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五卅”惨案10周年前夕，在血雨腥风、乌云笼罩的成都街头，一支浩浩荡荡、群情激奋的送葬行列，从东门外李宅朝着凤凰山墓地缓缓前进。这不仅是为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党的好儿子李叔敬烈士举行的庄严葬礼，更是广大革命群众和烈士亲属借出殡机会向反动派显示的无声抗议！

李叔敬烈士牺牲时，年仅36岁。他以闪光的青春年华，为壮丽的革命事业写下了灿烂的篇章。他一生为党的战斗事迹，深受人们的怀念与崇敬！

李叔敬烈士，字联熙，1899年出生于成都东门外清安街66号。父亲李献廷是宝兴炭厂的老板。

李献廷本名宝琛，满族人，祖辈历任清朝官宦，世居北京。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对八股文兴趣索然，竟违反父命，去悉心钻研经济、中医和书法，因而考试功名未中。他的父亲为了光耀门第，不惜花2000两银子，给他捐了一个四川打箭炉地区的九品“驿丞”芝麻官。但李献廷本人却不以为然，他眼见慈禧专权，弄得朝政腐败，外患频发，割地赔款，受尽屈辱，满清王朝，迟早必亡。他于1885年夏走马上任，不到一年光景，即挂印卸职，弃官从商，来到旗人较多而又有亲友关系的成都开设“宝兴炭厂”（寓意宝家兴旺发达），经营煤炭业务。不久，李献廷和汉族荣家联姻成家，改姓他心目中最敬仰的唐朝杰出皇帝李世民的姓。这就是李家的由来。

辛亥革命的成功和满清王朝的覆灭，李献廷并无“皇恩深厚”的切肤之痛，也未因满族统治的300年江山被断送而懊恼，相反，他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深表向往和拥护。

李献廷一共有三男一女，在大革命前后的严峻时刻，三个儿子均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李献廷本人早年就支持和参与进步活动，1927年由吴玉章、刘亚雄介绍被吸收为党的秘密党员。

李叔敬虽生长在富有家庭，但从小在父兄严格督促下，勤奋好学。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求知欲望更加强烈，对文艺小说、近代历史兴趣甚浓。人家说他“读书成癖”，连吃饭走路也手不释卷。在学习中，他爱寻根究底，从中明白中华民族的艰苦根源，原来是满清王朝的昏庸腐败，引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山河破碎、灾难重重。因而他在青少年时代，就在心底埋藏着仇恨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的种子。

李叔敬于20岁左右进宾萌公学学习。因早年在家庭教师那里学到不少知识，同时也像他父亲一样，写得一手好字，故成为同学中的佼佼者，加以对很多问题有独特见解，也爱打抱不平，显得十分活跃。

1919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巨大浪潮波及到成都，平时有如一潭死水的宾萌公学，顿时也沸腾起来。李叔敬不顾学校当局的禁令，鼓动同学行动起来，投入火热的新文化运动中去。无论街头宣传、重要集会还是示威游行，他都带领同学参加，无形中成为同学公认的“领头人”。但一贯保守持旧的学校当局，却把他视为不守校规的“捣蛋鬼”，随时准备对他采取断然措施；但又考虑到不仅李的学习成绩优异，更主要的是他父亲李献廷已是商界的头面人物，学校缺经费时，还得仰仗他出面筹集，不好得罪这位“财神爷”。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学校期待这个学生头目能“回心转意、谨守校规”不再“捣乱”的愿望相反，他和学生们的爱国激情更加高涨。最为轰动的一件事是1924年5月1日，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青年共产主义组织，在少城公园（即现在的人民公园）联合召开追悼列宁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群众大会。李叔敬和同学们冲破学校阻拦，参加了这次声势浩大的纪念大会。他在会上第一次听到主持者杨闇公（1924年1月12日在成都成立的中国青年共产主义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讲演的《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情形》，对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原因，分析的极为精辟透彻；对军阀杨森阻止大会结束后示威游行的暴行也大加声讨！这样“打动人心”的报告，使他大开眼界、大长见识，并反复领会杨闇公所指出的“自由不是空谈可得来的，非泪、血、汗不能得真正自由”的深刻含义；认识到必须大力宣传，才能唤醒民众，共同奋斗！从此以后，李叔敬更加活跃，经常在街头和学校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恶。

