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窗经风雨 比肩求光明

—悼念王锡泽同志英勇牺牲五十周年

华楠

王锡泽同志，原名刘琪，山东省牟平县养马岛镇马埠崖村人，是我最亲密的战友之一。我们在烟台志孚中学（现烟台市第一中学）是同班同学，曾一起参加革命活动，一起到延安，又一起开赴山东抗日前线。从1940年锡泽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了。他的一生，虽然只有二十个春秋，却如朝霞一样绚丽，激励着当时烟台志孚中学的许多学生，参加革命活动，奔赴延安，投身抗日战争。他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优秀的指挥员，也是一代青年的优秀代表。 我和锡泽最初相识，是1934年夏天。那一年，作为烟台志孚中学的新生，我们同被分配在五级二班。当时他14周岁，我13周岁，正是一生中开始思想启蒙、渴求真理的时期。

这期间的客观环境，也为我们日后走上革命道路创造了条件。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吞东北，渗透华北，国民党当局妥协投降，镇压抗日救亡活动，激起了人民的义愤。烟台和辽东半岛隔海相望。从东北返回的乡亲和学生不时传诉着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烟台国民党当局继续以奴颜婢膝对待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以蛮横欺凌对待人民的不满情绪，从而不断激发和加深了各阶层特别是青年学生“不作亡国奴，要抗日救亡”的爱国热忱。在我们入学的几个月前，烟台各界人士举行欢迎大会，会上，冯玉祥将军慷慨陈词。 “我宁肯战死在疆场上，也决不屈当亡国奴！”这些话，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很强的感染力。

志孚中学是烟台进步力量占优势的学校。校长庄子毅倾向民主进步，他宣称要把学校办成“抗日的大本营”。我们刚入校时，学校大门里的北面壁墙上画着一幅很大的中国地图，其中东三省特意用虚线标出，表明那片国土已遭沦陷。这等“国耻”矗立校园，震撼和警醒着每一个有良知的青年学生，并促进着我们同仇敌忾，共同走上了革命道路。

锡泽虽只长我一岁，各方面都比我成熟。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不仅功课好，而且体育好，品行好。这三项他都是甲 等，每学期都被学校评为“三甲学生”。他酷爱文学，阅读了许多进步书籍，是班上出类拔萃的学生。也许正是客观规律与他个人素质的结合，使他成为我们班最早参加学校的抗日进步组织“读书会”（即旭光读书会）的学生。

“读书会”是在进步教师刘宪曾(1924年加入共产党，后在白色恐怖下和党失去联系)的引导下，由李丙令同学(当时是学生领袖，1 93 6年入党，烟台党组织负责人)具体组织领导的，吸收各班思想进步功课优秀的同学参加，约三五十人，下设文学组、社科组、新文字组、木刻组和文体组等，以介绍阅读进步图书，交流学习心得，和开展文体活动等方式，宣传进步思想和抗日主张，团结和影响广大学生。 1 93 4年秋，锡泽参加读书会后，主动组织和联系了多种学习活动。他在管理图书的进步教师王耕今的启发下，借阅了各类进步书籍，如邹韬奋主编的《活周刊》、杜重远主编的《新生》、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以及《铁流》《毁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苏联小说。他知识面很广，介绍读书心得很充实、生动。当时，读书会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即事先分工，各读各的，读完交流心得。 “一人读书，大家受益”。锡泽崇拜鲁迅，对鲁迅的著作爱不释手，在学习座谈会上，他经常向大家论述鲁迅文章的寓意和特点，说话简洁明快，语言犀利，被同学们亲昵地称为“小鲁迅”。蒋介石“50”大寿那年，锡泽将国民党当局搜刮民财的庆寿活动讽刺为“秦始皇的庆寿大典”。他还模仿鲁迅“故事新编”的文笔写了一篇文章，影射蒋介石，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对广大学生进一步认清国民党政府的面目，起了很好的作用。还有一次，一位国民党官员到学校训话，面对反动的叫嚣，锡泽说了一句至今让人难忘的话。这位先生是“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在放屁”。

锡泽是个多才多艺的进步学生。他爱体育，篮球打得好，球场上团结了不少同学。他爱唱歌，经常能听到他学唱进步教师袁侃如教的《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等的激昂歌声。他还爱画画，有一次学校办画展，他画的马克思像，产生了很大反响。

