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耿耿照汗青

——王文彬烈士传略

菏泽行署民政局 单县民政局

王文彬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湖西区革命根据地和军队的创始人之一。一九三六年六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并领导过北平学生运动，苏北农民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无私无畏，英勇奋斗，为开辟和巩固湖西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不幸，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在湖西“肃托”事件中被难。他把宝贵的青春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一

王文彬，一九一二年春诞生在江苏省丰县王砦村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中。五岁入私垫，后入本村国民小学五年级，不久学校停办，在家随祖父攻读，念完了“四书”“五经”和《史记》《纲鉴》。一九二七年，又进入常店小学六年级。他热心帮助别人，每逢下雨天，总是把路远带不起干粮的贫苦同学领到自己家中，换衣、吃饭。因之，受到师生邻里的赞扬。

一九二九年，文彬考入江苏省立徐州中学。这是当时徐州地区的重点学校，有进步的教师和学生，还有中共党的组织活动。在这里，他接触了几位共产党员，受到了一些进步的影响，阅读了一些宣传革命的书刊，深受启发教育。

一九三一年，日寇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党的领导下，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席卷全国。在这场爱国运动中，王文彬非常积极。他和其他同学一起，冲破校方的阻挠，走上街头，参加游行示威，散发传单，演讲宣传，痛诉日寇的侵华罪行。同时，组织徐州中小学爱国师生开展了查抄日货、打击奸商的斗争，严惩了崇洋媚外的奸商张相臣，赶跑了反动校长薛钟太，轰动一时。这年寒假，他以徐州抗日救亡运动学生代表的身份，带领学生演讲团深入丰县城乡，进行抗日宣传活动。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遭到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指导这场斗争的中共地下党员冯苏同志惨遭杀害。

一九三二年，王文彬考入江苏省立苏州高级中学。同年秋，他参加了学界请愿团，去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遭到反动当局软禁。回校后，他积极阅读介绍马列主义的书刊，如饥似渴地探索革命真理和救国救民之道，逐步认识到：要拯救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就必须奋起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了传播革命思想，他常将一些进步书刊邮寄给故乡亲友。

一九三五年夏，王文彬高中将毕业时，国民党丰县县党部曾托人以介绍工作为诱饵，拉拢他加入国民党。当时，王文彬已在我党影响下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和积极进取的正义感，对于国民党镇压革命，媚外投降的行径早已深恶痛绝。因此，尽管反动当局利诱威逼，文彬却毫不动摇，断然予以拒绝。

二

一九三五年八月，王文彬考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制造事端，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国民党反动当局屈膝奉迎，与日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同时进一步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不少共产党人、爱国人士遭到逮捕、屠杀，白色恐怖笼罩着北平。

王文彬目睹国民党上层的腐朽，帝国主义列强的横暴，心情忧愤悲怆。他一面学习功课，一面阅读马列主义，不久，参加了党领导下的进步文艺团体“左翼作家联合会”。

随着日寇对华侵略的日益加剧，北平周围日军云集，祖国锦绣河山面临着进一步被践踏、蹂躏的危险。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十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坚持白区斗争的共产党人领导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喊出了“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王文彬也和同学们一起，冲开反动军警的围困、堵截，参加丁游行队伍。“一二·九”运动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却遭到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反动军警用木棒、刺刀、水龙头对付徒手游行的爱国学生，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许多学生的衣服被撕烂，不少学生受伤倒下去。王文彬和同学们并没有被吓倒，大家和反动军警展开了搏斗。他奋不顾身阻挡一群正在逞凶打人的警察，悲愤地喊道：“我们的祖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糟蹋成这个样子，你们也是中国人，怎么能殴打、残害抗日的爱国青年呢？难道你们不爱祖国，不爱家乡，甘心做亡国奴吗？”王文彬声泪俱下，情意诚挚，感动了一些警察，他们停手让路，学生队伍通过了。

游行结束后，王文彬被历史系的同学推选为代表，参加学生自治会的领导工作。第二天北平各大专院校实行总罢课，抗议反动当局投降卖国、镇压爱国运动的罪恶行径，王文彬与其他同学一起，领导了文学院的罢课活动。

