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恩铭同志是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山东代表，是我党早期著名活动家之一。邓恩铭同志虽然在世只度过了三十个春秋，但他那壮志凌云的英雄气概，赤胆忠心的革命一生，为我国各族人民树立了光辉的学习榜样。

（一）

邓恩铭同志，原名邓恩明，字仲尧，化名黄伯云、丁友民。一九○一年一月五日（光绪二十六年古历十一月十五日）①【①据贵州省博物馆调查，邓家藏全家生卒表记载邓恩铭生于光绪庚子年冬月十五日。从而推算应为一九○一年一月五日生。】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的一个水族劳动人民家庭里。当时腐朽透顶的满清政府和土匪对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无恶不作、任意杀戮和抢掠。少数民族的生命财产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这一切给幼年时代的恩铭同志的刺激是很深的。

恩铭同志的祖先世世代代都住在离荔波县城四十华里的水族聚居区水浦，到了恩铭同志的父亲（邓福臣）这一代，由于家庭人口多（恩铭的母亲黄氏共生三男三女，恩铭排行老三，姐二妹一和两个弟弟），生活困难，只好把一亩九分地留给他四叔，全家搬到了荔波县城。最初靠父母磨豆腐、采集中草药维持生活，后来与人合伙开了一个不大的卖中草药和糖果的“双合号”小铺，一家数口勉强维持生活。恩铭同志六岁启蒙于“私塾”，十岁进入荔泉书院（又名“桂花书院”，现东方红小学，相当于高小）读书。学习上他刻苦用功，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他个性活泼开朗，为人热情，善于团结同学。

荔波是个美丽富饶的山区，这里聚居着水、苗、瑶、汉、布依等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恩铭同志就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幼年和少年时代。

水族是一个喜爱歌唱的民族，他们即景生情，遇事而歌，随编随唱，所以有“水家的山歌唱不完，夜连夜来天连天”的说法。据恩铭同志的亲属回忆：恩铭从小就喜欢民歌和诗歌，他不但会唱，而且还会编歌。他编道：

下大雨，

涨大河，

大水淹到白岩脚，

掩住龙脑壳，

鲤鱼虾子跑不脱。

恩铭同志的祖母韦老太太出生在水族聚居的三洞，是一位唱水歌、讲故事很出色的劳动妇女。她经常给恩铭同志讲一些水族农民英雄的故事。当他听到水族英雄潘新简领导的“咸丰起义”曾攻下荔波县城，杀了贪官污吏、恶霸豪绅，还委派了县长、建立了政权时，他对少数民族联合起来向统治阶级抗粮、抗捐、造反的壮举非常敬佩，对苦难的劳动人民充满了深切的同情。他在十五岁时就写下了不少爱憎分明的诗歌，如：

种田之人吃不饱，纺纱之人穿不好，

坐轿之人唱高调，抬轿之人满地跑。

一九一七年秋，恩铭同志小学即将毕业时，家庭生活日益艰难。他决心离家来山东投奔过继给黄家的二叔黄泽沛，继续上学（他二叔曾在山东益都、淄川、沂水等地当县官，家属住济南，生活很富裕）。在他离别家乡时，曾激昂慷慨地引吭高歌：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业不成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

恩铭同志以天下为己任的伟大抱负，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为实现理想而义无反顾的决心，跃然于字里行间。

临行前，他与同学们辞别，同学们眷恋地问他何时归来，他吟诗一首作答：

君问归期未有期，回首乡关甚依依，

春雷一声震天地，捷报频传不我欺。

（二）

一九一七年十月，邓恩铭同志从贵州来到山东，由他二叔供给进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从此，恩铭同志就一直生活在山东。他求学期间，正是北洋军阀执政时期。国内政治极其腐败，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对中国人民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引起了恩铭同志强烈的愤慨。他时常自问：“恩铭啊恩铭，你今天读书究竟是为了什么？”可是，他的父母、亲属，尤其他那做县官的二叔，时常劝导他要安分守己，埋头读书，将来成就功名，博得一官半职，也好改换门庭，光宗耀祖。恩铭同志最初也认为：一心一意发愤读书，将来就可以“救国”、“自救”。当他来济南的第三年，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了。马克思主义也传播到山东大地，唤醒了不少进步的爱国青年。恩铭同志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很快地认识到以前那种“读书救国”的想法是错误的，并摒弃了它，开始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

