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折不挠求真理 誓扫敌寇志不移

——记杨履谦烈士

刘青峰

自从得悉吉鸿昌将军被害的噩耗，爽朗、果断、充满信心的杨履谦突然变得沉默寡言，焦躁不安。一会儿在屋内兜圈子，一会儿双手掐腰两眼失神地望着窗外。关兆瑞、田心镜、祁文礼、刘宗道、孙子义相约到杨履谦室内聊天解闷。杨履谦示意他们坐下，便旁若无人似的站起来走到窗前，注视着漫天大雪，静听朔风怒号。室内谁也不愿打破这沉寂的气氛，都静静地坐在那里。过了许久，田心镜试探着问道：“杨校长，春节将至，学生们的期终考试已到，你这样焦躁苦闷真令人担心！”

杨履谦不等田心镜说完扭转身面向田，叹了口气，没头没尾地蹦出了几句：“我在反省！东奔西颠20余年，到底是为国为民谋福利，还是为别人做嫁衣？”

不解其意的孙子义，只想说几句安慰话，接上杨履谦的话茬说：“履谦啊，你疯了？净说些奇理古怪的话，谁不知道你参加过北伐，南征北战，为国家险些丧命。你办学校，四乡称颂，八方赞许，誉满全县，我等若得此荣，已知足矣！你还在想些什么呢？”

杨履谦不以为然，摇摇头说：“这一点，正是我伤心之处，‘孙卖爷田不心疼’。日寇占我东北，虎视华北，国民党政府不思抵抗，冯玉祥组织察绥抗胡同盟军，吉鸿昌起而响应，抗日救国为民族伸张正义，为国家领土完整甘愿献身，这本是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然而却遭到了杀害！爱国有罪，卖国光荣，何情何理，难道不值得我们反省吗？”

胆小怕事而又有正义感的刘宗道摇头晃脑地说：“安内攘外，是蒋介石的既定国策，他一心剿赤打内战，杜绝言路，宣传抗日者抓，起而抗日者杀。像吉鸿昌这样的大人物都不能幸免，我们这些芥子小民只可空怀悲愤，安能扭转乾坤？”

杨履谦说道：“这正是我忧心如焚之事。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大敌当前，岂可同室操戈！国民党蒋介石不御外侮，反勾结日寇，毁我长城，与卖国贼何异？日寇得寸进尺，将亡我国矣！我们何去何从必须迅速抉择。履谦决心抗战，只是苦无良策，谁能告诉我如何抗战，方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心中之闷不解自消矣！”

杨履谦的发问恰像投石春水，激起道道涟漪，引起了大家苦苦的思索。然而，谁又能解答这个问题呢？过了良久，老成持重的关兆瑞内疚地说：“这个问题事关大局，我们这些循规蹈矩的人怎么能讲得清！要是突破‘规矩’二字，也许有法可想。舍弟最近从天津给我来了一封家信，转抄了冯玉祥先生今年5月在芝罘中学的讲话和游威海时的杂吟，丽庵兄看看也许大有裨益。”

关兆瑞说着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一叠信递给他。杨履谦浏览了一遍，又精读细嚼，精神振奋，他“啪”的一声一拍椅扶手跳起来说道：“好！‘我国要复兴，必须打败日本兵’。‘谁要坚决抗日，谁就要与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大树到底看得高，我杨履谦不妨试试。”

至此，杨履谦跨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征途。他主动靠近共产党，逐渐接受了马列主义理论。此后，在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里，勇往直前，成了鲁西南进步人士的典型，后人学习的榜样。