“一二·九”运动后，王文彬又参加了“一二·一六”爱国学生运动。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中，他经受了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阶级觉悟进一步提高。一九三六年六月，王文彬通过林一山同志找到了党组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加强对北平学联的领导，一九三六年六月党派王文彬同志去开展学生运动，任市学联常委兼宣传部长。他常常废寝忘食，不知疲倦地工作，常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参加各校举办的讲演会、报告会和各种专题讨论会；利用各种形式揭露敌人，传播马列主义，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因而教育、团结了大批青年学生。同时，他还先后发展邵子言、徐静贞等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的干部。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亲日派日益嚣张，变本加厉地破坏学生运动。他们收买拉拢学生中的反动分子组成了“新学联”， 同我党领导的学生联合会分庭抗礼。反动当局利用这些学棍、流氓，制造谣言，欺骗群众，寻衅闹事，扰乱学生联合会的工作，破坏抗日救亡运动。同时，派遣密探跟踪学联领导同志，图谋加害。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文彬和其他同志一道，置生死于度外，机智、勇敢地组织爱国学生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王文彬同志不幸被捕，虽经敌人多次审讯，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没有暴露党的任何秘密以及他个人在党内的身份。敌人只好将其作为宣传赤化、扰乱社会治安嫌疑犯羁押月佘，后经党的大力营救，才获得释放。出狱后继续领导学生运动。

王文彬同志不仅有卓越的组织才能，而且文笔也很出众。他的文章写得好，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强烈的战斗性。如一九三七年五月，针对国民党政府投敌卖国、破坏国共合作、疯狂镇压抗日救亡运动的行径，他不顾个人安危，奋笔写下《苦闷中的北方政局》一文，发表在《北方青年》杂志上。他以辛辣的笔锋揭露了日寇侵我中华、霸我国土的滔天罪行；猛烈抨击了国民党政府背信弃义，丧权辱国的降敌政策；呼吁各阶层人士，在国难当头之际，敌忾同仇，挽救中华民族。他的文章，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

一九三七年上半年，为声援被国民党政府无理逮捕的沈钧儒等进步人士，揭露国民党镇压抗日民主运动的罪行，北平市学联组织爱国师生编演了街头剧《审七君子》等剧目。王文彬同志本来文静腼腆，没有演戏的专长，但为了扩大抗日宣传，激发大家的爱国热忱，他带头担任角色，在《审七君子》中饰章乃器。他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演技中的重重困难，成功地进行了演出，使很多同学受到鼓舞和教育。

三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狂妄的侵略计划，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国民党政府继续奉行不抵抗政策，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故都北平城内，全副武装的日寇到处横行霸道，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日伪汉奸对抗日爱国活动残酷地进行镇压。在一片腥风血雨中，学生运动只好转入地下秘密活动。根据党的指示，为掀起全国更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北平市学联决定，将同学们疏散到祖国各地去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大部分同学撤离北平后，党派王文彬到南方去组织学生，发动群众，督促国民党政府宣布抗日。他由天津取道海上，经青岛至济南。当时大批流亡学生由华北云集济南，生活无保障，行动无路费。为迅速将大批同学输送各地，王文彬同志受党组织委托，同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交涉，经过一番努力，终于迫使韩复榘答应免费输送学生到各地，并每人发给生活费两元。文彬同志遂去南京。

当时南京政府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巨大压力下，勉强宣布了对日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遂告形成。这时，许多平津流亡学生相继到达南京。王文彬同志在中共南京市委的直接领导下，和蒋南翔、丁秀等原北平学联的负责同志共同领导成立了“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他任同学会党团主要负责人。

九月，为支援前方抗日将士，王文彬同志领导同学会在全市发起募捐活动，还组织了纪念“九·一八”事变的集会和游行。通过这些活动，扩大了党的影响，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忱。使抗日救亡运动在国民党老巢南京形成新高潮。反动当局异常恐慌。一九三七年十月八日，竟派出军警包围了平津流亡同学会，当即宣布解散，并逮捕了同学会的十名负责人。王文彬同志虽然绳索加身，但他泰然自若，毫无惧色．在狱中，他领导同志们继续斗争，强烈抗议国民党政府无理逮捕爱国学生，并当面质问：“同学会宣传群众，号召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团结起来抗击日寇，保卫家园，何罪之有？”那些反动家伙被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王文彬还带领大家高唱救亡歌曲，讨论时事，鼓舞了难友们的斗志。文彬同志无私无畏，敢于斗争，成了狱中同志们对敌斗争的领导核心。

