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邛崃人，民盟盟员。王伯高1897年出生于邛崃县固驿镇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在邓州联中和四川公立法政学校读书时，正值军阀混战，列强鲸吞，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重重灾难之中。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是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他毅然投笔从戎，于1919年考入川军第三军军官养成所，决心在军界干出一番事业，闯出一条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道路。毕业后，他历任第三军连长、营长、团副、边防军营长、上校参谋及第二十八军第四混成旅团长等职。他原想在部队中做点利国利民的事情，却没想到反而充当了军阀混战、残害同胞的工具，这使他良心上受到很大谴责。他趁1934年部队整编之际，解甲归田，发誓再也不任军政职务，还告诫弟妹子女，千万不要做反动政府和封建军阀的工具。

王伯高从军任职十余年，廉洁自守，不事积蓄，弃职回家后，生活十分清苦。邛崃的一些退职军官和失业公教人员，经常到王伯高家中闲聊，议论时政，抨击社会黑暗。后由亲友资助，王伯高在邛崃东街开设中山旅馆。这时，他结识了曾任川军师长的中共特别党员张志和，在张的帮助下，阅读了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思想上受到很大启发。

抗战爆发后，王伯高怀着保土卫国的愿望，于1937年底通过张志和的关系，带着车耀先的介绍信，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学成毕业后，他于1938年6月被派回四川，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王伯高等回邛崃后，立即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们首先在大邑县三岔乡成立了“群力救亡社”，从乡镇人员和学校教师中发展社员三十余人，通过“救亡社”组织民众，发动参军。开展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们的活动遭到了当局的阻挠破坏，王伯高气愤地说：“自己不抗日，又不准别人抗日，哪里还有一点民主自由！”

现实的教训，使他懂得了要在国统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贯彻坚决抗战，争取民主的方针，必须发动群众，掌握必要的武装。在延安学习时，他曾听领导同志讲过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他想，在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盘根错节的四川，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组织哥老会，利用这种民间极为普遍、与社会各阶层都能发生广泛联系的组织形式，聚集力量，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使革命活动镀上一层迷惑敌人的保护色，是一定能够行得通的。他将这个办法告诉了张志和，得到了张的支持，并进一步商量决定，吸收一些好友和进步青年参加，把他们培养成骨干，渗透到各级哥老会组织中去，克服了哥老会只讲江湖义气、缺乏政治观念的弱点。

经过一段时间的奔走筹备，1940年农历五月十三日是关公单刀会的日子，拥有数千人的哥老会信义总社成立了，王伯高任总舵把子。信义社成立后，在邛崃东街开设现代书店，与成都生活书店取得联系，出售进步书刊。在桑园、石坡、西禅、水口、双河、清远等乡镇成立邛大地区文化促进社，吸收公教人员、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团结争取各级人士，掌握学校、乡镇领导权；在回龙镇组织自治促进会，以青年知识分子三十余人为骨干，以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打倒土豪劣绅为口号，宣传教育群众；在回龙、水口和固释秘密建立造枪厂。修理、制造枪支；在邛崃开设制茶厂和汉川制烟厂，筹集活动经费。此外，还开设南康商号，作为俱乐部，担负联络工作。与此同时，王伯高利用同乡关系，和驻防邛崃的川军独立十七师团长结为拜把兄弟，邀请他担任信义社大爷；同时，王伯高又参加了十七师师长刘树成在邛崃地区组织的青年学社，从此信义社有驻军作为“靠山”，更利于革命工作的开展。

1938年秋，中共地下党员黄聘三，以邛崃县稽征所所长的公开身份作掩护，到邛崃开展工作。当时，稽征所有一个姓罗的会计，是重庆派来的特务，经常刺探黄的行踪。王伯高便利用袍哥力量，巧妙地把这个家伙挤走了，保障了黄的安全。