寻找为国为民的道路

杨履谦，字丽庵，号更生。1898年出生于山东省东明县许寺村（现属菏泽市）一个颇为富有的家庭里。其父杨文明极善经商理财。经过努力，集聚了一笔钱财。从此撒手买卖，在家广置田产，一跃而成为本村首富，名震东明。杨文明有了田产，一心想挤进绅士行列，但几次尝试都失败了。富足的生活，低下的政治地位，促使他希望社会变革，但又怕激烈的社会动荡，因此谋求走一条改良的道路，他也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当杨履谦和他的兄弟们到了上学的年龄，他便请塾师至家中，教授子女读书。杨履谦幼年聪慧，学业精进，很快成为杨氏家族中的佼佼者，1916年考入菏泽南华小学。此时的南华小学校长曹香谷思想解放，办学很有创见，学生们的思想也比较活跃。从闭塞落后的边远农村走出来的杨履谦呼吸到了新鲜空气，看到了一个大千世界，了解到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拟古复旧不能救中国，只有接受新思想，学习新技术，办自己的工厂、矿山、学校，才能使中国国富民强。只有富强的国家，才能外御列强，内削霸权。在救国必先勤学的思想指导下，他勤奋读书，刻苦钻研，每天灯下攻读直到深夜，即使寒暑假也从不松懈，所学的知识都能熟背，西学课程门门都能熟练应用，举一反三，对文化的概念突破了传统认识，有了新的理解，他在给职工班同学的条幅中写道：“做工即是求学，求学即是做工。大家努力做先锋，同样做的是有意义的劳动。”在这里他明确提出靠脑力谋生者和靠体力谋生者都是劳动者，是平等的，反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有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萌芽，他积极拥护曹香谷先生提出的“勤、俭、诚”，主张劳动，勤俭，忠诚，反对懒惰，浪费，弄虚作假，并身体力行，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行动规范：生活必须贫民化，工作莫存私己心。这给他一生艰苦自励，廉洁奉公、奋勇向前的道德风范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曹州各中学的学生奋起响应，当时杨履谦已是省立菏泽六中学生。他停下功课走上街头，盘查日货、贴示周知，在城内游行示威，到各商店检查商品。所查日货多种，有的当地毁销；有的注册标明展览示众。这一爱国行动为东明的学生运动开创了先例，为以后马列主义在东明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影响深远。

1924年春，杨履谦和同学结伴去京津，准备参加大学招生考试，一路耳闻目睹老百姓的困苦生活，使他真正看清了中国的黑暗现实。当时奉系军阀盘踞华北，派中有派，各自拥兵自立，为争地盘互相火并，苛捐杂税奇重，田园荒芜，土豪劣绅横行乡里，农民成群结队下山西、闯关东。杨履谦按捺不住愤懑之心，大声疾呼：“祖国啊！我为你天天努力奋斗，你为什么还是这样支离破碎，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他猛然想到，实业救国的道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的问题是个社会问题。他放弃了考理工的愿望，转学社会科学，考入河北大学历史系。当时的保定是河北省省城，各种新思想都在传播，杨履谦把全部精力贯注在如何改善中国社会的问题上。他阅读了许多书籍，每天和同学们谈论国家、社会人生问题，引经据典头头是道，被同学们誉为博学多才的有识之士。但他对空想社会主义较感兴趣，曾一度想推行建立“新村”的计划。这种建立新村的幻想，不久便破灭了。此时南方革命浪潮高涨，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直逼河南。在北方求学的学生纷纷南下投军，在这种浪潮冲击下，杨履谦离开保定回到了东明。在国民党左派觉悟人士刘文彦的争取与教育下，他接受了三民主义加入了国民党，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被委任为第三骑兵旅书记官。1929年春，随吉鸿昌到宁夏，任省政府秘书。在此期间，他极力赞同吉鸿昌开发西北的计划，和其他人一起起草了开发西北的措施。因其办事干练，对开发西北很有见解，深受吉鸿昌赞许。不久，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吉鸿昌被调往前线。因吉鸿昌反对内战，主张开发西北，曾一度被扣。杨履谦因积极协助吉鸿昌也险些被捕，从此，弃职回乡，脱离了军旅生涯。

