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山烈士传略

寿光县委党史办公室

一

张玉山同志是寿光党组织的创始人。曾历任中共寿（光）广（饶）支部书记、中共寿光支部书记、中共寿光县委第一任县委书记等职。张玉山同志为在寿光县传播马列主义，开展革命活动，创立和发展寿光党的组织做出了卓著贡献。由于他长期忘我工作，积劳成疾，身患肺病，不幸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病逝，时年仅二十九岁。

张玉山同志名张振儒，字玉山，一八九八年二月四日出生在寿光县张家庄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里。他从小性情豪爽、坚毅刚强。八岁在本村读私墊，十五岁考入寿光凤台高小，后转入寿光县立高等学堂就读，至一九一六年（十八岁）毕业，随即考入山东省立济南第一师范学校。

一九一九年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张玉山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走上街头，开展宣传，散发传单，控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怒斥反动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他在这场波澜壮阔的爱国主义的运动中勇敢地站在斗争的前列，充分表现了他的爱国精神。五四运动后，他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与本班同学延伯真等九人组建了一个进步团体——青年互助社。该社以研究新文化、发展乡村教育为宗旨，走教育救国的道路。一九二○年张玉山得了肺病，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停止革命活动和中断学业，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学习，直至一九二一年五月，学完了全部课程后才住院治疗，到一九二二年五、六月间出院返回家乡。

张玉山回到家乡后，带病从事乡村教育工作。一九二三年，他邀请进步青年王云生到张家庄办学堂，宣传新思想，学习新文化。为了使更多的贫雇农子弟得到求学的机会，他硬是不顾少数人的反对，把张家庄家庙里的几棵大松树卖掉，解决学校的桌凳及经费问题。在教学中他注意启发学生的阶级觉悟，用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事例，讲解社会上人剥削人的不平等现象。那时学生的学习教材，不少是他与王云生共同选编的，很适合贫苦农民群众的口味，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周围村庄的不少学生也都纷纷慕名而至。

二

一九二四年四月，张玉山经邓恩铭、延伯真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八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从此，他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从一个积极参加民主革命的热血青年，转变成一个自觉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革命战士。是年秋，中共寿、广支部成立，玉山同志任支部书记，统一领导寿光、广饶两县的党团工作和指导两县的革命斗争。他常常带病奔波于两县之间，宣传群众、寻找挚友，联络同志。为了在寿、广两县广泛地传播马列主义，宣传革命思想，提高群众的觉悟，尽快地点燃起革命烈火，玉山同志特订购了大量的《向导》和《中国青年》等刊物，组织党员在寿光、广饶两县代销，使两县偏僻的农村敞开了与外界联系的大门。

一九二四年冬，在玉山同志的积极倡导组织下，寿光北半部和广饶县的许多村庄，又先后办起了夜校和平民学校，进一步向贫苦农民传授文化知识，灌输革命思想。

张玉山同志在大力传播马列主义的同时，积极带领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十二月，他在深入调查，掌握了大量事实的基础上，领导寿光县洰淀区的人民群众，把一个欺压百姓，敲诈勒索，贪污肥私的反动区董侯乃萓赶下台。次年秋季，又在张家庄一带领导雇工胜利地进行了一次罢市增资斗争。

一九二五年初，寿光支部分立后，玉山同志任中共寿光支部书记，统一领导寿光县的党团工作。他根据半年来的工作实趴，深深地认识到，要想取得斗争的胜利，没有一支强大的队伍是不行的，所以他始终非常重视党团组织的发展。那时，寿光党团的主要领导骨干李铁梅、马保三、张子明等同志都是经他介绍加入党团组织的。六月，玉山同志受崔家庄双凤小学校长植庭的聘请，到该校任教员。他在双凤小学任教期间，不要任何报酬，甘尽义务教学。在教师学生中，热情进行革命宣传，处处注重阶级教育。他常常给教职员工们讲：地主的所有财产都是从农民那里剥削来的，将来总有一天要将其没收过来，分给农民。别看现在是穷人的白骨，富人的白银，穷人的黄脸，富人的黄金，穷人说话臭如美孚油，富人言语香似花露水。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总有一天是要变的。听过他的这些宣传的人，至今还记忆犹新，他的预言也早已变成了现实。由于玉山同志在双凤小学进行了大量的革命工作，使整个学校的政治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他的培养教育下，不少教员、学生加入了党团组织，使这个学校完全成了党组织控制的一所学校，成为当时寿光党团组织的活动中心。

