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崃山地区战斗的余宏文

余宏文，是四川宜宾观音乡人。其父余梓贤，清末留学日本，曾参加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回成都任教，于1926年病故。余宏文生于1904年，曾先后在荣县中学、叙府联中、资属中学和华西大学就读。由于受到大革命思潮的影响，于1923年在华西大学辍学返乡，参加革命。1925年经郑佑之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1926年6月，任中共宜宾县委委员。从1925年起，他曾先后在宜宾的观音、古锣地区和荣县等处，从事党的农运工作，组织领导过农民协会。在五通桥曾参加组织盐业工人罢工。1930年，按照党的指示，打入刘湘二十一军军部的清共委员会内，任编辑副官兼刘湘的家庭教师，出色地完成了打击叛徒、特务，保护我党组织的光荣任务。1931年秋，他由重庆撤回宜宾，任观音地区的党支部书记。1932年调成都东城区委工作。1933年6月，受省委派遣，到崃山地区工作。在崃山地区，余宏文先后任过中共上川南特支书记、上川南抗捐军总司令部政治委员、邛大游击特区区委书记、川康边中国工农红军游击大队司令部司令等职。1934年农历腊月（即1935年1月）在邛南石头乡因叛徒出卖被捕，坚贞不屈，1935年春被敌杀害于邛崃县监狱中。

余宏文在崃山地区工作期间，无论是开展党的群众工作还是领导公开的农民武装斗争，都是立场坚定，工作积极，从不畏难，深得组织、同志和群众的信任与爱戴。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至今都还记忆犹新。1933年夏，邛大蒲地区的中共组织，在省委的领导下，对敌展开了公开的农民武装斗争，组织了人民自己的武装—“上川南抗捐军”。省委为加强这支人民武装的领导力量，派当时担任上川南特支书记的余宏文，到上川南抗捐军总司令部任政治委员。

1933年农历后5月（注：当年闰5月）初四，党组织领导的“上川南抗捐军”在邛崃南面的王店乡高举义旗。初十攻占邛南重镇之一的夹门关后，余宏文化名陈伯峦、陈济民，到抗捐军总司令部就职。他一与部队接触，很快便发现了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抗捐军当时虽然已有600多人，但实际接受党组织领导的基本队伍只有200多人，其余大部分力量党组织不能控制，他们是邛大蒲党组织从匪运工作中争取过来的打富济贫的绿林队伍；第二就是对于防敌联友的准备工作在党和部队的领导中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他预见到像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面对这一实际情况，宏文立即同党和部队的领导一起研究，采取因势利导的办法，带领部队、群众积极参加战斗，通过战斗来改进工作。不久，他们在夹门关被敌围困，总司令部在铁碑寺内召开紧急会议，一部分人麻痹轻敌，认为：抗捐军自从起义以来，历来都是打胜仗的！主张与围攻我军的敌人硬拼。余宏文与总司令孟光远（党员）等则认为不能硬拼，并在会上反复说明硬拼于我不利，而死守也是无益的道理。提出伺机分路突围，然后到名山、丹棱、蒲江接壤处的总岗山汇合，并以总岗山为根据地，利用总岗山山势的有利地形开展游击战的主张。分路突围的结果，抗捐军不仅打破了敌人企图一口吞并我军的阴谋，而且还使抗捐军有了新的发展（到总岗山后，曾发展到1000多人），影响亦更加扩大。