当时，盘踞在成都的反动军阀杨森，对革命群众斗争极为仇视，学校害怕得罪杨森，惹下大祸，为了维护学校生存，无法再顾情面，竟然以“不守校规，破坏教学秩序”为由，将“为首分子”李叔敬开出学校，妄图用高压手段来阻止学生们的爱国活动。

李叔敬并未因受到学校开除而畏缩，很快又通过他父亲的社会地位，于1925年春季转入华西坝美国人办的外国语专科学校去学习外语。

这所外国语专科学校，是帝国主义设置的一个文化侵略据点，素以“博士”、“硕士”学位和成绩优良公费出国深造为诱饵，培养为其效劳的奴才，其制定的校规比中国学校更严。平时由一个奴颜媚骨的雷姓学监，秉承主子的旨意来管理学生。此人常神气十足地“训戒”学生要专心学习，要“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非礼勿视”，严禁过问国事。李叔敬看到飞扬跋扈、高高在上的帝国主义分子非常气愤，对卑躬屈膝、仰人鼻息的学监十分鄙视。为了长中国人的志气、灭外国人的威风，他又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日，在教室、宿舍（住读）或球场，大摆揭露帝国主义的“龙门阵”；有时又以“说评书”的形式，讲古典小说和历史典故。由于他会唱川戏，而且擅演丑角，故讲得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常常引起同学们哄堂大笑和心声共鸣，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李叔敬的爱国激情和言行，引起地下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该校学生支部书记林楠（字绍培）的注意，认定他是一颗充满生机的好苗子，有意识加以培养，秘密给他阅读《向导》、《中国青年》、《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刊，提高觉悟。通过一段时间对李叔敬的培养考察后，由团的组织部长杨尚志和韦仲达的介绍，经组织批准，他于1927年春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团员。这是李叔敬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重要转折。

有了党的指挥和团组织的培养教育，李叔敬更加心明眼亮。除勤奋学习外语外，在组织的支持下，以研究历史为名，公开成立“中国历史研究会，”借以团结更多进步青年和帝国主义分子斗！中国历史研究会成立后，发展了会员三四十人，经常举办时事分析研究会扩大影响。可以想象得到，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办的学校，岂能容许学生在眼鼻子底下“胡作非为”。在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姓雷的学监在外国主子的示意下，凶相毕露的宣布中国历史研究会为“非法组织”，禁止一切活动。学生们对这一蛮横决定，极为愤慨！李叔敬怒不可遏地质问学监：“你是不是中国人？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不合法，请问研究那国历史才合法？你不要忘记，历史上哪一个为虎作伥的卖国贼有过好下场？！”这个帝国主义帮凶恼羞成怒，见硬的不行，又绞尽脑汁，向主子建议，来个“调虎离山”计，把为首的李叔敬撵出学校，就可“风平浪静”，但又不敢明目张胆地开除学校，害怕因此激起学潮，难以收拾。后于1927年夏，耍了个“成绩优秀，提前卒业”的鬼花招，将李叔敬变相开除学校。按学校规定，学习期为四年，李叔敬只学了两年半，又因“破坏校规”，第二次遭受迫害。

1926年三军联合办事处成立（所谓“三军联合办事处”，是盘踞在成都的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邓锡侯的第二十八军、田颂尧的第二十九军打走杨森部以后，在相互勾心斗角中，组合起来的统治机构。先由刘光辉兼任主任，1927年以后改由国民党“四川整理党务特派员”、极其反动的家伙向育仁接任），军阀们想出一条搜刮民脂民膏的毒计：在邓锡侯部控制下的四川造币厂铸造面额半元的银币，每枚银量只有二钱五分，比规定的三钱两分少七分之多，从中获取暴利，大量发行。表面名之曰“供作军需”，实际是大多落入私人的腰包。其他刘、田两部的人见此情景，无不眼红，乃竞相效尤，私设小厂仿造，有的含银量更低，充斥市面、泛滥成灾。一时市场混乱，物价暴涨，受害老百姓怨声载道，愤怒地讽刺说：“半个银洋—破、烂、哑”，“三个死人—刘、邓、田。”地下党抓住有利时机，打击军阀们“清党反共”的反革命气焰，在中共川西特委领导下，联合工、商、农、学各界进步团体大小百余个，成立“反抗劣币大同盟”，并于1928年1月4日举行第一次代表会议，决定全面出击的斗争策略：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民罢市、各界市民游行示威，一场反劣币斗争，有如滚滚洪流，奔腾向前！

