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年仅19岁的史德瑞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于重庆渣滓洞监狱。他同无数革命先烈一样，用满腔的热情和年轻的生命为新中国的建立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他为追求真理坚贞不屈的崇高品质和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发向前。

史德瑞，四川成都人，生于1930年10月27日(农历九月初六)。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防敌机空袭，他随母疏散到成都县太平乡(今金牛区洞子口乡)泉水村杨家院子居住。父亲史子庸系川军某部营长，曾在简阳、雅安等地驻防，后出川抗击日寇，德瑞七岁时他不幸病故于湖南长沙。

德瑞童年时期，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成都也遭到了日机的狂轰乱炸，市区和风凰山机场农村破坏严重，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巨大，致使物资匾乏，加之奸商权贵囤积居奇，倒买倒卖，物价飞涨，法币贬值，民不聊生。史妈妈孤苦伶仃，生活维艰，她虽夜以继日、熬更守夜地坐在小油灯下挑花、刺绣、编织毛衣，但仍入不敷出，过着有了上顿无下顿的困苦日子，有时还不得不变卖家具或器物以作添补。一次，史妈妈迫不得已将一对陪嫁的红皮箱卖出时，德瑞嘟着小嘴埋怨妈妈，史妈妈两眼含泪地说:“孩子，你当我不心疼吗，真是没有钱买米呀……”德瑞是个懂事的孩子，深知妈妈的苦衷，急忙跪在妈妈面前，抱着妈妈的双腿，硬咽着说:“妈妈，我错怪您了，以后我再也不这样惹您生气了。”那时，学校规定学生每天必须穿童子军服上学，由于家中经济困难，史妈妈仅能给德瑞制一套服装，脏了没有换的，只好在下午放学回家后脱下洗净，第二天早上再穿着去学校。德瑞目睹日本鬼子狂轰乱炸的罪行及人民四处“躲警报”的苦难情景，经历父亲病故于抗日前线，妈妈含辛茹苦养家糊口的日子，童年的苦难生活在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反抗的种子，国难家仇使他萌生当空军打日本鬼子的愿望。他平时很喜欢用纸片折叠小飞机，一边放纸飞机，一边说:“长大了我要当空军”，“要把贪官污吏杀光!”

德瑞读小学时尊敬老师，待人诚恳，勤学好问，成绩优秀，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和同学们的敬重。放学回家后，他抓紧时间帮助妈妈做家务事，做完作业就到附近坟地僻静处读书。1942年秋，德瑞小学即将毕业，为了实现献身蓝天、驱逐日寇的夙愿，也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国民党空军幼年学校(该校在原灌县蒲阳镇)。入校后被编在第三期第五中队第三区队，他学习勤奋，自觉性高，寒暑假时都因每学期考试成绩名列甲等而获准回家看望妈妈。德瑞求知欲强，课余常进学校图书馆查阅资料，博览群书，更喜爱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他在精美的练习簿(是妈妈省吃俭用挤出钱专为他买的)上摘记了鲁迅、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普希金、拜伦、雨果等中外名人的诗歌和格言，并经常朗读、背诵和思考(后来在狱中也一直坚持)。他平时沉静寡言，但与人争论起问题来却滔滔不绝，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在纯朴憨厚的性格中蕴藏着几分倔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积累，他的思想日趋成熟，尤其是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学校教官毛锡霖的诱导下，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从中汲取到许多政治营养，对他童年时问过妈妈的“为什么一些人那么富、那么凶?一些人这样穷、还受欺凌”……问题，都在书中找到了答案。他认识到，这一切都是万恶的人削剥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造成的。要消除人世间的不平，只有动员人民起来革命，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有一次，他在与一个志趣相投的同学谈到写文章的作用时说:“文章要敢于暴露黑暗，要敢于歌颂真理。”同学问他:“你是从哪里得到的这些启示?”他凑近同学耳边悄悄地一说:“是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得到的。”进入高中阶段，随着革命觉悟的提高和文学写作能力的增强，德瑞开始了新的生活，满腔热情地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以文学为武器，积极投入社会斗争。他经常写文章、诗歌投寄到上海和重庆等地的进步刊物发表，用锐利的笔锋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痛斥官吏的贪婪残暴。这就引起了反动派对他的注视。1948年，临近高中毕业时，德瑞为了弄通《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问题，给在香港的进步经济学家沈志远先生(当时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写信请教。同年5月，沈先生的回信不幸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查获，并以此作为“通匪”、反对政府的“铁证”，从学校中将史德瑞逮捕。

德瑞被捕后，全校同学为之震惊，都对他的无辜入狱愤愤不平。史妈妈更是悲愤填膺，强忍悲痛烧毁了德瑞的往来书信和笔记。几天后，两名武装特务到太平乡抄德瑞的家，特务恶狠狠地问史妈妈:“您想不想您的儿子好，如果想他好，您就把他做的事情说出来。”史妈妈深深地了解德瑞，相信他绝不会干什么坏事，于是正气凛然地厉声说道:“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特务们没有搜查到所需要的东西，只好抱了一捆德瑞存放在家中的书籍回去交差。