在总岗山期间，由于战斗没有以前频繁，大多数时间是按照抗捐军的宗旨与纪律，深入群众开展宣传组织工作。这里是高山区，地广人稀，给养远不如邛（崃）蒲（江）名（山）交界的丘陵地带，于是，在原来怀着各种不同动机前来参加革命的人当中，各种错误思想逐渐抬头，使整个部队的思想产生了波动。如从绿林中争取过来的打富济贫队伍，因受不了革命纪律的约束，过不惯艰苦的生活，他们便要求攻占名山、蒲江等县城；就是在基本队伍里边，也有个别人为了捞个官做而想要离队。身为政治委员的余宏文，多次同总司令孟光远、军事干部安旭之（又名王治安、绰号王痣胡子，系通南巴红军派来的干部）以及县委的领导干部进行研究分析，主张仍以总岗山为根据地，逐步开展工作，不同意攻打县城。至于那些坚决要求离开的绿林队伍，与其勉强挽留他们以致影响基本队伍的稳定，倒不如任其离去再来整顿基本队伍，才能坚持游击战争。决定作出之后，宏文又和总司令部的其他领导同志一道，对即将离去的人做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同意他们离开队伍，并表示情况好转之后，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由于离队前的思想工作比较扎实，这部分人还是深受教育，因此他们当中后来非但没有人与抗捐军为敌，而且其中还有人以抗捐军第三路司令部的名义去处置过恶霸、团总等反动家伙。如在1934年的12月14日，他们就处决了当时眉属吴奉场罗团正父子等人。送走绿林队伍之后，又通过一系列的工作，基本队伍稳定下来了。接着，军阀李家钰派其部敖杰生旅，向我总岗山驻地发起围攻。抗捐军在孟光远、余宏文等的率领下，依靠有利地势，居高临下，奋力还击，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但由于军需无法补给，决定突围，撤离总岗山，把队伍拉回邛、蒲、名交界地区，利用人地两熟的条件，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在撤离总岗山的过程中，总司令孟光远因染重病离队就医，军事干部安旭之又因枪支走火负伤，送成都治疗。这时，抗捐军的主要领导就只有宏文和邛大蒲的县委书记两人了。为了摆脱敌人对我进行梳蓖式清剿的被动局面，宏文与县委书记率领队伍转战于邛、大、蒲、名等县的山丘地带，与敌周旋在密林深沟之间。1933年农历10月初10晚，抗捐军在大邑境内中了土匪头子孔锡之（绰号金钢钻）的诡计，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当晚队伍拉回王洒乡集中时，全队只剩下20余人了。宏文和县委书记商量后，当即派人向省委汇报请示。第三天接到省委指示，同意县委书记离队回邛崃治病；由宏文带领剩下的队伍到成都，听候省委另行安置。

1933年农历冬月下旬，宏文遵照省委指示，又将余下的同志带回王泗，起出原来埋藏的枪弹，重新组织队伍，继续开展斗争。同年农历腊月底，宏文率队回到邛崃西门外金龟山一带时，得到石河子支部的报告：“据我们派进铲共团当兵的人送信出来说，腊月三十就开始放假，只留少数人守营，其中有三个就是我们的人。”宏文当即同留邛治病的县委书记研究决定：夺取铲共团的枪弹武装自己，并立即派人通知做好内应准备。农历腊月三十夜（即1934年2月13日晚），石河子支部组织了部分群众协助，成功地实现了里应外合，缴获40多条枪，300多发子弹，两口袋手榴弹，三袋大米和腊肉等其它物资。待城内敌人发觉后，宏文已率队离开金龟山，向老根据地王店一带进发了。

1934年农历3月22日（即4月5日），县委书记在去成都治病途中被捕(后叛变)，宏文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向省委汇报。同时，为防万一，他又很快率队离开王店一带，到新的地区开展工作。

抗捐军进入新区以后，部队与县委的双重领导任务都落在宏文一人的肩上。他把部队分散到林盘、院坝去，深入群众开展宣传、组织工作。先后在邛崃的石头、临济，蒲江的大兴、甘溪和名山的廖场、朱场一带，秘密地成立农民协会、赤色游击队、少先队、儿童团、妇女会等群众组织，进而在1934年秋，于石头的张老房子公开召开苏维埃成立大会。1934年夏末秋初，省委又陆续派遣曾海云、侯伯英、阂一涵、何曼修等赴邛崃工作。是年农历七月，余宏文与曾、侯等同志一道，按省委指示，为配合通南巴地区红军的作战行动，将上川南抗捐军改编为川康边中国工农红军游击大队。大队设总司令部，宏文担任司令。曾海云不再兼任县委书记，专任省委驻司令部的特派员。总司令部下面有7个中队、一个别动队，共800余人。同时，按照省委指示，还组建了中共邓大游击特区区委，由宏文兼任区委书记，阂一涵负责组织，何曼修负责宣传兼总司令部秘书，县委书记侯伯英兼任区委的军事委员。

邛大游击特区，在区委、县委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曾开展了向地主追缴契约、债券，惩治豪绅恶霸等活动，于是大地主逃到省城，小地主躲进县城，当时的游击区内，人民群众心情舒畅。他们既不给地主交租偿债，又不给军阀纳税交捐。军阀政府对此则感到惊恐万状，他们曾先后出动15个县的驻军与团队，轮番向邛大游击区进攻。