教育救国的十年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篡夺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新军阀的统治代替了旧军阀的统治，社会制度更加黑暗、腐败。杨履谦虽然到处碰壁，但他看不清这些，错误地认为：民智不开，战争难收，民智大开，战争自息。从此，他决心办好学校，开发民智，走教育救国的道路。1928年，他在家养伤，看到“蒙童失教，父老嗟叹”的现象，就暂以自己的客屋作校舍，后来征得本村开明士绅杨殿午、杨遭一等人的赞同，变卖家产，捐助私有宅地兴建了许寺小学。1931年，他提出创办东明三区高级小学，该区士绅个个拥护，共同推选他到东明县教育局申请解决经费和师资。教育局以没有经费加以拒绝，他又提出以官办民助的方式解决经费的问题，教育局又以不合民众教育法为由驳回了他的申请。杨履谦非常气愤，到河北请来律师田再周，和教育局长常同仁公堂辩理，常同仁败诉。但常以没有校舍，公家仅能发部分教育经费其余部分无法解决为由拖而不批。杨履谦决定以硬碰硬，强迫教育局就范。他到处演讲，八方游说筹集经费，以为民兴利的赤诚之心，赢得了东明三区开明士绅的同情和支持。王浩屯的田瑞名，将自己的二十多间房子借给学校当校舍。田子立、田在卿等开明绅士纷纷署名认捐资助办学，东明著名的教育界人士关兆瑞、刘汉珍等都自愿到该校任教。杨履谦在人力，物力都具备的情况下携带捐款名单，带领全体认捐人员及教师，直接去见东明县县长。刚刚受到盐民运动冲击的县长任传藻，怕又引起事端，遂同意三区高小的县里备案，并任命杨履谦为校长。东明三区高小为“官办民助”的办学方式开创了先例，各区纷纷效法，为部分失业知识分子解决了就业问题，为我党开办夜校，宣传马列主义开辟了阵地。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华步伐，国民党反动当局屈膝奉迎，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同时进一步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这时的东明县长彭家轩秉承其主子的旨意，采取“剿匪、肃共”的反动措施，提倡尊孔读经，开展新生活运动，在全县高小以上学校增设经书课程，并聘请经学大师到各校任教，遭到进步教师和学生的抵制。与此同时，国民党东明县党部策动各校国民党反动分子、兰衣社成员煽动落后学生哄赶进步教师离校。杨履谦目睹国民党和反动分子的猖狂言行，义愤填胸，当共产党人盛国昌、穆少平、李宜亭等人团结进步教师，在全县各校统一进行罢课斗争时，杨履谦积极参加，以实际行动大力支持。这次声势浩大的罢课斗争，不仅把县长彭家轩弄的焦头烂额，而且把国民党县党部也搞得惊慌失措，日夜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国民党的顽固分子范老典分析了东明情况后说：“去年，他们搞反贪污，我们处置不当，逼得李家亭退出了国民党，我们失去了对六区的控制，丢了县西；今后，他们反对县长，杨履谦是否参加了还不清楚，即使参加了也和他们不同，东明三区就没有闹罢课吗！杨履谦在东明影响很大，如果我们再失误，丢掉了杨履谦，我们这个县党部就既无东又无西了。因此，我建议要抓紧对杨履谦的笼络工作，稳住他。”

县党部接受了范老典的建议，决定以恳谈会的方式，邀请杨履谦到东明县党部一谈。刚刚读完《八一宣言》的杨履谦接到邀请后，明明知道这是个围攻会，但为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阐明这次罢课斗争的意义，他毅然应邀到会。县党部书记长文九锡一反常态变得彬彬有礼，和杨履谦称兄道弟。他向与会人员介绍说：“履谦兄是本党老同志，在北伐中为党国做过贡献，现在办学有方。目前，全县各校都在闹学潮，履谦兄能够让学生照常上课，这就不简单，我建议在开会以前，先让履谦兄介绍一下治校谋略。”

杨履谦哈哈一笑，站起来说：“治校谋略不敢当，要让学生上好课还是能做到的，方法也很简单，只有一句话：顺民心。现在日本侵略军麇集北平周围，祖国锦绣河山面临着进步被践踏蹂躏的危险，全国各阶层各党派人士要求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抗击日寇。我杨履谦历来认为：‘之、乎、者’，也不能救中国，所以我不聘请讲经大师入校讲经书，也不接受您派去的那些腐朽老儒……”县党部的另一位大员，教育局长缪锡九听着味道不对，赶紧打断杨履谦的发言说：“开展新生活运动是领袖的主张，本党同志应认真执行。履谦兄所言是否有点离谱，我身为教育局长只能遵令而行，况且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只想向您请教如何组织学生上课，如何阻止学生闹事”。

