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诚为党 英名永存

——记任子健烈士

安琪 李子瑞 徐振田

一

1931年4月5日，天低云垂，阴风凄凄，残暴的刽子手端着还在滴血的刺刀将任守钧等22名革命者押赴济南纬八路刑场。革命者们正气凛然，视死如归，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

千佛山肃穆致哀，大明湖悲咽涌泪……

任守钧英勇就义的噩耗传到他的家乡，其父母悲痛欲绝，昏倒在地。父老乡亲们在呼喊、在劝说、在流泪。烈士的二弟，年仅17岁的任子健，脸色铁青，嘴唇紧闭，眼中没有泪水，好久没有说出一句话。他悲愤满腔，怒火中烧。他攥紧拳头，面对双亲发出：“大哥被狼吃了，我一定为他报仇！”的誓言。

为了完成大哥的未竟之业，在学校里，他更加勤奋进取，获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入敌手，我同胞惨遭蹂躏和杀戮。而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阶级仇，民族恨燃烧着任子健的心。他对同学们大声疾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每一个有志青年，必须效法民族英雄岳飞和抗倭名将戚继光，驱逐日寇，还我河山！”他多次和同学们一起走出校门，向民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揭露日寇侵华的罪行，积极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

“七七”事变前后，任子健任教于本县城关小学。在学校里，他团结同事，经常对学生进行爱国爱民的教育，并积极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和师生走上街头，呼吁民众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二

1938年春，任子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党员，应怎样开始新的生活和战斗，任子健对大哥从入党到牺牲这段工作和生活进行了认真的回忆，特别是大哥那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使他钦佩，给他以力量。任子健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是：“险恶无惧，忠诚为党！”

任子健根据党的指示，在学校组织进步师生成立了“读书会”、“青年救国会”；向师生们介绍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在进步师生中秘密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

同年4月，台儿庄抗战大捷的消息传到鲁西南地区。国民党曹县政府要在城南关举行祝捷大会。任子健听到这个消息异常振奋，逢人就讲：“中国绝不会灭亡！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一定能把小日本打出中国去！”一连数日，他忙于祝捷会的筹备工作。又要写标语，又要带领学生到街上搞宣传，经常忙得顾不上吃饭。

开会那天，曹县青年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和师生数千人，排着队，迈着整齐的步伐，呼着抗日救国的口号昂然进入会场。我八路军某部十余人，在郭洪涛、段君毅带领下，也参加了这次大会。

会上，郭洪涛、王立然分别代表八路军和青年救国会讲了话。他们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全县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日。他们的讲话，得到了广大与会人员的拥护，赢得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坚持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雄壮口号声，此起彼伏，抗战热情非常高涨。但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对。国民党童子军教官岳喜芝听了郭洪涛、王立然的讲话大为不满，先是发出一声声干咳，继而破口大骂。面对岳喜芝破坏抗战的丑恶表演，任子健义愤填膺，当即予以严词痛斥。在一片哄笑声中岳喜芝灰溜溜地滚出了会场。

祝捷大会之后，任子健在中共曹县县委的领导下，利用各种方式，积极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激发了人们的战斗豪情和救国之志。

三

1939年春，任子健任中共曹县县委组织部长，他深入基层，培训骨干，对党组织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年5月，任子健调至苏鲁豫区党委组织部巡视团工作。8月，任子健调任中共单县县委书记。这时，在暗害分子王须仁、王凤鸣等人的操纵下，在湖西进行的所谓“肃托斗争”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优秀党员和革命干部惨遭杀害。任子健面对严酷的现实，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其进行了相应的斗争。当任子健受命考查单县县、区干部时，为了不冤枉同志们，他如实地向二王作了汇报，说单县没有托派，县委成员都是好同志。为此，任子健受到严厉训斥，并被戴上“托匪”帽子，责令反省检查。同时有数百名县、区干部也被视为“托匪”软禁在“训练班”里。

此时，任子健思潮翻滚，忧心忡忡，决定写信上诉。但信还未发出便被发现，结果任子健等五位同志被扣押起来。

任子健身陷囹圄，正气在胸，不管二王怎样拷问，他总是说：“单县没有托派，县委成员都是好同志！”在他的影响下，县委的同志一直是头脑清醒，态度冷静，宁肯牺牲自己，也不乱咬乱供。因此，二王虽杀机毕露，但因为还没拿到什么“供词”，便未敢轻举妄动。

正当数百名县、区干部面临着惨遭杀害的危急关头，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和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等同志，遵照中央的指示，于1939年11月，星夜赶到湖西地区，采取紧急措施，释放一切被捕干部，解散所谓“肃托训练班”，制止了这一错误的继续发展。