1939年7月，国民党当局实行“新政”，开办乡、保、甲人员训练班，王伯高认为这是一个开展统一战线的好机会，要求中共成都西北区区委书记张黎群派人前来指导。张在延安时，与王伯高常有交往，深知王为人正义豪侠，不满国民党反动统治，要求革命，与党组织一直有工作关系，对王运用社会团体进行革命活动是同意的。因此，特派两个党员前往指导工作。可是，在训练班即将开学时，国民党特务机关已经察觉两个党员的活动，正准备暗下毒手。王伯高得到消息，连夜将两人掩护离境，安全回到成都。

1939年1月，中共川康特委书记周风平派谭竞平任中共邛崃特支书记，临行前，周向谭讲：“邛崃王伯高、张继和是政治上可靠的上层民主人士，去邛崃后，他们会掩护你工作的，如遇困难，可同他们商量办理。”

谭竞平到邛崃后，王伯高给他在邛崃县第一小学谋得一教师职位。谭利用教师的公开身份，将邛崃各校教师四十余人组织起来，成立每周读书会，每周星期日在现代书店后院学习马列著作和革命理论，讨论时事，布置任务。每次集会学习时，王伯高便坐在书店门口放哨。一天，谭竞平正在后院召集会议，两个戴黑眼镜、嘴上叼着香烟的特务走进书店，直往内闯，王伯高见情况十分紧急，立即大吼一声：“站住！买书在前面，后院住家属，你们进去干啥？”两个特务尴尬地一笑：“嘿、嘿、王大爷，我们要买书。”

“你们两个，箩兜大的字认不到一挑，我还不清楚你们的老底？今天是星期天，女学生来买书的人多，你们想到这里插烂污？还不跟我滚出去。”特务自讨没趣，只好灰溜溜走了。

1940年初，地址设在仿陶商店的每周读书会改名为集福票友社，表面上唱玩友，但在内院一间密室，常用来开会。敌人凭着鹰犬般的嗅觉，不久又跟踪而来。一天晚上，票友们正唱得闹热，谭竞平在密室开会，绰号“花花太岁”的县立小学校长、特务分子杨某突然对集福票友社发生兴趣，随着人群挤进了仿陶商店，当他发现王伯高高踞上座，左右两边站着几个彪形大汉，正在进退两难之际，王伯高却将他喊住了：“杨校长，请坐！不知杨校长今晚哪来雅兴，竟肯光临指导。久闻杨校长京、川剧俱佳，素称梨园高手，难得今天这个好机会，欢迎杨校长来上一段。”在一片“欢迎”声中，杨某只好坐下，用男不男、女不女的沙哑嗓子，唱了一段《三巧挂画》，借故有事，夹着尾巴溜了。王伯高的喊声，给谭竞平发了信号，当即结束会议，从容不迫地从后院转移了。

在王伯高的掩护下，谭竞平领导的每周读书会采用讲演、歌咏、金钱板、街头剧和出壁报等形式，宣传团结抗日，主张政治民主，反对卖国投降，反对独裁专制，揭露官僚豪绅欺压人民的罪行。他们主编的《每周壁报》在邛崃最热闹的鼓楼张贴时，观者如堵。王伯高经常派兄弟伙保护壁报，还传话给周围商店摊贩“壁报是宣传抗日的，不许任何人乱撕乱画”，反动分子虽然视之为眼中钉，但也不敢贸然撕毁，所以《每周壁报》办了很长一段时间。

谭竞平每次前往各乡场宣传抗日，王伯高都为他作好周密安排，一方面选择地区，事先通知场镇上的兄弟伙，提供方便，保护安全;另一方面，还选派可靠人员随同前往。

谭竞平能在邛崃安全、顺利地开展党的工作，使四十多名知识青年和农民走上革命道路，直到谭离开邛崃，调任中共仁、华、彭特区书记，都没有发生过问题，这与王伯高的掩护有重要关系。谭竞平后来回忆当年情景时，还无限感慨地说：“我到邛崃，王伯高经常和我一起，他关心我、掩护我。我们开会，他为我们站岗放哨;我们下乡宣传，他派人保护，利用他袍哥大爷的身份，机智地将盯哨的敌人赶走，使我好几次化险为夷，没有落入敌人虎口。”

