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爸爸王博昌烈士

王 玉 英

爸爸王博昌，原名王汉儒，字杰三。山东省博兴县城郊王楼村人，一九O五年出生：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博兴师范讲习所所长、八路军鲁东游击队十三大队教导员等职。

一九三八年九月，在临淄县六天雾村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三十三岁。

一九二三年，爸爸考入北京朝阳大学，因经济所迫，他一面读书，一面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一九三O年六月，爸爸大学毕业，回到了家乡。在当时，能在北京求得这样的学业功名，在一个县里是少有的。凭着他的法学证书，在国民党官衙内当个法官是很容易的事。然而，爸爸不去追求高官厚禄，而在博兴师范担任了讲习所所长。他利用讲习所这块阵地，满腔热情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道理。

爸爸进入讲习所不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我国东北沃野。爸爸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极为愤恨，他站在县城南的奎山上，吟写了题为“奎山晚照”的一首词，开头两句是： “云霞散彩，雾漫横骁勇善战 威震东满空。”写出了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形势。接着又写道： “整好坚甲砺刀兵，收拾些残花败叶，准备着抗秋风！”指出了中华儿女要生存就必须起来进行斗争。词写好后，还叫一位教师谱了曲，作为学校的校歌。同时，他还大胆地向全校师生宣布，这首词就是我们讲习所办校的宗旨。 在革命浪涛冲击下，博兴师范讲习所党支部领导革命师生举行了一次宣传抗日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从城内到边远乡村店子、利城一带，行程五十里。各地学堂也纷纷响应，贴标语，呼口号，大造了抗日救国的舆论，震动了博兴大地，全县革命的气氛越来越浓。爸爸是这次学潮的暗中积极支持者。

这次学潮，触怒了国民党县党部的老爷们，他们把爸爸叫去，对他施加压力说： “学生不安心读书，起来胡闹，此重责你应全负！今后不得再发生类似事件！”此外，他们又千方百计地刁难学生，克扣生活费，增加公杂费，甚至连灯油费也都由学生负担。这就更加激怒了广大师生，在李震、张次钦等同志率领下，师生们罢了课，举行了游行示威，先冲击了县教育局，接着又冲进了国民党县党部。大家高呼： “国民党就是刮民党！” “取消苛捐杂税！” “打倒刮民党！”学生代表向县党部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要求增加津贴补助；第二，要求增设自习室、图书室；第三，要求搞军训（不发枪），准备抗日。同时还声明，以上条件，如果在二十四小时内不答复，学生便自动解散，长期罢课。不料，国民党县党部竞不予理睬，学生们遂于第二天早晨背起行装，走出学校。这一下，县长张裕良慌了手脚，便亲自出面规劝学生回校，并答应了所有的条件，罢课取得了胜利。’ 讲习所的学生闹过学潮之后，中共博兴县委于一九三二年八月四日发动了博兴农民暴动。

暴动前，县委在博兴四区粉王村召开了一次会议，除研究暴动方案外，决定成立后备县委，由爸爸任后备县委书记，李震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后备县委成员不参加暴动，万一暴动失败，即由后备县委接替工作。结果，暴动经历了二十三天，遭敌镇压，鱼告失败。大军阀韩复榘的主力配合国民党地方武装到处逮捕共产党人，在一片白色恐怖下，领导暴动的前县委成员，有的被捕，有的转移潜藏。后备县委便开始了对地下党的领导。

爸爸和李震同志主持县委工作是短暂的。一九三三年七月初，中共山东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省委又遭破坏，同时波及博兴，伴随而来的又是一场大逮捕。地下党的许多同志只得四处潜藏。从此，博兴党基本上停止了活动。

爸爸藏在姥姥家，住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偏院里。敌人公开搜查未果，便派出便衣特务暗中侦探。一天，爸爸发现一个庄户打扮的人，在姥姥家周围转来转去。他判定这是敌人的密探，便对姥姥说： “在家实不能久待，必须立即转移。”他让姥姥找来一身破旧庄户衣裳，一个破苇笠，一把镰刀，装扮成一个下地干活的农民，在一个清晨，大大方方地走出了村外。

从此，爸爸离开了博兴。

爸爸到了北平，原想重新拿起笔来，用笔和敌人做斗争。然而，事不如愿，在北平住了一个时期，连个家都没有安下。他和马千里同志住在一个叫王绍棠的老乡家里，生活极端困难。他们的心情也更加沉重，深切感到，离开党离开同志是十分痛苦的，是一事无成的。于是，他们决定分头去寻找党组织。马千里同志西行去延安，爸爸南下回山东。临别前，他俩眼含热泪，立下誓言：只要一人活着，定要找到党组织，死要为革命而死。