在这场规模壮阔的斗争中，李叔敬率领工人群众冲锋在前，他父亲李献廷以商民协会会长的身份，带领全市商民投入这一声势浩大的斗争行列，为他的儿子李叔敬当“幕后参谋”。

这个时期的成都，继重庆“三·三一”惨案和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军阀的反动面目，原形毕露。主宰成都党政军大权的三军联合办事处，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整个政治形势急转恶化，形成一股反革命逆流。1927年底，一夜之间，向育仁纠合一批流氓、共贼，将成都市所有进步团体和赤色工会予以捣毁或封闭。并将抓捕去的工运领袖孟本斋，极其残酷地用石灰包闷死在三军联合办事处内。紧接着，又于1928年2月16日，借口学生打死省一中反动校长杨廷铨，出动大批军警，在各大中学校抓捕了进步师生百余人，当天下午竟不加审理，杀害了袁诗荛、周尚明等革命志士14人，制造了继“三·三一”惨案后，震惊全川的“二·一六”大血案。

中共成都特支面对清党反共的白色恐怖和血腥屠杀的险恶局势，采取各种不同形式进行合法公开的和隐蔽的斗争，如轰动一时的反劣币斗争、择师运动均取得重大胜利。

1928年10月，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是李叔敬一生中最为激动、最为难忘的时刻。由于政治上的日渐成熟和实际斗争中的表现，经本人申请和党组织审查批准，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员。这天夜里，在西门八宝街口的宝兴盐号楼上，秘密举行入党宣誓仪式。

宝兴盐号是李献廷继宝兴炭厂之后，开设的另一商业机构，实际上是地下党活动的秘密据点。李叔敬被外语学校默退（即开除）后，即以盐号“管账师爷”名义作掩护，住在那里从事革命活动。盐号楼上专门造了一个不易被人察觉的夹墙，中共川西特委工人运动委员会的“技术组” （即宣传部）就设在这里。除秘密集会外，主要由杨尚志、韦仲达、池华鹏（望秋）三人负责印制标语、传单和其他宣传品。他们工作时，就由李叔敬在楼下望风警戒。平时就把油印机和油墨纸张藏在夹墙内，不限痕迹。三军国联合办事处经常发现在成都街面上出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到烂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革命传单，气得咬牙切齿，动员大批军警特务追查，始终找不到来自何处，后来由川西团省委特支书记于国祯（外号月亮）负责和李伯平（李叔敬长兄、解放后曾任省工商联秘书长）任主笔的《星月报》，则又秘密设在东门外宝兴炭厂内。印刷工具不用时，就盛在木箱内暗藏在城墙边的煤堆里，也很久未被敌人发现。还有西门娘娘庙街24号杨闇公同志家，也是一个重要的据点。有些地下党同志把当时东门李家和西门杨家尊称为“东李西杨”两个革命世家，传为地下革命时期的佳话。

至于宝兴盐号的作用，还远不止此，经营赚得的钱，大部分作为地下党活动费用和帮助解决革命同志的生活困难。

党为了加强工运的领导和逐步把被破坏的工会组织恢复起来，更加有力的和反动派展开斗争，特选派大批得力骨干深入到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李叔敬、李宗林、施久能被派到生活最苦，斗争性最强的橡轮载重车（即板板车）、长机帮（蜀锦织造）和人力车3个工会担任领导职务。李叔敬家因开有盐号，又置备有运盐巴的板车，为便于开展工运和加强中共商民支部和他父亲在商界的革命活动，经地下党研究决定，李叔敬以“成都市橡轮运货车业工商同业公会主席”的公开合法名义作掩护，迷惑敌人。