恩铭同志在如火如荼的斗争中，被选为一中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人兼出版部部长，主编校刊。在这里，他拓展了政治眼界，广泛地接触了社会，与当时在济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王尽美同志结识并成了亲密的战友。恩铭同志还代表学生界到过北京、天津各大城市参观学习。回济后，他与尽美同志组织学生抵制日货，反对卖国条约，积极参加宣传、演讲、罢课、游行等革命活动。在斗争中，恩铭同志成为学生界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随着十月革命影响的不断扩大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邓恩铭同志又进一步认识到：要救中国和铲除民族压迫，必须联合起来，冲破旧社会的黑暗统治。他与尽美同志积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并在斗争中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联络了省立一师、省立一中、育英中学、工专和商业学校的一批进步青年，于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组织了进步团体“励新学会”。恩铭同志亦被选为学会的领导成员。大会决定出版以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的《励新》半月刊。恩铭同志经常在该刊上撰写文章，如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五日《励新》山东教育号第三期刊登的《济南女校的概况》一文，就是一篇向旧礼教、旧教育进行有力抨击的好文章。在一九二○年十月一日一中校报上他又发表一篇题为《灾民的我见》①【①一九二〇年十月济南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校报《灾民号》专刊。】的文章，谈的是灾民，抨击的是时政。措词激烈，毫无顾忌。他尖锐地指出：所谓“灾民”，不过是在“替一班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受灾”，真正的赈灾办法“就是要彻底觉悟”，“设法子来对待他们这一班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

（三）

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共产党小组。恩铭同志和王尽美同志并肩战斗，在“励新学会”的基础上团结了一批信仰坚定的愿为共产主义献身的青年，于一九二○年底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地址在济南教育会（现城内贡院墙根街省府内）。这是一个公开的学术团体。许多进步青年参加了这个组织，会员最多的时候发展到五六十人。他们经常一起在这里阅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介绍苏联情况的书刊。每星期六集会一次，进行讨论。他们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第四次集会上，他们欢迎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负责人李大钊同志派来的陈为人同志。陈为人同志在会上介绍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展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也帮助山东的青年澄清了一些不正确的思想认识。会上还互相交流了两地工作的经验。大约在一九二〇年末，或者一九二一年初，济南共产党小组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秘密诞生了，恩铭同志和尽美同志是小组的负责人。从此，便开始有组织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一些革命的活动。尽管“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一九二一年三月被反动警察厅勒令解散了，但共产党小组在尽美和恩铭同志的领导下，仍继续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正式召开。邓恩铭同志和王尽美同志代表济南共产党小组出席了会议。当时恩铭同志年纪只有二十岁，是十三名代表中年纪最轻、学历最浅的中学生，并且是唯一的少数民族的代表。他在这次会上，同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李达、王尽美等同志一起坚持了马列主义建党原则。经过讨论，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通过了关于党的工作的决议，选举了党的中央机关。这样，大会按照马列主义建党原则，正式建立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董必武同志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一日在纪念王尽美同志的一首诗中说：“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①【①《董必武诗选》第一四七页。】就是对两位先烈的热烈赞颂。

（四）

恩铭同志自一九二一年七月参加了“一大”后，与尽美同志一道回到山东，在中共中央派来的代表陈为人同志的具体帮助下，成立了中共中央直属的山东区支部。恩铭同志是党支部的负责人之一，他一直在济南、青岛、淄博、张店等地区从事党的组织、宣传和工运的领导工作。山东的革命活动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尽美和恩铭两同志携手努力，迅速地在学校、工厂和理发等行业中发展壮大起来。

