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杜宜贵，四川合川县人，重庆民生公司护航队员。1939年，在重庆轮船公司工作的杜可受到组织培养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工作中，他结识了公司护航员、金堂县三合乡(今三溪镇)人蒋朝义及其同学、金堂县淮口乡(今淮口镇)的刘道生(又名刘松骨)。在接触中，杜可发现刘道生对现实极为不满，对劳苦大众怀有很深的感情，于是，杜可便经常与刘道生接触，交流思想，启发觉悟。通过较长时间的考察，杜可介绍刘道生于194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3年初，由于在轮船上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组织将杜可与另外一名党员转移到合川县全济煤矿，并将杜宜贵改名为杜可。在矿区，杜可筹办工人夜校，教唱抗日歌曲，在工人中建立读书会，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新华日报》上的重要新闻，很受职工欢迎。

1943年5月，由于党内出现叛徒，加之重庆的白色恐怖气氛日盛，党组织要求杜可等党员再转移。杜可便与刘道生商量，利用蒋朝义回家的机会，转移到金堂。蒋家在当地有一定的势力，杜可打算利用这层关系，在金堂三合乡(现三溪镇)开办一个化学工业社，以经商为名，在那里建立据点，开展革命活动。化学工业社的收入还可作为革命活动的经费。为此，杜可专门利用三个月时间学习了化工知识与技能。1943年秋，杜可到三合乡与刘、蒋商议筹建化学工业社具体事项，拟定了章程，筹集了部分资金，取名为“更新化学工业社”，三人作了分工，杜、刘负责筹建，蒋朝义到成都采购设备和原材料。蒋朝义到成都后，经不住都市灯红酒绿的诱惑，将筹资款花光，后因资金短缺，他们只好放弃开办化学工业社。

无奈之下，刘道生介绍杜可到三合乡小学教书。杜可中等身材，结实健壮，潇洒大方，对人态度和蔼，被老师们亲切地称为“杜胖娃”。他任三年级老师兼教国文、算术。教学认真负责，讲课趣味性浓，学生喜欢他上课。杜可兴趣广泛，爱体育，会唱歌，善书法、绘画、演讲。

1943年，我国人民正处在抗日最艰苦的时期，抗日救国的呼声空前高涨。杜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他用多种方式宣传革命、宣传抗战。他热情鼓动其他教师同他一道利用逢场天带领学生到集市、茶馆做宣传，慷慨陈词地向农民宣传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激发群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鼓励人们团结抗日。他利用学校开展纪念日等文艺活动的各种机会宣传抗日，排演革命话剧，教唱抗日歌曲，扩大抗日宣传。在反封建名剧《夜半歌声》中饰演宋丹萍。与张阳老师一起排演揭露黑暗旧社会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凤阳花鼓》。与师生们一道演唱《大路歌》、《难民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受抗日热情的鼓舞，不少师生和群众积极捐款捐物支援抗战前线。

杜可常利用学校墙报、周会和升降国旗的时机，宣传抗日。办墙报时，不仅组稿，还参与撰稿、审稿、缮写、编排和绘制刊头，把墙报办得很有质量。为提高学生觉悟，利用课余时间讲抗日故事、鼓励学生阅读进步书籍。他借进步小说《勇敢的胡阿毛》等书给陈毓章等学生阅读。该书讲述爱国青年胡阿毛的事迹，胡阿毛一次被强迫开车运送日军去打中国人，途中，当车经过一条大河时，他毅然将车开进河里，将车上日军全部淹死，自己也壮烈牺牲。这个故事深深感染了学生们，四十年后，他们还将胡阿毛的英雄事迹铭记于心。通过这些活动，青年教师和学生了解了全国当前的抗战形势，部分青年和学生接受进步思想，并团结在他的周围。

