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达章烈士生平

李杰 王玉林 潘兆仲

朱达章原名熊绍琮，笔名司徒华，广西桂林市人，1913年出生于一个商业资本家家庭。他是熊家的独生子，昵称“瑞仔”，是父母的掌上明珠。7岁，在本市就读。从小天资聪颖，加之老师的启迪和父母的熏陶，自幼就酷爱文学，开始习作诗词，抒发个人感情。

小学毕业后，考入广州智用中学。“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国的新思潮开始冲击着青年朱达章，使他开阔了眼界，萌发了救国救民的思想。

1932年，19岁的朱达章从智用中学毕业回到家乡，决心不再继续升学，要脱下长衫去做工。这时，他叔父在梧州硫酸厂当工程师，达章要求叔父介绍他到厂里当练习生。叔父劝他说：“做练习生要起早贪黑，和工友一起劳动，工资又低，你受不了那般苦。再说，咱家也不缺那几个钱。”

达章说：“我做练习生，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和工友一起劳作，共享甘苦，磨练意志。”

叔父听他如此说，就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怕他受不了，嘱咐道：“你去可以，但每天只能劳作半天。”

达章唯恐叔父不让去，嘴上答应，心里已有主意。他到硫酸厂后，每天和工友一起劳作，拿同样的报酬。工钱到手后，他也舍不得花，送给一同干活的工友。工友们说：“熊少爷真是个好人。”

为磨练意志，广泛接触社会面，他先后到桂林印刷厂当校对，到他姐夫开的书店当店员，到学校当教员，到广西大学图书馆和广西省立图书馆当馆员。

朱达章是个肯学习的青年，到图书馆工作，给他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机会。他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和顽强的钻研精神，刻苦学习。经过几年的刻苦自修，他在文学艺术上有了较深的造诣。他常写诗填词，借以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

此时的朱达章，衣冠楚楚，风华正茂。他身材高大，眼睛炯炯有神，头戴礼帽，身着西装，还常拄着一根文明棍，漫步在大街小巷，默默地观察周围的一切。然后把他的所见所闻，写入诗词里。他对这段生活，曾这样描述：

“我爱倒提着短棍，到朱门之下，悄悄地看人们忙乱的脚印，要从那上面体味到一些欢喜或一些悲哀，来认识每个脚印的身世。”

达章30年代的作品，洋溢着火一样的热情，有的杂文妙趣横生，屡屡被报刊采用。这位饱受古老文明哺育的青年，此时已锤炼成为一个基本成熟的、坚毅的、富有魅力的青年学者，他的作品也和他本人一样，吸引了众多人的注意。

这时的中国正处在存亡危急之秋，眼看日本帝国主义横行霸道，占我东北，掠我中华，达章痛心疾首，决心挽救中华民族。他把这个愿望告诉了父亲。父亲不愿儿子出走，说道：“古火云，父母在，不远游。目下我年过花甲，你还是不要远离家乡。”

达章说：“国家在这存亡危急之秋，我堂堂七尺男儿，不思报国，而惜身苟且，将贻笑后世。”

父亲沉思片刻说：“固然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怎奈我只你一个儿子，在我未见到孙子之前，你不能远离桂林。”

达章无法，只好听从父命，就和父亲达成协议：什么时候有个男孩，他就出走。于是，在父母的包办下，达章与邻居姓陆的姑娘结了婚。但是，他的情绪在日益低沉。

就在这时，中共地下党员洪雪邨，以桂林日报编辑的合法身份，在桂林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他从朱达章的稿件中，发现这位青年思想进步，有爱国思想，随后便和朱达章取得联系，经常和他谈思想，介绍进步书刊，讲解革命道理，使朱达章受到共产主义启蒙教育。达章要求从事革命工作。洪雪邨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于1936年春，将他介绍到党领导的桂林书社作副刊编辑工作。在这里，朱达章受到地下党员和革命同志的帮助教育，思想进步很快。他面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满腔义愤，要求亲赴疆场，杀敌救国。党组织考虑他的身世，利用他的家庭关系，让他到桂系军队做军运工作。

1936年夏，朱达章到广西第四集团军政训处任中尉服务员。由于他受党嘱托，谨慎处事，善于应酬，很得上司赏识。不久，委任他为政训处上尉宣传部主任。他在上层仔细观察周围的事物，分析每个人的特点，利用他们的矛盾随机应变，掩护革命同志。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开展抗日宣传，介绍“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的抗日活动。有时还在士兵中教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一些士兵热心学唱，表示要学习东北人民，抗日救国。