在反击敌人围剿的战斗中，宏文与其他领导同志一道，率领队伍，在群众的掩护下，灵活机智地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当时宏文对游击队的驻扎问题是这样部署的:平时以小队为单位，分散居住在群众家中，一有战斗则各队互相呼应，如果遇到强敌，转移亦很灵活。如1934年初秋，蒲江的一连驻军会同地方团队向游击区开来.这股敌人刚到蒲江大塘铺附近，就与我游击队中队长罗南轩带领的部队发生激烈的遭遇战。宏文在石头境内得到消息后，立即率领蒋福盛、李成武等90 多人前去增援，抄敌后路，很快击退了敌人。又如1934年秋末，群众快要收完谷子的时候，李家钮部的80多个清乡军，纠集平落、道佐两乡的30几个团队，由丛林小道偷偷地开进游击区，当他们正在分兵包围游击队驻地之一的蒋山时，被我哨兵发觉，鸣枪告警。正在召开小会的宏文，当机立断，亲自率领蒋南轩、罗南轩两个中队，从后山与侧面的偏僻山沟撤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同时派出少先队员张承德去阂一涵、何曼修、肖张氏(区苏妇女委员、党员)、王甫臣(区苏主席)等同志处，告知部队的去向与部署。敌人把包围圈缩小后一无所获，他们便凶神恶煞地逮捕了七八个六七十岁的老人，正要带走时，肖张氏、何曼修、阂一涵等带着几十个妇女突然从四面山坡上向敌军围过来、同时一边大喊:“不准逮好人!”敌军在几个老人身上没有发现一点任何可疑的证据，在众多妇女的呼喊声中只得被迫将这些老人放了。敌人在清查草堆时亦无所获，正欲往回撤时，突然受到我游击队的分组袭击，敌兵一下就伤亡了十几个人，吓得他们慌忙逃窜，而在这次战斗中，游击队方面只有罗南轩一人下肢负伤。

宏文在味山地区工作期间，除了紧张的战斗时间以外，平时他总是面带笑容，和蔼可亲。他遇事沉着，处理果断，就是在敌人围剿的情况下，只要有他在场，战士和群众都不会慌乱。当同志们或群众中对某一个问题认识不清的时候，他总是慢慢的讲道理来加以启发。他在生活上与战士、群众同甘共苦，他经常都是脚蹬一双草鞋，有时还腰缠一根草辫。冬天没有袜子、衬衣时，只穿一件老棉袄；夜间无被时，就同群众一道睡草垫、盖秧毡或蓑衣，冷得实在无法入睡时，就起来烤火度夜。游击区里的大人小孩都非常喜欢他，男女老少都称呼他老陈。

宏文在群众的掩护下曾多次化险为夷。如1934年夏天，宏文同志独自一人走在临济到石头的路上，碰到几个团丁，他看到敌人鬼鬼祟祟，便当机立断，显得很自然地插横路穿进山坡丛林，翻过坡以后，立即混到坡下秧田里薅秧的群众之中。当几个团丁气喘吁吁地穿过丛林追下坡来时，群众已给宏文同志换了上衣，戴上斗笠，同群众一道安详地游秧。敌人转来转去，在群众中没查出一点破绽，只得扫兴而归。又如1934年冬的一天，宏文从名山的廖场返回石头的途中，被敌人暗暗盯上了。宏文察觉以后，便儿步走进一户农民屋内。这家农民当即将宏文同志化装为割猪草的妇女，泰然自若地从敌人眼皮下走过去。待敌人发觉上当以后再来追击时，宏文早已穿过丛林走得无影无踪了。

1934年农历腊月的一天，宏文得到邛大蒲县委书记朱建文（侯伯英）和进城开会的特区区委组织大老张（闵一涵）被捕的消息后，立即将队伍分散转移到边沿区去。并同李成武、何曼修等人一道马上撤离原来常住的地方;但又怕转移后失掉联系，便将新住处告诉一个老交通。这位交通是一个非常忠厚的老婆婆。这时叛徒何明全（又名何俊、何明亭，是从敌二十四军散兵中吸收过来的，曾任游击队的小队长。他借故请假进城，投敌后任敌城防司令部副官）带起敌人先在城内逮捕了侯伯英、闵一涵、黄卓芸等人，然后又带人到宏文原来常住的几个地方去逮人，都没找着宏文。但老交通不知何已叛变，当她意外地遇见何时，便将宏文的住处告诉了他。晚上，何明全带着敌人包围了宏文的住处。当时随宏文一道的李成武，主张用手榴弹开路，同敌硬拼。但宏文认为这时硬拼也不可能冲出去了，反而会伤害更多的群众；为了保护群众，所以不主张突围，而遭被捕。和宏文一道被捕的还有何曼修、张洪顺（上级派来的医生）、李成武（战士）等人。