为营救这批被捕的同志，我中央代表团直接同国民党政府进行了交涉。南京市几千名爱国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后，聚集在国民党国民政府门前强烈抗议解散同学会，迫害进步学生，镇压抗日救亡运动，要求立即释放王文彬等被捕同志。终于迫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宣布王文彬等同志无罪，予以释放。

当时中共中央长江局指示，要利用公开合法的组织形式，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为此，派代表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文彬同志刚一出狱，就参加了这项工作。经过努力，双方达成了协议，成立了“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在同学会的组织动员下，两千多名平津流亡学生进入训练班，文彬同志在训练班中建立了党组织和民先组织，团结了广大爱国学生，培养了抗日骨干力量。不久，文彬同志肩负党的重托，离开南京走上新的征途。

四

“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南侵，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于敌手。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先后挺进华北、华中，英勇抗击日寇。同时，积极地执行了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在这种形势下，王文彬同志受命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从南京到达苏北，任中共徐州特委秘书，协助特委负责同志，做了很多工作。

党组织考虑到王文彬同志在故乡有很好的群众基础，遂决定他重点负责丰、沛一带的群众工作。文彬一回故乡即走村串户，同贫苦农民啦家常，了解他们的疾苦，介绍抗战形势，宣传革命道理。由于他待人诚恳，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很快就取得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他在宣传群众的同时，还利用家庭社会关系，积极争取国民党上层人士。如国民党丰县县党部执行委员兼丰县中学校长李贞乾，思想进步，富有正义感，对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极为不满，在当地上层人物中有一定的影响。王文彬即多次前去拜访，与其促膝长谈，阐明党的统战政策，动员他在国难当头之际，摆脱羁绊参加抗日。李贞乾深明大义，遂毅然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一九三七年底，国民党丰县教育局借口为蒋介石捐资祝寿，强行扣发全县小学教师一个月的工资。文彬和大家研究，乘李贞乾在教育界的影响之机，及时组织全县教师群起抗议。一天，教育局召集全体教师在文庙小学开会，局长王如勋装模作样地进行动员。他软硬兼施地说：“给蒋委员长捐资祝寿，是对党国忠诚的体现，我相信大家会踊跃参加，谁反对就是反对蒋委员长。……”激怒的全体教师难以忍耐，会场上顿时一片混乱。大家纷纷质问王如勋：“捐献应该自愿，怎么能强迫呢？” “县长、局长的薪金比我们多，为什么不扣呢？”王如勋被问得瞠目结舌，无言应对，在一片愤怒的口号声中匆匆溜走；教育局只好收叫强迫捐献的成命。

在这次斗争胜利的基础上，由李贞乾、陈筹等同志协助，王文彬同志组织举办了丰县第一期知识分子训练班。他亲自授课，介绍全国抗战形势，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爱国师生在国家存亡之际，积极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救国事业。结业时，大家纷纷表示：“宁作断头鬼，不当亡国奴。”文彬同志介绍一部分学员去延安学习深造，另一部分则留下从事敌后抗日救亡工作。这年冬天，文彬同志又成立了丰县第一个公开的抗日团体“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并亲自起草了宣言、章程，亲自主持了成立大会，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使许多人深受教育。

一九三八年初，根据党的指示，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作好思想、组织上的准备工作，王文彬与李贞乾等同志先后在王寨、徐楼等地开办了“农民游击训练班”、“妇女工作训练班”，吸收有一定觉悟的贫苦农民、青年学生、进步教师及少量的国民党左派人物进行训练，培养了一批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军事人员。同时，从中发展了一批党员，为建立抗日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准备了骨干，积蓄了力量。

