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端云传略

王景文

许端云同志是在烟台市入党的第一名党员，又是烟台临时市委的第一任书记。虽然他在世只有二十六个春秋，但他为共产主义而英勇献身的精神，却为我们树立起一个永远值得学习的光辉榜样。

一

许端云，字祥五，一九○五年出生于山东乳山县招民庄一个农民家庭里。幼时在原籍读了一段私塾之后，就随经商的父亲到烟台上学。他本来天资聪颖，又加非常刻苦，因而学习成绩很好。他的一位老同学回忆说：当时，师友一致称赞他“聪敏、正直、勤奋、好学”。一九二四年，十九岁的许端云，考入了当时烟台的最高学府——益文商业专科学校英文科。

益文商专是美国教会长老会办的学校。虽然宗教势力较强，但它禁锢不了当时的新文化、新思想在学校里传播。许端云在课余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现代评论》、《语丝》等进步书刊，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他耳闻军阀混战、官僚卖国的消息，目睹烟台洋行林立、民族工商业凋敝、民不聊生的现实，深深地激发了他的爱国心和责任感。这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鼓舞了他的斗志，促使他迈开了追求真理的步伐。

在这期间，他和进步同学徐约之、陈恒荣等经常在一起论时事，谈理想，交换阅读进步书刊，团结同学办壁报，演节目，揭露社会黑暗现象，鼓动向邪恶势力做斗争。他曾带头趁夜晚在校院贴出“打倒军阀”、“劳工神圣”、“打倒帝国主义”等标语。同时，还仿效济南、青岛等地，在同学中发起一个“反基督教学生同盟会”的秘密组织，鼓动学生反对读《圣经》，不去作“礼拜”，对当时烟台各教会学校产生过很大影响。

二

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虽然使全国的革命形势暂时处于低潮，但时势的教育和斗争的实践，却使许端云这位年轻的爱国志士逐渐成熟起来。他冒着风险，主动跟到武汉参加大革命后返回烟台的共产党员徐约之秘密联系。徐对许端云同志的思想、性格、品质、经历很熟悉，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和考验，在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吸收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于是，许端云同志便成为我党在烟台市发展的第一个党员。

当时，烟台市还没有正式的党组织，他俩一方面继续在青年学生中做宣传教育工作，一方面秘密筹划发展新党员，创建地方党组织。

一九二八年春，延伯真、胡世星、赵横之等几位外地的共产党员先后来烟台活动，徐约之、许端云和他们逐步取得了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于一九二八年五月正式建立了党的组织。这就是烟台市历史上的第一个共产党支部。大家推选徐约之为支部书记。不久，徐约之去北平学习，书记由胡世星继任。许端云同志是当地人，熟悉情况，实际上，支部的主要工作压在了许端云同志肩上。

许端云满腔热情地迎接新局面的到来，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了革命工作。尽管处境非常险恶，工作十分困难，但他感到有了可以依靠的组织，有了并肩战斗的同志，革命就有了信心，有了力量，便勇敢地把党的宣传工作承担起来。特别是在同山东省委接上了关系，收到省委捎来的党刊《红旗》和其它宣传品的时候，他欣喜若狂，瞒着父母和弟弟，躲在自己的卧室里，点起煤油灯，通宵达旦地复写刻印，以便把这些材料尽快散发到革命同志和青年学生中去。

一九二九年春，背叛了张宗昌的军阀刘珍年盘踞烟台。他在牟平打败了张宗昌、褚玉璞的进攻，取得了军事上的全胜，实现了称霸胶东的重要一步，因而得意忘形，不顾人民反对，下令在烟台西郊芝罘屯占田拆房，修建操场，准备在五月二十四日召开有十二个县代表参加的“庆功大会”。面对反动军阀这种暴行，广大群众和党员同志都感到忍无可忍。许端云同志与党支部的同志商量，并得到军事特支（指我党在刘珍年部的秘密组织）的协助，决定采取行动，打击刘珍年的嚣张气焰，保护人民群众利益。在尽量不暴露地下党组织的原则下，他连夜发动学生、群众，赶写标语，刻印传单，到五月二十四日拂晓，“反对刘珍年霸占民田”、“劳工神圣”、“打倒军阀刘珍年”等大标语，贴遍了会场内外，各种传单撒遍了大街小巷。弄得刘珍年先是目瞪口呆，继而是暴跳如雷，“庆功会”开得无精打采，台上的大小官员个个垂头丧气。这次行动，给了沉醉于“胜利”，骄横狂妄的刘珍年当头一棒，而对工农群众反抗军阀的斗争，却是极大的鼓舞。