1940年5月，自抗大学习归来的李昌藻，因传阅革命书刊，参加抗日兵团，被反动当局逮捕。为了营救李昌藻，王伯高一面通过第十七师师长和第二十四军团长向邛崃县府施加压力，要求放人；一面通过社会耋老，公开出面讨保。邛崃党政当局既不敢杀，又不敢放，于同年7月的一天拂晓，将李押送成都。王伯高得到消息后，即派便衣武装十余人赶到新津三渡水拦劫，因错过时机未能成功。最后他又托省参议员邓某向省府疏通关节，李才得以减刑，于1943年获释出狱。

王月生，化名尹英，在中共川康特委担任交通联络，于1941年夏在卧龙场被驻军扣押，也是经王伯高、张继和营救，才得平安归来。

号称“邛崃五虎”之一的国民党邛崃县党部委员陈仲才，是反共的急先锋，反共不遗余力。他四处活动，阴谋消灭邛崃整个革命力量。他亲自收集材料，两次草拟情报密呈国民党最高当局：奸党头目王伯高自陕北归来，行动诡秘，以信义社为核心，收纳党徒，诱惑青年，非法行为，日益昭著……”四川省党政当局曾多次派人到邛崃查办，借机向王伯高敲诈勒索。

陈仲才不仅政治上十分反动，而且还是一个欺压群众、无恶不作的大恶霸，群众恨之入骨。

邛崃水口乡天池山的天池庙和天台寺，相传是南宋建造的佛教古庙，庙内古树参天，浓荫蔽日，是县内的名胜。陈仲才仗恃反动势力，将庙中铜铁佛像盗卖一空，中饱私囊。王伯高对此十分气愤，决心伺机为邛崃人民除掉这一恶棍。

1941年5月27日，陈仲才又带着7名武装爪牙窜到天池山，企图沽卖庙中树木，遭到和尚与群众的反对，他恼羞成怒，指使爪牙大打出手。王伯高闻讯，立即派人带领武装兄弟伙，会同愤怒的群众百余人，上山包围寺庙，强行制止砍树。丧心病狂的陈仲才竟向群众开枪射击，激起公愤。遂将陈仲才击毙，为民铲除了邛崃一霸。

早在王伯高刚从延安回乡时，就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到1940年以后，王组织的信义社势力遍及邛、大地区，拥有成员数千人，使反动派大为震恐，密报连呈国民党最高当局：“王伯高有不轨密谋”“中山旅馆主人王伯高系中共主要分子，极力向下层社会发展”“中共分子王伯高自陕北受训归来，组织信义社作为中共活动之掩护”并“大肆活动”云云。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行政院、川康绥靖公署、四川省政府、以及三青团四川省部，除派特务调查外，还密令第四行政督察专员王锡圭“遴派要员，严密彻查”。到1946年内战爆发后，形势急剧变化，对王伯高更为不利。早就想将王伯高置于死地的恶霸陈仲才的胞弟、国民党邛崃县党部书记长陈仲侯，乘机不断向国民党中央和四川省府告密，罗织“奸党组织活动”十一条，说“中共邛崃匪军负责人王伯高领导杂牌武力人枪一万二千余，侍机暴动，建立邛、蒲、大游击根据地。”特务机关获报后，决定“立即将王伯高拿办”。

由于失掉党的直接领导，失掉广大群众有效的支持，加上敌人的追捕，王伯高在邛崃已无法立足。他把准备组织地下武装的枪支弹药，连同他心爱的三十多本进步书刊封存埋藏后（解放后，由其家属送交政府），于1946年春节前的一个晚上，秘密到成都避难。