除此以外，他还观察社会，洞察民情，以笔作刀枪，经常写诗，抒发抗日救国之情。这些诗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传播，对团结教育士兵起了良好作用。

1937年5月，他以《无声的中国》为题，写诗纪念“五卅”惨案，原诗是：

你爱说：“无声的中国”，

中国是无声的么？

我听见了，

十二年前的东南，

有一片众口同声的吼叫：

“我们要活！”

一个人用他的鲜血，

向时间的账簿上画一朵红花，

后来他悄然去了，

他是严肃而壮烈的。

……

有天你会不说“无声的中国”，

那时候将你震的昏去了，

那一声吼叫、一声雷。

士兵们读了他的诗，问“五卅”是怎么回事，朱达章便给士兵讲述“五州”惨案的经过。士兵们听了很受感动。他们说：那些洋人跑到中国胡作非为，残杀中国人，难道我们的枪是吃素的，长官们应该领我们去干。

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配合抗日联军，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消息传来，朱达章写了《北风吹来的消息》一诗：

一万骑兵东来的铁蹄，

踏不死一片决心……

到如今只有用拳头，

来做个总的回答。

……

那天长白山头飘起黑云，

村庄里装满一片静，

一群人悄悄摸向东来的营地，

他们知道，

在背后还有数不清的同情！

“七七”事变后，朱达章写了《我们的卢沟桥》，诗的最后一段是：

保卫你，我们保卫你！

你看，抗战的呼声响彻四方了。

永定河的水年年潮，

年年的潮不比今年高；

我们的心呀，随着潮！

潮在高，心在烧——

热的心，高的潮。

保卫卢沟桥！

1937年底，朱达章到达武汉以后，以司徒华的笔名，出版了他的诗集《秦琵》。《秦琵》包括近两年的作品，内容广泛，有田园风光，桂林山水，各阶层民众的生活，特别是贫苦民众的生活。记述了他各个时期的思想变化，如徘徊时期的悲观、低沉，党组织指引时的喜悦心情。还有纪念“五一”、“五卅”、“七七”等重大事件的诗篇。反映出他对新生活的追求，和对革命工作的热爱。

第二年春，朱达章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要求赴延安工作或学习。办事处的同志赞扬了他前段工作的成绩，说明当前第二次国共合作刚刚开始，需要大批力量到友军部队做统战和政治工作。同时，说明他在友军部队有基础，劝他再回友军部队工作。朱达章以民族利益为重，放弃个人要求，接受办事处的安排，到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一七一师政治部工作。此时，他的挚友洪雪邨在该部政治部任秘书，他任政治部组织科少校科长。他积极配合洪雪邨作部队统战和政治工作，开展抗日宣传，组织民众抗日救国。

政治部搞集训队，训练连、排、班等下级军官，朱达章以组织科长的身份，利用讲课的机会，不时宣传马列主义，团结教育下级军官，收到良好效果。

朱达章非常注意团结教育士兵，经常和士兵一起聊天，借以了解他们的思想，开展抗日宣传，诱导他们抗日救国。士兵们见他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也愿意接近他。经过一段工作，大批下级军官和士兵团结在他的周围，有些士兵以后转变了立场，参加到抗日行列。

朱达章还利用他的身份和关系，配合我党组织，在上层军官和地方士绅中作统一战线工作，争取那些不是死心塌地反对共产党的旅长、团长们和我军一起团结抗日。有些旅长、团长也很崇拜他知识渊博，朱达章利用他们的这一心理，积极做他们的工作。

一次，曹旅长请客，要他去作陪。朱达章见来宾都是地方名流，席间，便含蓄地谈论着民族灾难，把话题引向抗日救国方面来。三杯酒下肚，有些开明绅士怒斥不抗日将领，对曹旅长教育很大。宴罢，曹长旅对达章说：“少校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堪称我等师表。”

1939年春，朱达章向政治部地下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党组织经过考察，认为他虽出身非劳动家庭，但立场坚定，思想觉悟高，经洪雪邨介绍，朱达章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

入党后，达章精神振奋，满腔热情地开展工作。政治部宣传队中，有大批来自各地的男女青年，他们大多数是爱国的，但是非不清，方向不明。政治部李主任是国民党员，经常向他们灌输反动思想，甚至造谣说，新四军不打日本鬼子；专门制造摩擦等等。朱达章以组织科长的合法身份，向他们进行正面教育，介绍高尔基、鲁迅的作品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以及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这些男女青年，经过学习教育，看清了八路军、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队伍，他们主动向朱达章等同志靠拢，后来多数走上了革命道路，有的经过长期锻炼，成为党的领导干部。

