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子政烈士传略

吴银居

聂子政，原名秉贞，又名志超，1904年12月19日出生于山东省聊城县北周店村（今属聊城市东昌府区）的一个农民家庭。8岁始在村南3里外的刁庄镇读私塾。1920年进聊城县立高等小学接受新教育。1923年春，入聊城山东省立第二中学。此时正逢实施学校系统改革令（即壬戌学制），辛亥革命后教育上的混乱局面基本结束，在教学中注重了科学。“五四”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理论相继传到学校，学生的思想受到科学与民主进步思想的洗涤。

1925年5月29日，青岛发起共产党人领导的罢工运动，翌日上海发生了帝国主义分子屠杀中国工人学生的“五卅”惨案。全国学界立即掀起轰轰烈烈的援沪案运动。鲁西北政治文化中心的聊城，学生们也不例外地卷入了这一规模巨大的爱国运动之中。同时，大革命的风暴也由南方影响到山东，许多进步青年纷纷去广东参加革命。聊城山东省立二中和省立三师的学生有20多人投笔从戎，到广东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革命知识和武装斗争的技能。聂子政和聊城的赵以政、阳谷的王寅生、莘县的孙大安等人都是中学的同班同学，他们怀着满腔热情，由聊城到邯郸，乘火车去开封接洽关系，后持革命机关的介绍信奔赴广州。聂子政和赵以政、王寅生、孙大安等人，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学习，并在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夏天，聂子政在黄埔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工作，随北伐军到了武汉。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不久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分党运动。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的时候，在武汉的一部分山东籍的青年共产党员受恽代英的指示，回到奉系军阀统治下的山东故乡，以“军事特派员”名义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担负起创建党组织，建立农民协会，发动武装暴动，向反动派夺取政权，创建革命根据地等重要任务。他们由武汉先后到济南，和中共山东省委领导取得联系，然后陆续回到聊城。

此时的聊城，城乡多处建立了党的组织，聂子政、王寅生、赵以政等回到聊城不久，就和三师、二中两个学校的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除了在知识分子中积极建党外，还在阳谷城北郭店屯、博平城西南袁家楼和聊城北周店以及东平、平阴等处建立起组织，发动贫雇农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聊城是鲁西北政治文化中心。中共山东省委把它看作工作的重点，任命共青团山东省委秘书长张干民为县委书记，指定聂子政、赵以政等为县委委员，于1927年10月建立中共鲁西县委。

聂子政在他的家乡周店，首先发展了小学教师刘文萧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又陆续发展贫农王清泗、刘玉坤、聂存良、刘凤珠、王怀礼、聂少有、张连海等9个党员，建立了党支部，聂子政为书记。他们根据县委的指示，大力开展宣传工作，把党的宣传品贴到了聊城城北至阎觉寺和城关街上。