时势造英雄。在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历史背景下踏进社会的锡泽同志，有着渴望进步，追求光明的积极的人生态度，当他接触到共产党的思想体系和政治主张后，便较快地由民族觉悟提高到阶级觉悟，自觉地投身革命洪流，在实践中完成了由青年学生到共产主义战士的重要的人生转折。

发生在1935年春天的“四·二三运动”—又称“徐明娥事件”，使锡泽和我第一次直接参加了同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斗争。

烟台人民有在春季观赏梨花的习俗。 1935年4月18日，各学校放春假时，益文中学和真光女中联合去南山梨林踏青。当时，烟台地下党的组织刚刚遭到破坏，烟台专员兼公安局长张奎文勾结口商，走私日货的丑闻正越来越多的引起学生和市民的义愤。因而国民党当局以维持秩序为名，派了一批警察到南山，监视学生活动。存一片欢声笑语中，突然枪响，真光女中1 6岁的学生徐明娥，因抗拒一警察的调戏而惨遭枪杀。

这一惨案，激起全市学生和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慨。各校进 步学生经过紧急磋商，成立了以省立烟台第八中学（简称八中）、志孚中学、益文中学和真光女中等校为主体，组织统一行动的“烟台学生自治联合会”，决定4月下旬召开追悼大会，举行示威游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以及张奎文对外妥协投降口寇，对内镇压迫害人民的罪行。

在志孚中学，这次活动的领导者是地下党组织指导和影响下的学生领袖李丙令。锡泽是其中的骨干，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斗争前列，积极支持和鼓动其他同学参加游行，在游行中他带领大家呼口号，维持队列秩序。他还在学校壁报上写稿，揭露国民党当局。 4月23日，以“读书会”成员为骨干的志孚中学游行队伍正要出发时，遭到了学校董事会副董事长林秋圃等人的阻拦，校外，还有国民党当局驻军的，一个连包围了校园。形势紧急，有人动摇。锡泽等同学积极活动，坚定了大家走出去的信念。当林秋圃气急败坏地威胁： “你们再闹，商会就要停办学校!”时，学生们高喊： “你是走狗！打倒土豪劣绅！”在学生的呼喊声和鼓倒掌声中，林秋圃跺着脚低着头灰溜溜走了。志孚中学的队伍终于率先走出校园，正气凛然地冲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赶往集合地点。其他中学的队伍和各小学的师生代表也相继到达会场，胜利地召开了追悼大会和举行了示威游行。

这次斗争，不仅打击了烟台国民党当局及张奎文的反动气焰，也锻炼了青年学生的革命意志和组织能力，沟通了各校进步同学之间的联系，为日后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乃至党组织奠定了基础。

1936年4月，“民先”在志孚中学建立并发展组织，第一批就有锡泽，并且是负责人之一。那时，参加“民先”没有很多手续，但锡泽却坚持划表，郑重其事地交给我和其他进步同学认真填写，热情很高。他常召集“民先”队员在学校南面的山坡上秘密开会，介绍苏联社会制度。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化达党和红军的动态，各地抗门学潮的情况……这些，一次又一次地鼓舞蓿“民先”队员们奋勇向前。我们曾避开困民党军臀的耳目，上街激发党的《八一宣言》和其他传单，还利用寒假的机会，分头回乡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和不抵抗政策，我们也宣传学习新文字，推广汉字拉丁化。有一次，锡泽和我约上几名同学，骑上自行车，每辆车上插一面小旗，在烟潍公路上奔波几百里，到招远县进行抗日宣传。

锡泽的多才多艺这时更加有了用武之地。他化名写文章，在烟台的《钟声报》、《复兴日报》、《东海日报》上发表，抨击国民党当局。他参加“河山话剧社”， “歌咏队”等组织，利用文艺形式宣传抗日主张。为了批驳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论调，澄清人们的糊涂观念。“读书会”组织了一次辩论会，围绕“攘外”与“安内”问题，设立正反两方，公开对辩。当时，锡泽分在“攘外而后安内”组，他以鲜明的言论，雄辩的事实和透彻的分析，得出“只有坚持抗日，中国才有出路”的结论，博得满堂掌声。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又带来一次严峻的考验。事变之初，学校“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都兴高采烈，奔走相告，希望能杀掉蒋介石。但是不久得知放蒋回南京时，学校中极少数亲蒋的人活跃起来，气焰嚣张。这时，共产党员孙德运以校友身份，来传达了党组织关于联蒋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为使正气压倒邪气，锡泽根据以上精神，及时召开“民先”会议，讲明我党由“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策略变化的意义。同时还拿来一份《救国时报》让大家看，上面有篇文章讲的正是放蒋的道理。 “民先”队员思想统一后，再去作学生们的工作，很快恢复了高涨的革命情绪。