除着徐西北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找文彬同志联系工作的越来越多，当时他家里尽管已经过着“卖地借贷度生涯”的拮据生活，但只要是到他家的人，不论熟识与否，他总是热情款待，有时对一些同志还送些盘费。在文彬同志的影响下，其爱人、弟弟、妹妹、叔父等十几口人均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五

一九三八年四月，在徐州沦陷的前夕，中共徐州特委决定，将其所辖地区，以津浦和陇海铁路为界划分为四个区，分别成立区委。王文彬任中共徐西北区委书记，负责组建徐西北区委。区委成立后，他及时地主持召开了各县党的负责人会议。会上他分析了形势，研究布置了丰、沛、肖、砀沦陷后发展党组织、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等各项工作任务。

同年五月，日寇占领徐州，进逼丰沛。国民党人员早已望风而逃，政权机构瘫痪，亡国论调甚嚣尘上，兵痞、土匪趁机四起，一时人心惶惶。王文彬同志根据中共苏鲁特委的决定，在肖县、丰县、砀山、铜山等县发动了武装起义。六月中旬，在丰县东南的华山镇与兄弟起义武装会师，成立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文彬任政治委员，李贞乾任总队长；队伍分五个大队，计约一千余人。从此，抗日救国的大旗飘扬在湖西地区。

王文彬同志十分重视部队的思想建设，在义勇队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各大队的军政要职均由共产党员担任，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在他的带领下，党的各级政治工作人员仿效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不断地对部队进行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他常常亲自给战士上课、作报告，用通俗易懂的道理，诱导这些出身于农民、学生的战士明确当兵打仗的目的，从而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

义勇队成立不久，即投入了讨伐汉奸王献臣（外号王歪鼻子）的战斗。王匪原是军阀李厚基部第三师师长，后逃回丰县，纠集了一批地痞、流氓及旧军阀残部，组织了一支土匪武装，约计千余人，丰沛沦陷后投降日寇当了汉奸，蚕食边区根据地，骚扰边区人民。王文彬同志在战前对所辖各县开展了讨伐汉奸王献臣的宣传工作，公布了他认贼作父残害人民的罪行；还团结争取了丰沛地区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发起战斗时，全体指战员同仇敌忾，在枪支弹药缺乏、后勤供应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与敌作战二十多天，终于歼灭了王匪的有生力量，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义勇队初创时期，部队生活异常艰苦。王文彬同志处处以身作则，和战士们同甘苦，共患难。他在生活上从来不要任何照顾，同战士们一样，六个月领五角零用钱，终年一双粗布鞋，一身粗布衣。他患有严重的痔疮，本来配有马匹，他却很少骑坐。有段时间，他持续发烧、浮肿，行走艰难，饮食减退。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照常率部行军作战。同志们看到他一天天地消瘦，考虑到他工作繁重，有一次特意为他做了碗成汤和两个烙饼。他怎么也不吃，立即转送给了伤病员。他还一再吩咐身边的同志，以后决不可再为他搞半点特殊。在他的带动下，各级指挥员都以身作则，拒绝照顾；干部、战士之间亲如兄弟，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战士们都很敬爱自己的首长，当因公离队或归来时，总要去见见文彬等领导同志。整个部队上上下下呈现出一派团结友爱的气氛。

在文彬、贞乾等同志的带领下，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以老红军为榜样，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自觉爱护群众利益，秋毫无犯。部队每到一处，坚持搞宣传做好事，为群众推磨、担水、铡草……由于当时供给困难，直到寒冬，指战员都还穿着破旧的单衣，住在群众家里，谁也不去拿群众一把柴火取暖。夜间行军，为了不影响群众，部队时常露宿村头，群众得知后自动开门接同志们回家。他们用实际行动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教育了群众。群众纷纷把自己的子弟送到部队。这支抗日武装，在文彬等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由初创时期的几十支枪，在陇海路南北发展到二十几个大队，约五千余人。他们到处袭击日寇、打击汉奸、镇压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在边区广大群众的支援下，先后和敌人进行了马良、惠庙、华山、河口等无数次战斗，消灭了日伪汉奸大量的有生力量，扩大了边区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八年七月初，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徐西北区委同鲁西南工委合并，成立中共苏鲁豫特委（亦称湖西特委）。王文彬同志先后担任中共苏鲁豫特委组织部长和特委书记等职。这期间，他和特委的同志正确地执行了上级党的指示，把发动群众、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边区抗战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苏鲁豫边区所辖各县区村，普遍组建了农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团体；党组织也迅速发展，先后建立了中共丰、沛、单、鱼、肖、宿、永、金、砀、曹等县委和区委，个别村建立了党支部。苏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