宏文等被捕后，立即被送到敌军驻平落坝的营部。营长陈明勋（邛崃观音乡人、国民党区党部书记，解放后依法镇压）审问余宏文时要他跪下，宏文坚决不跪，敌兵将他打倒在地，他也还是不跪。当敌营长问他是什么人时，宏文回答说:“我是共产党员，是游击队的负责人。你们要怎么办就看着办吧，我陈伯峦奉陪！”敌营长陈明勋没法，只得结束了审问。第二天他将宏文等捆绑了押送敌军驻邛崃的城防司令部，城防司令是敌团长杨显明（邛崃回龙镇人、系军阀李家饪的部下）立即命令给宏文同志戴上脚镣手铐，亲自出马审问。审问中，宏文从容镇静，毫无惧色，对杨显明提出的问题根本不予回答;只是当杨显明问到红军游击队究竟有多少人的时候，宏文响亮地回答说：“人很多!反正是抓不完，杀不尽的！”敌人想要让他继续再说话时，宏文却一句也不说了。最后，敌人要他招供，宏文愤怒地说：“我没有残害过老百姓，该招供的不是我！”敌团长恼羞成怒，但亦无可奈何地结束了对他的审讯，将宏文押送县衙狱中。

在县衙狱中，何曼修、闵一涵、肖张氏、黄卓芸等同被关在一间女牢房内，宏文被押人后，监禁在侯伯英、杨之非、张洪顺、吴文修、陈福斋等住的男牢房内。关押期间，敌人不分白天黑夜地将他提出审问。在敌人的刑庭上，宏文一直从容不迫，大义凛然。有时竟驳得敌人无言以对。如军阀李家钰曾派他的一个姓马的副官到邛崃，对宏文既严刑拷问，又威胁利诱，但宏文仍然坚贞不屈。马副官曾召集县府各有关头目会同审讯，要宏文供出游击队和党组织的人员，要宏文背叛共产主义。宏文毫不含糊地回答说：“只要你们指得出世界上有哪一种主义比共产主义更好，我就不再信共产主义。”接着，宏文便历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累累罪行，阐述了当今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弄得在场的敌人无言以对。最后，马副官也无法下台，只好说：“你说共产主义好，共产主义究竟有好多好处，你给我写出来看看。”匆忙地结束了这次审讯。会审下来后，马副官说：“陈伯峦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要慢慢软化。”国民党邛崃县党部的头子陈仲侯却气急败坏地接着说：“正因为他有不可多得的才干，留下这样的人才容易把我们整翻；留下来会后患无穷，必须尽快杀掉。”敌人害怕游击队的出没无常、机智灵活、英勇善战，更害怕游击队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不敢公开杀害宏文，竟想出一条毒计，于1935年3月初在监狱中用毒药杀害了宏文。第一次是敌人在面内悄悄放了毒药，宏文吃后，感到难受;被同监的一个中医吴文修（党员、邛崃人）发现了，立即找看守帮忙上街抓药，将毒解了。敌人发觉后，将吴文修毒打了一顿。他们一计未成，又生一计，第二天早饭后，敌人将宏文押到女监对面，公开威逼宏文喝毒药。这时，早己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宏文，面对着关押难友的牢房慷慨陈词，大声痛斥敌人的残暴，揭露反动统治的黑暗，宣传党的主张，宣传共产主义必定胜利，鼓励难友们继续战斗。最后，他还对难友们讲：“我的真名叫余宏文，是宜宾观音场的人。有可能时，告诉我家中一声！”然后，他从敌兵手中接过装着毒药的小碗，昂首一饮而尽!他，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共产主义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巧取铲共团

1933年冬初，国民党驻邛边防军第二旅旅长兼邛崃县长的敖杰生，为破坏中共邛崃地方组织、追捕迫害地方上的民主进步人士和围剿上川南抗捐军，以驻军和县政府的名义，组织所谓的联防而凑合了一个武装团体，即铲共团。其下属武装，有的叫铲共义勇队，有的又叫剿共义勇军。虽然他们的称谓不一，但在侵害群众、鱼肉百姓、横行乡里、搞得地方鸡犬不宁方面却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武装团体的团部驻地，就设在邛城西外西桥头侧的王爷庙内。

