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厚长者杨明斋

余世诚 张升善

杨明斋是共产国际最早派来中国帮助建党的工作小组成员，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者之一。他在党的早期事业中尽心竭力地作过许多工作，是我党历史上一位受人尊敬的“忠厚长者”。①

①一九五四年周恩来与曹靖华谈话时，称杨明斋“是个忠厚长者”。见《曹靖华同志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情况》，载《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三辑。

出国追求真理 投身俄国革命

杨明斋原名杨好德，字明斋。一八八二年出生于山东省平度县马戈庄一个农民家庭。六、七岁时，家中老少三代共六口人，有些田产，生活还较富裕。但从此之后，天灾频仍，人祸不断，盗匪四起，民不聊生。据《平度县志》记载：一八八八年“秋大雨，河口皆溢，附近村庄庄稼、房舍都被损伤；是年地震，又有大瘟灾”。一八九○年，又“大瘟流行，棺材卖空，秋又有蝗虫灾”。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盘剥更加严重。“知州茅思绶，以办兵役纵役扰民”，闹得“民多饥饿，十室九空”。杨明斋的少年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度过的。在那连续的灾荒年月之中，母亲早逝，姐姐夭折，家境很快败落。后来，家中增到十三口人，而仅靠六大亩地维持生计。

杨明斋的父亲杨仁鉴，一生务农，为了使长子明斋知书达理，遂节衣缩食，竭力供其读书。明斋七岁入学，十五岁读完“四书”“五经”，还阅览了许多中国古书典籍、小说。因而，他在当地就成为受人敬重的“学问人”。一八九七年，德国侵占青岛。地处胶东、靠近青岛的平度，社会更加动乱，民生更加凋敝。次年，杨明斋终因家境贫困而辍学务农。后来他结了婚，但不久妻子即去世，遂终身不娶。内忧外患，国衰家败，使杨明斋思想上产生了无限的忧伤和愤慨，他常在村西胶莱河堤上踱来踱去，苦苦思索着自己的出路。

当时，胶东一代流传着“死逼梁山上关东，走投无路闯崴子（海参崴）”的说法，实际上这是破产农民悲惨经历的写照。据《平度县志》记载，常有大批贫苦百姓“无所得食率壮走关外，近客蓬黄大连，久之辄落不返”。杨明斋的许多亲友邻居含着眼泪走了这条路，他下定决心也要去闯一闯。所不同的是，他毕竟是一个有知识的人，思考问题更深一些。他要离开故土，远走异乡，去见一见世面，不仅去为自己寻找出路，也要去探索民富国强的真理。

杨明斋于一九○一年三、四月间辗转到达海参崴。这里有许多从山东来谋生的同胞，杨明斋的同村老乡就有很多户。开始，杨明斋通过族叔的介绍，在一家小工厂当工人，兼作记账员。晚上，他主动地到工人夜校教工人识字、读书。一九○八年以后，他转移到西伯利亚一带半工半读，和那里的矿工有较多的接触。在和工人共同生活中，杨明斋深刻了解到工人阶级的艰难处境和要求，尤其对流落到俄国的华侨苦力深表同情。在帝俄时代，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流入俄国的华工人数达二三十万之众。①他们大都在边远地区从事开矿、修路、装卸等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所得报酬却很低微。如修路工，俄国工人日工资一卢布零二十戈比，而华工却只得八十戈比。②在与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接触中，杨明斋逐步明白了这一切的不平等是民族和阶级压迫所造成的。于是，他积极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并被推选为华工的代表。十月革命前，杨明斋光荣地加入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随后，党安排他在帝俄的外交机关当职员，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①、②[苏]乌斯季洛夫：《在苏维埃俄国华人共产主义组织》，石彦陶译，载《益阳师专学报》一九八一年第2—3期。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震动和鼓舞了全世界的劳动大众，旅俄的华工，也把这一胜利看成是自己的胜利，成群结队地去参加红军，和俄国同志并肩战斗。这时，杨明斋四处奔走，积极动员华侨参加红军中国支队，①反击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进攻，保卫列宁领导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战争胜利后，俄共（布）党组织保送杨明斋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深造。在那里，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经历了十多年的峥嵘岁月，杨明斋终于找到了砸烂旧世界建立新社会的真理。

