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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同志战斗的一生
张升善 王树才 张思衍 鲁于林
王文同志,陕西省绥德县耿家山村人,一九一二年十月九日生。一九二七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陕北进行革命工作期间,先后曾任绥德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县委书记,吴堡县委书记,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米脂中心县委书记等职。一九三八年春,王文受党中央委派来山东,先后任胶东特委书记,胶东区党委书记,山东省第三军区政治委员,胶东行署主任等职。由于繁重的工作和艰苦的斗争,王文同志积劳成疾,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六日病故,年仅三十二岁。
一
王文,原名王学善,曾用名老金、罗文。幼年家贫,全家十二口人,只有二亩薄地,全靠父兄当长工和亲友的接济,勉强糊口度日。王文六岁时,母亲去世,家中生活更加艰难。年幼的王文便常跟着父兄上山割草、拾柴、剜菜,尝受着艰难生活的熬煎
王文自幼聪明伶俐,勤奋好学。看到别人的孩子在上学,他也很想去读书。怎奈家贫如洗,父亲顾不得让孩子去上学。刘家山村的耿如才是王文父亲的好友,他见王文既灵透,又勤奋,便慷慨解囊相助。于是,王文九岁上了学。
一九二六年春,王文和耿如才之子耿红一起考入绥德县立高等学校,越级插班学习高小功课。一九二七年春,又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西北党组织创始人之一、著名的组织活动家李子洲同志亲自主办的,大革命时期是陕北革命活动的中心,培养了许多革命知识分子。在李子洲同志的领导下,学校里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革命活动,宣传革命道理,组织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在这所学校里,王文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接受了党的教育,开始学习马列主义,积极参加了闹学潮的斗争,进步很快,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七年八月四日,师范学校被驻守绥德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包围并查封。蔡南轩、关中哲等五位教师(全系中共绥德地委负责同志)被拘留,校长常汉三(共产党员)被撤职,学校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这时受学校党组织派遣,正在绥西一带宣传组织农民协会的王文同志,听到这一消息后,与大家商量决定,回不了学校,就暂时回家乡宣传革命。
王文回到家中,一面跟父亲参加田间劳动,一面努力阅读进步书籍,进行革命活动。一九二八年春,他结识了地下党员李景林同志(解放后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在李的帮助下,王文又进一步学习了许多革命书籍,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更坚定了革命到底的信念。一九二九年春经人介绍,王文到枣林坪一家商店当店员,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一九三○初,王文经李景林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在耿如才的帮助下,王文同志回到了自己的启蒙学校——刘家山小学任教。他以教学作掩护,热情地宣传革命道理,激励学生的革命精神。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学习,他还常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挤出一些,接济贫苦的同学,因此深得学校师生的拥护。
为了便于开展革命活动,建立党团组织,一九三三年,王文与李景林同志来到建首村开办了一所小学,李景林担任校长,王文任教员。建首村在绥德城东南方向一百三十多里的黄河岸边,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薄弱地区。王文他们在这儿首先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李景林任支部书记,王文任支部委员。随着革命工作的开展,他们又与铁茄坪、王家沟等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扩大了活动范围,发展了党团组织,使革命力量不断增长。
后不久,王文被派往农村进行革命活动。他来到农村,密切联系农民群众,热情宣传我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动员青年参加红军,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在他的启发教育下,当地贫苦农民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积极投入了斗地主、分田地的革命斗争不少青年都踊跃报名参加了红军。王文的胞兄王学占、胞弟王学思、胞妹王金秀(后改名王锦),堂兄王学忠、王学成,舅父王生源以及他的许多同学都积极参加了刘志丹领导的红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九三三年七月,陕北特委第六次扩大会议决定把绥(德)清(涧)中心区委改为中心县委(不久又分为绥德、清涧两个县委)。李景林同志到中心县委任职,王文担任了黄河沿岸特区(后改为绥德县一区)书记。他与全区共产党员一起,积极投入土地革命运动,加紧革命武装建设,扩充工农红军,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团员,广泛成立少先队、儿童团和妇女会,把枣林坪以南、定仙墕以东、解家沟以北、黄河以西六十多个村庄,开辟成为绥德县最可靠的根据地。