一九三五年秋，玉山同志离开双凤小学，集中力量指导全县的革命斗争，大力发展党团组织。到一九二六年秋，寿光党团组织已由城北发展到城南，由河西发展到河东，建立了几十个党团支部，党团员发展到三百多人。一九二六年八月，中共寿光支部在省委的领导和直接帮助下，在张家庄正式建立了中共寿光县委，张玉山同志任县委书记。从此，他和县委的其他同志一起，为了实现党的奋斗目标，以更加顽强的斗志，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

张玉山同志不仅注重党的建设，而且对统一战线工作也非常重视。一九二五年，中共寿光支部根据上级指示做出了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的决定。那时，寿光县国民党的力量很小，为了帮助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玉山同志带头加入国民党，有的同志思想不通，他就耐心地作思想教育工作，并用苏联的“二月革命”作例子来教育党内同志。到一九二六年，寿光县国民党的组织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中共寿光县委建立后，玉山同志考虑到为适应统战工作的需要，建议成立了国民党寿光临时县党部，张玉山、孟雪园（时为国民党左派）等为临时县党部负责人。临时县党部建立后，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与中共寿光县委进行了密切的合作。

四

一九二七年，张玉山同志的病情越来越重，但是，他仍以奋斗不息的顽强精神工作着。他曾带病先后去济南、益都等地参加过多次会议，并认真地向大会作了工作汇报。后来，实在不能外出参加会议了，就让其他同志代替出席。对某些不便在家研究的机密事情，他就让同志们搀扶着到场院里，躺在柴火堆上听汇报，研究贯彻意见，拟订行动措施，安排布置全县工作。在北伐胜利发展的大好形势下，玉山同志拖着病重的身子积极作了迎接北伐的准备工作，曾多次主持召开过寿光县国、共两党的联席会议，共商团结一致，迎接北伐的大事。与此同时，他抱病主持举办了数次党团骨干训练班，亲自为大家讲授共产主义理论，讲解加强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大大提高了广大党团员的政治觉悟和政策理论水平。一九二七年春夏之际，因为连年灾荒，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山东军阀张宗昌及寿光县政府又雪上加霜，更加残酷地压榨人民，苛捐杂税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为了狠狠打击反动军阀政府，使人民群众渡过难关，玉山同志与县委其他同志一起，领导全县人民胜利地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抗粮抗捐的伟大斗争。

一九二七年，正当北伐节节胜利、革命形势迅猛向前发展之时，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统一战线彻底破裂。这时，张玉山同志根据寿光的革命斗争形势，分析了统一战线的发展前途，他认为此时在寿光继续搞好国共合作，仍然存在着一定基础和有利条件。他凭着两党负责人的身份，在党内和党外继续强调搞好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时间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由于玉山同志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寿光的具体情况，釆取了正确而有力的措施，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工作，使寿光国共合作的局面，在全国彻底破裂后又维持了一年半之久，为发展寿光的革命形势赢得了时间。繁重的革命工作，艰苦的斗争环境，使玉山同志的病情急剧恶化。党组织和同志们都劝他好好休息，安心治疗，但他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仍以旺盛的革命热情坚持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解放后，中共寿光县委为张玉山同志建立了纪念碑，以表彰这位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光辉的革命业绩就像纪念碑一样，永远屹立在寿光县人民的心中。

原载《寿光党史资料》第一集

田裕旸烈士生平事迹

王召明

灯下，翻开诸城县革命烈士英雄史册，我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其中使我受教育最大、受感染最深的是田裕旸烈士。他同敌人斗争不屈不挠，为人民而死，死而无怨的革命精神，时时激励着我们为完成他未竟的事业而努力奋斗。

田裕旸，又名田寅东，一八九九年生于山东省诸城县共和乡（现属芝灵乡）大花林村一户佃农家庭中。十一岁时入巴山私立小学读书，十九岁考入青州山东省立第四师范，二十三岁考入武汉高等师范大学（后改为武昌大学）读书。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他接受了马列主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任武汉市委委员。一九二六年北伐革命军到达武昌时，他被选为武汉三镇学生的代表前往迎接，并在欢迎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赢得了会场上的阵阵掌声。