我们在学校的南山上频频举行的秘密会议，被学校的一名国民党派来的童子军教官觉察了。他为了阻挠我们的活动，编造了一些乱七八糟的鬼故事，来吓唬一些同学，说什么南山上有鬼，鬼的两条腿不会走路，只会蹦，会叫，云云。锡泽和我们一起，当面质问他看到鬼没有？要他讲讲鬼的具体形象，和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同学中揭穿了他的鬼话，使他更加孤立。

1936年夏，四级同学毕业后，锡泽主持了学校“读书会”和“民先”的工作。1937年2月，锡泽经李丙令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主持了学校党的工作。在学校的活动中，他充分表现了认识上的敏锐，有预见性，为人处事上的热情，坦率，公道，正派，以及同反动腐败势力作斗争时的魄力和胆量，从而赢得了群众的尊重和信任。

初中毕业后，我和锡泽等几位同学一起赴北平考学。时逢卢沟桥事变爆发，形势急转直下。当时，我们已经考上了几个学校。然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存亡，牵动着大家的心。锡泽对我们说； “看来，这学不能上了，咱们要赶快回烟台，找丙令商量一下去延安。”于是，我们很快返回了。

这次抉择，成为重要的转折点。回到烟台不久，组织上便决定派锡泽，我等四人途经西安，前往延安。延安，是我们心中的圣地。锡泽在1936年秋和1937年春几次说过要去延安。他还说：“只要能找到党，我一切都可以舍弃。”他出生于富裕家庭，生活条件比较优越，可是，当崇高的革命理想在前面召唤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履行了诺言。 8月中旬，锡泽和我（另两位同学被家庭拖住未能成行）瞒着各自的家庭，带着简单的行李，奔向久已盼望的革命圣地延安。

我们到达西安后，先找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由办事处临时安排在一所高中借读，不久，通知我们秘密到三原，在那里经过口试笔试手续后，决定我们一批100多人整装编队行军去延安。

那是我们第一次行军。锡泽1 7岁，我1 6岁。尽管精简了行装，只背了一床被子，带上一点必需口用品，但路上的艰辛还是首次品尝。锡泽很坚强，他不顾身体疲劳，脚上打泡，始终精神饱满地鼓励我和其他同志，学习，走路、做饭，宿营，还时常领唱《大刀逃行曲》等抗日歌曲，以鼓舞士气。十多天后，我们终于来到了延河水畔。

在延安，锡泽和我被分配到陕北公学三队学习。穿上新棉衣，带上红五星后，锡泽激动地跳了起来。那个星期天，我们俩专门跑到街上吃了顿饺子，以示庆贺。锡泽曾多次和我说，想早一天见到毛主席。正巧，当年冬，突然来了一架苏联飞机。接到通知后，大家很快拥到附近的机场。锡泽比我先发现了毛主席，高兴得又鼓掌又跳跃，并指给我看主席正和一位下飞机的领导同志在拥抱(后知是王明。同机来的还有陈云，滕代远和康生等。)接着，全校到清凉山校院前开欢迎大会。会上，我们如愿以偿地听到了毛主席的讲话。毛主席在欢迎词中的头一句就说： “今天是喜从天降！”又风趣地说。“昆仑山上来了天兵天将，他们给我们带来法宝。”“我们要团结起来，打败日本……”会后，锡泽对我说： “毛生席像鲁迅，又像诸葛亮，讲得太好了！”

无论在那里，锡泽始终保持着勤奋好学、力求精通的学习态度。在陕北公学，有一次著名教授何干之给我们讲授政治经济学，课后，又到窑洞里和学员们座谈。锡泽提了不少问题，如怎样联系现实理解剩余价值理论等。何干之一一作了回答，锡泽边听边记，十分认真。后来他在军事课目的学习讨论中，也总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善于钻研，勤动脑筋。