经过三四个月的紧张工作，党的组织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绩。遵照“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中共鲁西县委决定争取当地的农民武装领袖韩建德、曹万年等人参加革命，占领阳谷城北德国人建立的天主教堂作为根据地。具有军事经验的聂子政被派到郭屯一带，数次与韩建德等人接头，秘密在阳谷城北举行农民武装起义、做攻占城里天主教堂的工作。10月间，聂子政去阳谷安乐镇和郭店屯曹庄开会，通过阳谷中共地下组织发动农民，建立农民协会。11月，又赴坡里附近的杨庄、韩庄、定水镇等地，具体部署起义的各项准备事宜。他们还把韩建德等人约到聊城赵以政家中（县委机关所在地）开会，最后决定在1927年阴历除夕攻占坡里。由于事先联系不周，韩建德等人提前于腊月二十二日下午（1928年1月14日）由郭店屯西北杨家庄集合武装，沿徒骇河向坡里进发。傍晚，暴动队伍利用教堂念经的时机，由正门和东门打进去，一举占领了教堂的东北三座土楼。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现金和粮食等，然后封锁了坡里庄，召开群众大会，分发教堂和坡里庄地主张守道的粮食给穷人。第二天，党又派申兰生、孙大安去参加坡里军事领导工作。在占领坡里的第二天，赵以政亲到周店送信，动员周店的全体农民党员去坡里支援起义队伍。傍晚他们收到信，在小学开了碰头会，第二天黎明便去了坡里，当天下午到达那里，立即参加了起义军，编由孙大安为队长的“党员队”。每人发给长矛、大刀等武器，不久又都发给了步枪。博平袁楼的农民党员也由林梦白率领，赶到坡里支援起义军。在占领坡里的第三天，中共鲁西县委书记张干民和中共山东省委委员兼鲁西县委委员王寅生等领导同志，还有聊城三师的宋占一等也都到了坡里，和韩建德等人召开会议，决定建立鲁西北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东临地区革命委员会”，并以东临地区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表政治文告，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新军阀蒋介石”、“反对国民党的血腥屠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等口号，捆绑了韩庄的恶霸地主韩不显，收缴了九都杨庄地主的枪支，还到宋堤口一带的村庄打开地主的粮仓分粮给贫苦农民，动员群众加入起义军，使起义的农民自卫军由100人很快发展到三四百人。

起义的农民武装自卫军，在腊月27日召开了全体干部群众大会，确定了人事分工，韩建德和曹万年为正副司令。实际起义军的领导权统由聂子政掌握。他作为中共鲁西县委的代表，总揽全局，一切政令统由他签署发布。申兰生担任宣传科长，郭庆江担任谍报科长，孙大安担任党员队队长，宋占一在宣传科工作，林梦白在谍报科工作，在起义军这支队伍里，青年共产党员构成了领导核心。张干民、王寅生等到坡里作了具体指示后立即回到聊城，组织人员大量印发“东临地区革命委员会”的文告。起义的农民武装不久发展到四五百人，使当时的山东督军张宗昌，东临道尹、警备司令陆春元大为震惊。他们调集阳谷民团和警备队将坡里一带的村庄包围起来，并派500官兵驻扎在定水镇附近。正月初五以后，他们又调来张宗昌的一个守备旅，用大炮等重武器向起义军发起进攻。起义军和敌人经过几次激战，活捉了敌人的队长郭敬修，缴获敌军枪械30多支，还吓死了阳谷县长王家祯。1928年2月7日（阴历正月十六日），起义军利用夜间发动反攻，由教堂的西北角突围，撤出县城，经过聊城西南边境到堂邑、冠县一带打游击。当时因与鲁西县委领导机关失去联系，又遇到由西南来的奉军褚玉璞部队的攻击，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起义军失败。在这次为期25天的农民武装起义与鲁西第一个工农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过程中，聂子政作为共产党代表，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起义失败后，聂子政辗转回到聊城，向鲁西县委汇报工作。为了总结起义的经验教训，他又在聊城西北25里的凤凰集举行了党的会议，决定继续坚持聊城地区的革命活动。他与赵以政、袁果，计划发动博平的农民武装，在国民党军队来到聊城之前，由聊城的三师、二中学生党员作为内应，占领聊城，夺取政权。但因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当地封建势力先期占领聊城，又因共产党内部出现了哈相越等叛徒向敌人出卖了革命组织，农历四月间，敌人就有计划地分别逮捕赵以政、聂子政和舒连景等人。在赵、舒被捕的同时，敌人派兵到周店逮捕聂子政。聂子政逃走。一度逃到北京。1928年12月，国民党根据一个被捕者供出的线索，发出通缉阳谷坡里农民武装起义领导人共产党员申兰生、丁君羊、聂子政、杨耕心的命令。聂子政被迫长期流亡在外，和家人断绝了音讯。事隔六七年后，才由蚌埠写来了家信。