政治部内，以李主任为首的国民党一方，和以洪雪邨、朱达章为首的共产党一方，斗争日趋明显尖锐。那位李主任要挟师长提出辞职，洪雪邨、朱达章针锋相对，说工作进行不下去，也向政治部提出辞职。师长见事情不好处理，挽留李主任；那位李主任也只好出来挽留洪、朱。后来斗争越来越激烈，党组织担心洪雪邨暴露，遂将他调离，留下朱达章等同志，继续开展工作。

在此期间，国民党反动派连续制造摩擦，挑起事端。一七一师长却颠倒黑白，反诬新四军制造摩擦，亲自到政治部召开军人大会，说什么一七一师有共产党在搞乱，要查找清除。朱达章临危不惧，同其他党员，团结进步士兵和宣传队的知识分子，进行着有理有节的斗争。

随着形势的恶化，国民党反动派相继在湖北、皖北残害新四军家属，制造罗山、榷山事件。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原局指示已暴露的党员和积极分子迅速撤出。

年底，朱达章等共产党员和宣传队的大部分进步青年、爱国士兵，分批离开一七一师，进入淮南边区根据地。

1940年3月，边区先后成立凤阳、滁县、嘉山等六县抗日民主政府，朱达章任滁县县府秘书兼党团书记。

长期的白区工作，使朱达章思想受到压抑，不能放心大胆地开展工作。来到根据地后，心情振奋，思想开朗，如鱼得水，扑下身子大胆地开展工作。他怀着满腔热情，协助县长认真落实“三三制”。邀请本县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分子、代表中层的开明绅士参加政权机关，并让他们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从而促进了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有力地推动了本县各项工作的开展。

这年秋，朱达章调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任秘书，协助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作地方工作，发展巩固抗日根据地，加强民主政权建设，发展人民武装，成立民兵自卫队，开展对敌斗争。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将所属部队扩编为七个师（后加一个独立旅），原新四军江北部队编为第二师。1941年3月，朱达章任二师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这时，二师在地方部队和群众的配合支持下，在津浦路东路西，不断打击敌顽，挫败国民党李品仙、廖磊部的进攻摩擦，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朱达章以满腔革命热情，开展政治宣传工作，痛斥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他利用各种机会，给干部战士讲解周副主席的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有的战士听不明白，他便从曹植的七步诗讲起，深入浅出，联系实际，反复讲解。他结合当时形势，要大家提高警惕，随时歼灭来犯之敌。

达章还负责二师文委会的工作。他利用各种机会，活跃部队生活。在行军路上，只要条件允许，他就和战士走在一起，边走边谈。远谈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近谈八路军、新四军中的英雄模范人物，使大家在不知不觉中走完了行军路程，同时还受到教育。

1943年春，为在群众斗争中得到锻炼，经组织批准，朱达章到淮南东地区参加区委工作，深入一个乡搞调查研究。他深入实际，和乡村干部、民兵们一起打击敌人。朱达章把这次调查，详细记录在工作手册上，为以后研究民兵工作取得了第一手材料。

是年秋，朱达章进华中党校学习，参加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朱达章受到党的审查，但他始终能够正确对待，坚信党的领导。

1944年秋，朱达章调中央华中局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当时为了适应新形势，华中局抽调了几位有研究能力的领导干部，专门从事研究工作，以提供理论依据，指导斗争实践。朱达章分工研究民兵问题。对这一研究科目，他并不陌生，年前他曾到淮南东作过实地调查。这次他又带着这个问题深入到边区群众中去，边抓民兵建设，边搞调查研究。他和边区地方干部一起，发动群众，巩固和发展民兵自卫队，提高政治素质和作战能力，一有情况，亲率民兵配合主力作战。通过实地调查研究，他对民兵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写了一篇有关民兵工作的论文，印发各地，很有实用价值，因而受到上级表扬。

1945年春，朱达章任华中建设大学教授兼文教系副主任。他对根据地的教育曾作过若干调查，主张因地制宜，培养新时期的各类人才。这次到建大，他专心致力于新民主主义教育工作。建大学员，一部分来自根据地，一部分来自江苏、上海等城市。这些青年男女，热情很高，但多数缺乏艰苦生活的锻炼。朱达章及时对他们进行教育，说明战争环境物资缺乏，条件艰苦，要大家经得起考验。他在师生中大力提倡发扬优良传统，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的革命精神。他和师生们一起节衣缩食，因陋就简，就地取材，自己动手解决一些教学设备，自搭茅屋为校舍，以树林或场园作课堂，以木板或膝盖当课桌，以笔记代课本。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始终保持旺盛的教学热情。