同年十二月，雪漫三镇，田裕旸应邀在武汉山东学生的集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青年之使命”的振奋人心的讲演。他的话句句拨动人们的心弦，点燃了青年学生们胸中的革命烈火。会场沸腾了，“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响彻上空。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广大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大革命处于低潮。为了保存力量，避开敌人的迫害，党组织决定田裕旸迅速离开武汉回山东。他回到山东后，省委分配他到青州地委任宣传部长，他又开始了新的征程。田裕旸头戴灰色礼帽，脚穿黑色布鞋，身着蓝色大褂，手提挎包，扮作一个教书先生，来到古城青州。多么熟悉的青州府啊，那灰色高大的城墙，鳞次栉比的青砖瓦房，古风浓厚的铺店商号，仿佛都在欢迎他的到来。他多么希望直奔母校四师，去看望一下他的老师和同学们。可又一想，不能！关系还未接上，工作还未开展，况且几年变化，情况还不清楚，不可贸然行动。于是他按组织上的指示，直奔青州地委驻地涝洼村，用规定的暗号与组织接上了关系，并见到了地委书记宋伯行同志。

“欢迎你！欢迎你！我早就听省委领导同志讲起你啦，天天盼你来，省立四师是你的母校，有不少你熟悉的老师和同学啦！”宋伯行书记亲切地迎接他。

“哪里！哪里！我对搞农运工作还不熟，在武汉主要是搞学运工作，来到这里是向你和同志们学习的，请多帮助啊！”田裕旸谦虚地答了话。

“咱们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吧！”宋伯行看了看放哨的同志，把门掩上，端一杯茶水送给田裕旸。接着说：“你来得正好，省委已批准由你担任青州地委的宣传部长。杜华梓是组织部长，他到寿光执行任务去了。商勤学任总务兼交通员，正在临朐开展工作。还有一个交通员叫王福增，他和我住在一起。咱们地委负责领导益都、寿光、广饶、临淄、临朐、昌乐六个县。交通点分别设在寿光县的张家庄、崔家庄、丁家尧河，广饶县的延家集、大王桥、吕家王舍，临淄城里的南王庄，还有临朐县的吴家辛兴等地。”

“从你介绍的情况看，我们这里基础很好，你在这里已经扎下根啦！”田裕旸很尊敬地对宋伯行说。

宋伯行又接着说：“这里工作基础好，主要是过去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领导同志在青州十中和省立四师打下的基础。他们在教师、学生中发展了党的组织，建立了共青团支部，在青年学生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我们要充分发挥这些有利条件，更好地发展大好形势。”

吃过晚饭，宋伯行对田裕旸说：“你就暂住在这里吧！你今天走得很累，早休息吧。”

这天夜里，田裕旸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他望着眼前昏黄的油灯，思绪万千……热闹繁华的武汉三镇，汹涌澎湃的万里长江，典雅雄伟的黄鹤楼，济南大明湖畔的接头点，青州四师的学生生活，一幕一幕像过电影似的在眼前浮现。他想，从南方到北方，从在大城市搞学生运动到来农村搞农民运动，是一个多么大的转折！

一九二八年一月初，中共青州地委组织部长杜华梓跑到上海投靠了国民党，并在上海《国民日报》上发表了自首声明，成为可耻的叛徒，旋即被派回益都，任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因而青州地委遭到了严重破坏。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下，青州地委书记宋伯行同志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严肃地向到会同志们宣布了杜华梓投敌叛变的罪行，并气愤地说：“当革命正处在低潮的时刻，我们队伍中的不坚定分子，经不起斗争的考验，充当了可耻的叛徒。各县要立即通知我们的党员和联络点，迅速疏散隐蔽，要百倍提高警惕！”与会同志立即动身，各自奔回驻地，宋伯行也启程到济南向省委汇报，不幸的是，他到济南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四月二十七日，被反动军阀张宗昌杀害于纬八路刑场。田裕旸得悉这一不幸消息后，心如刀绞。他冒着刺骨的寒风和纷纷大雪，奔回家乡——诸城县大花林村暂住，待设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大花林这个五十多户的小村庄，依山傍水，树木葱茏，隔河相望是相州镇。他家中虽有十多亩土地，几十间房屋，生活较富裕，但他哪有心思住下来。才落脚没几天，他就提出要到西乡找个地方教书。父母兄弟都劝阻不住，只好随他去了。他辞别了家人，西过潍河，来到了诸城西北乡的西楼子村，去找原在青州十中的同学孙仲衢。仲衢早在北京上大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他也按照省委指示回到家乡开展农运工作。当孙仲衢见到田裕旸时，高兴得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我的大兄弟，真是久旱得甘露啦，这里正缺人！咱们就一块干！这样吧，先给你找个落脚处。村北有个赵家庄子小学，可在那里以教学为掩护开展工作。王翔千老师也从省里来到我们相州镇了，咱们就一起在这里建立党组织，领导贫民会，发展地方武装，建立根据地吧！”