德瑞在成都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国民党特务机关没有审出个结果。于1948年7月将德瑞转押至重庆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继续侦讯，特务施用了老虎凳等惨无人道的酷刑，逼迫他交出组织关系，特别是与沈志远的“特殊关系”。德瑞说:“我不懂啥叫组织关系，从来都没听说过。”“我认不到沈志远，毫无来往。”特务追问:“认不到能随便通信吗?”他严厉驳斥道:“宪法规定通信自由、言论自由，难道写封信去请教不懂的问题就犯了法吗?!你们私拆我的信件才是违法!”特务无言以对，反说德瑞“嘴硬”，又继续用刑，万般折磨，直到把德瑞的胺骨折断仍一无所获。

面对德瑞的刚烈，特务黔驴技穷，只好将他再次转押到歌乐山渣滓洞监狱，关在楼下四室。在难友的关心爱护和帮助鼓励下，他感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增添了与敌人斗争和克服伤痛的力量。

1949年3月，李宗仁上台后要释放一批政治犯。监狱当局准备将德瑞开释，特务假惺惺地问他:“你想不想妈妈?”提起妈妈，德瑞恨不得长上翅膀飞越监狱，回到受尽煎熬、抚育他成长的妈妈身边，去为妈妈分忧操劳，尽儿子的孝心。回想在空军幼校学习时，他每次得了稿费都要给家里寄一二元(银元)钱资助妈妈的生活(当时二元钱能买一斗米)。如今在监狱中能做到的只是设法给妈妈寄信报“平安”，去慰藉妈妈的心，而在信中也总是隐瞒实情地写道:“我在这里和在家一样，请妈妈不要为我操心。”德瑞想妈妈，但又怕连累妈妈，总是叫妈妈不要回信。现在，一年没有见到妈妈了，怎不思念呢!于是，他回答特务:“想妈妈。”特务阴森森地说:“那好，只要把你所干的事说清楚就放你回去照顾你的妈妈。”德瑞清楚地知道这是特务妄想以释放为诱饵，要他出卖灵魂，“从狗洞里爬出去”，便坚定地回答:“我没有干什么，我的妈妈会有人照顾的!”由于德瑞是以“通匪”的罪名被逮捕的，加之在关押期间敌特虽严刑拷打，都是枉费心机，始终没有审出任何“罪名”，只得决定释放，并办好了一切手续。但在监狱外院的特务办公室最后一次检查搜身中，特务从德瑞的衣袋内搜出了《天亮了》这首诗。特务喻德新等人顿即大怒，马上抡起扁担毒打德瑞。他浑身伤痕，两条腿被打烂了，鲜血直流。接着，特务把他押去“二处”，面目狰狞的法官又拳打脚踢，咬牙切齿地嚎叫:“这叫天亮了，有你的好日子过!”对敌特的威胁和毒打，德瑞毫无惧色，刚毅不屈。当他被特务押回渣滓洞牢房时，他对难友们说:“我又回来了，坐牢有什么稀奇!我知道天未亮前我们还会遭到最野蛮的迫害，敌人是绝不会放松我们的。”他坚定地向难友们表示:“我爱真理，我要用生命来维护真理!”难友们围上去给他打开行李，铺好床位，扶他躺下。当大家细心地抚摸着德瑞身上的累累伤痕时，都流下了热泪，痛心极了，便轻轻地用浸透凉水的草纸贴在凝聚着淤血的皮肤上，臀部被扁担打肿了的多处紫黑的血疙瘩被吸出一砣砣的死血，浸红了草纸。德瑞咬着牙发誓:“那一天来了，就是要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正如他在《天亮了》诗中写的:

天亮了!

生命的苞蕾开花了，

人民站在葱绿的窗前拥抱我。

我将告诉党和人民:

在囚牢里，

我是怎样和野兽们搏斗的。

天亮了!

战士们撕去恶魔的面罩，

我们要有冤报冤，有仇报仇!

《天亮了》是一首诅咒黑暗、迎接黎明的献诗。“铁窗诗社”(监狱中爱好诗歌的难友的秘密组织)的古承铄给它配曲后，在狱中广为流传，激励着难友们的斗志。

在江竹筠等共产党员“为革命而学习”的倡导下，德瑞参加了监狱中的秘密学习小组，同难友们一道，在条件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想尽一切办法，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地开展学习活动，学革命理论、学历史和古典诗词、学俄语……遇到疑难就请教同牢房的老同志。共产党员何伯良(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曾以重庆安全公司经理身份从事革命活动)和傅伯雍(中学教师，因参加达县、大竹、梁山武装斗争被捕，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时脱险，现离休)凭记忆把《资本论》的原理耐心地告诉于他，爱好诗歌的艾文瑄和傅伯雍一次又一次地给他背诵何其芳的《夜歌》、艾青的《火把》等革命诗歌。德瑞还用草纸订了一本《袖珍笔一记》，上面记有自己的习作和名言警句、精湛的诗词以及学习上的疑难问题。