聂子政和党失掉联系以后，长期隐蔽在国民党部队中，与家人、朋友都断绝了来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在邯郸参加了国民党第八军高树勋部队起义，才又重新和家人、朋友开始了联系，自己在政治和革命道路上也重新开始了新的阶段。在起义以前，他曾在国民党第七十六、二十八旅任少校参谋，曾在台儿庄、江西瑞昌等处作战。以后又在二十七军五三〇团任中校团副和二六五团团长等职。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高树勋所率领的新八军（包括二十九、暂编六师一万多人）是1945年10月30日在河北省邯郸磁县起义的。他们拒绝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剿匪”命令，停止了内战，站到中国人民方面来。高部到太行山下时，受到解放区军民的热烈欢迎，并决定成立“民主建国军”，由高树勋任总司令，范龙章任民主建国军第一军军长，聂子政任第一军第二师副师长。

1946年春季，民主建国军组织了包括16个将领参加的延安参观团，聂子政被任命为团长。他们3月4日出发，3月16日到达晋西北吕梁军区时，受到军区政委罗贵波的欢迎。他们在那里向新华社记者谈到沿途的见闻和观感。4月3日，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4月5日晚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为欢迎民主建国军参观团和边区参观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朱德总司令在会上致欢迎词。聂子政被邀讲话：“高总司令率部响应毛主席的和平民主建国号召而起义，并要把旧的部队改造为保卫和平民主，永远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所以派参观团到延安参观，并亲聆中央各位领导人的指示。过去延安是支持长期抗战的中心，日军投降后，又由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解放军的支持，才奠定了全国和平民主的基础。我看到许多参议员，束紧腰带，穿着长袍，真正是来自民间的人民代表，边区是真正实行民主政治的模范，个人极为兴奋。今后愿在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的领导下，为保卫全国的和平民主，并把中国改造为一个民主国家，与诸位参议员先生共同努力。”

民主建国军参观团到延安不久，即发生了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黄齐生等13位革命同志4月8日在黑茶山遇难事件。他们在延安参加了13烈士的安葬典礼。聂子政在《解放日报》发表了《悼四八殉难革命烈士》的悼文。在延安参观期间，聂子政曾应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的邀请，在边区参议会礼堂作过关于邯郸起义经过的报告，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的罪行，盛赞了解放区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会见了聂子政，叮嘱他要时时刻刻和大家讲为人民服务，处处和人民结合在一起，朱德总司令两次会见了聂子政，聂称呼朱总司令是慈祥的家长。朱总司令对他说：“要仔细听取战士们的意见，凡事大家商议着办，兵就很好带了。”

聂子政率领的民主建国军参观团，在延安进行了两个月的考查之后，于1946年6月1日离开延安，起程前他对延安《解放日报》记者发表了参观观感。第二天，《解放日报》又发表了聂子政所写《延安参观后的我见》一文，详细了他在陕甘宁边区和延安所见军民的艰苦作风和蓬勃的新气象，以及边区的高度民主政治和人民政府的威信，革命的军队与人民亲密结合的力量，热心的保育工作与工厂化的监狱，大家动手做到了丰衣足食，知识分子工农化，文化大众化，卫生人员下乡等各方面的辉煌成就，以及自己所受的教育和启发。他们6月27日回到民主建国军的驻地，向全体官兵传达了参观的详细情况。在总结时他谈道：“事实证明，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这使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人民革命大业必能成功。”他们还把参观中所得到的经验编写成各种小册子在民主建国军中广为散发。聂子政率领参观团的延安之行，不但对民主建国军的建军与改造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他本人政治觉悟的提高也有其重要的作用。

聂子政在回到民主建国军后不久，又有第二批参观团去延安。经过参观学习，这支部队建立了民主制度。在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等各方面都有了显著变化。聂子政很快又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晋升为民主建国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1949年8月14日不幸病逝于中共中央驻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临时军医院，享年45岁。他的遗体于1950年移葬聊城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