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成都党团组织创建呕心沥血

王右木，早年留学日本，参加李大钊在日本组织的“神州学会”。1918年秋天回国，次年应聘到成都高等师范学堂（四川大学前身）任学监（相当于后来的训导员）并兼授经济学和日语课，曾担任“成都高师”附小（川大附小前身）主任，并投身于“五四”爱国运动。

1920年8月，陈独秀与李达、李汉俊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王右木利用暑假前往考察，了解到上海和各地筹建党组织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受到很大启发，于当年冬在成都组织起“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先后在成都高师及高师附中、成都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甲种工业学校、华西大学、女子实业学校、农业专门学校、蚕桑学校等大、中专学校学生中吸收会员。后来又陆续吸收了不少中、小学教师和少数工商从业人员。读书会从最初的三四十人发展到百余人。读书会组织形式简单，大致按学校分成小组。每周集体活动一次，学习方法：一是自行阅读，无时间、地点限制；二是结合当时的社会问题分小组进行讨论，交流学习心得；三是结合学习的内容或配合五一、五四等重大节日举行大型讲演会。每周集会的地点不定，常在东门外点将台、西门外万佛寺、或南郊武侯祠、西郊草堂寺、青羊宫等地。以不引起麻烦为原则，每周都要换一个地点。王右木通过组织读书会和创办《人声》报，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唤起了人民的觉醒，团结了大批青年，直接为一个组织性、纪律性强的团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1922年4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在《先驱》杂志上刊发后，王右木和读书会成员认真研读《章程》，倍受鼓舞。在王石木指导下，童庸生、钟善辅、李硕勋、阳翰笙、刘弄潮、郭祖劼、雷致兴等人按照《章程》，在成都自发成立了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为获得团中央的正式认可，王右木于同年7月专程到上海与社会主义青年团总部接头。恰逢党的二大在上海召开，有幸先后与党、团中央负责人施存统、阮达时、张太雷、俞秀松、陈独秀等会晤，收获很大。团中央给厂他若干份《社会主义青年团大会号》，告知团组织联络接洽的方式，委托他回四川建立和发展团组织。10月返回成都后，王右木立即根据团的章程，在原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基础上，筹备成立成都地方团执行委员会。从此，团组织成为了成都地区群众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倡导者。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王右木得知消息就萌发了在四川建立地方党组织的想法。成都团组织经过王右木等努力，到1923年春天已发展到30余人，建党的条件已经具备。1923年10月，王右木在团员中选拔一批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分子刘亚雄、钟善辅、黄钦、梁国龄等先后转为共产党员，组成中国共产党在四川的最早组织—成都独立小组，直属中央领导。王右木暂任书记。同年冬，中共中央正式决定由王右木任成都党组织的书记，同时要求他辞去团内的职务。成都团地委的改选工作落实后，王右木即离开成都去了上海。1924年4月到广州参加了党的重要会议。几个月后启程返川。为了节约路费，他决定做一次沿途实地考察，从广东、广西、贵州步行回成都，沿途一路宣传，从事革命活动。不幸在贵州土城失踪。

王右木创建了成都的党、团组织，是建党初期成都革命活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为成都革命运动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52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发给其家属烈士证书。

王右木创办《人声报》

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以闪电般的速度波及四川。成都、重庆的青年学生，首先热烈响应。他们示威游行，抵制日货，组织学生联合会，创办各种刊物，如“星期日”、“威克烈”、“四川学生潮”等。这些刊物在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罪恶行径，批判封建主义的腐败制度，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探求四川新生的道路起了重要作用。而在这个革命浪潮中，能较正确指明四川新生道路的，就是王右木、袁诗荛等同志创办的《人声报》。