①杨明斋的叔弟杨好宾生前回忆。

一九一八年底，在列宁的关怀下，旅俄华侨成立了“旅俄华工联合会”。随之，在联合会内建立了党的组织。一九二○年，又成立了“俄国共产华员局”。华员局和联合会中的党组织，领导旅俄华侨为巩固十月革命的成果，加强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促进祖国国内革命运动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由于杨明斋对海参崴地区比较熟悉，在华侨中又有较高的威望，党就派他回到了被日本人占领的海参崴，以华侨联合会负责人的身份秘密开展工作。②

②据萧劲光《亿早期赴苏学习时的少奇同志》，载《红旗飘飘》第20辑。

奔走京沪之间 筹备建党工作

一九一九年中国“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引起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党的关注，旅俄华侨也非常振奋。

一九二○年三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出了一个中国工作小组。负责人是威金斯基，其他成员有库兹涅佐娃、马迈也夫和杨明斋。杨明斋之所以荣任这一要职，是因为他对党忠诚，深为共产国际所信任，他有一定的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和文化知识，又是中国人，熟悉中国情况，完全有条件成为共产国际中国工作组的得力助手。而杨明斋自己也当仁不让，欣然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重托。

一九二○年四月，杨明斋陪同威金斯基到达北京。他们从北京大学俄籍教授柏烈伟那里，了解到李大钊筹划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情况。然后，经柏烈伟介绍，杨明斋与李大钊接洽，安排了与威金斯基的会见。由杨明斋当翻译，威金斯基与李大钊多次会谈，非常融洽地交流了情况，分析了局势，对中国建党问题统一了认识。在李大钊的主持下，威金斯基和杨明斋还在北大图书馆同一些进步青年进行了座谈。他俩代表共产国际工作组向大家捐赠了许多宣传十月革命的书刊，如《国际》、《红旗》、《国际通讯》、《震撼世界的十天》等等。①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共产国际工作组进一步了解到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其领袖是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战士陈独秀。于是，杨明斋积极地向威金斯基建议去上海，与陈独秀会晤。共产国际工作组采纳了他的建议，留马迈也夫在北京继续工作，威金斯基和杨明斋等持李大钊的介绍信赶赴上海。

①罗章龙：《回忆李大钊同志》。

杨明斋陪同威金斯基等到达上海后，立即访问了陈独秀，并与《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进行了会晤，经过多次交谈，陈独秀等人更加了解到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党的情况，并一致认为，必须走俄国人的路，立即建立中国共产党。五月，先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杨明斋也参加了研究会的组织领导工作。八月，杨明斋和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这时，杨明斋也就由苏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了。①中共上海发起组同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取得了联系，推动了各地党组织的建立。在这期间，为了筹建中国共产党，杨明斋陪同威金斯基常奔走于北京、上海之间，做了很多工作。同年十月，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杨明斋同威金斯基还到过济南与王尽美、邓恩铭等人会见，②从而推动了济南地区的建党工作。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

②杨一辰一九七五年给山东诸城县委所写的《先烈王尽美同志事迹片断回忆》中，谈到威金斯基、杨明斋到济南活动等情况。一九八〇年，他为中国社科院现代史研究室提供的材料，再次谈到此情，我们在平度马戈庄调查时，杨明斋的侄子杨德信、族叔杨仁曲等，也证实杨明斋一九二〇年在济南活动过，并曾回乡探亲。

从一九二○年秋到一九二一年上半年，全国各地以及在日本、法国的留学生和侨民中，共产主义组织相继成立，在全国建党的条件日趋成熟。威金斯基、杨明斋和张太雷同赴伊尔库茨克，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了中国建党的筹备情况。张太雷、杨明斋作为中国党组织的代表，与远东书记处代表就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后由张太雷起草了《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准备提交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同年六月，张太雷、杨明斋一起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大”。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两位同志。一九二一年七月下旬，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和嘉兴南湖召开，杨明斋虽未能参加这次代表会，但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杨明斋在陪同威金斯基与陈独秀等商讨建党时，为了建立一个活动基地，他亲自经手租赁了上海渔阳里六号一所房子。这是一幢二层楼房，有一个独石库门。杨明斋住在楼上一个亭子间里。党的一些公开、半公开的活动机构，如中俄通讯社、外国语学社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等，都设在这里。这里很快就成为上海党组织开展社会工作，特别是开展青年工作的一个主要活动场所。