“好！那很好！”田裕旸激动而又坚定地说。

一天，田裕旸接到孙仲衢的信，来到西楼子村党支部书记刘明三的家里，见到了原青州团县委书记王元盛，他高兴极了。“怎么你也来了？”“仲衢同志请我来的啊！现调到高密县委工作啦！接到省委指示，准备在诸城、高密、安丘三县边界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发展党组织和贫民会；组织建立武装，开展打土豪、抗租、抗捐、抗税、抗丁和抢坡斗争，逐步壮大我们贫民会的力量。”王元盛很激动地说开了，“咱们青州地委出了杜华梓这个叛徒，党组织损失太大啦！县委也遭到了破坏。东朱鹿村党支部已与省委取得了联系，并根据省委指示建立了益都特支。我现在调到高密县委，准备和诸城这边一起联合行动，互相配合，利用秋收时节搞暴动……”大家兴奋地谈论着，订出了一个周密的行动计划。从此，田裕旸便参加了楼子一带党组织和贫民会的领导工作，分工负责中国少年先锋队，任总队长。

八月，秋高气爽，整个农村一派丰收景象，高粱晒红了米，谷子黄澄澄，棉田白茫茫，人们眼瞅着这个好年景。贫民会决定开展抗租、抗捐、抢坡斗争，发动秋收暴动，狠狠打击土豪恶霸。田裕旸按上级党组织的原定计划，和支部以及各村贫民会的同志商定好，组织了受苦群众，在月黑星高的晚上，抢收了岳戈庄地主的四亩谷子，割了张家庄子地主和王家河弯汉奸的高粱。随之，田裕旸他们又听说范家岭村的佃户要去给城里的地主交租子，便立即带领二十多名共产党员和贫民会员赶去，为送租的贫农壮了胆，并把二十包谷子分给了贫民会员。这些活动，不仅解决了不少贫农的生活困难，而且也沉重地打击了地主、汉奸。与此同时，他们还散发传单，贴标语，到集市上进行宣传，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八月间，省委常委兼巡视员刘子久和王全斌等来到诸城，在相州找到王翔千，又到楼子村找到了孙仲衢和田裕旸，在楼子小学里，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即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彻底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的任务。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他们研究了成立游击队，建立苏维埃的措施和任务。要在高密、诸城、安丘三县边界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发展武装，组织游击队，贫民会，同官府和土豪地主进行斗争。刘子久接着说省委同意我们在这里搞联合斗争的意见。刘的一席话使孙仲衢、田裕旸等同志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形势在迅速发展。东楼子、西楼子、南郭庄、丁家沙窝、侯家岭、相州等村的党组织都分别发动贫民会，扛起了土枪土炮，拿起了长矛大刀，掀起了抢坡抗租运动。贫民会员发展到一千多，影响达三十多个村庄，他们严惩了庄长，火烧了围子门，抢坡、割秋、撒传单、贴标语等。其斗争如同狂风暴雨，动摇和震撼了反动阶级的统治。范家楼子地主马亭贵，就在贫民会去捉他的当晚逃到城里找县长告状，说穷人造反不拿粮，还要杀人，请县大老爷派兵去镇压！反动县长边渡春，接二连三地听到不少地主来告状，遂令荆山乡乡长张山泉到县府，对他训斥道：“你们乡里起了共产党，为什么不报告？叫共产党在那里闹抗租、抗捐、抢坡，还要反了吗？回去把他们抓起来，就地惩办，不然就拿你的头来见我！”张山泉当天赶回楼子村，召开村民大会，装出一副大仁大义的样子，说什么县长不让大家抗租、抗税，因为那都是不守法的，庄户家要安分守己。还说什么“只要再不出事，县长那里我可以去说话，要不然，这次东庄、西庄（指东楼子村）就得遭难，不知得搭上多少条人命。”他这一番假话，蒙蔽了不知真像的老百姓。