王右木是四川江油县人，早年留学日本。由于身受国内腐败政治的蹂躏和目睹帝国主义的欺压，受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及其他社会主义者的影响，逐步奠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王右木回国时，全国正处于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和马列主义广泛传播的洪流中。他立即投入实际斗争，约集进步青年组织读书会，自筹经费创办刊物，学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同时他还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展劳工运动，为四川建党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王右木同志是四川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四川的第一个组织者。他主办的《人声报》是四川宣传马列主义的重要刊物。

《人声报》的前身是《新四川报》，创刊于1921年1月。由王右木任编辑，袁诗荛任经理。他们在《简章》中明确宣称:该报“以研究学术改进社会建设新四川为宗旨。”他们在呈文中进一步解释道:“窃以四川僻处西陲，风气闭塞，文明进步素后于海内。兹廿世纪潮流汹涌，日荡月激，一线之生机几被黑暗遮断，能不疾首蹙额而登高一呼以警醒我民乎！此居今日言论出版为增高人类智识开通社会风气之所为急不可缓者也。因有鉴于此，故集合立志纯洁好学不倦之分子，组织一旬报，定名为《新四川》”。

《新四川旬刊》出版至5月份，因“多数社员因争出省”等多方面的原因而停刊。

《新四川旬刊》停刊后，四川政局依旧，自治运动失败。王右木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结合实际，攻研马克思主义，探索解决四川问题的新途径。为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和组织群众，决定在《新四川旬刊》创刊周年之际，重新复刊，更名为《人声报》。

《人声报》在1922年2月7日出版第一期。在《本报创刊缘起》中讲道:“本报前身，即去年一月内出版之《新四川十日刊》。彼时言论，是欲以平易之自治建设，供社会采择。故一面向社会指导建设途径；一面为防止包办、与利用起见，亦曾铁面无私，痛下攻讦。出版虽不久，却有胆有识，识论精透之处，自不仅‘不偏不党’已也。”

“一年以来，政象停滞，欲包办自治与利用者，咸亦未见收效。是因由民众能努力于理解所致。但吾人所期望之‘理想自治’何亦非所谓理想尚非至唯，故未见诸事实也。

本社同人，因屏去私冗，积月攻研，远觇大势，近察国情，爰重新改组，正名人声报社，本心得以主张，期于直切的向‘人类均等幸福之坦道’上，绝无无的放矢旁皇道左之态度。至于本社经费，概由社员独立负担，务期巩固，以正前《新四川》之失。今当发刊伊始，谨盾质的。则揭布出之论划如下。

人声10日刊：出版期2月7日（阴历正月十一）

本刊专为筹备《人声日报》而设，每期一大张，共出6期，至3月27日后，即以日报代之……

人声日报：出版期3月28日（阴历二月初二）本刊每日一大张，逢星期日休息。”

王右木的女儿回忆道:“父亲办《人声报》碰到了重重困难，反动军阀采取种种手段压制《人声报》，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后快，报纸的发行十分困难。为宣传革命真理，许多报都是无偿赠阅，因而办报折本，经费常感不足。父亲几乎把自己的全部经济收入都用于办报，但还是难于维持下去，只得把‘日报’改为‘周刊’。”

1922年6月，王右木领导的四川教育经费独立运动达到高潮，该月12、13日，学生和教师代表前去省议会请求解决，议长熊晓岩拒不接见，学生包围熊宅，打烂大门。反动军警大打出手，伤30多人。于是，熊晓岩要求卫戍司令部将“督队来者王右木”和学生代表“逮捕，依法究治。”王右木被迫暂离成都。“报社无人领导，办报经费无法筹措，不得不停刊。”（引自王右木女儿回忆录）

由此可见，王右木创办的《人声报》，实是《人声十日刊》、《人声旬报》、《人声日报》、《人声周报》之总谓，它发行于1922年2月到6月。如果把它的前身《新四川报》计算在内，共发行了9至10个月左右的时间。尽管时间不长，但由于它旗帜鲜明，说理透彻，敢于斗争，因此，对社会影响极大，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教益。这点可从其创刊号宣告的宗旨及文章中得到证明。