二
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王文很快成长为党的一名优秀干部。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在绥德县委的领导下,在一区王家山村召开了全县工农代表大会,成立了苏维埃县政府,李万春(罗武)当选为主席,王文、贺志国当选为副主席。李万春是王文培养和发展起来的共产党员,但王文不计较这些,积极出主意、想办法,协助李万春做好工作,成为李的得力助手。同年冬,王文担任了中共绥德县委书记,李仍任绥德苏维埃政府主席。这时王文改名为罗文。罗文、罗武密切协作,使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得以迅速发展。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央工农红军准备突破黄河东进抗日。但渡口的船只全被国民党所控制,船夫也远避灾祸而去,给渡河造成很大困难。党组织把备船的艰巨任务交给了王文。他受命后,带着几个同志翻山越岭,迅速赶到黄河岸边。在物质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发动大家找到了部分造船民工和船夫,群策群力,筹料造船。经过日夜突击,终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赶造了七只船,为先遣队渡过黄河创造了条件。
一九三六年五月,汤恩伯的国民党十三军从山西西渡黄河,妄想一举扼杀陕北革命根据地。为了粉碎敌军围剿,在党中央领导下,我党政机关人员和红军武装有计划地后撒,同时成立了陕北东地区党委和政府绥德中心县委等机构,负责领导转入地下活动的党组织和革命群众进行反围剿斗争。王文这时担任了陕北东地区工委书记兼吴堡县委书记吴堡县红军领导成员中,当时有的同志因受“左”倾思想影响,面对强大的敌军提出“保卫家乡”“人在吴堡在”硬拼蛮干的口号,严重地干扰了我党的反围剿计划,使当地党的组织和武装遭到严重损失。王文到吴堡后,立即召开了各种会议,传达贯彻上级指示精神,指明蛮干硬拼的危害,暂时退让、保存实力是反围剿斗争胜利的关键。王文整整奔忙了三天三夜,才做通了思想工作,挽回了危局,使红军武装顺利地撤出了包围圈,为党立了一大功。
一九三七年,王文调任米脂中心县委书记。为了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他只身冒险到国民党绕治区跟国民党专员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对方故意提出了二十多个问题刁难王文。王文胸有成竹,从容不迫地从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实行耕者有其田”,讲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目的,讲到合作抗日的伟大意义。对他们的无理质问一一作了解答,即使与会的各界人士心悦诚服,又有力地宣传了党的抗日方针政策。会后,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协议。与此同时,他又组织了工作队深入乡村,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和阶层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接着,他又领导成立了抗日后援会,并号召米脂人民有粮的出粮有钱的出钱,鼓励青年人参军,以实际行动抗日救国。王文在米脂工作短短几个月,使全县很快打开了局面,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抗日热潮。
一九三八年春节刚过,王文调离米脂去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一段时间后,他和霍士廉、苏杰等五十多名干部,由郭洪涛率领到山东开辟抗日根据地。行前,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他们。毛主席亲切地教导他们:要广泛发动群众,大力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建山东根据地,把山东建成华北的战略基地。毛主席的话为王文他们指明了方向。三月上旬,王文他们离开了延安,向山东进发。一路上,他们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于五月胜利到达山东。王文被中共山东省委分配到胶东任特委书记。
三
一九三八年五月底,王文跋山涉水到达胶东。这时,原胶东特委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理琪同志刚刚在雷神庙战斗中牺牲,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一部已西下蓬(莱)黄(县)掖(县)与掖县起义的三支队会师创建了蓬黄掖根据地。胶东人民抗日斗争如火如荼,方兴未艾,抗日部队迅速扩大,急待集训整编,实行统一指挥。同时,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七、八支队,在马保三、张文通、韩明柱率领下,东上掖县、黄县,与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协同作战。国民党胶东地方官员和地痞流氓,也趁机招兵买马,抢占地盘,各据一方。胶东形势复杂,问题较多。王文到达胶东后,听取了特委的汇报,便以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果断扎实的工作作风,立即与特委其他成员一起,根据党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使党的建设,革命武装以及根据地的开辟等,都很快出现了新的局面。