为了把工商双重任务搞好，他在地下党领导下，遵照党的指示，布置战斗任务。他们规定的联络办法为每天傍晚“灯亮为号”（当时电灯白天不供电）。当电灯一亮，即赶到事前约定的茶馆开“碰头会”。他们巧妙地利用茶馆“休谈国事”的规定，不被别人注意。同时来得快、散得早，尽管是出入是非之地，反较安全，经常轮流聚会的茶馆有祠堂街的“春风一醉楼”、商业场的“一品香”、老东门的“大东”、西门大街的“笛楼”、西御街的“西园”以及中山公园（即今劳动人民文化馆）等处。参加的人有蔡明钊、杨尚志、刘披云、宋育萍、池华鹏、韦仲达等人，和他们领导的工农兵学商以及店员等7个地下党组织的支部书记：李叔敬、杨泽民、李宗林、施久能、杨长久、杨国杰等。会议内容包括汇报工作，交换情况，布置任务，确定下次碰头地点等。

正当斗争日趋尖锐激烈的重要时刻，有一桩使李叔敬永记难忘的事，就是1929年2月下旬，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安（1930年在重庆英勇牺牲），从莫斯科开完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到成都传达“六大”精神和今后的战斗任务。会议是以省委扩大会议的形式，在华西坝僻静的青春岛上举行。李叔敬和其他党员骨干30多人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他从中受到了一次生动的马列主义教育。

李叔敬通过这次会议，更加显示出青春活力。为了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首先在西门外石庄茶园办起工人夜校，参加的有橡轮载重车、人力车、和其他行业工人100余人，分班学习文化。主要目的是通过学习文化的机会，灌输革命思想和培养骨干，加强组织性和战斗力。李叔敬很快把组织起来的工人引导到配合当时此起彼伏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斗争中去。

第一炮是打掉敲骨吸髓的“桩桩税”。

所谓“桩桩税”，是“划地为王”的驻军部队私设的苛捐之一。在各道城门之外，每隔50公尺的距离，就竖一半人高的木桩，凡过境载重板车经过木桩时，须缴5块铜元的税才能放行。当时由九眼桥水码头运盐到西门，沿途就要上税好几次，不胜其繁、不胜其扰。商民和工人早对这种似同“买路钱”的苛捐杂税恨之入骨，但无人敢出面反抗。现在这个新上任的公会主席却敢于挺胸直腰为工人的疾苦着想。一次，一部板车路过南门外凉水井关卡时，因租车老板不在（税款由资方负担），工人无钱上税，税丁不由分说，毒打工人伤重致死。几百工人无比愤怒，身为公会主席的李叔敬更是怒火万丈，于是奋不顾身的带领板车工人，把沿途所设的桩桩全部打掉，全城哄动。警察局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把领头人李叔敬拘押治罪。但过了两天，就由他担任商民协会会长的父亲李献廷保出，自那以后，所有运盐板车，采取集体行动，数十部车子一起结队过卡，人多势大，税丁不敢阻拦，经过这次斗争，取得不再缴“桩桩税”的胜利。

不久，李叔敬又带领工人乘胜前进。为取消押金和减低车租，和资本家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资方以橡胶轮胎系日本进口货，成本高昂为借口，每部板车的押金高达10块银元之多。一般工人根本无力筹措，遂出现“二车主”转租给工人，从中增加一层剥削；每天每部车租高达5个铜元，工人所得血汗钱，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李叔敬和工人代表多次向资方谈判，要求减免车组和押金，均无结果。工人们忍无可忍，在党的领导下，展开罢工斗争，最后迫使资方让步。关于押金，有保者免收，无保者减少（5元）、车租减低百分之八十。