在陕北公学学习了三个月之后，1938年1月初，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从“陕公”选调学员，锡泽和我都被选去，先编在抗大三期四大队十二队，后改为四期一大队四队。主要是学军事，学习从战士到班排连的军事课目，要求很严格。这期间，锡泽学习非常用功，一心想着学好本领，到前线去，带兵打仗。他积极支持我作文化娱乐委员的工作，有一次我布置俱乐部，墙壁上原来画了些花草，锡泽石后让我改画飞机大炮。他说：“这样才能显示出军队的特色。”学习中，锡泽刻苦探求，如鱼得水，阅读了众多军事书籍，做了详细的笔记。训练时，他一丝不苟，直到能够熟练掌握每个战术和技术动作的要领。在全队学员中他的各项成绩都是第一流的，被评为“斯达哈诺夫”和“乔格聂夫”(这两人都是苏联劳动英雄)式的学习积极分子。

从长途跋涉去延安，入“陕公”露天听课，冻破了手脚还要做笔记，直至上“抗大”过着严格的军事生活，锡泽常和我说： “只有吃下苦，才能得锻炼。”后来的实践证明：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会自觉地实践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只有身体力行，“艰苦朴素”，过好艰苦奋斗这一关，才能理论联系实际，经得起严峻考验，成为真正的革命者。

回想起来，锡泽同志在延安学习期间的一切努力，都是为日后的革命实践，为到抗日前线去，为从事军事工作、带兵打仗做准备。无论在“陕公”或是在“抗大”，毕业时，他都坚决申请到前线去。好男儿志在沙场，痛歼敌寇。他的选择，同当年许许多多热血青年一样，令人钦佩。

1938年8月，“抗大”学习结束后，我们被分配到由张经武，黎玉同志率领的“八路军鲁东游击纵队”，从延安奔赴山东抗日前线。在乘汽车去西安的路上，我晕车了，吐得很厉害，锡泽一直在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我们又亲耳聆听了朱德总司令的讲话。他的谆谆教诲，特别是关于持久战，敌后游击战，以及根据地建设的精辟论述，十分鼓舞人心。当晚，锡泽找我温习讲话的要点，补充在笔记本上。

“八路军鲁东游击纵队”从延安到山东，共三个月的时间。路经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大家全副武装，负重都在50斤以上。锡泽还像一年前去延安那样，主动帮助体弱的同志背东西，处处起带头作用。有时一天行军百余里，他的脚打满了泡，仍然边走边唱，有说有笑。行军中，我负责宣传队的工作，锡泽经常询问我做社会调查和宣传工作情况，常和我重温毛主席在我们毕业前讲话中的教导： “要向群众学习，向同志学习，向友军学习，向敌人学习，向驴屎马粪学习”。（意是向自然界学习）即使在那样紧张的连续行军中，他仍保持着很强的求知欲望。从延安出发时，锡泽带了不少军事书籍和笔记，行军间隙经常翻一翻。他对我说： “书就是武器，千万不要丢。”每天宿营，不管多晚多累，他都坚持记日记。我后来养成写日记习惯，也是受了他的影响。

为了实现做军事工作的愿望，锡泽一点也不计较职务的高低。 1938年1 2月，山东纵队成立时，他被分配到纵队司令部当参谋，后任五科（教育科）科长，负责部队的军事训练。他一面积极工作，一面不断要求到连队锻炼。1939年夏，日寇对我山东根据地实行大“扫荡”，形势严峻，锡泽又几次申请到连队去。这时我被调到纵队政委黎玉同志身边当秘书，锡泽便让我向黎政委反映他的要求。我深知他的心愿，如实作了汇报。纵队领导很赞赏锡泽的精神，不久便分配他到四支队三团任连长。

从此，我和锡泽很难常见面了。但对他的消息仍时有所闻。“身先士卒” “为人爽直” “作风正派” “模范带头刀 “冲锋在前” “刻苦钻研” “善于总结经验” “既抓军事工作，又会作政治工作”等等，都是经带听到的有关对他的赞语。他是全团军政双全、很出色的连长。

1940年夏，我到部队作调查时又见到他。问他当连长近一年的体会，他说了一句至今仍不失为基层工作者宝贵财富的话： “在连队工作，就是要处处以身作则，和战士打成一片，少说多做，说到做到，勤于动手，更勤于动脑。” 想不到，这一次见面竟成永诀，这句话成为他生前留给我的最后经验！

1940年秋，一次白天对敌作战中，锡泽带领突击队在攻打蒙阴县小张庄时，英勇无畏，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0岁。他的生命太短暂了，却像火一般的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