爸爸来到济南，通过一个相识的同志介绍，在郊外小王庄村住下来。同院房客也是个地下党的同志。这样，和自己的同志在一起，爸爸的心情好多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党的关系仍没接上，同院的那个地下党的同志又被捕了，爸爸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转移到潍县去活动。因为，那里地处胶东和鲁北交界处，人来人往频繁，可以听到更多的情况。而且还有个特殊关系，在北平的老乡王绍棠回到了山东，在潍县干了国民党县法院的见习法官。此人思想较进步，官职虽不大，但在必要时也可挡挡风险。就这样，爸爸、妈妈和我一家三口人，到达了潍县，在西关租了间房子安了家。这间房子很窄小，只能放一张床，剩下的地方一个人行走还得侧着身子。生活上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爸爸只得跑出城外拾点野豆、剜点野菜糊口。有时候，没有吃的，也没有烧的。爸爸有时拾不到干草，就拾些棺材板来，以救燃眉之急；但又惹得同院不高兴，说是冲了吉利。为了增加点收入和了解更多的情况，爸爸便在潍县火车站卖起茶水来。

后来，爸爸找到了地下党员王星久。然而，以后才知道，此人在博兴暴动时被捕，叛变了革命，参加了国民党的捕共队。就是在他的策划下，爸爸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的一天夜里不幸被捕，后被送到济南关押在山东省第一监狱。爸爸在狱中和难友们一起，进行抗日宣传。他们用带着铐子的手在墙上写“打倒日本侵略者，还我东北，反对不抵抗主义”等战斗口号。 他们的行动，立即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敌人随即对“犯人”加紧了刑讯逼供，并时常殴打虐待“犯人”。难友们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不久，狱中党组织发动了一次绝食斗争。开始不吃饭，后来连水也不喝。敌人看到这种情况非常惊慌，每到吃饭时，看守长、监狱长亲自带着送饭送水的牢兵，四处放风说： “你们派出谈判的两个代表都吃饭喝水了，别的监房也吃饭了。……”

爸爸一眼就看穿这是敌人的阴谋，他吃力地张着干裂的嘴，对大家说：“骗局！骗局！”接着，其他几位同志扒着铁窗，齐声向周围 高喊： “这是骗局！这是骗局！”最后，终于迫使敌人作了暂时的让步。

经过这次绝食斗争，敌人对爸爸更加虐待，还把爸爸单独关押了一段时间。当时，正值数九寒冬，牢房内十分寒冷，但“犯人”穿得非常单薄。同志们给爸爸捎去的棉衣，被牢兵藏了起来，爸爸只好穿一身夹衣过冬。过了些日子，爸爸的腰、腿关节全冻坏了，走不能走，站不能站。敌人满以为用这种办法可以制服爸爸，然而，爸爸的斗争意志却更加坚强了。

从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开始，敌人陆续将政治犯转到了反省院。爸爸是第十二期进院的，被编入了甲班。编入甲班的大多是文化程度较高的“犯人”，敌人逼迫他们一天写一篇开记，七天写一篇论文，借以观察每个人的反省情况。爸爸利用写日记、做文章的机会，与敌人展开了巧妙的斗争。有时含沙射影地漫骂申华民族的败类，有时满怀热忱地抒发自己的豪情，有时则和敌人作起文字游戏来，搞得敌人哭笑不得，毫无办法。

爸爸在敌人的监狱里被关押了将近三年的时间，直到一九三七年九月，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释放政治犯的浪潮中，爸爸才子十月份获释出狱。

爸爸出狱后回到博兴不久，省委即派张文通同志和他接头，并传达了省委关于积极开展抗日活动的指示，要求他尽快地把博兴党的工作抓起来。同时还指出：原地下党的同志，只要没有变节行为，拥护抗日，而又愿意做党员的，都承认其党籍。要积极组织领导他们开展抗日活动。从此，博兴党的工作又重新活跃起来了。

从一九三七年冬到一九三八年春，博兴党组织积极宣传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群众起来武装抗日。一九三八年一月，博兴五区一批青年，在陈竹村同志的率领下，拿起大刀、土枪，揭竿而起，拉起了博兴最早的抗日武装—志愿军。爸爸和张海邦（张文韬）等同志，直接参加并领导了这支抗日队伍。到一九三八年八月，这支队伍被编入八路军鲁东游击指挥部（由原第七、第八支队合编），爸爸在十三大队任教导员。

同年九月，部队奉命调往鲁南，爸爸随大队人马向胶济铁路挺进。为了顺利通过戒备森严的铁路线，决定以连队为单位依次前进。一天，爸爸随一个连队来到临淄县六天雾村，看到村内没有什么情况，便急速向南进发。不料，出村二里多路就与从张店开来的大股敌人遭遇。爸爸和隋连长带领部队奋勇冲杀，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敌包围。爸爸和隋连长研究，决定突围，由爸爸带领五名战士留下负责掩护。结果，大部分战士突围转移了，然而，爸爸和五名战士却在激战中壮烈牺牲了。

爸爸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多年了，但他那顽强战斗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我奋勇前进。我一定继承爸爸的遗志，发扬革命传统，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贡献自己的一切。

安息吧，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