一九二二年一月，恩铭同志以中共代表身份，出席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在苏联亲眼看到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及革命胜利后日新月异的变化。苏联革命的光辉榜样，在他心底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这年六月，恩铭同志从苏联回到山东后，一面在学校内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并发展组织；一面与尽美同志一道，致力于山东职工运动的发动工作。他曾与尽美同志领导济南理发工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罢工斗争。

恩铭同志献身革命，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二叔发现他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既惊又怕，极力阻挠他的活动，要他安分守己，上学求取功名，但得到的是委婉而坚决的拒绝。他父母在荔波给他定了亲，他也断然拒绝了。后来在一封家信中他说：“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如何。”从此，他坚持从事革命活动，成为一名职业的革命家。

（五）

一九二二年八月，党的“二大”以后，恩铭同志遵照党中央会议精神，立即以全部精力投身于工人运动。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恩铭同志负责领导淄博张区的工人运动。淄博张区是当时山东最大的煤矿工业区，其中淄川煤矿为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控制。恩铭同志在矿区工人中住了下来，亲自调查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状况。为了使党的工作和工运工作迅速地发展起来，恩铭同志向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介绍世界各国及全国各地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形势，耐心启发教育工人认识本阶级的力量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并组织工会起来进行斗争。

恩铭同志在矿区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地工作，使党在淄博煤矿区的工作迅速开展，矿区工人很快组织了“矿区工会淄博部”、“学术研究社”，随即又建立了淄博矿区的第一个党支部——洪山矿区党支部。从此，淄博煤矿的工人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

胶济铁路是横贯整个山东半岛的大动脉，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和掠夺山东人民的工具。青岛是山东一个重要工业城市，产业工人比较集中。为了开展党的工作，恩铭同志又调到青岛。到青岛后，他以东镇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为了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还以《胶澳日报》记者的身份，负责编写副刊。他还在工人夜校大力推销《向导》周报和《新青年》杂志，利用这些进步刊物作武器向敌人作斗争。除此以外，他则以主要精力开展党团的组织建设工作。在恩铭同志的领导下，很快地在青岛市建立了第一个中共青岛支部，恩铭同志担任了第一任支部书记。一九二四年春，中共青岛支部改为中共青岛市地方执行委员会，恩铭同志担任市委书记。

恩铭同志在青岛市工作前后近两年半时间，主要是发动工人向外国资本家和反动军阀作斗争。一九二五年曾先后以四方机厂和沦口纱厂为主掀起过三次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在青岛开展工运期间，恩铭同志经常穿着短裤短褂，化装成工人，不畏劳苦，深入到工厂、职工家中。在工人夜校，恩铭同志亲自给工人讲课，向工人进行革命的宣传教育，因而颇受广大工人的爱戴。

一九二四年十月，初冬的一个夜晚，恩铭同志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出现在四方机厂。他以四方机厂党支部为基础，成立了中共四方村党支部。由这个支部统一领导四方各厂党的工作，后来成为胶济铁路、青岛纱厂工人大罢工的指挥部。一天，他召集了三十多名工人积极分子开会。在会上他号召工人们组织起来。他说：“我们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如果不组织起来，是一盘散沙，任人欺侮；组织起来就有力量，就可以提出我们的要求，可以改善生活待遇。我们组织工会必须严密，绝不能让工贼参加，这样内部才能更加团结，更有战斗力！”

由于党过去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基础，又经过邓恩铭等同志的组织发动，从一九二四年底到一九二五年初，四方机厂秘密盖章加入工会的工人就达八百余人，占全厂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恩铭同志总结四方机厂经验，逐步推广。最后建立了整个胶济铁路全线的工会。

一九二五年二月，胶济铁路局发生了南北两派争夺局长职务的内江，北派以赵德三为首，代表山东地方势力。背后有山东军阀和买办阶级的支持，他们在铁路上人多实力大；南派以阚铎、朱庭琪为首，背后有交通部撑腰。这种狗咬狗的斗争亩春节“断桥”事件开始表面化了