“中俄通讯社”是威金斯基一行来华时的公开工作机构，由杨明斋担任社长，通讯社的工作任务：一是从北京、上海将中国的消息通过电报发往莫斯科；二是把介绍十月革命的稿子送交《新青年》、《民国日报》等报刊发表。杨明斋通过这一机构联络进步青年，使其为通讯社工作，并接受马列主义的教育。党的上海发起组成立后，通讯社就改由发起组领导，但仍由杨明斋负责。一九二〇年十月，《新青年》发表“中俄通讯社来稿”：《关于苏维埃俄罗斯的一个报告》，全面介绍了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粮食问题和教育的发展情况。通讯社的工作，促进了中俄人民的互相了解，推动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党的上海发起组成立后，为了团结、教育进步青年，为了扩大党的影响和发展党的组织，决定立即再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派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去做这一工作，委托年长的杨明斋负责指导。不久，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杨明斋的住处渔阳里六号成立，俞秀松、李震瀛、叶天底、金家风等八名青年为首批团员，俞秀松任书记。在党的上海发起组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联合推动下，北京、长沙、广州、武昌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团组织。以后，团中央仍设在上海渔阳里六号。

为了掩护党、团组织在渔阳里六号的活动，同时也为了培训进步青年赴苏深造，杨明斋又在这幢楼房里办起了一个“外国语学社”，他亲自任校长，俞秀松任秘书。学社门口挂有招牌，并在《民国日报》上刊登了招生广告，广告称，“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语各班，现在成立英俄日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日本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①许多青年慕名前往学习，最多时达五六十人。党的上海发起组的许多成员也曾在此讲课或学习过。杨明斋亲授俄语，李达讲授日语兼听俄语课，李汉俊教法语，李震瀛教英语，还有陈望道、沈泽民都任过课或听过课。威金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应聘教授过俄语的读音和会话课。学生们除了学习外语，还学习马克思主义，有的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组织先后挑选了二十余名团员，由杨明斋具体安排，介绍去苏俄学习。其中有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任作民、何今亮、许之桢等，后来都成了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①《民国日报》一九二○年九月十二日。

一九二一年初，党组织还在渔阳里六号成立了一个教育委员会，统一领导青年运动。包惠僧担任委员会主任，杨明斋兼副主任。这样一来，在渔阳里六号，先后建立了中俄通讯社、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外国语学社以及教育委员会等机构，杨明斋身负数任，为党的革命事业付出了甚多心血。

开展工人运动 宣传马列主义

出身农民、当过工人的杨明斋，很重视工人运动的实际工作。他经常深入工人群众，关心其疾苦，积极引导大家组织起来，同反动势力做斗争。在陈独秀、杨明斋等党的上海发起组成员的帮助和支持下，上海机器工人首先建立起自己的新型工会组织。一九二○年十月三日，上海造船厂、电灯厂、厚生铁厂以及东洋纱厂、恒丰纱厂的工人代表七、八十人，在渔阳里六号召开了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陈独秀、杨明斋等被邀请参加了这个盛大的会议，并被聘为该工会名誉会员。杨明斋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通俗地向大家讲述了工人受剥削是因为资本家有资本，并明确指出“他们的资本，就是我们劳工替他们挣的；没有劳力，（资本）就不会发达”。“现在这个时代的生活，都积到资本家手里去了。所以我们劳工的生命，也就在资本家手里拿着了。换句话说，就是资本家打了无数的铁锁，把我们锁住了，叫我们受痛苦。”杨明斋还说，工人阶级要解放，就得废除这种剥削制度，而要推翻这种剥削制度，工人就得组织起来。我们成立工会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以“减轻自己的痛苦，救济自己的生活”。①这个机器工会，在陈独秀、杨明斋等人的关怀下，迅速发展成为拥有三百七十多名会员的有影响的工人组织，还出版了自己的会刊《机器工人》。机器工会，是我党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产业工人的新型工会，标志着党领导工人运动迈出了新的步伐。

①《劳动界》第九册，一九二○年十月十日。

机器工会成立不久，上海党组织仍以外国语学社为活动基地，又领导成立了印刷工会、纺织工会等。在此基础上，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党又发起建立了跨行业的工人联合组织“工人游艺会”。十二月二十日，“工人游艺会”在白克路上海公学召开了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会员有四百余人，还有许多来宾。杨明斋、李启汉、沈玄庐、邵力子等参加了大会。杨明斋曾发表演说向大会祝贺。大会开得圆满成功。从此，工人游艺会成为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的一个组织和场所，使各行各业的广大工人加强了团结，并开展了革命斗争。在二十年代初期，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渔阳里六号成了革命活动的中心。学生们在这里接受教育，工们到这里开会，党、团员在这里开展工作，这里实际上成了党组织的一个工作部，而它的负责人之一就是杨明斋。一九二○年上海第一次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一九二一年的“三八”妇女节的纪念会和十余个劳工团体联合纪念“五一”的筹备活动，都是在这里进行的。渔阳里六号的革命气氛，曾引起法租界反动派的注意。一九二一年“五一”节的前夕，他们突然被搜查了这个地方。但是，杨明斋和他的同志们、学生们、工友们并没有畏惧。党组织还是成功地领导上海的工人阶级于“五一”劳动节这天举行了有万余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纪念会。