李叔敬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密切关注，并把他列进了逮捕的黑名单。党组织为了保护他的安全，1932年指示他迅速转移到贵州习安平民工厂去担任该厂地下党支部书记。这家工厂是倾向革命的川军旅长袁品文所开设。袁早年就因赞佩李献廷的精湛书法和渊博学识，曾拜李为师，私交甚笃；对年青有为的李叔敬甚为赏识，故很乐意安排李叔敬去担任平民工厂代厂职务（公开名义）。

1933春，刘湘占领成都后，把“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由重庆迁来成都，原先在重庆设置起来的特务机构—特务委员会也原封不动的搬来，利用无耻叛徒作鹰犬，破坏了大批地下党组织。为了继续开展斗争，党组织派遣他率领20部橡胶轮载重车，每部配选6名精干的工人积极分子，以装运盐巴为掩护，前往遂宁支援武装暴动。结果因事机不密，基础较差，宣告失败。李叔敬于冬天（12月）转回成都时，在街上被叛徒刘伯义（解放初被镇压）碰见，当天深夜四更，这个无耻叛徒，亲率特务潜往清安街66号，将李叔敬逮捕，投入正府街华阳县监狱。

刘湘的特委会抓到李叔敬后，兴高采烈，以为他是公子哥出身，一定怕死，妄想从他口中可以“套”出重要线索，将其他共产党头目“一网打尽”。愚蠢的敌人那里知道眼前的这个铁汉子，从参加革命起就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不管敌人多方利诱和严刑拷打，他只承认是做盐巴生意的“生意人”，是李家的“三少爷”，其他一概不知，坚决不吐露党的半点机密。后来，敌人有从他父亲身上打主意，要李献廷出面“劝说”，满以为他们父子情深，定能使儿子“回心转意”，那知又碰了壁。李献廷回话说，如果想从我儿子身上捞点“油水”（指敲诈钱财），请开个价，我尽力设法。至于他是不是共产党？我看不像。

在敌人施展各种花招的同时，李叔敬在监狱里也在计划如何把监狱变成战场，开展新的斗争。他首先分析了狱中几百名难友的情况，得知其中绝大多数是原三军联合办事处和刘湘特务委员会从各地抓来寄押的待决“政治犯”（即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少部分是农村拖欠地主押佃的农民和到期还不起高利贷的城市穷人。其中有很多是具有地下斗争经验的同志，有利于开展狱中斗争。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很快秘密成立起狱中地下党支部，书记为李叔敬，支委有骆德福、严家修等。从1934年初至1935年5月的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一座国民党反动派的虎穴魔窟，变成了一个维护真理的“特殊战场”……

旧社会的监狱是一个不折不扣、暗无天日的人间活地狱。每间牢里只有一个比人头稍大一点的门洞透气；睡的地方，挤得连翻身也困难；吃的是带有谷、稗、鼠屎、砂子、虫子、草节的霉米“八宝饭”；而且经常是盐巴水合饭，连吃点烂咸菜也不容易；放风也不准，条件极其恶劣。敌人妄图以此残酷手段来迫使关押的“政治犯”，因不忍受而“悔过自新”。党支部针对敌人的阴谋，决定斗争策略，先从要求改善生活待遇作为突破口。第一个回合就是要每天上下午放风两次，敌人当然不会轻易答应。不答应，就宣布开展绝食斗争！这一招，果然见效。原来，很多“政治犯”是寄押性质，不是华阳县直接抓捕的。县长唐步瀛考虑到，万一绝食死了人，交不了差，只好答应放风要求，但每次以15分钟为限。这一胜利，不仅因彼此有一接触机会，更有利于开展斗争，而且大大鼓舞了同志们的斗争勇气。

敌人的监狱，从不把“犯人”当人看待，特别是对“政治犯”限制更严，连大声说话也被禁止。自从党支部成立后，李叔敬为了粉碎敌人的无理禁令，特结合监狱的实际情况，编了两首革命歌曲：

