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明民族大义 高举抗日大旗

——记聂峨亭烈士

聂建民

聂峨亭，原名奉璋，1886年出生于山东鱼台县大聂河村一个地主家庭。他是清朝末年科举制度最后一场的秀才，又是民国初期省立师范讲习所的首届学生。

聂峨亭师范毕业后，被委派为县教育会长。他大兴辛亥革命之初的各项主张，兴办国民教育，取代私塾学馆；提倡剪发放足，增进国民思想；倡导实业救国，亲自组创织布工厂等等。他顺应当时济南、济宁等城市的潮流，借助民间的世俗，热心社会公益。他为学生们订阅了《儿童世界》、《小朋友》之类的学生刊物和书报杂志作为精神食粮。并推动县区举办国民小学运动大会。聂峨亭热心兴办教育的所作所为，在穷乡僻壤的群众中广为流传。

当时的旧衙门腐败不堪，官吏作威作福，尔虞我诈。聂峨亭为人清廉自守，性格耿直，不愿和腐败势力同流合污，但又无力改变社会现实。于是，毅然辞去教育会长职务，弃官为民。他回到家乡后，在本村办起了国民小学，并兼任校长。聂峨亭创办学校全是尽义务。当时，他聘请了3位老师，一切费用开支均由3位老师根据学校实际情况自筹自定。由于制定了民主办学的原则，老师的责任感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他们宁愿自己少拿几个钱也要把学校办好。在添置书刊、读物、挂图时，既从农村实际情况出发，又能使学生获得许多课外知识；每年的麦假和秋假均按夏忙秋收来确定，深得家长们的欢迎。聂峨亭办学，不仅一丝不苟地教知识，而且注重教学生做人。当时学校学制为三年，并设有外文课程，师资条件要求较高，聂峨亭还亲自担任一定课程。由于聂峨亭主张严谨治学，讲求教学质量，提倡艰苦朴素，使学校形成了好的学风。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报考中等学校的录取率为全县之冠，尤其在艰苦朴素方面，成了全县的楷模。

此时，正值军阀混战，山东又是混战的争夺之地。聂峨亭目睹家乡人民陷于兵荒马乱、水深火热之中，他深深感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行不通，必须组织武装。于是，他想办法采购了汉阳造“七九”步枪。不久，他自己家中已有长、短枪10余支。当时全村共有各种枪支20余支，还修筑寨墙、炮楼，并联合了周围村庄的自卫武装，一时名气外扬。

1924年秋末冬初，孙殿英匪部连同眷属3000余人自西南流窜至鱼台县境。其先头部队刚刚开到闫家村附近，该村自卫武装就迎头阻击，并急报聂峨亭求援。于是大聂河村紧急动员，以长矛土枪为后卫，所有自卫队向匪部先头部队发起进攻，使闫家村当即解围。这次打击土匪的行动，使聂峨亭深感联合自卫的重要。于是，他随即参加了县境内有官方支持成立的民间自卫组织，并负责防御指挥，进一步加强了地方防卫能力。

