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景伊烈士

屠听泉 刘作民

尹景伊，字希农，山东日照县张家廒头村人，一九O五年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当时，父母寄居上海。他三岁时，生母去世，四岁跟随经商的父亲来到江苏祝其镇。七岁回到原籍入私塾读书。十三岁进涛 雒镇小学就读。

尹景伊从小朴实好学，性情刚直。他尊重长辈，敬受兄姐，与同伴友好相处，饮食首先推让给他人。但当别人欺凌他时，决不示弱，非进行报复，不肯罢休。

一九一九年，尹景伊的父亲在大连经商，遇到盗劫，损失很大，从此家庭经济一蹶不振。第二年，父亲去世。长兄秉承父亲遗嘱，要小弟学习经商。尹景伊不愿做商人，而要继续求学。于是，长兄又送他进夹仓小学读书。

一九二二年，尹景伊十七岁，嫡母要他按照幼年婚约娶妻。他竭力表示自己年纪尚轻，不宜早婚，并说服长兄支持他到上海求学。是年，尹景伊考上同济大学机师科。他兴致勃勃地来到吴淞镇，全神贯注地攻读各门功课，考试成绩名列前茅。

一九二四年暑假，在青岛当医生的长兄邀尹景伊去避暑。他打听到青岛有一家四方机厂，可以学习工艺，就向校方请求出具公函。一到青岛，连忙到四方机厂联系实习。整个暑假，他每天早出晚归，不顾盛夏酷暑，始终坚持在车问里和工人一起挥汗操作。长兄对他说： “我本来要你利用假期，在青岛避暑休息，不料你反而比平时还要辛苦。”尹景伊说： “和工人一起操作，乐趣很多，自己并不感到疲劳。”当时，工人们勇于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的革命精神，也使他深受教益。

每当夕阳西下，尹景伊下班回来，就与长见二人遨游畅谈在山水之间。有一次，长兄说： “你的未婚妻巳长大了，旧式女子道德可取，生活俭朴，体贴丈夫，你明年就要毕业，现在该办婚事了。近来，一般青年大唱婚姻自由的高调，是不值得你学习的。”尹景伊坚决表示：“我正在求学时期，决不允许有家室的牵累。何况，国家面临越来越危急的形势，挽救国家的重任，落在我们青年的身上。所以，我决不能早婚。我并不认为旧式女子一律都不可取，但家中婚约的对象属于同姓血统，实为灭理乱伦，根本不能成立。我也厌恶那些徒有表面，而没有真才实学的旧式女子。今后，如果没有志同道合的女子，我宁愿独身，决不结婚。”他这一席话，博得了长兄的同情。

当时，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之后，国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这股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也冲击着“五四”以后沉默了几年的同济大学。

尹景伊自青岛实习返校后，不仅继续钻研专业课程，而且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追求革命真理，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这年寒假，他将成绩单寄给长兄时，在附上的信件中说： “兄视此次考试分数，当觉逊于从前，不知此学期弟多作课外事，故不能不稍废所学。弟以国是口非，甚为忧伤。勤读亦为国耳，国亡则读何益？不如即于读时，早留心困事，旦夕可用也，”

一九二五年初，尹景伊由恽代英、邓中夏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接着，他又根据团组织的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从此，他经常以“宁为国家而死，不为借身而生”自勉。个人订购了《向导》等进步报刊，不仅自己学习，还介绍给周围同学阅读，他经常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国民革命思想，并与本校实习工厂以及学校邻近的中国铁工厂，永安纱厂的工人积极分子，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对一些进步同学说：“党的力量依靠宣传党的主义来壮大；宣传是我们的责任，必须积极努力做好，无论何时何地，千万不要忘记宣传。”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不幸在北京逝世。噩耗传来，尹景伊极为悲痛。开始，他认为“国本动摇，大乱将至，天之欲丧吾中国也，可为奈何？”为了寄托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哀思，他积极参加了全校追悼孙中山大会的筹备工作。这次追悼大会，除有本校师生员工踊跃参加外，吴淞镇、炮台湾一带的工人、学生也纷纷前来参加。他听了恽代英在追悼会上所作的讲演，消除了思想上的阴霾，鼓起了继续革命的信心。

四月十二日，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举行了全市公祭孙中山的仪式和纪念游行，尹景伊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这次悼念活动。他听取了何香凝关于孙中山的光荣历史和光业绩的报告，决心遵照总理遗嘱，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努力实现国民革命。十三日，全市国民党员又在九亩地新舞台单独举行了一次追悼孙中山总理大会。尹景伊和同济大学的国民党员一起参加了大会，并举手宣誓，决心“遵守总理遗嘱，继续奋斗，以实现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他还听取了何香凝、杨杏佛、恽代英、叶楚伦等人的演说，又一次受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教育。

不久，长兄来信，转告其未婚妻之父催促尹景伊早日结婚。他立即复信，郑重申明解除长辈代订的婚约，并祝愿女方早日找到理想的对象，决不要为了他而作无益的牺牲。

一九二五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恽代英又一次应邀到同济演讲，参加听讲者除本校学生外，还有中国公学的部分学生和永安纱厂的部分工人，共计六百多人。恽代英深刻地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和革命者的任务，讲演热情奔放，鼓舞人心，使尹景伊提高了认识，增强了信心。

