，西援策应潍县之敌。我胶东军区五师奉命南下胶县东北大沽河一线，狙击敌人。战斗打响不久，那位开小差的王美智，从高密北乡原籍，跋山涉水，回到了七连。杨鸣皋同志闻讯后，十分高兴地交代七连干部：“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当前正在打着仗，王美智自动回到前线参战，应该欢迎；马上可以把机枪发还他，不给处分。”这个战士也很争气，战斗中英勇顽强。战后评功会上，战友们问王美智：你为什么“脚上擦油”又自己归队了？他答：“我知道战斗一打响，就不用挨饿了不回来也对不起咱们的杨教导员。”足见杨鸣皋同志与战士们的感情之深！

杨鸣皋同志，对于源源不断地补充到部队的解放战士，踏踏实实地做好团结、教育、巩固工作。七连战士刘怀茂，在杂牌部队沾染了某些旧习气，有时讲怪话，生活怕艰苦，但他枪法好，作战很勇敢。杨鸣皋同志了解了这个情况，就教育干部说；溶化解放战士，是贯彻毛主席“以战养战”、扩大兵源的重要方面；刘怀茂出身贫寒，苦大仇深，虽然有缺点，但是可以团结教育好的。他自己以身作则，常常深入二排五班，找这个战士谈心，给予鼓励，共同回忆旧社会的苦，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杨鸣皋同志和战友们的热情关怀、帮助教育下，这个战士进步很快，后来由班长提为二排副排长，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解放青岛战役中，在即墨城北岭，为掩护战友壮烈牺牲。

杨鸣皋同志，上过私塾，读过高小，文化基础较深。远在一九三九年夏秋之交，日寇铁蹄践踏鲁南大地，他随乡亲们上山避难时，就曾奋笔疾书，写下了“兵荒马乱避征扰，国破苟安心内焦。手挖野菜和根煮，斧砍鲜柴带叶烧。倭奴侵华蛇吞象，众志成城国可保”的诗句，抒发自己的壮志胸怀。参加革命后，一直重视部队的文化娱乐活动和通讯报道工作。他经常把练兵、作战、行军、爱民中的好人好事，写成稿件，寄给报社。一九四四年腊月，他以《夜战于崖头》为题写的抗战故事，已被收入《滨海八年》一书中。在战斗频繁的一九四七年，他始终坚持组织各连文化干事和指导员们，抓紧战斗空隙，写稿寄给《前线报》和《大众日报》。其中《小高当上神枪手》、《喜鹊窝为何垒在石柱顶？》两篇通讯稿，还受到报社的奖励。

厚爱重用知识分子，这又是杨鸣皋同志的一大特点。滨北部队升级到胶东军区五师不久，补充进了一些高小生和“建大”学员。他对这批有文化知识的战士，如获至宝，都把他们充实到班排当骨干，处处培养，事事重用。有的安排当“小先生”，教战士学文化，“包教包学”；有的吸收为俱乐部委员，办墙报，写通讯，教唱歌；有的当文书，加强连队的统计报表等工作。从“建大”分到七连的威海籍战士邹景惠和邹景阳，入伍一年多就入了党，当了副班长，在青岛战役中都英勇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我与杨鸣皋同志在战场上分别已逾三十七个春秋，他的逝世，也倏忽十二年。但他的音容笑貌和对革命的赤胆忠心，还时刻萦回在我面前。一九五O年春，杨鸣皋同志任陆军二八三团政治处主任。在该团即将南下福建剿匪前夕，他从青岛驻地台东，派人到即墨城东大留村南海卫生所慰问伤病员，给我写来了告别亲笔信，并赠小影留念。信的末尾四句意味深长：“自古征战多殒伤，君今复甦堪笑慰。从兹驰骋各南北，愿存友谊两相随。”今亦书此，永作志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