三

人民的觉醒，要靠宣传，造舆论，尤其在党的初建时期，急需有一份代表群众说话为革命呐喊的报纸。

当时的烟台，虽是一个小城市，但因开埠较早，已有不少报纸，如《爱国报》、《钟声报》、《芝罘日报》等。这些报纸，有的是宣传宗教迷信，愚弄麻痹工农；有的粉饰太平，追求低级趣味，也有的是国民党的喉舌，专门歪曲事实，欺骗群众。许端云同志从党支部建立之日起，就渴望有朝一日能亲手办一份宣传革命理论，激发群众斗志的报纸。

一九二九年春天，盘踞烟台的军阀刘珍年，为了保住地盘，扩大势力，谋求外援，一时间对共产党的态度比较宽容。曾希圣、彭雪枫等由武汉脱险辗转来烟台的共产党员，趁机进入刘部，并在刘军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与此同时，烟台地方党也有了较大发展。军、地两方，均称“特支”，接受党中央（在上海）和省委（在青岛）的双重领导。党的文件、刊物及宣传材料等，通过各种途径源源不断地转来。时机已经成熟。许端云同志代表地方特支与军事特支秘密磋商，决定以他和军事特支中的赫连基同志为主，共同创办一份党报。赫连基来自上海，对烟台情况不熟，虽为总编辑，但创办工作却多由许端云同志担当。

首先，他通过各种关系，办理了报刊登记手续，接着又托人租借了社址。而最困难的是经费，他除了靠发动党员、亲友捐献外，很大一笔资金是说服父母同意由自家拿出来的。出版印刷也是依靠许端云的父亲帮助解决的。因其父在英商仁德洋行任职，该行有一个印刷部，经他出面洽商，答应承印。

几个关键问题解决后，许端云立即组织力量进行撰稿、译文、编辑等项工作。为此，他废寝忘食，往往彻夜不眠。

经过一个盛夏的紧张筹办，烟台市第一张共产党的报纸——《胶东日报》终于诞生了！《胶东日报》及时报道工运、学运及红军胜利的消息，揭露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经济文化侵略的本质，控诉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血腥罪行，还介绍马列主义理论、科学知识和文艺作品，鼓动劳苦大众组织起来参加反帝、反封建、反剥削压迫的斗争。

由于《胶东日报》如实反映了广大群众的心声，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市民争相购阅，最初发行六百份，半月后即增加至六千份，它的出版，使烟台的政治气氛空前活跃起来。

报社也同时成为我地下党的秘密活动地点，地方、公安、军事特支的同志常在这里接头开会。

尽管报纸注意了斗争策略，不去触动当地军阀刘珍年，但它的内容及其在群众中的巨大影响，却使反动当局惊恐万状，不到两个月，便被通令停刊。后来，虽曾改名《胶东新闻》又出刊了一个月，最后还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忍痛停办。

四

一九二九年秋，党中央及时注意到刘珍年为扩展个人势力而对共产党釆取暂不触犯的特殊对策。周恩来同志从上海派胡萍舟（化名克波）以中央军委特派员的身份带领数十名同志来到烟台，分别安插在地方、军队、警察各处，秘密发展组织和争取刘珍年的工作。对地方特支进行了改组，许端云同志任支委，继续分管宣传工作。这时的烟台市地下党组织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有了党中央的指示，得到了有斗争经验的同志的指导和帮助，许端云感到浑身是劲，更加忘我地工作，除负责宣传工作外，还担任了平民夜校的教师。年底，地方特支发动工人成立了“烟台工人运动委员会”。他又亲自参与领导了洄兴印刷社和远东洋行工人的罢工斗争。当时，他还是益文商专的学生，白天上学，夜间秘密做党的工作。他的臥室，既是党的秘密联络点，又是地下编辑部和印刷所。他购买了钢板、铁笔、油印机，自编自印自发宣传材料。很长一段时间，烟台市街头散发的大量传单和小报，就是他经过许多个不眠之夜在这间小屋里编印出来的。

