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26日(农历冬月初七)，双流县和平解放。为支援解放军进军康藏，解放祖国的西南边疆，县军管会于12月28日(冬月初九)，派出工作队，分赴各区、乡开展征粮工作。当时，去红石乡的工作组，由解放军第十八军第一七九师第五三六团排长、共产党员徐崇礼任组长。红石乡民盟盟员吴志鸿任副组长。组员有徐的部属，班长，共产党员郭保真，年仅16岁的战士张彪和该乡民盟盟员吴策励、周世清、周绍勋、周家瑞等同志。

征粮工作展开后，工作组召开全乡大会，下村串户走访，反复宣传党的合理负担，按照阶级成份计征公粮的政策；发动广大农民群众，选出农民代表参与这一工作；并且查封了佘道生、佘凤楼、帅安帮等十几户大地主的粮仓。经过一番深入细致的工作，农民群众行动起来了。大家挑的挑，推的推，纷纷把家里上等的大米或黄谷，送交王庙子旁边的张家仓库。不少富农、地主也不得不答应完成工作组下达的交粮任务。这样，仅短短的20余天，全乡就征集大米、黄谷五万多斤。

正当征粮工作顺利进行的时候，国民党中的一小撮残渣余孽和地方上的土豪劣绅相互勾结，于1950年元月12日(腊月二十六日)，首先在柑梓乡发动了旨在推翻新生红色政权的武装叛乱。霎时间，社会上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一直暗藏的土匪磨刀霍霍、蠢蠢欲动。一向偏辟宁静，交通闭塞的红石桥骤然变得紧张起来。这时，工作组内有些好心的同志对徐崇礼说“徐排长，情况不好，你最好暂时离开一下!”“征粮工作刚刚展开，我怎么能走呢?几个土匪有什么怕的?我们工作组和乡公所还有几十个人呢!”事业心极强的徐崇礼同志满有把握地说。哪知道他那铿锵有力的话语，被旁边一个狡诈的家伙—留用的六保保长、暗藏的土匪头目王晓辉听见。那家伙两只贼眼一转，假惺惺地说:“没来头，徐排长放心，你掉一根毫毛我都负责!”王晓辉动听的话中包藏一个险恶的用心，就是企图把徐崇礼同志和整个工作组稳住，以便上他们的圈套。

为了搞好征粮工作，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徐崇礼没有走。就在1月12日下午5点钟，徐崇礼召集全体组员举行紧急会议，进行战斗动员和部署。接着给每个组员分发枪支弹药。全组迅速做好保仓自卫的一切准备工作。

当晚，徐崇礼和工作组的全体成员手握钢枪，通宵达旦地守卫在红石桥的两头场口和乡公所。这个晚上算是平静地过去了。然而平静中却存在着不平静，那就是乡公所留用的一支有20多人的地方武装—精选队，有十几个人趁夜幕的掩护，开小差跑回家去了。而精选队的头目周郁却睁只眼闭只眼，装着没看见。其中一个家伙逃离乡公所后，直奔土匪头子周治安的住处，将有关工作组的情况告知了周治安和另一个土匪头子李文沼。

1月13日(农历腊月二十七日)，一群来自柑梓乡的土匪袭击彭镇，抢劫仓库，打死解放军，气焰嚣张已极。加之周治安和李文沼得知工作组人员不多且孤立无援的情报，认为攻打乡公所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当天午后3点钟光景，两人亲自出马，带领匪徒30多人，分成两路进攻红石桥。从两头场口上街，形成对乡公所的包围，妄图一口吞下工作组。

这时因工作组部分同志下乡催粮未归，故留在乡公所的仅有徐崇礼、吴志鸿、郭保真和张彪4人。由于敌众我寡，工作组决定避开土匪锋芒，暂时撤离红石桥。为使工作组安全转移，久经沙场的徐崇礼同志说:“你们三人从后院撤走!我去前院掩护。”“徐排长，不能这样!要走，我们都从后院走!”3个同志异口同声地说。这几个同志的话音刚落，徐崇礼斩钉截铁地说:“几个蟊贼算什么!不要多说了，这是命令!”面对这种情况，吴志鸿、郭保真和张彪，眼含泪花，满怀崇敬的心情，只得依依不舍地离开。他们快步跑向后院，以敏捷的动作越过院墙，钻入后面的油菜田隐蔽起来，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组长。

当他们刚一撤走，土匪头子周治安和李文沼带领的匪徒，从乡公所大门蜂涌而入。转眼功夫，冲锋在前撤退在后的解放军排长徐崇礼被众匪徒团团围住。在这群乌合之众面前，他面不改色心不跳，立即举起驳壳枪准备给匪徒们以迎头痛击。哪知罪恶累累的土匪头子李文沼已向徐崇礼射出一颗子弹，他左胸中弹，倒卧在血泊中。另一个丧心病狂的匪徒跑上去又朝他开了一枪，击中头部。徐崇礼为拯救苦难的劳动人民，为捍卫新生的共和国，英勇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时年仅25岁。

乡公所里接连响起的刺耳枪声，使吴志鸿、郭保真和张彪都清楚地意识到:徐崇礼遇害了。顿时，他们泪如泉涌，肝肠欲断。大家紧握手中枪，发誓要为自己的战友报仇。但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为了不作无谓的牺牲，他们强忍心中的怒火，一跃而起，离开油菜田，经徐瓦窑，向冬水坝疾跑。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拼搏，他们甩掉了跟踪追来的匪徒，于五点左右到达三元桥附近的吴德凤家里。当晚，他们就在这里歇宿。第二天打早，吴德凤借出两套便衣，让郭保真和张彪换上。然后3人绕道周家大田，经彭镇回到了双流县城。

为了让红石乡的人民世代永记徐崇礼烈士的功绩，土地改革时，经乡农民代表提议，乡人民政府批准，把烈士殉难的地方命名为崇礼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