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为了加强马列主义的宣传，决定把《新青年》杂志改成为机关刊物；从一九二○年九月的八卷一号起，除了增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宣传外，又设立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同年十一月，中共上海发起组为在全国建党作理论思想准备，又创办了旗帜鲜明的理论性刊物《共产党》月刊。作为共产国际工作组成员和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的杨明斋，满怀热情地参加了这两个刊物的发起和印刷工作，并亲自撰写稿件。《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俄罗斯研究”专栏里，发表了他的译著《苏维埃的平民教育》；在第三号上，又发表了他翻译的《俄国职工联合会发达史》。这些文章，介绍了苏俄的教育和工运情况，传播了俄国革命的经验，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党的“一大”后，杨明斋继续从事马列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一九二一年九月，陈独秀由广州回到上海就任中央局书记；在其住宅渔阳里二号成立了党支部，其成员有陈独秀、杨明斋、李达、邵力子、陈望道、张国焘、沈雁冰、俞秀松等。党支部每周一次学习会，时间从下午二时至六时，采取一人讲解大家讨论的方式，讲解者即杨明斋和李达。他们编写了《马克思主义浅说》、《阶级斗争》、《帝国主义》等讲义。后来，杨明斋将这些讲稿修改付印，广为传播。当时，由于陈独秀住宅常有各种会议，人员来往频繁，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十月四日下午，法国巡捕查抄了这个地方，陈独秀、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高君曼等被捕。经我党和共产国际多方营救，结果以“罚款”的办法将他们保释。

杨明斋在党内讲授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同时，就很注意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股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复古主义思潮，其代表人物是梁漱溟、梁启超、章士钊等。梁漱溟在轰动一时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九二一年八月出版）讲演录中，打着“倡导东方文化”的旗号，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妄图把人们引到所谓“至好至美的孔子之路”上来。梁启超著作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则胡说什么孔孟之道已包涵了社会主义，大可不必学习西方的社会主义学说，并主张“发扬国教”。章士钊的《农国辨》，更是一反儒学轻视经济的常态，竟大肆鼓吹“农村立国主义”，企图证明马克思主义不适于中国国情。杨明斋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用了很大精力，参加了这场五四运动后关于西方文化问题的论战。他撰写了对上述三本书的批判文章，经李达阅后，于一九二四年六月在北京公开出版。这部书名为《评中西文化观》的著作，分四卷十六章，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阐述了几个主要问题；第一，说明“文化为社会生活，可也是由社会生活而产生，它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东西。”①而梁漱溟所说的“意欲决定文化”，是反对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文化观的。他这样地“离开社会生活的事实讲文化，犹之乎离开人的生理高读心境”，②简直是无知可笑。第二，分析了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指出它“是人类生活的生产演进中的一种经济革命，他和无限制的个人之私有制度相对峙，并且和资本私有之国家主义也不相和睦。”③社会主义学说，产生于工业发达的欧洲，“是由无产阶级方面社会主义生焉”。④因之，它既不是，也不同于梁启超所宣扬的孔孟之道。第三，批判章士钊的“农村立国主义”，讲明儒学不能救中国，为了改变中国的现状，“非采用社会主义不可”。⑤杨明斋的这些批判和见解，在当时的东西文化论战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李维汉在当时写的一篇评介《评中西文化观》的文章中指出：“这部书的确是一部有价值之作。在此东方文化的声浪甚嚣尘上，真伪是非不易辩白的时候，有了这部书，可以帮助青年解决很多的疑难。”又说：“以梁、梁、章三君在中国之偶像，出来从哲学、伦理、政治、经济各方面提倡复古，其影响于青年非常危险，得杨君辞而辟之，其功不小。” ①

①②③④⑤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

新民周报》第21期，一九二四年九月四日。

为革命奋斗终生 不愧是“忠厚长者”