春节期间，旅客很多，运输紧张，路局为了赚钱，增加了一次列车，由双挂机车牵引。列车行至岞山淮河（即潍河）桥上，由于牵引过重，将桥梁压断，造成了严重的伤亡事件。交通部借机撤掉赵德三的局长职务，派交通部的阚铎、朱庭琪为正副局长。阚、朱一上台，竭力排挤北方籍员司，换上自己的党羽。北派局长虽被撤职，但他的力量还很雄厚，他们不甘心让南派将这块地盘抢去，因此就准备组织工人罢工，利用工人的力量来打击南派，达到他们争权夺利的目的。

恩铭同志得到这个消息，经过分析，认为敌人之间的这个矛盾是可以利用的。估计只要罢工一实现，在经济上工人即可以提出提高工资的要求，在政治上也可以使工人受到一次阶级斗争的锻炼。因此，就决定派几名工人代表去和北方派商讨罢工问题。

工人代表傅书堂等同志和北方派机务处长的秘书会见后，首先按照恩铭同志的指示，提出工人可以参加这次罢工，但罢工实现后，铁路局要答应增加工人的工资。处长的秘书不但不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还提出什么“以鲁洽鲁”，于是谈判就此破裂。

谈判破裂后，工人代表立即向恩铭同志汇报。这时正逢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王尽美同志刚从福禄寿电影院讲演回来，听了这些情况，当即鼓励工人代表们说：“我们和他们合作本是一种手段，谈判破裂很好，正表示了我们工人自己有力量……”这番话给了工人代表们以很大的鼓舞。此后，党就准备单独发动工人罢工。

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胶济铁路全路大罢工的前一天夜晚，恩铭同志来到四方机厂工会召开了会议，他宣布：我们行动的时机已经到了，胶济铁路全线明天就举行罢工，我们厂也要同时行动。现在我们厂工会的人数已超过全厂工人半数以上，这是实现罢工的有利条件。这次罢工表面看来我们和北方派是一致的，但实际上是各干各的。恩铭同志作了具体部署，并亲自起草了复工条件。会后，恩铭同志又立即和铁路的党组织联系以便在斗争中取得一致行动。

第二天（八日）清晨，工人都按时到厂，罢工宣传队和纠察队同时进行活动，整个工厂立即沸腾起来，罢工斗争开始了。罢工委员会的委员们去找厂长进行谈判，宣布工人们为了改善生活举行罢工，当场宣布五项复工条件为：一、恢复被开除的四个工人的工作：二、承认工会是工人的合法组织；三、不论徒工、壮工每人每天增加工资七分；四、补给年终奖金；五、工人要和员司受同样的福利待遇，工人要给宿舍，要发给块煤。

据当时《申报》记载：“罢工场面非常壮观，全路大罢工在二月八日晚十二时开始，铁路工人个个斗志昂扬，用枕木钢轨封锁了铁路线，司机熄灭了机车内的炉火……各段各站的工人一律停止工作……胶济铁路全部瘫痪了。”

罢工的第二天，铁路局沿线各段工人均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经过斗争，大都取得了胜利，并复了工。只有四方机厂的工人仍在坚持罢工，厂方十分着急，对工人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引诱与逼迫工人复工。但工人斗志坚定，对厂长说：“在不答应全部复工条件之前，决不复工！”斗争一直在坚持着。于是局长派了一个路警处长带领一队荷枪实弹的路警来厂镇压。这位麻子处长一到厂就蛮横地对工人说：“停工就是罢工，罢工就有罪。”一个工人机智地回答说：“罢工有罪？路上带头罢工的处长有没有罪？”这下子把麻子处长顶得白眼直翻，无言答对。在声势浩大的工人队伍面前，麻子处长终于带着全副武装的路警灰溜溜地滚出了工厂。