在教学方法上，朱达章本着学校统一制定的教育方针，坚持从实际出发，政治思想教育和业务教育并重，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培养学以致用人才。

是年冬，建大迁到苏北淮阴，朱达章改任预科主任、党总支书记。预科是进入本科学习的准备阶段，学习时间一般四至五个月。朱达章根据实际情况，制订教学计划，经学校批准，开设“社会发展史”、“论人生观”等课程。以社会前进的动力、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前途、改造世界观等为主要内容，划分几个单元，先由教师上大课，作启发报告，再由学生自学，教师给予辅导，然后进行讨论。讨论中，让师生都参加，进一步解决理论和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最后进行学习总结，巩固学习收获。他还和教师们共同研究，在讲课中如何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国内外形势，结合学生思想，做到有的放矢。他们在实践中摸索出的这种学习方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但是必要的和行之有效的，而且受到学生们的欢迎，把报告、讨论、总结称之为“三环节”，环环扣紧，使大家打开了思想窗户，认识了时代的真理，提高了政治理论水平。

达章处处为人师表，严格要求自己，任劳任怨，谦虚待人，在师生中享有很高威信。

1946年以来，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在华中地区制造军事冲突，新四军军部和直属机关及后勤学校等实行战略转移。这年3月份，华中建大自淮阴出发，开始北上。

时值农历2月初，春寒料峭，袭人肌肤。朱达章脱下大衣，给衣薄的同学御寒；让出马，给体弱的同学骑。休息时，他关心地问这个，问那个。有的同学脚上起了泡，他说：“不要碰破，垫些棉花。”看见跛脚的同学，就让他坐在牛车上，给他涂些松节油，安慰他很快就会好的。

一天，行军到达吴集镇时，正是大雨滂沱的黄昏。他给同学们找好住处，叫大家围着被子取暖，而他却戴着斗笠，站在村口等掉队的同学，同学们感动地说：“朱主任爱民如子。在他的关怀下，再大的困难我们也不怕。”

经过十天的长途跋涉，华中建大600多名师生，于1946年3月14日到达山东临沂。临沂是鲁南一座古城，地处沂蒙革命根据地腹地，华东局、新四军军部、山东省府及直属机关都住在这里。因受住处限制，建大师生暂住城东25里地的田家黑墩等村庄。

4月5日，山东省政府决定，山东大学与华中建设大学合并，定名为山东大学。朱达章被任命为中共山东大学党委书记兼教务长，并是山大管理委员会12名委员之一。

两校合并后，校址在临沂城（俗称临沂山东大学），下设政治、经济、文艺、教育四个系，专科、预科两个部，一处附属中学，共约二千人。

华东局提示朱达章，注意搞好两个团结：一是党内外的团结，特别是作好担任学校领导层的党外人士的团结；二是两个学校的团结。朱达章遵照上级指示，主动作好团结党外人士的工作。对抛头露面的事，主动让给党外领导人，而自己则埋头苦干，在群众中作过细的工作。对党外的教授，更是关怀备至，使他们有职有权。有事找他们商量，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使他们感到党的温暖，心情舒畅，大胆地开展工作。

朱达章很注意两校师生的团结，对两校师生同等对待，搞五湖四海，不搞小圈子。当时，少数原建大师生存有优越感，瞧不起山东人。朱达章不辞辛苦地找这些人个别谈话，帮助提高认识，加强团结，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作为校党委书记和教务长的朱达章，不仅致力于教育，为党政军培养和输送人才，而且非常关心政治时局，善于抓住各种机会为党工作，扩大党的影响，并借此向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准备进攻解放区，大肆搜刮民财，致使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濒于绝境，就连大学教授也难于幸免。于是，上海的大学教授们掀起了一个万人自救运动，轰动全国。朱达章得知此事后，和原建大教授李亚农、夏征农、阿英、孙冶方、贝叶、黄源、范长江、刘季平等百余人，于5月3日致电上海各校教授联合会，同情他们的万人自救运动，对摧残教育、不顾教授死活的国民党当局，表示严正抗议，并欢迎他们来华东解放区讲学。这一行动，对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团结上层爱国知识分子，起了良好作用。事后，京沪地区一些教授和青年学生，冲破重重阻力，跋山涉水，千里迢迢来到解放区教学或学习。