一九三八年八月,省委决定成立中共胶东区党委,王文任书记,吕志恒任组织部长,林一山任宣传部长。区党委成立后,王文根据胶东抗日武装力量的蓬勃发展和形势的需要,首先抓了军队的建设。他深入部队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提出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不断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八月,他根据上级党的指示,亲赴掖县与郑耀南等三支队的领导人面商部队合编事宜。九月十八日,在报县沙河镇隆重举行了会议,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和掖县三支队合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所部编为六个团。同时,建立健全了武装部队司令部、政治部,与胶东区党委机关分开办公。区党委下设军事部,负责指导各县地方武装的发展和建设。经过以王文为首的区党委一段时间的努力,使胶东抗日武装力量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建立了以蓬黄掖三县抗日民主政权为基础的胶东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创建了北海银行,胶东抗日斗争形势空前大好。
一九三九年四月,王文主持召开了胶东各县工委书记、县委书记会议,认真传达贯彻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统一了党内的思想认识,清算了王明右倾路线在胶东的影响,总结并部署了党组织的发展工作,加强了党对抗战工作的统一领导,使胶东地区党的建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同年九月,山东省第三军区(后改为胶东军区)成立,王彬任司令员,王文任政治委员,仲曦东任政治部主任,负责统一领导除山东纵队第五支队以外的胶东各地方武装。从此,山纵五支队得到了地方更有力的支持,胶东地方武装力量也得以蓬勃发展。一九四○年,根据八路军山东纵队的整军指示,活动于胶东的五支队改编为山东纵队第五旅。王彬、王文领导的第三军区又先后组建了三个团:即以区党委警卫部队为基础组成一个团,东海地方部队组成一个团,招远、掖县的地方武装组成一个团,成立了新的山东纵队第五支队,王彬任司令员,王文任政委。这是胶东的第二支基干化部队,也是王文积极贯彻党的发展地方武装正确方针的结果。
一九四○年六月,根据中共山东分局的指示,王文到平度大田一带开辟平(度)招(远)莱(阳)掖(县)边区的大泽山根据地。他认真听取了县委的汇报,实地考察了大泽山周围的地形,深入调查了社会情况。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先后派出了二百余人的工作团,重点开辟这一地区,使胶东半岛西部有了一块比较稳固的根据地。在以王文为首的胶东区党委的领导下,胶东各县抗日民主政权相继成立,为建设政权,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区党委制定和发布了许多有关的政策和法令。与此同时,王文还狠抓了根据地经济建设,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创办了多种抗日报纸和刊物;组织成立了各种文艺团体,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打开了新的局面。
一九四○年九月,中共山东分局派林浩任胶东区党委书记兼军政委员会书记,王文改任区党委副书记。
一九四一年三月,山东纵队第五旅、三旅独立团和五支队分东西两个战场,发起了强大的反击“反八联军”战役,王文率领五支队在东海区战场歼灭丁庭、陈昱、苗战奎等部千余人;五旅及独立团在西线栖霞东部的唐家泊、桃村等地歼灭蔡晋康部千余人。我东西两路部队会师桃村,当即南下海莱,将南窜的赵保原部三千余人的一部分包围在吉格庄。这一战役,彻底摧垮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组成的所谓“反八联军”。这是王文担任五支队政委后打的一个漂亮仗。
一九四二年七月,胶东行政公署正式成立,王文同志任主任兼胶东军区副政委。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日寇和伪军对我胶东根据地发动了多次大规模“拉网”扫荡。他们采取了所谓“铁壁合围”、“分进合击”、“对角清剿”等战术,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使胶东大地处于血与火的洗劫之中。十月六日,敌人调动万余兵力,在顽固派赵保原配合下,将乳山、海阳等地的几千群众,围困在马石山上,实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石山惨案”。同年十二月,敌人又血洗了我大泽山区,将平度、招远、莱阳、掖县的上千群众和西海军分区合围于莱西的山里吴家。西海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于已午,参谋长于日新,胶东青联主任林江等同志壮烈牺牲。
面对残酷的斗争现实,王文同志同区党委和行署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由东至西,从南到北,不避艰险,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实行坚壁清野,拆桥破路,开展麻雀战,地雷战,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斗争。为粉碎敌人的“扫荡”和封锁,王文同志号召并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了大生产和减租减息运动,千方百计地减轻人民的痛苦和经济困难。经过一年多艰苦的斗争,胶东军民终于闯过了最艰难的岁月,保卫了胶东抗日根据地,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新的贡献。
四