杨履谦听后两眼一瞪，本想迎头反击，但转念一想争强好胜易误大事，遂转怒为笑说道：“谢谢锡九兄的‘抬举’了。至于组织学生上课吗？我是这样做的：‘纪念周’上，我不讲四维八德’，而遵从孙中山先生‘唤起民众’的教导，宣传抗日救国，组织学生讨论‘小朋友怎样挽救国家存亡’。这样做顺民情，达民意，群众欢迎。履谦无能，不能达到总理唤起民众的要求。但站在民众一边，总是可以的吧！我站在民众一边，老百姓欢迎，学生拥护，因此能够坚持上课。说句不客气的话，我党的一些同志专做那些悖情逆理，违民心抗民愿的事，因此，得罪了天下百姓。兵法云：‘得民者昌，失民者亡’，与天下百姓做对，岂能不被动乎！”

杨履谦的发言，引起了与会人员的纷纷议论，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互相争吵，乱作一团。文九锡摇摇铃，让大家静下来然后说：“履谦兄的言论，我不敢苟同，照履谦兄的主张推论，那么，这次学生闹事，也是合理的啰！”

杨履谦不待文九锡说完，随即说道：“不用推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彭家轩大讲‘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等孔孟之道，自己却三妻四妾生活腐化，弄个小老婆去简师讲党义，这不是对我党的最大讽刺吗？我建议县党部向省府、省党部写个呈子撤他的差。”

杨履谦的慷慨陈词，使满座人员个个目瞪口呆。一直躲在幕后的范老典赶紧跑到前台说：“履谦兄可能多喝了几盅酒，有些太激动了，大家不要见怪。”杨履谦说道：“杨履谦从不酗酒，神志清醒，对所说的话一概负责。如果我说的话是捏造、诽谤，请让彭家轩去告我好了。如果我说的句句是真，县党部如何处置？”这一来，许多与会的人员也跟着杨履谦质问县党部怎么办？文九锡“这、这、这”的不知如何回答，狼狈不堪。这一次“交锋”就是群众传说的“杨履谦大闹县党部，脚踢彭县长。”彭家轩外受罢课的压力，内受县党部部分人员主张告他的威胁，只好辞去东明县县长的职务，携眷溜走。县党部意见不能统一，只好宣布改选。

大闹县党部后，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分裂，一些中间派转向拥护杨履谦，如果县党部改选，杨履谦很有可能当选为书记长。文九锡不甘大权旁落，到处拉关系争选票，同时向河北省国民党省党部诬告杨履谦挟持县党部改选，贿选县党部书记长。杨履谦得悉后，毅然和文九锡摊牌，质问文九锡：“说我贿选书记长有何根据？”文九锡自觉理亏忙说：“履谦兄，我们本是好友，你说哪里去了。不过有人向党部告发，说你和那些赤色分子混在一起，作了些赤化宣传，这一点是要提醒你注意的”。

杨履谦听后，哈哈一笑说：“谢谢你的好意。我杨履谦光明磊落，行得正，走的端，不怕诬告，也不想听到这些问题，我只想要你回答我所提出的问题。”文九锡不敢正面回答，岔开话题说：“你我都是本党同志，本应携手合作，莫要听别人挑拨。”

杨履谦随口接上：“摒弃前嫌，团结抗日是我的主张，你要参加我很欢迎。”

文九锡不软不硬地接着说：“九锡无能，只知以领袖言为言，以领袖令为令，别的不敢狂言。”

杨履谦看文九锡顽固不化，便心火上升，提高嗓门说：“既然咱俩没有共同语言，怎能进行合作！想要叫我听你的那也容易”，说着随手从腰里掏出手枪“啪”地放在桌子上，指着手枪说道：“只要它愿意，我倒好说。”