六

为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的方针，王文彬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徐州沦陷后，湖西地区出现了各种名目的地方武装：有黄体润、冯子固所属的常备队，有王歪鼻子的土匪武装，还有一些地主、联庄会。为团结争取这些力量参加抗日，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文彬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四处奔走，向他们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耐心诚恳地帮助他们了解革命形势，消除恐日心理。为证明我党团结抗日的诚意，还派人把逃跑的国民党丰县县长董玉珏及常备队长黄体润等人找回来，帮助他们组建政府，扩大队伍。在我党的努力工作下，湖西地区的国共合作终于实现，我人民义勇队第二总队与冯黄所部建立了联系。

一九三九年五月中旬，苏鲁豫特委改组，成立苏鲁豫区党委（亦称第五区党委），王文彬任区党委统战部长，主持领导全区的统战工作。这期间，他在苏鲁豫边区各县更加广泛地动员各阶层人士参加抗战。他多次长途跋涉到单县，去团结争取开明士绅朱鸿铎和单县国民党党务整理委员会主任朱育才。经过辛勤工作，终于在该县促成了国共合作的局面，成立了单县抗日动委会，开办了抗日游击训练班，培养了抗日骨干力量，并发展了不少共产党员。

由于王文彬同志积极奔走，再加上他学问渊博，口才雄辩，作风朴实，赢得了很多上层人士的敬佩和支持。如金乡、鱼台、肖县、砀山、单县等地有些知名人士、开明士绅，先后与我党合作；不少地方的国民党政权名存实亡，丰县、沛具、单县有的区长参加了共产党。因之，湖西区的抗战局面为之一新。

一九三九年六月，苏鲁豫地区抗日总动员委员会建立。湖西和陇海路以南的工农商学兵各界代表共聚一堂，举行了成立大会。会上，少数国民党顽固派反对我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故意制造摩擦，企图把党的力量从动委会中排挤出去。文彬同志及时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他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救亡力量》的报告，严正地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人一定要在动委会中发挥骨干作用，国共合作抗日是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坚决反对制造摩擦，破坏统战……”他有理、有利、有节的发言，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得到与会各阶层人士的赞同和拥护，保证了边区党在统战中的领导地位。文彬同志被选为边区总动委会的主要负责人。

七

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党的领导下，我苏鲁豫边区军民配合主力部队粉碎了日伪汉奸的联合夹击，边区抗战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要求参军、参政，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壮大，形成了方圆二百余里的抗日根据地，革命形势空前大好。在这大好形势下，王文彬同志不幸被混进党内的暗害分子王须仁（湖边特委组织部长）和野心家王宏鸣（苏鲁豫支队四大队政委）以“托匪”的罪名逮捕杀害了。

王文彬同志牺牲时年仅二十七岁，他的牺牲，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优秀党员，使边区人民失去了一位卓越的领导人。湖西人民深感悲痛。一九四〇年冬，中共山东分局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单县辛羊庙为被难烈士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一九四一年二月，党中央又发出了文件，文件中说：王文彬同志是党的“忠实的干部，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干部”，纯属“故意陷害”，并宣布王文彬等同志为革命烈士。全国解放后，当地政府和人民为永远纪念王文彬同志，将湖西边区最早创办的“王大庄小学”命名为“文彬小学”。一九五一年，王文彬烈士的父亲，被特邀参加了国庆观礼，受到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一九八〇年四月，中共江苏省丰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为王文彬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迁葬仪式，将烈士忠骨安放在烈士陵园。每值清明节，工农兵学商各界群众，均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来到烈士墓前敬献花圈，寄托人民的哀思，悼念烈士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王文彬烈士的英雄形象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