王文同志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具有坚强的党性。他关心同志,爱护群众,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严格地执行党的政策,始终视党的政策如生命。早在一九三五年,他在绥德工作期间,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党内掀起一股抓AB团的歪风,有一天,上级来人把县团委的一个青年干事吊起来,当AB团分子拷打。王文知道后,立即和李万春一起去营救这个青年。他亲自放下这个小同志,给他松了绑,并向上级来人说明这个小同志绝不是什么AB团分子,情愿拿自己的生命作保。后来的事实证明,党内根本就不存在AB团。
一九三七年秋,上级为了照顾王文工作方便,给他备了一匹马。但他自己很少骑,而是经常给他的秘书、通讯员公用。有次,他因公外出路过家乡时,看到一位老太太在路上吃力地走着,王文便把马牵到老太太跟前,扶老人上了马,自己牵马而行,一直把老太太送回家。
一九三八年,王文刚调到胶东不久,去看“娃娃剧团”演出。他来到孩子们中间,询问他们的学习和工作情况,问他们想不想家,吃得饱不饱,睡得好不好?天真的孩子们亲热地围着他问这问那,他总是热情地握着孩子们的手,很认真地一一回答他们的问题。当有的孩子问他们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时,他鼓励孩子们说:“你们这些小鬼,要好好学习,不断进步,什么时候你们忘掉了自己,把一切全部献给革命和人民,你们就会成为共产党员了。”如今,“娃娃剧团”的孩子们都已是革命老干部了。他们每回忆起这些情景,依然备感亲切和温暖。
一九四一年在肃反斗争中,王文保护了许多同志,使他们免遭迫害。有一天夜里,主管锄奸工作的同志向仲曦东同志汇报:××案子已经突破,请他批阅。仲曦东当夜向王文作了汇报。王文不顾一天的疲劳,仔细询问了具体情况,认为此案有许多不实之处。并郑重指出:“关于政治案件的处理,必须十分慎重绝不能轻信口供,更不能搞逼供。稍一不慎,稍一轻率,就会误伤同志,这已是红军肃反的经验教训……必须重证据。”在他的领导下,主管锄奸工作的同志推倒了原来的不实之词,对案件重新进行了审理,使这个案件受牵连的同志幸免于难。
一九四二年,王文在担任胶东行政公署主任期间,一再提出并强调把依靠群众、坚持武装斗争放在第一位,用人民的武装,保卫人民的利益;要处理好军队与地方、干部与群众、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他说:我们要爱护根据地,首先要大大地减轻人民的负担,遵守群众纪律,保护人民利益,并为人民谋取利益。……我们不应只是消极地依靠民众供应我们粮食;我们应积极帮助和参加民众的劳动与生产,增加根据地人民的物质资源输入,改善他们的生活。这样不但可以提高民众的抗日热情与积极性,而且可以使他们有力量协同我们坚持长期抗战到最后胜利。他在一九四二年亲手拟定的《一年来财政经济工作的检讨》提纲中,进一步强调:“我们的生产利益要与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要照顾自己,照顾人民,今天尤应强调的是照顾人民。”他的提议得到各级党委的支持,受到胶东人民的一致拥护,成了胶东党政军民战胜敌人,发展自己的力量源泉。
五
一九四二年冬,原先患有胃病的王文同志,这时又染上了肺病。由于疾病的折磨,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时常吐血,脸颊日益憔悴,身体渐渐消瘦。但他那为党忘我工作的精神却丝毫没有减弱,工作更加积极认真。他的爱人和同志们劝他休息,他总是笑着说:“我只有很好的工作,才能减轻病痛啊!”从陕北起来胶东,跟随王文五年之久的警卫员白光年同志深情地说:“王主任白天到各部队机关去检查工作,连饭都顾不上吃,经常是边吃边谈,晚上回来看文件、写总结,往往通背达旦不休息。他的身体是为革命累垮的啊!。”
一九四三年春,区党委书记林浩同志去山东分局党校学习,领导胶东党政军的重担,都落在王文的肩上。艰苦的斗争,繁重的工作和极差的生活条件,致使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吐血的次数和数量都在增多,但他仍然坚持工作,直到八月间,他的病情日趋恶化,在组织的一再催促下,才去住院疗养。王文在住院期间,仍时刻关心着党的工作和群众的生活,时常请有关于部到他床前谈工作,了解情况,处理问题。他的身体虚弱,急需营养,可他从不要额外照顾。他吃玉米面,喝豇豆汤。有时吃几个鸡蛋,还感到于心不安,生怕为他多花一分钱,违反伙食制度。他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每一文钱,每一粒粮食,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不要轻易浪费。”
王文病重期间,去看望他的同志,都带点有营养的新鲜东西给他补养身体,可他从不自己吃,总是让警卫员分送给那些重伤病员吃。有一次,掖县的同志给他带来几只大海蟹,他把海蟹送到伙房熬成蟹汤,和大家共同分享了。
一九四三年十月,王文的病情更加恶化。行署机关的同志们自动募集了五十九元五角钱,送给他补养身体。他感到盛情难却,就收了下来,随后,他又添上五角钱,凑足六十元,捐献给泰山灾区的难胞。
同年十一月的有一天,王文把爱人叫到床前,勉励她说:“为了我的病你也耽误了不少工作和学习时间。将来我的病好了,让我们都好好为党和革命努力工作和学习吧!”不久,当他知道自己病危即将离开人世时,便嘱咐亲人和身边的守护人员说,如果自己死了,不要惊动家里人,不要给组织上增添麻烦。请看,这是多么高尚的共产主义情操!十一月十六日,病魔终于夺去了王文的生命!
王文同志病逝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六日,胶东党政军民代表千余人,隆重举行了王文同志追悼会。许世友、吴克华等领导同志发表了悼念文章。许世友称颂王文是最好的一位同志。他在悼念文章里说:“王文同志是胶东抗战军民的领导者,是党的优秀干部,是我最敬爱的战友。……他确是胶东八百万群众所敬仰爱戴的英明领导者。”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王文同志的灵柩迁往胶东抗日烈士陵园安葬。沿途群众挥泪迎送,泣不成声。王文同志安息吧!您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