一九二二年七月，杨明斋参加了党的“二大”，对党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发表了积极的意见。以后，共产国际主张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以进一步建立民主联合战线。杨明斋和许多党员一样，对此曾持不同意见，认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个“复杂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五权宪法”相雷同。因此，他“根本反对加入国民党”。②但是，一九二三年六月中旬党的“三大”做出国共合作的决定后，杨明斋不仅在组织上服从了党的决议，并在行动上积极为国共合作事业努力工作。

一九二五年十月，苏共决定建立莫斯科中山大学，为中国革命和国共两党培养干部。杨明斋受党的委托，在上海负责选派学生。十月下旬，杨明斋送走了第一批学员之后，又亲自率第二批学员从上海乘船去苏联。这批学员共百余人，是从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和北平、天津等地选派的。其中有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吴亮平、孙冶方、潘自力、杨放之、刘少文、沈泽民、张琴秋、李培之、黄秀珍、马骏、马骅、于树功、刘辉、曾鸿毅、罗文炳等。③杨明斋受党中央委托，照管着这些初离祖国的年轻人，使他们在旅途中过得非常愉快。

②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③据《伍修权同志回忆录》，载《中共党史资料》一九八二年第1辑。

十月革命八周年纪念日那天，大家在船上举行了别开生面的纪念会。苏联、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同船朋友们都讲了话，并同声高唱国际歌，充满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友好气氛。轮船到达海参崴后，改乘火车向西进发。十一月底，杨明斋一行顺利到达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始学习和工作。

杨明斋被安排到学校总务部门，负责五百多名中国学生的衣食住行，并兼作生活方面的翻译工作。当时的苏联，在经济上还处在非常困难的时期，生活物资奇缺。杨明斋尽心竭力地安排好大家的食宿，使这些远离祖国的青年人安心学习。然而，杨明斋虽身在莫斯科，但心却怀念祖国，常常回顾在国内时的火热斗争。他曾多次向党提出，要求回国工作，但未获准。直到一九二七年夏，中国大革命已遭失败，他才按党的指示，告别了中山大学，取道海参崴，再次返归祖国。

杨明斋秘密回到上海后，党中央指派他到天津一带开展革命活动。此后，他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隐居在北平，巧妙地躲过敌人的明察暗访，从事理论宣传工作。花了两年的功夫，完成了《中国社会改造原理》这部著作。这本书分上下两卷，共二十章，十八万多字。这部著作，以学术研究为掩护，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从正面阐述了他在《评中西文化观》中的基本思想，大量批判地引证了中国文化的典籍，“意在找出个明了的社会进化的程序”。①他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背景和意义，明确指出，“辩证法的唯物史观之应用，是社会主义者求知识最重要的工具。”②他不仅批判了梁漱溟等人死抱着“东方文化”不放的错误论调，而且还指明了学习“西方文化”的正确途径。他说：“西洋文化大抵分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之社会主义，本是解决西洋文化推行时所产生之弊病，那么，我们既然必须、并且脱不过采用西洋的自然科学，当然也要采纳社会主义，正如食米必须食水一样的道理”。③他指责那些混进革命队伍中的投机分子，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骑墙、投降、滑头，甚至于做些卖身和害民的勾当。”他还热情地鼓励革命的人们，要有“自己的信条，只要所持的人类生活之理是真的，社会运动的方法是对的，毅力是百折不屈的，一定会不但战胜了现在的中国，并且会战胜了将来的全世界。”④

①②③④杨明斋：《中国社会改造原理》

这时的杨明斋，已是年近半百的人了，坎坷的经历，长年累月地奔波和恶劣的环境，使他积劳成疾，终于病倒了。后来，苏联接他到西伯利亚养病。一九三一年之后，党的忠诚战士杨明斋在伊尔库茨克病逝。③

③杨明斋的侄子杨信德回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家人曾在北平寻找杨明斋，没有找到。周恩来同曹靖华谈话时，说“后来他生病，苏联送他到西伯利亚养病，那里条件比较好，但后来病死在伊尔库茨克”。由此分析，杨明斋是一九三一年以后病死在伊尔库茨克的。

杨明斋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努力奋斗的一生。他忘我工作，勤奋刻苦。他秉性耿直，生活简朴。他待人忠厚，慈祥可亲。当年曾和他共事的同志以及他的学生们，都一直怀念这位“忠厚长者”，称颂他的贡献和高尚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