许端云这种忘我的革命斗争精神，赢得了中央军委特派员胡萍舟同志的赏识和信任。一九三○年初春，当蒋介石电令刘珍年逮捕共产党和我外籍党员准备撤离烟台的紧急时刻，胡萍舟同志把领导地下党的重担，交给了只有二十五岁的许端云。在撤离前，胡萍舟同志根据中央指示，主持召开了当地党员骨干会议，决定成立烟台市临时市委，并指定由许端云同志担任市委书记。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许端云，送走了领导和战友，继续领导全市五十余名共产党员坚持地下斗争。事隔不久，山东省委遭到了破坏，许端云同中央和省委的联系都中断了。而这时，刘珍年反共活动也达到了猖狂的程度。面对这种严峻的考验，许端云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和决心，他一面到养正学校以教学为掩护，领导学生开展斗争，一面暗地里千方百计寻找上级党组织。最后，他决定亲自去上海，通过胡萍舟同志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六月初，许端云辗转到了上海，按照原先胡萍舟留下的地址，在北四川路找到了党中央的地下联络站——秋阳书店。这个书店的董事长就是胡萍舟同志。许端云象游子见娘一样，激动得热泪盈眶，汇报了烟台的危急情况，要求党中央派人到烟台领导斗争。胡萍舟同志对烟台党的工作非常关切，他答应向中央请示，并约定次日仍到书店接头。然而，就在第二天的上午，当许端云到来时，发现书店已被国民党查封，胡萍舟同志被捕。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他刚接上的关系又断了线。许端云人地两生，不宜久留，便返回烟台与同志们一起继续开展革命斗争。不久，山东省委恢复了工作，委派韩连会来烟台担任市委书记，许端云改任市委执行委员。

五

许端云同志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早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国民党烟台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就向南京国民党中央填报了一份“共党党徒调查表”，其中注明许端云是视国民党“狗屁不如”和笃信共产主义、活动力很强的骨干分子。一九二九年二月，国民党南京政府又密令山东省政府予以“严办”，但那时正是军阀刘珍年对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似从非从的时候，故而未能办成。到一九三一年二月初，刘珍年再次接到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电报：“许端云住三马路卿云里一号，有共党嫌疑，逮捕送省……”他当即批交公安局和政训处查办。二月九日（腊月二十二日）晚十一点，许端云赶写完一份宣传材料，收藏停当，刚要上床休息，突然，几名持枪的军警破门而入，他不幸被捕。

因许端云是省政府命令缉办的政治要犯，故在烟台停留不久，即被押到济南市山东第一监狱。

许端云同志被捕后，将生死置之度外，在法庭，在监狱，他受过多次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他理直气壮地宣布自己是共产党员，是烟台市委执委，承认几年来烟台市出现的革命宣传品大都是经他的手印刷散发的。而当敌人逼他说出党的组织和同志的时候，回答敌人的则是“不知道”。他在狱中受折磨半年多，敌人软硬兼施，始终没有从他口中抠出半点机密。当许端云的父亲到狱中探望时，他从铁窗里伸出手来为父亲擦去眼泪，深情地说：“儿子的时间不长了，请父母保重，不要过于伤心。我对得起组织，也对得起祖宗。我活得无愧，死而无怨。儿子丝毫没有后悔。”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九日国民党山东省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判处许端云同志死刑。清晨五时，敌人用汽车将许端云、颜世彬、徐子兴等二十一名共产党员押赴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枪杀沿途由军警严加戒备。许端云等同志，以视死如归的革命清神，在生命的最后一息，仍然同敌人进行英勇的斗争。他们在囚车上、在刑场上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激昂豪壮的声音，划破阴沉的天空，透过黎明前的浓雾，震醒了还在沉睡着的人们。

（原载《山东党史资料》一九八五年第五期，编入本书时作了一些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