文九锡吓得一跳老远，慌慌张张地说：“这是何必，这是何必！”

杨履谦看到事已至此，便冷笑一声说道：“咱俩只好分道扬镳了。”

把武装交给共产党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抗日浪潮席卷全国。杨履谦辞去济源县教育局长职务回到家乡，全力以赴地投入抗战洪流，积极寻求共产党的领导。直南特委派共产党员田子镜、李苏波、李鸣亭；鲁西南工委派王石沟、刘齐宾、于予元等先后和杨履谦取得了联系，和他一起学习了党的《八一宣言》、《十大纲领》。杨履谦日益靠近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接受了我党抗日救国主张，以其在当地特有的威望和号召力，大力宣传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号召各阶层人士和广大群众，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他积极组织抗日地方武装，于1938年6月，在东明县第三区王浩屯村，召开了附近6个乡的爱国士绅和抗日积极分子联席会议，成立了联庄会，并任会长。同时通过了“抗日保家宣言”，以“抗日、防匪、保家”为号召，建立了时聚时散的联防队。国民党反动派把杨履谦的抗日救国活动视为眼中钉，污蔑他搞“武装割据”，企图加以干涉。到任不久的国民党县长樊恕华，以邀约杨履谦到县开会为名，妄图压服杨履谦，解散联防队。杨履谦却毫不畏惧，带10余名全副武装的队员赴会。樊恕华见到杨履谦第一句话就说：“丽庵兄，威名远扬，这一见果然不凡，令人生畏”。杨履谦也毫不客气地说：“还是樊县长威风，这岗哨林立如临大敌的，总不会是鸿门宴吧？”樊恕华一愣，心想：杨履谦大闹县党部踢倒了彭家轩，今天一针见血，道中了我的要害，这家伙真厉害，是需要认真对付的。于是他谨慎地说：“于今日寇压境，四乡不宁，加强警卫乃为保境安民，履谦兄不必过虑。”杨履谦接过话茬说：“樊县长对形势了如指掌，自然明白我杨履谦带队入城的用意啰”这一对一答，煞了樊恕华的威风。他携着杨履谦的手走入客厅坐下说：“我初来东明时，履谦兄已去他县高就啦，故未曾谋面，请多包涵。”杨履谦也客气地说：“履谦回县没向父母官报到，也请原谅，今天不知樊县长叫履谦进城有何指教。”

“指教说不上，如今日军压境，东明形势混乱，如何保境安民，特向履谦兄求一高见。”

“履谦无谋，请县长指教。”

“不必客气。听说履谦兄拉了一部分队伍，甚有割据之嫌。如何妥善解决以利政令，故请履谦兄来城给樊某策划方略。”

“组织联防队，非履谦心愿，如今日军压境，地方匪患无穷，扰乱百姓，履谦无奈，只得组织联防。”“抗日防匪乃政府之事，自作主张组织军队怕不利于抗战，不利于治安。”

“樊县长一番高论，使履谦顿开茅塞。不过，有一点不大明白，今年5月，日寇犯我县东南蹂躏百姓，樊县长为何不出兵抵抗保境安民？”

樊恕华面对杨履谦呆看了一阵，嗫嚅地说：“我手下缺兵少将，怎能出兵对抗。”

杨履谦不等樊恕华停顿接着问：“为何不向国民政府求救？”

“樊某也曾向中央告急，未见回音。”

杨履谦哈哈一笑：“县长无兵，国民政府也不派兵来救援，又不让我们百姓组织联防，难道让我们伸出头来让日寇杀戮吗？难道我们神州大地锦绣山河随意让日寇的铁蹄践踏吗？”

杨履谦的连连发问，使得樊恕华理屈词穷，张口结舌。但樊毕竟是在官场上混了多年的人，猛得一计，反守为攻说：“所以我请履谦兄来商量，把你的联防队交给我，让我把它改编为县保安队。”