1937年“七七”事变后，人们的心头一时笼罩着“亡国论”的阴影，莫衷一是，无所适从。但聂娥亭对待这个问题有独到的见解。他经常说：“近百年来，外国的入侵，列强的瓜分，在于内部不统一”；“政治上的腐败，必然招致外患”；“卢沟桥的炮声，非同‘九一八’；‘一·二八’可比，蒋介石靠不住”；“齐心抗战，必然有办法”等等，他为民族的存亡，时时忧心忡忡，但从不悲观失望。“七七”事变后，县抗日动员委员会的工作顺利开展，特别是本县在省内外的不少知识青年相继返回乡里，使原来保持联系的部分进步青年都聚到县抗日运动委员会的旗帜下，开展宣传动员工作。聂峨亭利用集市带领青年在集镇上唱歌演戏，公开演讲，宣传抗日道理，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支援抗日，参加抗日队伍。当时，有些一时存有悲观情绪的村民，看到这些青年深入到农村，进行广泛的宣传，使他们感到抗日救国有了一线希望。聂峨亭还应丰县抗日义勇军领导人李贞乾的邀请，参加了当时对付地主土顽的丰县、沛县、金乡、单县、鱼台五县联防，成立了“鱼台县自卫团”抗日武装已发展到四五百人，共有三个中队，每个中队配备轻机枪，经常活动在南阳镇一带。不料春节刚过，驻扎在济宁的日寇，发现了这支抗日武装，便沿运河朝南阳镇奔袭而来。由于部队及时侦知了日寇的行动，早已安全转移。日寇扑了个空，恼羞成怒，竟惨无人道地将有3000多户居民、船民的住地南阳镇一焚而光。对敌寇的暴行，群众义愤填膺，怨声载道，“亡国奴”之恨在村民中油然而起。

当时鱼台县境内有不少民间武装，其中，郭坤池部人枪不下六七百；还有个号称田营的，人枪亦有二三百。由于他们仰慕“聂峨亭”的大名，都表示向聂峨亭靠拢，共同抗日，以大局为重。为此，聂峨亭分别召集一些包括上层代表人物，多次研究抗日良策，并派樊昭坤前往郭坤池部和田营部疏通关系，宣传抗日救国，一致对外的方针，阐明抗日自卫团负责解决他们的粮饷，部队编为抗日序列；同时，并严厉指出，今后不得骚扰地方百姓，服从指挥，听从调遣。通过聂峨亭多方工作，立即达成协议。郭坤池的抗日举动极大地影响到其他民间武装，他们闻风而动，相继投奔而来。这样，以谷亭为中心挂起了“第五战区鱼台抗日游击司令部”的大旗，推举聂峨亭为司令。以原有的县自卫团为骨干核心，连同收编的这些大、中、小民间武装共达一千六七百人。为了提高这支武装的政治素质，聂峨亭学习八路军建军办法，每个中队派进一批知识青年，委以指导员、文化干事和秘书等，以加强这支队伍的“政治思想工作”。

聂峨亭高举抗日旗帜，竖起了“抗日游击司令部”的牌子并担任司令，对此，国民党视为异端和大逆不道。于是，国民党鱼台县党部主任委员邓子青从隐处转为抛头露面；前任鱼台县党部主任委员高隆年也奉命从外县返回鱼台，开始集结力量卷土重来，妄图与抗日力量相抗争。我地下党组织掌握了这一确凿情报后，便和聂峨亭共同商量研究，一致认为邓子青、高隆年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原则，若不将这类反共反人民的首恶分子铲除，必将有害于全县人民，而且后患无穷。在我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聂峨亭巧妙地将邓子青、高隆年两个国民党头子干掉了。这一果断行动使全县的抗日形势得以顺利发展。

1939年春节刚过（正月初三），日伪纠集二三百人于拂晓到达王鲁集。正在赶集的发现此情况后纷纷逃散。有人迅速奔跑到聂峨亭家中报告。这时敌人已在离村子三里远的田野里摆开了阵势，并开始向聂村发射迫击炮弹。隆隆的炮声和呐喊声，惊动了村中的群众，全村老幼立即向东北方向转移。随着枪声大作，敌人进入村中，却发现空无一人。敌人烧、掠一小时后撤离回城。这次敌伪袭击，主要目的是向聂峨亭施加压力。他们共抢走聂峨亭家中骡马8匹，原酒1000余斤，以及大批财物。当时日伪袭击时，聂峨亭还在东南20余里之外，闻讯家中遭难，立即率部回村。目睹日寇的罪行，更加激起他抗日到底的决心。随即开赴丰北苏支后方办事处驻地，报请将抗日游击司令部改编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后方办事处游击第四大队”，聂峨亭为游击四大队队长。他的儿子聂建民也于同日参加革命，并担任办事处宣传队队长。鱼台县城的鬼子得知聂峨亭这一行动后，又对其家庭进行残酷地报复，大搞“三光政策”，对他家10余处院落的房舍，一次又一次地放火焚烧，直到全部化为灰烬。聂峨亭的家景惨遭毁坏，更加坚定了他不打败日寇誓不罢休的决心。