第一首《热血歌》的歌词为：

殷红的血，映照着火热的太阳；                    

突进的力，激跳着复仇的决心；

洗清，我中华民族的国土；

开辟，一条解放奴隶的先路！

第二首《囚徒歌》的歌词为：

囚徒！不是囚徒，是俘虏！

黄饭和苦菜，蚊蚋和飞蚤；

瘦的了我的肉、伤不了我的骨。

重门和铁槛，枷锁和铐链，

锁得住我的身，禁不住我的心！

这两首歌，很快在狱中各个牢房中教唱起来。起先是在敌人于晚间管得松动时，轻声教唱。学会后，常于开饭前放声大唱，显示团结一致的力量，尽管敌人暴跳呵斥，百般阻扰，仍无济于事，嘹亮的歌声，照样响彻在监狱的上空。

此外，李叔敬会英语、法语，他为了让大家精神有所寄托和利用在监狱的空闲时间，多学点本事，每天安排一定时间，教难友学外语。

李叔敬除在政治上关心难友外，在生活上也关怀备至。他从小在父亲教导下学会中医，狱中难友患病时，他不仅按脉处方，还叫他每天送饭的爱人第二天将药捡好送来；狱中伙食恶劣，难以果腹，他经常将家里送来的大盆的肉、饭和其它蔬菜，分送给难友吃；另外，三天两头，叮嘱爱人送饭时，暗藏一块银元在饭里，送进狱中，支援身无分文的同志作零星开支。

由于第一次绝食斗争的胜利和通过教唱革命歌曲，政治氛围更加浓厚。这就为要求改善伙食，争温饱而进行的第二次绝食斗争，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第二次向狱方提出的要求：一是不准在克扣“囚粮”；二是每餐供应适当蔬菜，一个月打一次“牙祭”。狱方做贼心虚，害怕事情闹大，引来上级追查贪污账目，下不了台。经过一天的绝食斗争，就不得不答应提出的条件。尽管吃的仍是“八宝饭”，每餐配点烂咸菜和一个月象征性的打回“牙祭”。但比起过去那种情况，有所改善，斗争又一次取得胜利。

1935年5月下旬，李献廷家来了一个华阳县的狱卒，冷冰冰地通知说：“你们家的李叔敬，‘病’得快要断气了，县长要你们赶快派人去接回来”。这不幸的消息，早在意料之中：因亲人们都知道，他这次宣布的绝食斗争，已有五六天滴水未进，态度极其坚决。他宣称：如果敌人不答应无罪释放要求，绝不进食，为革命献出生命和鲜血，是极其光荣的。得到监狱通知后，李献廷亲率儿媳荣丽卿、孙子李恒之，祖孙三代及其他亲友10余人，涌往监狱探视。看到李叔敬已被敌人折腾得瘦骨嶙峋、满身伤痕、气息奄奄！

李叔敬被捕后，地下党和他父亲曾多方设法营救。敌人提出的条件是，只要写份“悔过书”，就可释放出狱。李叔敬答复的很干脆：“我无过可悔，宁愿把牢底坐穿也不低头！”后来被敌人暗塞在狱中的一个叫陈国荣的叛徒（解放初以镇压）告密，说李叔敬在狱中组织地下支部，领导绝食斗争，敌人又一次对他严刑逼供，要他交代地下支部组织及活动情况，结果仍一无所获，为了反击敌人的迫害，地下党又发动了第三次绝食斗争，提出无罪开释全体“政治犯”的要求，敌人不予理睬。李叔敬被抬出监狱不久，即在亲人们的呼唤声中停止了心脏跳动。

李叔敬绝食牺牲的消息，引起很大震动，为了让丧事显示出对烈士的崇敬和对敌人的憎恨，整条清安街变成了一个大灵堂，各方赠送的挽联、祭幛，挂满街道两旁。

隆重的掉念活动持续一周左右。出殡那天，气氛严肃，送葬人群充满愤怒激情；尽管形势险恶，仍有商店和戚友，不顾威胁，在路边设香案祭奠这位“不怕死的英雄好汉”。

李叔敬的牺牲，吓得敌人心惊胆寒，为防止事态扩大，华阳县县长唐步瀛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狱中因绝食生命垂危、问题不大的，准予保释就医，另将一些被认为是难以管教的坚定分子，分散转移到重庆反省院和其他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