十月四日晚，张山泉和他侄子张泽生，带领联庄会反动武装几十人，突然袭击了东楼子村，绑走了贫民会员张尔悌、杨德清。第二天拂晓，又窜到西楼子村逮捕了共产党员刘士秀。他们将这三人押到东楼子村东的舍林里枪杀了，并铡下三人的头，派人送到县党部去报功。县党部把三颗人头挂在县城门上，“示众”多日。

张山泉与反动县长边渡春互相勾结，还准备大打出手。于是我党组织迅速组织党员和贫民会骨干转移、疏散，进行隐蔽斗争。孙仲衢、刘明三分别到潍县、大连去找党组织。刘子久回到了省委，王元盛回到了高密，田裕旸也辞去赵家庄子小学教师的职务，回到了大花林村暂时隐蔽。

田裕旸回家后，父亲还是一个劲地埋怨他：“为什么凭着福不亨，凭着学不教，偏要去惹官府干什么？再这样闹下去，全家人就得毁在你手里。”田裕旸耐心地向父亲和兄弟们讲革命道理，以便暂时在家隐蔽，等着上级来人联系，再去进行新的战斗。父亲怕他再出去“闯祸”，就急忙去官家庄子找他舅舅，从王家朱庙村找了一个王氏姑娘，准备马上完婚，想借此拴住田裕旸。

国民党反动县长边渡春，接到省党部立即逮捕田裕旸的密令后，便派出密探，打听田裕旸的下落。他原计划去大花林村捕捉田裕旸，又怕当地群众揭竿而起，逮捕不成反惹大祸。当得知田裕旸在家结婚的消息后，就决定在半路上逮捕他。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日，田裕旸坐着花轿，头戴花翎礼帽，穿着披红长袍，脚蹬黑靴，在吹吹打打中出了村子。途径外祖父居住的官家庄子时，田裕旸要下轿施礼，以示对长辈的尊敬。但土豪路景韶早已率领其反动武装三十多人赶到该庄，并进行了埋伏。当田裕旸走出花轿时，匪徒们就蜂拥而上。这时的田裕旸，深知自己的处境，他轻蔑地看了匪徒们一眼，冷冷地一笑，昂首挺胸，向他们走去。

田裕旸被捕的消息传开了，不论是大花林村、官家庄子，还是王家朱庙村，父老乡亲们无不为他叹息、流泪。

刑堂上，反动县长边渡春目视着这位共产党的地委宣传部长，自鸣得意地问道：“你就是田裕旸吗？”

“我是不是，你们还不知道吗？还需多问？”田裕旸轻蔑地回答了他。

“你年纪轻轻的，又是大学生，何必到农村和些穷小子打交道。你只要签个字，声明退出共产党，我保你在国府这边有地位有官职。”边渡春施展了他的诱降战术。

田裕旸怒气冲冲地还击道；“你们这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刽子手，早晚要被人民铲除的！”

老于世故、狡猾多端的边渡春愣了一下，强装笑脸又说开了：“哈哈，年纪轻轻的，受共产党的毒害还不浅哩！我劝你不要固执，共产主义那套神话般的东西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别上当啦，年轻人一失足可要成千古恨哟！”边渡春装出耐心的样子劝说着。

“要杀，要砍，随你们的便，叫我叛党办不到！”田裕旸斩钉截铁地回绝了敌人。

“杀、砍，那是不用吹灰之力的，一句话就可以叫你脑袋搬家，人头落地！可是，你就不想想供你上大学的父母兄弟？你就不想想王小姐还在家中等着你回去娶她做新娘？”“呸！无耻！你们惨无人道，毫无人性，还有什么资格来和我说话！”田裕旸大声斥骂起来。