他还在下午放学后和晚上，以召集家长座谈会为名，向学校附近的青年介绍抗战形势，宣传党的主张，传播进步思想，扩大影响。

正当杜可在三合乡的革命活动顺利进行，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时候，一桩意外的事件，使他的处境十分危险。由于蒋朝义沾有流氓气息，回乡后游手好闲，依仗家中势力胡作非为。他见三合乡一女教师年轻漂亮，百般纠缠，逼得女教师差点自杀，此事激起了教师们的强烈义愤。对于蒋朝义这样卑劣的行为，杜可和刘道生多次予以规劝，希望他不要再纠缠。蒋朝义不但不听，还凶相毕露地对二人说，晓得杜、刘的事情，要告他们！并暗中收集杜可从事革命活动的材料。为了不让革命活动遭受破坏，党的事业毁在一个流氓手里，杜可与刘道生商量后于1944年暑假和女教师一起，在祥福乡(现属青白江区)处决了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

但此事很快被暴露，三人同时被捕判刑。1945年1月，杜可被囚于成都宁夏街监狱。在狱中，杜可以一个共产党人的不屈和无畏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他秘密对同监室难友做教育争取工作，策划并成立了“在监工作组”。对在押服刑的囚犯，宣讲革命道理，讲解斗争形势和革命前途。争取了监狱看守彭代悌参加了“在监工作组”。此后，在杜可的领导下，彭代悌利用工作上的便利负责内外联络，经常传带书信，把杜可等在监狱里组织制作的宣传品带出去，把外面的报纸带进来，加强内外联系。

“在监工作组”想方设法印刷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品。他们以“川西解放组”名义，在成都市区到处张贴印有“毛泽东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亲爱的同胞看蒋介石怎样剥削我们、欺压我们！”、“蒋匪强拉人民充当壮丁，使他们在异乡冷死、饿死、病死”、“我们应该欢迎解放军进川，更应驱逐蒋匪集团”等等。这些革命传单，犹如闪烁在茫茫夜色中的火花，点燃了蓉城人民心中的希望，看到了光明;对国民党政权以碎然一击，使成都地区的国民党军警、宪兵、特务惊惶失措。

杜可还以他高尚的风格和卓越的智慧，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反复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教育争取了曾在金堂县逮捕他的原国民党金堂县长、关在同一监室的刘仲宣。1944年9月，刘仲宣解职，被地方劣绅指控犯有贪污罪(后因查无实据，刘仲宣又交不出保金，在狱中关押长达数年)被捕，判刑后与杜可同囚于成都宁夏街监狱。在狱中，杜可发现刘仲宣虽曾为官吏，但秉性刚直，疾恶如仇，对国民党的腐败、黑暗、无能十分不满，杜可便与“在监工作组”的其他同志，反复与刘仲宣秘密联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介绍解放战争的形势，彼此沟通了思想。刘仲宣深明大义，毅然参加“在监工作组”(后为“川西解放组”)，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49年6月，刘仲宣获释出狱后，更加积极地投入革命的洪流中。计划为“川西解放组”筹建游击武装，撰写《告国民党罗广文部官兵书》，劝旧同僚弃暗投明、反对国民党政权。6月底，“川西解放组”被敌特侦破，刘仲宣再次被捕。

在狱中，杜可以惊人的毅力写下许多很有战斗力的论文。在《醒来吧!朋友》文章中，呼唤在黑暗中痛苦挣扎的人们，真切地告诉他们，新的生活、新的中国即将到来。在《人责漫谈》中，他赞美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指责私有制下的种种不合理现象，抨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希望年轻人要有人生的至高理想，必须以至死不变的忠贞，去完成人格的不朽和精神的永生，鼓励他们坚持战斗。正当杜可为实现革命理想，不畏强暴，机智顽强地战斗在“老虎口”时。一个丧心病狂的大屠杀阴谋，已经在暗中策划，蒋介石在逃离大陆前，决定把西南三省在押的革命者一律处决。1949年12月7日深夜，杜可等革命志士被秘密杀害于成都外西十二桥。在此前的12月4日深夜，再次被捕的刘仲宜与“川西解放组”的另两名同志也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成都抚琴台王建墓墓道内。人们将这些牺牲的革命志士称为“十二桥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