“抗日保家，全民一心，组织联防，全县比比皆是。若县长把它编为保安队，那么全县24万人口是军乎？是民乎？若是民，何必脱产拿枪？若是军，食从何来？”樊恕华语塞，呆看了杨履谦一阵反问道：“你组织的联防队是军乎？是民乎？”杨履谦答道：“战时为军，不战为民，时聚时散，自耕自食。”

几个回合下来，樊恕华像斗败的鹌鹑气急败坏，但又不愿放下县长的架子，解嘲地说：“履谦兄，果然学识渊博，雄才高论，令人佩服。你这么一解释我明白了，有人提问我也好有个解释，放心地干吧！”

杨履谦斗败樊恕华的事，不久就传到国民党濮阳专员兼保安司令丁树本的耳朵里。此时，丁刚和我党建立了统战关系，需要我党的帮助，也需要群众的支持，更嫌樊恕华丢人现眼，于是以办事窝囊为名撤了他的差，然后，委任张慧僧（中共地下党员）任东明县县长。张慧僧来东明后，邀请东明士绅座谈，共谋救国大计，所言所行甚合杨履谦的心意。当张慧僧组织抗日联合政府及其武装时，杨履谦欣然带队参加，被聘为县政府参议，委任为民军大队长，并兼任东明县第三区民军后备队的大队长。

忠于党方显英雄本色

1938年10月，爱国武装王希太（后为中共党员）部被改编为中共领导的冀鲁豫边区陇海支队。为解决该部的供给问题，中共苏鲁豫特委趁国民党考城县政府外逃之际，组建了考城县抗日政府，于子元任县长，杨履谦任秘书兼第一科科长，并以杨履谦亲手组织的王浩屯自卫队的部分精干队员为骨干组成县大队，与县政府一起开进董堂、任庄一带活动。县政府成立后，随即召开了附近50余村的群众代表和进步士绅座谈会，宣讲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阐明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实行合理负担保境安民，为人民办事。根据当地群众的要求，清剿了土匪王二响部，为地方铲除了一害。我政府的工作人员以身作则，廉洁奉公，艰苦朴素，买卖公平，纪律严明，深受群众的拥护。考城抗日政府的政绩很快传到了陇海铁路以南，宁陵、杞县、商丘等县的群众和进步士绅纷纷利用串亲访友之机，到考城参观访问，在宴请宁陵进步绅士董奇时，于子元一方面向他讲明了我党的政策，另一方面向他介绍了杨履谦的情况。董奇倍感亲切，握着杨履谦的手问长问短，杨履谦觉得这是一个宣传党的政策的好机会，便给董奇讲述了自己走过的道路。他说：“我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民主革命，总想给劳苦大众办些好事，但事与愿违，蒋介石对内镇压、对外屈膝投降，使大片山河沦入日寇之手。战事一开，国民党部队一溃千里携眷南逃。八路军开赴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肩负起民族救亡的重任。读《八一宣言》、《十大纲领》，使我心明眼亮。综观国内外形势，唯共产党可担当抗日救国领导大任。我便丢掉了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幻想，跟定了共产党，以共产党的为人做人，以共产党的政策办事。坚持跟共产党走，坚持抗战，是我们这些人的唯一出路。”

董奇听后说：“履谦兄，你先我一步啦，你走的路就是我要走的路。共产党言行一致，一见便知，共产党好啊！我回去定动员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八路军。”董奇回到宁陵便投入到了爱国救亡运动，先后动员了400余名学生参加了八路军。杨履谦听到此消息，兴奋异常，逢人就说：“我奋斗平生，才找到光明，今后一定忠于共产党。共产党的话能得天下人的心，我跟着学也得到了无限的荣誉。”