《人声报》第一期刊登的《本社宣言》中明确宣告了编者们的最终目的和实现其目的的途径:

一、直接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义，解决社会上一切问题。

二、对现实社会的一切罪恶现象，尽力的布露和批评，以促进一般平民的阶级觉悟。

三、对现实的政治组织，不为妥协的改善方法。

四、注重此地的劳动状况，给彼辈以知识上的帮助。

五、注重世界各地之劳动界的进取状况；以为此地劳动组织之建设和修改的物质标准。

六、注重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状况和已有的成绩，以资我辈的讨论，或加入第三国际团体，作一致的行动。

七、讨论马克思社会主义之学术的及实际的一切问题。

八、讨论新社会之一切建设问题。

上面八条，就是本社对读者诸君所表示的最诚恳、最鲜明的态度，至于本社为什么要取这样的态度，就是全为了我们的最终目的。

为全人类谋均等幸福！

《人声报》以《新四川报》前所未有的姿态登上舆论舞台，立场之坚定，观点之鲜明，言词之激烈，不仅超过它的前身，而且为同时期四川的其他进步刊物（如同年6月份复刊的《四川学生潮》）所不及，它似一声春雷震惊西南大地，人民为之欢呼，敌人闻之胆颤。

1921年前后，在吴玉章领导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四川自治运动。当时四川虽属国民党广东政府管辖，但内部派系众多，矛盾重重，弄得四川全省四分五裂，动荡不安。驻扎在陕西、鄂西的北洋军阀，虎视耽耽，随时准备大举入川。在这种具体形势下，“自治”就变成了人民要求自己作主来统一全省以反对北军入川的政治运动，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所以它得到各种进步势力的支持和广大群众的拥护，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而归于失败。

四川自治运动为何失败？已给人们提供了哪些教训？王右木、袁诗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从世界历史进程的高度，对自治运动发生的原因、失败的教训作了深刻的剖析和总结。

王右木在《一年来自治运动之回顾与今后的新生命》中说道:一年前他主办的《新四报》，曾积极投入四川自治的宣传活动。当时认为自治前提，首在裁兵，于是，“曾谱一方案，谓欲求军官不依靠军队为护符，必先求军官位置入手，务期军官与军队的多少，不生关系，然后分期遣散的归田的事，方有可望。”

可是情况如何呢?“一年多来，军人方面之自治，不过仅有换汤不换药的点缀，军队则丝毫未裁。”“兵既不能裁，四川财政自然一天比一天没办法；财政一没办法，先就是不能养兵，兵就自然到了争夺防地、招纳土匪，勒逼火晌、剥屑（削）日深。长此去下，人民就是苟且偷生，都会不易得了，遑问人生趣味。所盼望的自治，就是这样的不长进，时局有如长夜昏黑，不见天日。”“议会方面之组织制宪筹备员，仍是非拥有军队的人，不能当选。有若非军人，议员位置，就会不稳的样子。故与其称为民治制宪，毋宁称为军治制宪。”

“裁兵”自治的失败，深深地教育了人们。王右木认为新四川报记者所谱“裁兵”方案，是“告哀求怜”，简直是在“说梦话”。要求人民“万莫去信那样能够裁兵的事”，“应勿仍迷信自治运动再会有望”而必须去“另求新计划。”

王右木指出，自治运动即是“缙绅阶级底互助运动”和中产阶级代议制的观点。

王右木说:“学政法的先生们见惯欧洲的民主政治，以为自治运动，即是欧洲十九世纪的缙绅阶级底互助运动。欧洲真正的立宪政冶，就是由君主政治而转到中产阶级的政治，这种转法是顺乎自然之进化，且此辈力量，可以代替军阀阶级，而谋改进，各国皆然。”