1947年5月，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党部队在东北、华北各战场节节败退；国统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蒋介石为挽救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采取血腥镇压，妄图一举消灭蒋管区的革命力量。5月26日，国民党最高当局紧急密电，令各省特务机关采取统一行动，于6月3日前将中共党员、民主党派及其他进步人士全部逮捕。5月28日，省、市党、政、军、警、宪、特头目开会，中统、军统和特委会提出的黑名单上都有王伯高的名字。

6月2日凌晨，宪兵特高组行动小组包围了王伯高的住处。等到天明大门打开时，特务们一拥而入，将王伯高扣捕。

王伯高被捕后，直送将军衙门省特会看守所。军法官和特高组对王伯高进行审讯，一再追问他参加过什么革命组织，进行了哪些活动，王伯高从容不迫地说：“我是操袍哥的，不过问政治，与任何党派没有联系。”利诱、威胁，指事逼供都不能奏效时，敌人使用严刑拷打，“捶楚鞭笞，无所不施”，王伯高皮开肉绽，始终不改口。军法官黔驴技穷，只好以“王伯高冥顽不化。坚不吐实”，向上司报告。此后，又经稽查处、督察室、军法组轮番审问，均毫无收获。后来，敌人又耍出一个花招，要王伯高写份叛党自白书，并交出100条枪作为释放条件。王伯高斩钉截铁地说：“拿100条枪交给你们，去杀害更多的革命群众；再搭上一份出卖灵魂的自白书，用这么大的代价换取我一条老命，太不值得。”

关押王伯高的4号牢房，与老党员杨伯恺、于渊的三号牢房仅一墙之隔，共同的信念和命运使他们成为亲密的战友。他们经常通过新入狱的难友探听时局发展的消息，利用放风时间，交换情况和意见。在他们的感染下，他忘却了铁窗生活的孤寂和痛苦，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锻炼，使他变得更坚强，更乐观了。他经常谈笑风生，诙谐打趣，受到难友们的尊重和喜爱，大家尊称他和杨伯恺、于渊、王干青为“狱中四老”。同房关押的著名世界语学者、老党员许寿真也赞扬他“不是一般的袍哥大爷，很有革命者的气质。”

在监狱里，敌人多次派出暗探，伪装政治犯到监狱内侦察，妄图捞取用酷刑得不到的东西。王伯高对此保持高度警惕，随时留心观察新进牢房的每一个人，告诫难友不要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搞武装暴动被捕入狱的王觉群玩桥牌连胜四局，竟情不自禁地说：“我学了刘伯承同志滚雪球战术，所以连战皆捷。”王伯高立即提醒他说：“小王，说话小心点，注意有狗。”1949年“四·二〇”大逮捕。一批青年学生被捕入狱。他们中有的感到悲观失望，王伯高向他们分析形势，并注意生活上关心照顾，还充满信心地对他们说：“快了，出去过端阳吧!”增强了他们对革命胜利的信心。

王伯高对看守宪兵的教育争取工作做得十分出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宪兵中有的同情革命，有的愿意弃暗投明，有的为被关押者办事。一天深夜，一个值班宪兵，避开特务的监视，向王伯高说：“王大爷，我们拥护你当大王，带我们出去打游击。”

1949年12月7日，省特委会的院子里架起了一口铁锅。特务们将案卷材料投入锅中烧毁，弄得纸灰四处飞。这是敌人灭亡、逃窜的征兆！一位难友望着空中飘落的纸灰，激动地喊道：“看呀，下雪啰，冬天来了，春天不远了！”随着喊声，难友们拥向铁窗，望着天空飞舞的纸灰，笑呀，笑呀，笑出了眼泪，笑出了哭声，他们用笑来迎接解放，迎接祖国的春天！但是，敌人已抽出了屠刀。当天深夜，政治犯们被押到了十二桥边。当刽子手举枪作恶的时候，王伯高转过身来，凝眸即将黎明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