1939年初，覃健、常玉清率八路军344旅688团开进东明、菏泽、曹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东明的反动组织红枪会头子缪卓亭、刘启章率领红枪会尾随该部并编造谣言，诬蔑八路军，妄图制造摩擦，挑起事端。他们一路乱嚷，“八路军，不可当，破袜子破鞋破军装，8个人，5杆枪，3杆本地打，两杆大抬枪。”杨履谦得悉后，立即针锋相对按曲填词，亲自教唱八路军战士：净钢枪，十战九回打胜仗。平型关，摆战场，板垣师团完了蛋，冈村宁次发了慌。中国人民多高兴，日本鬼子见阎王。他还发出文告曰：八路军是抗日的队伍，为国为民。现今开进鲁西南，进入我联防队的防区，各村村民应夹道欢迎，热情接待安排食宿。并警告那些蓄意挑起事端者，若在我防区与八路军开战，履谦将率队给予迎头痛击。缪卓亭、刘启章见杨履谦态度强硬，未敢将红枪会带进联防队的防区，纷纷溜走，从而保证了八路军344旅688团长途跋涉后的休整，避免了一场不必要的摩擦。

1939年12月中旬，杨得志、崔田民奉命率344旅部分机关干部及一个工兵排、一个炮兵排再次开进冀鲁豫，与地方游击队汇合，改编为冀鲁豫支队，下辖5个大队，杨履谦任第四大队副兼该支队联络科科长。自此以后，杨履谦在杨得志司令、崔田民主任直接领导与教育下工作，革命觉悟迅速提高，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他坚信共产主义理论是革命真理，共产党是人民大救星，并决心为革命献出自己的一切。当时我军财政困难，物质缺乏，筹措不易。杨履谦日夜奔忙，亲自到各村动员村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他带头节衣缩食，毁家纾难，典卖自家房屋、土地，购买军械、马匹供给部队。他的言行不仅带动了部分开明士绅，而且教育了群众。每到一地征粮筹款，群众无不争先恐后地为革命尽微薄之力。杨履谦被群众公认为人民的坚强战士、学习的好榜样。

1939年春，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已经发展到东明东部、东南部以及长垣、濮阳在河东的地区，冀鲁豫支队和苏鲁豫特委决定在原属河北省三县边界地区建立领导组织。在冀鲁豫支队一大队长刘震的指导和主持下，于夏初成立了东明、长垣、濮阳三县边界地区动员委员会（简称三边动委会），杨履谦任主任，受中共鲁西南地委领导。动委会成立后，用一大队拨付的一些枪支和自筹枪支，建立了一个200多人的常备队，田培仁任队长，不仅扼制了东明县反共的顽固县长吴致岑势力向县东南发展，并且保卫了鲁西南根据地的西北部地区。吴致岑以其6个保安中队的兵力，向动委会挑衅，进攻鲁西南根据地。一天，杨履谦率领动委会常备队进驻赵真屯，吴致岑趁着天黑将该村包围，并派赵中队长（田培仁在西北军时期的老同事）妄图借访问田培仁为名，骗开寨门，带兵活捉杨履谦。杨、田看出破绽之后，决定将计就计。田培仁带队登上寨墙待中队长进寨，立即将其活捉。吴致岑见有准备，未敢发动进攻。经过说服教育，赵吐露了真情。杨履谦向其说明我党抗日救国的政策，晓以大义，并让他给吴致岑带封回信。吴致岑见阴谋败露，恼羞成怒，将中队长重打40军棍，开除了军籍。吴见武力进攻不能奏效，就向丁树本告发杨履谦搞武装割据。丁树本一听说杨夺了他的地盘，大为恼火，悬赏10万大洋通缉杨履谦。杨履谦毫不畏惧，与之针锋相对，以牙还牙，悬赏20万元，通缉丁树本，旗帜鲜明地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进行斗争。

1939年6月中旬，日寇调集了15000余人的机械化兵力，先采取分区扫荡的方法，占领我边区周围的重要据点，构成对我边区的多层包围，然后兵分7路进攻冀鲁豫边区。我主力部队避开敌人的锋芒，跳出包围圈。三边动委会常备队在当地坚持斗争，巧妙地袭击敌人。一天夜里，杨履谦、田培仁率常备队突袭了宿营在东明集的日本骑兵，夺得战马20余匹，他们突破了敌军的层层包围，送给了冀鲁豫支队，受到了司令部的嘉奖。震怒的日军到处寻找杨履谦决战，杨履谦则率常备队拖着他们兜圈子，使日军更加气愤，决心报复，大队人马开进许寺抓杨履谦近族叔侄，放火烧了杨履谦兄弟5人的房舍。杨履谦得此消息后，仰天大笑说：“我杨履谦倒是被人看得起了，反共顽固派丁树本花10万大洋买我的人头，日寇火烧我的家园。这倒好了，给我轻了装，使我成了风云人物。好！好！好！今后我要做个样给他们看。”他义无反顾，驰骋沙场，更加有力地打击敌人，并且积极动员自家亲属参加革命。