王右木的文章还指出:“按这种说法，则自治运动，属天经地义、有源有本了。”“殊知各国所谓缙绅者流，简直不会同军阀不是一样，各国亦皆然，中国自不能独异。广东共产党杂志某君有云：中国所谓缙绅，完全口口官厅势力侮辱良民的。他们虽也在攻击军阀，但他们早已自己不能得大胜利，只愿分赃，他们未得势时，尚是依军阀势力，狐假虎威，无恶不作，岂有得势后返（反）比军阀好些？！他们并不配行中产阶级的德漠克那西，他们所作所为，是掠夺，是压制。”

文章接着分析了代议制:“代议制度，经法国中产阶级首先发明后，盗贼互相学效，用平民到君主，而仍是自保特权。美其名代议政治，选举岂是平民有分，自定法律单是管束平民用的，金钱集中自己，编穷人之健者为兵以压制不服掠夺的人。明明是诈取巧夺，偏说是顺乎自然进化云云。我们岂可不看破这种把戏吗?”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那么，中国自治运动的本源何在呢？文章分析道：“欧战初停，世界改造呼声遍于大地。学习乘之，而有惩卖国贼的内政运动与夫排货的外交运动。二事之后，每见拘束于旧政治势力，不能发展。一些之人，又未明顺应世界改造机会就应怎么？加之俄战尚正封锁，世界各大资本家的报纸又大肆诱惑，真正改造途径，末得传来，欲利川机会者，遂截取地方自治及爱尔兰要求自治等平截名辞，而为喝侣厂，少数之半面政治有识者，欲引导上欧洲19世纪宪政运动之轨，而事改造，所以才发生自治宪法运动的一回事。至于他之为野心家奔走，自不过想点余滴，自无费我一记之价值。”    

袁诗荛对自治运动也进行了批判，在《红色的新年!!!》一文中写道:“大家晓得，‘自治’是要‘人民自治’己事，只许‘人治物’，不许‘人治人’。自治!自由!自决!自动!都在我们人民自己身上去找。官吏武人政客资本家—政府中的物件，都是绝对的要妨害我们人民自治自由的。我们应该认定今天以前的自治呼声中，多带的有‘官治、军治、匪治’。依赖的治:是假牌的自治，不是真的自治。”“真的自治”究竟应是怎样的呢？诗荛把它和“赤色化”联系起来加以阐述，他说:“现在弥漫全国的‘自治旗帜’我们都要把她换着这干‘红色旗帜’，人类社会才得有个安宁的希望!”于是，他号召大家:“要从今天以后把‘旗帜鲜明’点，打着‘赤色化的自治旗帜’，高唱1922年—民国十一年—人民独立自决自治万岁!才对得住今日‘普天同庆’的新年呵!!”

“裁兵方案”受挫，“宪政运动”无望，西方的代议制搬到四川也行不通。失败教训着人们:四川的出路何在?“真正改造途径”何在?人们在思索、在探求、在学习、在争论……王右木等同志在《人声报》上明确回答:“社会上一切问题”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四川救中国!王右木上述观点，不是一时的激情，而是他通过当时关于《社会主义讨论》之后得到的坚强信念，不是一般的议论，而是“既成熟既确定的计划”。从此开始了他“今后的新生命”。    1920年10月，正当马克思主义经过“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之后进一步广泛传播之时，英国“大析学家”罗素来到中国，在张东荪等人陪同下，到湖南旅行讲学。张回到上海后，于11月6日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重播和发挥罗素的谬论，说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宣传社会主义，更不是进行社会主义运动。

张东荪的文章刚一发表，就受到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其他赞成社会主义的人们的愤怒谴责。陈独秀连续给罗素和给张东荪2封信，对他们的谬论严加驳斥，他并且将这些文章、信件同张东荪之流的文章编辑在一起，题名《社会主义讨论》，在《新青年》8卷4号上发表。而张东荪和梁启超等也以《改造》月刊为阵地，发表《现在与将来》等文章，进行顽抗。于是，两军对垒，唇枪舌战，开展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结果“当然新青年社之正义愈明，不是改造社所能敌。”