这年的4月8日，因国民党推翻了政协协议。我党代表王若飞、秦邦宪等同志坐飞机回延安，途经山西兴县黑茶山时，因飞机失事，叶挺、邓发等同机遇难。噩耗传来，朱达章悲痛欲绝。4月9日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参加了驻临沂机关、团体、部队召开的追悼大会。

陈毅军长在会上致了悼词。回校后，他协助校长在山大也召开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朱达章沉痛地说：“王若飞、秦邦宪等同志均为争取和平民主之中坚人物，对中国人民的贡献极大，他们的遇难，是中国人民和世界热爱和平民主人民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鼓足勇气，坚决执行三大协定，以补偿这个损失。”在他的教育下，同学们纷纷表示，要提高警惕，努力学习，以实际行动悼念殉难烈士。

学校决定在“五四”这个光辉的节日召开大会，庆祝本科开学典礼，并庆祝华中建设大学与山东大学正式合并。为此，朱达章协助校长作了大量的筹备工作。

到了“五四”那天，华东局、新四军及省府领导人都来了，胶东、鲁中、鲁南、滨海等解放区也都派来代表。大会开始后，田副校长首先致词，报告了两校合并的经过，接着宣布了学校的教育方针：规定预科是以政治教育、思想教育为重点，学习时间半年，目的是解决同学们为谁服务的问题；本科的重点是业务与技术，学习时间一年至一年半，目的是解决怎样服务的问题。田副校长最后强调，要本着学用一致的精神，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能担负艰巨工作的建设人才。

在与会师生雷鸣般的掌声中，陈毅军长讲了话。他首先表示完全赞同山东大学的教育方针。接着，他指出：山东大学的前途是光明的，无可限量的。同时，他还结合当时的形势谈到人生观和立场态度问题。

会上，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华东局宣传部长彭康等也相继讲了话，强调发扬“五四”精神，加强两校师生的团结，勉励大家努力学习，成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栋梁。

陈毅等同志的讲话对朱达章启发很大。他认为：40年代在解放区办大学，是个新生事物，没有前车可鉴，一切靠摸索前进。他抓住讲话要点，结合学校实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在党内，朱达章召开了各系、部辅导员会议，要求各总支、支部把陈军长的讲话作为近期党的活动内容。要求所有党员，都必须以身作则，团结友爱，发奋工作和学习，遵守校规，在群众中起表率作用。

接着，他乘陈毅讲话的东风，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克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转变立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他和校长及教授们反复研究，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在上政治课时加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内容，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新生事物，提高为工农兵服务的自觉性，树立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

参照陈军长的讲话精神，朱达章同各系主任、教授、教务科立即修订本科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等，除继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外，重点加强专业理论教学，增设基础理论课程，为学生获得专业知识和技能打下好的基础。

通过这一系列工作，广大学生的阶级觉悟迅速提高，学习态度普遍端正，加之课程内容充实，教学方法得当，学校党组织思想政治工作抓得紧，因此同学们热情高涨，勤奋探索，出现了刻苦砥砺，勇于向上的学习空气。所有这一切都渗透着朱达章的心血。

朱达章在从事新民主主义教育中，逐渐摸索出一套较完整的教学经验，他把课堂教学、课外教育、劳动锻炼融为一体。通过这些活动，使同学们在政治上受到启迪，思想上受到教育，身体上受到锻炼，学到了专门知识，增长了才干，奠定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基础。朱达章为培养新型的建设人才，为发展繁荣解放区的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向我中原解放区进攻，全面内战从此爆发。7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提出反对内战、坚持和平的口号。为响应党中央号召，山东大学于7日在驻地莒南县汀水镇外大树林中，隆重举行纪念“七七”反内战大会。朱达章在会上作了长达六小时的报告。

朱达章的生动而又有说服力的报告，使同学们深受教育，青年们的革命激情被鼓动起来了，他们痛恨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最后，全校师生一致通过了反内战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撤退一切进攻解放区的部队；彻底履行三大协定和四项宣言；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对蒋介石的一切军事援助，立即撤退一切驻华美军。

国民党反动派在调兵遣将大举进攻解放区的同时，派遣大批特务，暗杀有影响的进步人士，7月22日晚，国民党特务在临沂县册山区后村（省府驻地）对朱达章下了毒手。

朱达章牺牲后，中共中央华东局、山东省参议会、省政府发出唁函，省府和山大分别召开追悼大会。山大学生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拿起武器，奔赴战场，为朱达章报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