1939年10月，冀鲁豫支队司令部决定撤销三边动委会，将杨履谦领导的常备队与于子元领导的菏泽抗日基干队以及李鸣亭领导的四区联防队抗日大队合并为冀鲁豫支队特务大队，杨履谦任副大队长。在集结整编的过程中，日军对鲁西南进行了第二次大扫荡。日本侵略者以城市为依托，打着所谓“治安、肃正”的幌子，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向我根据地的腹地进攻，以缩小我军活动地区。这次日伪集结了5000余人的兵力，于20日分三路向我围攻：第一路出菏泽进王洁屯；第二路由定陶西犯安陵集攻打桃园集；第三路出曹县进攻魏湾，考城、长垣之敌亦出动配合。我冀鲁豫支队主力集结在桃园和大寨集一带，第三大队在沙窝赵与菏泽南犯之敌遭遇，激战数日，将敌击溃，毙敌50余人。此时杨履谦带领常备队埋伏在王洁屯与樊寺之间的苇地里，躲过了日寇进攻的锋芒，待其败退之时，突然发起进攻，击毙日军3名，夺战马5匹

11月8日，日军动用800辆汽车，在坦克部队掩护下，从菏泽、定陶、考城、长垣、东明等据点兵分8路，对我军进行了第三次大围攻，妄图捕捉我军主力进行决战。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冀鲁豫支队各部决定迅速突破敌人封锁线，转移到敌人围攻圈外。杨履谦率常备队向夏营转移，途中，发现有敌人暗探跟踪。为诱敌深入，杨履谦将部队开进夏营村，佯装宿营做饭，待到傍晚，便率队离开夏营，在于屯设伏，准备迎击日军。不巧，我区联防队又住进夏营，被日军包围，双方发生激战。同我军有统战关系的胡金泉部听到枪声，急忙向夏营驰援。日军恐遭内外夹击，向北逃窜，恰恰撞进常备队的埋伏圈内。常备队一阵枪击打乱了日军的作战队形，敌人抱头鼠窜，最终夺得机枪一挺，38式步枪3支，钢盔无数。战后常备队得到了支队首长表彰。

1940年3月，我华北讨逆部队打垮了叛军石友三部，解放了东明县。同月，成立了东明县抗日民主政府，杨履谦任东明县自卫队总队长。6月中旬，日军15000人兵分十二路，向濮阳、清丰、内黄、东明等地合围扫荡。东明县长南僭篪率政府原军队干部及新组建的县武装力量随八路军将领黄克诚南下，并通知杨履谦随军行动。

6月23日，杨履谦率部宿营孙楼，被叛军石友三部的个骑兵连包围。为掩护战友们转移，杨履谦和通讯员垫后化装突围，边战边撤，退至陈楼，谁知陈楼寨主闭门不开。杨履谦想绕寨墙逃走，被叛军石友三的骑兵追上。激战中，杨履谦数处受伤，退至桃林内和敌人死拼。他对通讯员说：“我已负伤，敌众我寡，久战不利，我掩护你撤退。”通讯员不走，杨履谦蹬他一脚说：“要为革命着想，不要管我！”此时，敌人已攻进桃园，杨履谦跃身而起，和敌人展开了肉搏，终因寡不敌众，壮烈殉国，时年42岁。

噩耗传来，鲁西南党政军民无不悲痛万分。在鲁西南烈士陵园为杨履谦立了卧碑，并将菏泽六区（原东明三区一部分）命名为更生区，永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