王右木在文章中简述了这场论战的概况之后进一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吾人于兹世界改造呼声中，对时局者有所主张，如未经过多数学者讨论以前，总应算是未成熟未确定的议论。今改造杂志与新青年杂志单对于社会主义之评论，已及半年，所著言词几及百余万，决不类少年中国杂志、东方杂志、太平洋杂志等西走一步，东踢一脚的样子。吾人对此既成熟既确定之计划，如仍漠焉无所闻，即或已能知有此事，而以为事不关己，遂不关心，吾人对于此辈，只能目为非社会性的动物。此人生离不脱社会而居处，人生何事能不受社会事项支配，社会制度，是人所建设的，不应对兹生活不可离之社会建设前途，与有绝大关系之理论，不为之注意。”

可见，王右木的文章体现了他对这次关于社会主义大论战非常关心的热烈情绪、陈独秀、李达等人在论战中发表的论断，使他“得着教训不少”，确定了“新生命”，即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

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呢？王右木同志把它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他说:“我只得本我读书所见到意见，排列如下，也即是我前文所谓观战后的结论

（一）社会主义，可免却世界资本主义的压迫。

（二）立可免除军国主义的压迫。

（三）立可阻止军阀构兵。

（四）可救济财政破产。

（五）可以减轻人民的痛苦。

（六）可使凡人民的精神及物产生活渐次安固。

（七）可促进世界和平。

上列七种事项之详细理由，恕我不须重抄，请看新青年杂志八卷以后，及社会问题概观共产党等书自明。”

这就是王右木从那位时事新报主笔张东荪旅行内地后写的那篇“教训”挑起的论战中得到的教训。

袁诗荛以《红色的新年》为题，无情地揭露“白色化”即“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热烈地歌颂“赤色化”的发源地“劳农主义的新俄国”。响亮地喊出“打倒资本制度”“打倒不劳而获的阶级”的革命口号。他说:“红色的新年呵！红色的新年！……就是我们应该从这个新年起，做个‘新纪元’把以后的流水似的长年，都完全带着‘赤色化’尽我们时时刻刻都在那红红兴兴的快活世界中过活哪！什么是‘赤色化’呢？有‘赤色化’，当然会有白色化的对待名辞。白色化的发源地是美、法、英、德等国，可以拿德意志做代表。就是‘资本主义’，专以‘兽道’——不人道——‘掠夺’来扰乱人人的安宁世界的和平。引起一切战争的东西，杀人、放火、流血……皆是他在作怪。在‘中国的白色化’，就是武人政客，官吏财主，这过去10年中的大乱子，皆是他们造出来的；我们要想安宁和平，非把他们打倒不成功的。而首先痛声疾呼去牺牲奋斗打倒那‘白色化’的第一个代表，便是‘劳农的新俄罗斯’。所以赤色化的发源地，就是实行劳农主义的新俄国。他们‘红卫军’是有‘世界性’的：专拿去反抗那些军阀财阀政阀的；直言之，是专去打倒‘隋民阶级’的。‘红旗’所到的地方，就是人民独立自决的处所，自由自在自治的时候，兵任他凶恶的‘官、军、匪’——‘有钱的官、匪’到此时都要一一收伏在这帜红旗下面的。”这段文字，气势磅薄，沁人肺腑，给人以无穷的力量。

还不止此，文章紧接着阐述了赤色化的重要内容:

“（一）打倒资本制度。金钱是万恶之源，军阅官僚财主去抢人杀人都是为他，在中国尤其是官与军皆拥巨万黄金，我们要想生活安宁，非打倒他们不可。一切‘生产权’和‘分配权’均由人民主理，共同生产，共同消费。

（二）打倒不劳而获的阶级。即是打倒强盗阶级—掠夺阶级—游民阶级。军人官吏财主皆是饱食终日的蠢材，凡是人民劳力所得的衣食住，都被他们设法夺走。在中国尤其是兵官匪为害，若不打倒他们，是永无安宁的日子。我们要叫他们劳力才得吃饭，不然就给他们一个饿死。