“诗以言志”，囚居斗室的难友从早到晚最喜欢背诵诗词，你唱我合，蔚然成风。德瑞是背诵诗词的能手，在诗歌学习小组里他是成绩特优的高材生。1948年11月底，被囚禁在渣滓洞监狱的二十余位诗歌爱好者秘密组织了“铁窗诗社”。他们运用诗歌这个武器同敌人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德瑞积极写稿，联络诗友，传递诗篇，站岗放哨。他对诗作严肃认真，每次写作完成后都要交诗友提意见、修改，还多次冒险向不同牢室的“黑牢诗人”蔡梦慰同志请教。难友们都喜欢德瑞写的诗，亲昵地称他为“我们的小诗人”。

德瑞遭到特务一次又一次地严刑拷打后多处受伤，特别是膑骨骨折因无药医治而长期未愈，每逢天气变化，膝盖就疼痛异常。在牢狱的恶劣环境下，他发明了“思想转移剂”的止痛“药方”。他向难友介绍:“伤痛发作时，就去想另外的事，考虑未来，或者写一首诗，灵感可以代替药物！用竹签子笔躲在被窝里写诗，既练习了写作，又能抑制伤痛。”《我爱唱<囚歌>》就是德瑞在伤痛时以“思想转移剂”治疗的产物。

我爱唱《囚歌》

我爱唱《囚歌》

在囚牢里

热情如解冻的冰河

敞开喉头引吭高歌

任你锁上镣铐

任你无情鞭打

真理的声音

越过层层铁门的封锁

在狱中党组织和同志们的教育帮助下，经受住了铁窗烈火的考验，德瑞的政治觉悟提高了，他向往共产主义，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经常问艾文瑄和傅伯雍等难友:“何其芳和艾青是不是共产党员?”“要什么条件才能参加共产党?”傅伯雍了解他，认为德瑞是一位坚强的进步青年，就把当时入党的几个观点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从多方面启发帮助他，鼓励他积极进取，争取加入党的组织。

1949年9月，傅伯雍满30岁时，德瑞写了《晚香玉》以示庆贺。

晚香玉

——诗友野蕻兄三十大庆献诗

晚香玉，迎风立，

在昏浊的暗夜里，

喷射着清新的香气，

把被黑暗窒息着的人呼唤，

把被黑暗昏迷了的人抚慰。

他们从昏迷里醒来，

他们从朦胧中开眼，

他们挣扎着，

他们爬起来，

他们伸直臂膀，

他们挺露胸膛，

他们张开褪了红的嘴唇，

要吸取你这黑暗里渗透出来

令人清醒的馨香。

好将苦汁刺浸过的

燥痛的心田清凉。

到昏浊的暗夜被消灭了，

太阳已高升在东天上，

那时候，那时候啊！

他们将多么欢喜地

快步跑出破烂的茅屋

迎接那鲜艳的红太阳！

而且笑赞着:

你，

绿玉般的光泽的茎叶

和——

白玉样的洁丽的花朵正在怒放!

稼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

德瑞怀着饱满的革命热情，借为人祝寿咏赞“晚香玉”的馨香洁丽，以比喻革命的老同志顶风傲雪、红旗不倒的英姿；尽情倾述了自己在老同志沁人心脾的熏陶下从朦胧中奋起,在党的领导下，与千百万革命者合力同心，战胜黑暗、迎来胜利的喜悦，并表达了他对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

1949年初冬，我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挺进大西南，蒋家王朝面临彻底崩溃。国民党反动派孤注一掷，垂死挣扎，疯狂地屠杀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妄图挽救其覆灭的命运。

11月27日，解放军逼进重庆，国民党反动派狗急跳墙，开始进行血腥的大屠杀。当天深夜，漆黑的夜空飘洒着濛濛细雨，歌乐山上阵阵北风刮进牢房，渣滓洞监狱寒冷刺骨，昏暗的狱灯和凄凉的梆声，带来阴森和恐怖气氛。敌特分批从牢房提人，押出牢房进行杀害。站在牢室木栅栏门前面观察动静的张学云对德端说:“快做好准备，下次会轮到我们的。”德瑞坚强地回答:“没有什么准备的，刀山火海都得去闯！”有同志说:“你的诗稿得收拾一下！”这时德瑞便从墙壁的夹缝中取出《袖珍笔记》来塞进棉裤的絮棉中，收拾妥当。大家叮咛说。“应该提高警惕，吸取上次释放的教训。”德瑞胸有成竹地说:“保证不会出问题。”

次日凌晨2点过钟，仓皇的敌人在已枪杀了三批难友之后，改变了分批屠杀的计划，将余下的200多人集中到楼下的8间牢房内，并用铁锁锁住牢室大门，然后丧心病狂地用机枪对准每间牢房扫射，施以集体屠杀。顿时，口号声、枪声交织在一起，难友们纷纷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残暴的敌人还不罢休，又将一桶一桶的汽油泼向牢房，纵火焚烧，顷刻之间渣滓洞成了一片火海，史德瑞的身躯和他的诗篇在烈火中倏然化为灰烬……

史德瑞同志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