罢工到了第九天，厂方只好答应复工条件，罢工终于取得了胜利。就在这种胜利的形势下，同年三月，胶济铁路总工会正式诞生了。恩铭同志在领导这次罢工斗争中，充分发挥了他的组织和领导才能。在一九三○年邓中夏同志编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中，对这次罢工作了高度的评价文章指出：“‘二七’失败，已隔一年（按：应为二年），此时有一新生势力，‘二七’时所没有的，就是异军突起的胶济路工会，该会在中国工人阶级大受打击之后，居然能起来组织工会，会员发展到一千五百余人，不能不算是难能可贵！”①【①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一一六页。】这次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全国工运向前迈进了一步。更重要的是为山东响应“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奠定了较坚固的基础。

恩铭同志在青岛的革命活动就像一把锐利的钢刀，插入敌人心脏，搅得敌人惶恐不安。一九二五年七月，胶济铁路工会被反动政府封闭，敌人实行大逮捕、大搜查，并下令通缉恩铭同志，白色恐怖笼罩青岛。因此，他的活动更加困难，不得不暂时离开青岛。但恩铭同志仍不顾个人安危，在张店召开了一次胶济铁路沿线党组织代表会议，研究了如何恢复和巩固胶济路沿线和青岛市党组织的具体措施。为了加强领导，不久恩铭同志又秘密回到青岛，继续领导工人斗争。

一九二五年八月，邓恩铭同志调到中共山东地区委员会任书记，领导全省的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和统一战线等各项工作。同年十一月，济南东关党的地下机关筹备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活动，被敌人侦知，地区委员会机关遭破坏，邓恩铭同志被捕入狱。

恩铭同志长年在外奔波，险恶的环境、艰苦的生活，使他患了肺结核病，身体健康受到了影响。入狱后，又遭到敌人的折磨，病情恶化，经地下党组织多方面设法营救，得以保外就医。

青岛市的党组织自从一九二五年七月遭到大破坏后，极需整顿和巩固，因此，一九二六年六、七月间，恩铭同志借外地医治疾病为由，通过地下关系，又秘密回到青岛，主持市委工作。这时，恩铭同志虽然仍受敌人的通缉，活动受到限制，但仍然迅速恢复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活动。

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恩铭同志到了武汉，向中央汇报工作，据有关回忆材料称，他还参加了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并亲自到毛泽东同志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过课，介绍了山东工运、农运情况，在讲习所看望了山东派出学习的牟春霆（陈雷）、丁祝华等同志，在武汉他还介绍陈雷同志入了党。在武汉期间，他还担任战区农运委员会的委员。下半年，恩铭同志回到山东又调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当时，中共山东省委领导机关秘书处就设在比较偏僻、周围都是小巷子的济南市东流水街一〇五号。恩铭同志经常在这座小楼里开会、办公，并通过秘密工作，与全省各地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推动了全省各地革命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邓恩铭同志从淄博张矿区来省委研究工作时，因省委机关遭叛徒告密而破坏，邓恩铭同志不幸第二次被捕。

（六）

敌人的法庭和监狱，对每一个共产党员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恩铭同志面对敌人的残酷刑罚和威逼利诱毫不畏惧，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念，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在狱中他写了一封家信，信中表示要坚定不移地走革命道路，并用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来安慰亲属。当时，恩铭同志化名黄伯云，没有承认是共产党员，但是，当敌人认出他就是省委书记邓恩铭时，在法庭上他昂然回答：“我就是邓恩铭！今天我犯在你们手下，没话说，我在鬼门关等着你们！”这种视死如归、威武不屈的革命气节，使得敌人胆战心惊。

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着必胜信念的恩铭同志，在狱中从未停止过党的工作。在将近三年的漫长岁月里，一直是狱内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领导着被捕党员和其他犯人进行斗争。当时，监狱的生活极端恶劣。邓恩铭同志便领导犯人向敌人进行为改善待遇和不带脚镣以及允许阅读书报的斗争，并进行数次绝食，使斗争取得了胜利。恩铭同志深知监狱生活是长期的，必须继续发扬党员的战斗作用，因此，他经常教育鼓励狱中的同志和难友们，要发扬团结友爱的精神，同甘共苦，互相关照。他还积极组织同志们进行政治学习和文化学习，提高难友们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文化水平，来坚定同志们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在他的启发教育下，同志们紧密团结，患难与共，恩铭同志在难友中间享有崇高的威信。一次，他脖子上淋巴结核溃烂，狱中无药治疗，病情越来越严重，有位同志不嫌脏主动用嘴将脓吸出，防止了伤口恶化。这一生动的事例，充分表明了恩铭同志和同志间的关系是多么亲密，同志们对他又是多么关心和热爱！