“我还是讲点人道主义的，你要是签字声明脱离共产党，我保证你高官厚禄，新婚夫妻团聚，请你冷静地想一想吧。”说完，边渡春退出了大堂，田裕旸又被投进大牢。

当天，看监的送来了白面猪肉包子，田裕旸边吃边想，这是在生活上引诱我啊！不管你软的硬的，先吃饱了再和你们斗争。他狼吞虎咽地吃。田裕旸这种把生死置之度外的英雄气概，使看监的也暗暗称赞：“硬骨头！好样的！”

住了几天，大土豪路景韶又和几个官差审问了田裕旸。

路景韶是恶霸出身，长着一脸络腮胡子，外号“路大胡子”。他气势汹汹地问道：“田裕旸，你考虑得怎么样了？我看还是快签发个声明，交出你们同党的名单吧！孙仲衢、王元盛，刘明三都上哪里去啦？他们怎么不来保你啊？告诉你吧，山东省委、青州地委都叫我们摧垮了！”

“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头可断，血可流，叫我出卖党和同志是办不到的。收起你那套鬼把戏吧！”田裕旸义正词严地说。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啦！来人哪！叫这位共产党的地委宣传部长尝尝我们的‘宣传品’，我不信你就不是肉长的！”

几个刽子手将田裕旸架进刑讯室。吊上大梁。匪徒们手起鞭落，打得他浑身道道血痕，他昏迷过去了……

田裕旸的弟弟田友山（田裕熙），带着钱和点心去看望哥哥。他花上过门钱、探监钱，见到了哥哥。受过重刑的哥哥已变成了另一个人，身上衣服血迹斑斑，两眼凹陷，脚上带着镣铐，挪步艰难。哥弟相见，泣不成声。田裕旸心如刀绞地劝弟弟说“我是不能养活咱爹娘了，那就由你和大哥孝敬吧！再就是去趟王家朱庙村，叫王小姐早改嫁吧！等我死后，你……你……就把我的尸体拉回去埋在巴山前坡上，我生不能亲眼看到家乡解放，死后也要看着乡亲们过上解放后的好日子！”

“爹说，咱家就是卖地也要把你赎回去。”弟弟泪如雨下地说。

“不，你回去和爹说，不要去卖地，他们是不会让我出去的，把地卖光，把钱花光也没有用，留着地你和大哥种着养活爹娘吧，卖光了地吃什么？不用难过，我没有罪，共产党人做事永不后悔。我宁可一人死，不叫百人亡。人民会给我报仇的，天总是要亮的，回去按我说的办吧，好兄弟，听话回去吧！”田裕旸字字血，声声泪地说完了这段话。这时，看监像催命鬼似的喊叫着：“探监时间到！快走吧！”

“二哥，多保重啊！”田友山抹着眼泪，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监狱。

敌人用车轮战术轮番审问拷打田裕旸，挂大梁、坐老虎凳、灌凉水等等惨无人道的酷刑都用尽了，但始终没有从田裕旸口中得到半点口供。边渡春、路景韶束手无策，最后按其主子的旨意，对田裕旸下了毒手。

十一月十六日拂晓，阴霾满天，凉风瑟瑟，路大胡子带领着一群刽子手，押着田裕旸向东小门外走去。田裕旸知道最后的时刻到来了。一路上，他怒斥着刽子手：“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卖国贼。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人民早晚要找你们算账的。”到了刑场上，他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枪声响了，我们英雄的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的忠实儿子——田裕旸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噩耗传到大花林村，乡亲们含着眼泪怒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田友山，田少臣（田浴旸的哥哥）和邻居王集、张茂吉等人将烈士的遗体拉回家乡，按照烈士的遗嘱，埋在郁郁葱葱的巴山前坡上，让他背依青山，面对家乡，长眠于地下。

一九四五年九月，烈士的家乡解放了，那里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大花林村和全国农村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一九八二年，我访问了原劳动部副部长刘子久同志。八十高龄的刘老，向我讲述了田裕旸烈士的生平，他激动地说：“田裕旸是个好同志。在敌人疯狂捕杀共产党员的严酷环境中，他毫不退缩，冒着杀头的危险，在家乡领导人民继续斗争，直到最后牺牲。党和人民有今天，是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啊！”

是啊！茫茫神州大地，荡荡赤县乾坤，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有多少志士仁人为了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英勇捐躯。他们用血肉筑成了人民共和国的大厦。田裕旸虽然离开我们半个多世纪了，但他为革命英勇献身的崇高精神，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