不久，聂峨亭这支部队随湖西区党委机关进驻单县辛羊区侯楼一带接受整训任务。经过他再三要求，上级先后派来了大队政委、文化干事等部分政治工作干部。经过两个月的整训，部队政治素质和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区党委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以这支部队为基础，组成以李毅为书记，以鱼台谷亭为中心的中共湖边工作委员会。不久，聂峨亭他们从丰县、沛县一带进驻了谷亭，并处决了朱启森这个顽固派县长，接着主力部队又越过南阳湖挺进到邹县、滕县、济宁、鱼台一带，扩大了新区范围，从而打通了驻鲁南地区的山东分局和115师的交通联系。鱼台顽固县长被处决之后，当即宣布成立鱼台抗日民主县政府。任命李贞乾为县长，聂峨亭为县府秘书，这是苏鲁豫边区境内建立于敌后的第一个抗日民主县政权。当时区工委还成立了干校。当地青年们看到这一新形势，纷纷报名参加学习。游击四大队的队伍也日益发展，人民群众团体普遍建立，党的发展如雨后春笋，边区已扩大到湖东几个县的边界地区。此时，根据形势的要求，聂峨亭凭借他在地方的崇高威望和参加抗日活动的亲身实践，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统战工作方面。特别是针对一些不明共产党政策的上层人士，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疏通关系，宣传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阐明坚持抗日的重大意义，启发教育他们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支援自己的子弟兵对日作战。有力地配合了新地区的开辟，发展了抗日武装的大好形势。

1939年8月，正在苏鲁豫边区抗日武装力量蓬勃发展，湖边工委和鱼台抗日民主政权不断发展壮大的大好形势下，发生了亲者痛仇者快的湖西“肃托事件”，这是一桩在全党有重大影响的冤假错案。这次“肃托事件”首先由湖边地委书记白子明、组织部长王须仁和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政委王风鸣搞起的。逐渐扩大到苏鲁豫党委。他们借“肃托”之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大搞“逼、供、信”，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五六百人被逮捕、刑讯，其中300余人惨遭杀害。造成乱抓、乱打、乱杀的严重恐怖局面，带来极严重的后果。

这次“肃托”事件，无疑牵扯到聂峨亭。因为谷亭、鱼台是他的家园，肃托中惨遭冤杀的有相当一部分是鱼台的党员青年干部，其中不仅有聂峨亭的族侄族孙，而且也有他长年培育的优秀人才。聂峨亭对此心急如焚。他虽是党外人士，但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他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会见了白子明，并当面愤然给予指责。在10月的一天，他又愤然上书白子明，再次指责他制造冤案，胡乱杀人的错误做法。直到1939年11月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会同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张纪武到达湖西后，采取紧急措施才制止了“肃托事件”，平息了这场灾难。党内付出300余人代价的“肃托”事件宣告结束。广大群众算松了一口气，也为聂峨亭坚决反对“肃托”的壮举而感到崇敬。不久，聂峨亭担任鱼台县县长，他把自己的奉公廉洁和毕生乐观主义，倾注于全县人民之中，他那艰苦卓绝的顽强精神，受到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赞扬。后来被推选为晋鲁豫边区参议员。1944年，在参加边区参议会后，在返回途中，路经敌人封锁线时，遭敌伪突然袭击，队伍被冲散，他只身逃回。由于一路劳累，惊忧成疾，不久在家乡病逝，享年59岁。在地委、专署组织的追悼会上，聂峨亭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地区报社专版刊登了他的英雄事迹，并被誉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