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一九二九年，国民党反动势力即将进入济南，恩铭同志与狱中的党员对时局进行了分析，认为国民党进驻济南，就意味着对我党更加不利，对狱中的党员也将凶多吉少。经恩铭同志提出：在继续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同时，要利用济南日寇撤兵和国民党接收济南的时机组织越狱。他曾对党员张福林同志讲：“敌人又要玩弄新的阴谋，国民党要组织军法会审委员会，通过军法会审将共产党员轻判重，重判死，进行血腥的屠杀。我们应该想法活着跑出去，好继续进行革命斗争。”他这一主张，立即得到狱中绝大多数党员的拥护。接着，恩铭同志和杨一辰、朱肖等同志秘密进行了组织准备。这样，由恩铭同志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越狱斗争就在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九日发生了。

那时，被捕党员分四室囚于省府前街伪警察厅拘留所内。杨一辰、朱肖、李宗鲁等同志关押在东北角一间四室内，对面囚室关押着恩铭等同志。在关押杨一辰同志的囚室中，还关押着十六名土匪犯，这些人多是直鲁联军的军官，个个胆大身壮，且通军事，能打善战，是越狱时可以利用的力量。于是，狱中的党员便对他们进行教育。当杨一辰同志将越狱计划向他们透露后，他们不仅赞同，而且表示愿意带头冲锋开路。但这次越狱计划不慎被一个不坚定分子得知，企图向敌人告密；又由于土匪犯性情鲁莽，竟提前行动，仓促举事，其他囚室的同志尚未打开镣铐，无法参加行动，结果第一次越狱失败，除杨一辰同志一人逃出外，其余十八人又被捕入狱。

恩铭同志与党员总结了这次越狱失败的教训，继续酝酿第二次越狱斗争。以恩铭同志为首成立了五人领导小组，领导这次越狱。这次越狱划分三个小分队，身体强弱互相搭配，各有分工，并与狱外地下党取得联系。同时，对越狱行动的讯号以及越狱后的疏散方向等问题，也都作了详细的研究和部署。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一日，这天是星期日，晚饭后，大部分看守人员都交班休息去了，剩下的值班人员，也个个无精打采地在打瞌睡。他们就利用敌人松于防范的间隙开始行动。越狱第一队的同志，出敌不意，从囚室中一涌而出，打倒了看守夺下了第一道门，接着，就击钟发令。第二、三两队闻钟声后神速行动起来；第二队除控制了第二道门外，又夺下了看守警的枪支，这个队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保护体弱同志安全越狱。恩铭同志在多次受刑、体弱多病的情况下，一面指挥，一面由二队同志搀扶着冲出囚室，很快地就从敌人监狱里逃了出来。敌人闻讯后，当即集中全部力量，分多路追捕。沿津浦与胶济两路的火车站和火车上，布满了军警、敌探，对旅客行人实行严格检查，城市周围到处搜捕。有的已逃出七、八十里，又被抓了回去。恩铭同志因被敌人摧残过重，身体极为虚弱，脚又被跌伤，虽已逃出，但因跑不动，又不幸被逮捕，打入死牢。这次越狱脱险的有吴克敬等六人。

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凌晨六时，邓恩铭、刘谦初等二十一名同志被解往济南纬八路刑场。恩铭同志与其他被捕的同志昂首阔步走向刑场，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反动军阀！”临刑前，他毫不畏惧，与同志们一起高唱国际歌，连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这雄壮的声音，透过黎明前的黑暗，震醒了沉睡中的人们。

邓恩铭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三十岁。邓恩铭烈士的光辉名字和英雄事迹，将永远载入革命史册。

邓恩铭烈士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