为了扩大革命影响，更广泛地团结同学，尹景伊积极参加了重建学生会的筹备工作。在全校同学的支持下，已经中断了好几年的同济大学学生会组织，终于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四口重新建立起来。尹景伊当选为学生会委员。学生会重建后，进一步推动了广大学生参加国民革命运动。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发生了日本纱厂的日籍职员枪杀中国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并打伤了十余名工人的流血事件。五月二十八日，青岛又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镇压工人罢工的青岛惨案。屠杀事件接连发生，激起了尹景伊的无比惯怒。

五月二十八日晚上，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通过了《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的决议，决定五月三十口在上海租界举行大示威，掀起反帝运动的新高潮，把工人反对日本资本家的经济斗争，发展成为全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

五月二十九日，恽代英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的名义，召集会议，决定：以国民党组织和上海学联的名义，组织宣传员和工人到各校去发动学生参加“五卅”示威。

当天下午，梅电龙（上海学联副主席、中共党员）和何秉彝（上海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中共党员）来到吴淞镇，向同济大学国民党区分部和学生会负责人何志球、父鼎、袁文彬、尹景伊传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要求立即动员全校学生参加“五卅”大示威。学生会的几位负责人立即商定：当晚七时召开全校学生紧急大会。

为了保证会议按时召开，尹景伊等分头到食堂和各个宿舍，向同学们做口头通知，要求大家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利益，人人准时参加会议。晚上，会议大厅灯火通明，学生济济一堂，充满着焦急、紧张的气氛。

大会原定七时召开，但六点半钟，全校各班同学就已到齐，因而提前开会。梅电龙在会上报告顾正红被惨杀以来的形势，动员大家坚决地投入反帝斗争。整个会上，同志们不断高呼口号，争先上台演说，反帝情绪异常高涨。尹景伊坚定地表示： “我们要为祖国而奋斗！” “要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不惜粉身碎骨，流血丧生。”全场激昂地高呼： “打倒帝国主义！” “要杀人犯偿命！” “坚决支援罢工工人！”有的同学愤怒地举起双手，发誓要替被害工人报仇雪恨。尹景伊随即提议，组织募捐委员会，筹募款项，支援罢工工人。话音刚落，不少同学就表示完全赞成。于是，当场就组成了募捐委员会。许多同学献出随身带的现款，有些同学写下了补捐的数字。

会议最后决定：全体同学在第二天（五月三十日）上午出发到上海南京路，参加反帝大示威，并推举陈宝骢，吴鼎、袁文彬、尹景伊为示威游行的领队。

深夜十一点钟，大会圆满结束，大部分同学熄灯就寝了。尹景伊还和其他几个领队一起，带领三十多位同学，忙着为游行做具体准备工作，书写标语，油印传单等等。

五月三十口，当灿烂的阳光射进同济校园时，大操场上三百名同学（占全校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八十）正在整装待发。为了尽量避免帝国主义工部局和巡捕房的阻挠、破坏，大队行军化整为零。从上午八时起，几个中队分批出发，步行到吴淞镇，乘火车赶到市区。

这天，学生和工人三千余人，在公共租界各条主要马路上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漫画。同济学生的队伍分成两路，向南京路进发。第一路取道外滩，第二路取道河南路。尹景伊率领的第一路出发较早，下午一时许，就跨进了南京路。他用高亢的山东口音向群众宣传，叙述日本纱厂日籍职员枪杀顾正红的经过，唤起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并带头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这时，从日升楼顶上敞发出一叠叠五色缤纷的传单，群众报以阵阵掌声，并争先阅读。

此时，英帝国主义出动一批批巡捕到处抓人。不久，老闸捕房里就关进了二百余人。被捕的学生、工人在捕房里英勇斗争，广大群众在捕房外积极配合。

下午三点钟左右，成千上万的群众齐集在老闸捕房门前。尹景伊和陈宝聪等一直挤到距老闸捕房头门几丈远的地方，举着铁拳，和群众一起高呼： “释放被捕的中国人！” “打倒帝国主义！”巡捕头子爱活逊立即调集巡捕二十余人，架起机枪，摆出一个半圆形的阵势。每个巡捕手拿马枪，对准人群．热血沸腾的爱国群众面对敌人的枪口，谁也没有后退半步， 色厉内荏的帝国主义者被中国人民的万丈怒火吓得心惊胆战，他们像疯狗一样突然向游行队伍开枪。手无寸铁的群众顿时大乱，中弹的被难者倒卧街头。尹景伊突然看见一个巡捕正朝着站在他前面的陈宝聪同学瞄准，就猛地扑上前去推开他，子弹从陈宝駾同学的头部擦过，鲜血如注。尹景伊急忙扶住他，给他包扎伤口。万恶的敌人竟丧心病狂地向尹景伊开了两枪，子弹从背部射入，他蓦地倒下了。尹景伊艰难地撑起身，怒视着杀人群魔，发出怒吼： “打倒帝国主义！”巡捕又连击数枪，他终于躺倒在血泊之中。

尹景伊立即被送进仁济医院抢救，但因伤势过重，不幸于当晚七时许牺牲，年仅二十一岁。

“五卅”前夕，党中央已决定调他去青岛任共青团市委书记，不料，尚未成行，他便为反帝斗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宁为国家而死，不为惜身而生。”尹景伊为国捐躯，实现了自己生前的诺言。他的英名将永远镌刻在学生运动的光荣史册上。

（原载：上海市中共党史学舍1983年5月出版的

《党史人物研究》，收入本书时，文字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