（三）打倒国家——国际主义包在内——主义。现在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几个‘军官财匪头子’在专政，把持一切事情，时常都要想吃人杀人来饱他们的狗腹，耍些‘名词把戏’的‘爱国’呀、‘救国’呀等花样，叫我们人民去拼命流血，他们才坐享安逸。分明是他们在‘卖’，偏叫我们去‘爱’，分明是他们在‘杀’，偏要叫我们去‘爱’，现在的什么‘第二国际联盟’，什么‘太平洋会议’......都是他们几个‘军官财匪头子’在挽花圈圈弄杀人的把戏。我们应该群起扑灭他们，一齐向‘世界主义’的坦道，永久和平的大路上走。像这样做就是‘赤色化’”。

袁诗荛这篇文字虽还有不足之处，但确是思想新颖，铿锵有力，言词犀利，人民为之鼓掌，敌人闻之丧胆。在该文之末报社记者的附注足以证明“诗荛君这篇义字，本是在阴历的新年给顺庆民治日报作的。因为民治报不‘能’发表，才给本报寄来。本报认为这篇文字，实在也不过是些应该说的话；在号称言论自由的顺庆的民治报不‘能’发表，竟敲动本报不能不发表他这篇文字的好奇心了。所以新年虽早已过去了，本报仍是绝决的要把他发表出来！”

政府当局对《人声报》这种无畏行动极为恼火，大动干戈，给文章扣上“语极离奇”的罪名，并警告报社“嗣后言论务求中正，不得再涉离奇，倘仍违抗”，停止出版。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真理是压不住的。反动当局限中的“离奇”，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我国人民几十年来斗争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期《人声报》上，还发表了王右木的日本友人山川均的文章——《一十年后之日本》。文章分析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发展、阶级分化和政治现状，指出：“现在日本的劳动者和无产阶级明明白白看见他们的反对阶级了，……日本的劳动者和无产阶级现在有了明确的意志了。他们不是无意识的‘会成什么样子’的要素，完全是成了‘如何做去’的要素了。”

《人声报》编者在该文后的附言中说:“旧本的劳动者和无产阶级在明白看见了他们的反对阶级之后，而又有明确的意志，读者诸君你说他们会‘如何做去’？可怜中国的劳动者和无产阶级的人们呵！你们已经明明白白看见你们的反对阶级没有？军阀、政客、地主、房主、商店主、工场主……这些都是天天在剥你们的皮、吸你们的血的人呀，你们应该把他们怎样？”

王右木认识到，只有依靠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才能解决四川问题乃至中国问题。于是，他领导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他非常重视发动教育工人群众的工作，经常化了装，穿上工人服，混进工人中去进行革命活动，为工人群众开夜课学校，甚至还和20多个工人拜了把，交了朋友。他用马克思主义把工人、学生组织起来、向反动军阀、政客进行斗争，尽管反动势力表面上还相当强大，革命力量还暂时弱小，但新生事物终久要战胜腐朽事物，这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人声报》发表的万一的诗——《生日》和沧隐的《‘新’与‘朽’之不两立》，充分地表达了这种思想。

《‘新’与‘朽’之不两立》在批判旧文化、旧思想重新抬头后指出:“照进化的程式看来，新代朽，是恒有的，一定的事实。”“但又须得注意的，进化的程式，并不是天然的，是人造的。所以我们要以新代朽，绝不是坐而可待成功的。”

文章号召青年们，要抱“绝对改造的观念”，“把现在所有一切旧社会——朽势力所凭借的——制度，一齐打倒，作根本的改造。”正如《生日》作者表示的:“歼我的仇人，救我和我的友朋！头可断，身可毁！再也不敢放弃这分‘人的责任’。”《人声报》宣传的这些思想对当时的斗争起了重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