1934年2月上旬，中共上川南特支书记、上川南抗捐军总司令部政委余宏文（即陈伯峦），带了30多名抗捐军战士，从大邑县境内回到邛城西外西和乡境内的金龟山一带驻下时，即得到中共邛西石河子支部的报告，其中有一条消息说：据派进铲共团里边当兵的人传出信来说，“年三十”时，铲共团团部的人要放假，警卫团部的队长罗成志等人都要回家过年。只留少数几个人守团部。留下的这几个人里边，就有三个是我们派进去的人。于是余宏文便立即召集当时在金龟山何家养病的中共邛大县委书记王明安、中共石河子支部书记严景鸿等人研究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端掉铲共团，挫其嚣张气焰，同时还可夺取枪弹充实抗捐军。并令石河子支部立刻派其所属的何体全，马上通知我们在铲共团里边的人，想法作好其他士兵的工作，做好内应的一切准备。

对每年农历的最后一天，深山地区的群众，对它既称“腊月三十夜”，又喊它叫“年三十”，亦叫它是“除夕”。据他们说，古时候有个叫“夕”的妖怪，往往是“年三十”时出来侵害人类。而常年吃百姓祭祀的灶神又斗不过“夕”怪，便报告上天。上天派了一个农人出身的神仙下界，将“夕”怪除掉了。为示纪念，便把每年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叫做“除夕”。石河子支部根据陈伯峦的部署去组织一批可靠的群众。这些群众，一听说严先生（即石河子支部书记严景鸿，当时在石河子教书）要他们“年三十”去参加端掉铲共团的战斗，个个都手舞足蹈，非常高兴地说，我们是当今除掉夕怪的神仙了。

这年的农历除夕，正是1934年的2月13日。这天晚上，对铲共团来说是自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年节。因此，留守铲共团部的人员这天晚上很早就摆开了吃喝。从天擦黑就开始喝酒，直喝到深夜。其中，除我们派进去的人没喝多少外，其余的不是烂醉如泥，亦是二昏二昏的了。就在这时，陈伯峦带领的抗捐军战士和石河子支部组织的部分群众，神速地闯进了王爷庙，没动一刀一枪，就全端了铲共团的窝。缴获了各式枪支52条，300多发子弹，两麻袋手榴弹和其他一些军用物资。待第二天城内驻军发觉，派兵来追击时，陈伯峦早已带领抗捐军离开了金龟山，向根据地王店、夹关、临济一带去了。

“竹梆阵”退敌

1934年夏秋间，“邛大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敌人对特区的进攻、清剿频繁。特区军民在一系列的反围剿斗争中，给来犯之敌以有力的还击，打退过敌人的多次进攻。精彩的“竹梆阵退敌”至今尚在群众中流传。

1934年初秋，特区刚开镰收割稻子的一天早上，清乡军八十多人，加上平落、道佐两乡的团丁，借着地势与丛林，偷偷地摸进了特区境内。当他们正分兵包围邛大特区苏维埃政府驻地的蒋山时，被川康边中国工农红军游击大队的巡哨发觉。时任中共邛大特区区委书记和红军游击大队司令员的陈济民（余宏文在邛的化名之一），得报告后，立即指挥蒋南轩、罗南轩两个中队，从偏僻的小山沟很快地撤出敌人的包围圈。陈济民临走时，又派少先队员张承德说：你赶快去给张嬢嬢（即闵一涵）她们讲，队伍到杨大林方向去了，要她们一定要按以前商量过的事办。

敌人在蒋山、张老房子一带扑了空后，很不甘心，便逮了七八个六七十岁的老人，正要捆绑押走时，特区苏维埃妇女委员肖张氏同大老张（即闵一涵，女，时任特区区委组织委员）、小老李（即何曼修，女，时任特区区委宣传委员兼红军游击大队司令部秘书）等人，带着几十个妇女，从四面山上发起呼喊：“不准乱逮人！”边喊边向敌军围来。敌人没有从被逮的老人身上捞到一点证据，见大家围了上来，只得将被逮的老人们放了，在稻田中清查谷草堆里是否藏有人。敌人他们清来清去，什么也没有清到，士兵们都搞得无精打彩。谁知就在这时，周围的山林中突然竹梆声四起，呼喊声又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吓得几个懒洋洋躺在坟包斜坡上指挥士兵清查谷堆的敌兵头头一窜而起，异口同声地惊呼：“赶快撤退！”“赶快撤退！”敌兵回撤不到四里路时，川康红军游击队夹击他们的排枪就打响了。一刹那间，清乡军就接连倒下十几个人。敌军头目也弄不清夹击他们的红军游击队有多少人马，吓得连一枪未放，就惊慌逃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