四

任子健被释放后，即带领县、区干部回到单县城东南辛羊区，继续开展党的工作。当时，由于“肃托”事件的发生，单县的革命形势遭到严重破坏。

面对这种局面，任子健和县委成员毫不气馁，客观地分析了形势，决定从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恢复组织；二、重建武装；三、夺回失地。

当时单县的辛羊区大部分村庄被国民党十一区保安司令兼第一旅旅长朱世勤匪部所侵占，我们的主力苏鲁豫支队外出执行任务，边区党委机关转移到鱼台，单县只有县委的几十个同志。在这势单力薄的情况下，任子健和其他县委成员走村串户，向群众反复讲明“肃托”的错误，消除大家的疑虑。经过一番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党员、积极分子重新振作起来，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相继恢复，并调整充实了县、区干部，从而使单县的革命斗争形势有了初步好转。

单县原有抗日武装200多人枪，后补充到主力部队。为丁打击敌人、恢复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任子健与县委积极筹集武器弹药，成立了一支30余人的游击队，加上机关干部近百人，对外名义是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后方工作团，代号是红海工作团，负责人为任子健。

此时，朱世勤匪部经常侵入我根据地，制造磨擦，杀害革命者，破坏团结抗战。为此，中共单县县委在任子健的领导下，对敌人的猖狂进攻，寸步不让，坚持斗争。一方面，派人携带苏鲁豫支队司令员彭明治的亲笔信前去朱部谈判，晓以民族大义，重申我方团结抗战的一贯主张。并严正指出，若置民族利益于不顾，而专事反共反人民之勾当，是绝无好下场的。另方面，派人深入虎穴，侦察敌人的武器装备和兵力部署，一旦谈判不成，就随时将情况向边区党委汇报，求助于主力部队，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

朱匪顽固不化，无视我方警告，自恃力量强大，继续寻衅闹事，常以“阅边”为名，出动骑兵，鸣枪放炮向我示威，扬言誓与共军比高低，公开与我对抗。

边区党委认为朱匪已毫无团结抗战的愿望和争取的可能，遂根据单县提供的可靠情况，调集苏鲁豫支队二、三大队和地方武装2500余人，于1940年3月一举全歼朱部新编第三旅刘则苓部。

这次战斗，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解除了单县抗日根据地的心腹之患，鼓舞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革命斗志，使单县的革命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五

1940年3月12日，在任子健的亲自主持下，单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并相继建立了终兴、曹马、杨楼等区政权，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同年夏，湖西专署成立，李贞乾任专员，任子健调任专署教育科长。

由于革命斗争形势的迅速发展，繁重的工作任务，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去承担。因此，大办教育、培养干部，愈显得紧迫与重要。

身为专署教育科长的任子健，深感所负责任之重大。为适应革命形势的迫切需要，办好湖西地区的教育事业，他日夜操劳，忘我工作。在他和李贞乾专员的主持下，湖西根据地普遍建立了抗日小学，1941年初又创办了湖西抗日中学。

当时，办学是十分困难的，没有教室，没有桌凳，特别是课本和学习材料更是一大难题。在困难面前，任子健毫不气馁，他和教员们一起编写教材，并千方百计解决其他困难。他还经常深入到学校，询问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和教员们一起总结教学经验，安排教学内容等等。这些背包当凳、膝盖当桌、生活艰苦、于战乱中辗转迁徙的抗日学校，在任子健的关怀下，为党为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

1942年湖西抗日斗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

是年冬，日寇集结伪、顽约15000余人，东起徐州，沿陇海路西至虞城，由南而北进行拉网合围，向湖西中心地区大举扫荡。

我党为有力地开展对敌斗争，加强政权和根据地的建设，决定成立中共巨南五县工委，调任子健担任工委书记。

12月20日深夜，任子健在和李贞乾专员交谈工作。明天就要离开这里奔赴新的战斗岗位，任子健是多么舍不得啊！这里有他熟悉的人民，有他爱得深沉的土地，有他主持办起的学校，有他和同志们留下的战斗足迹……

翌日清晨，侦察员报告有敌情。当时专署仅有一个警卫连，为了保护专署机关安全转移，上级指示十团配合行动。但专署机关与十团的联系很快被敌切断。任子健和同志们迅速集合在马桥村边的场地上。

9时许，专署机关和小股部队陆续向北转移。少顷，前面出现日军。李贞乾、任子健等立即率同志们顺村后的抗日沟转移。日军很快冲至抗日沟边，我警卫连猛烈向敌开火。日军遭到狙击，吼叫着，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向我猛扑过来。一时硝烟弥漫，弹片横飞。在激烈的战斗中，任子健、李贞乾和许多同志不幸中弹牺牲。

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征衣，染红了身下的土地！

湖水呜咽，微山恸泣。人们揩净烈士身上的血迹，献上被泪水浸湿的朵朵白花。仇恨、泪水，汇成摧枯拉朽的怒涛，涌腾、吼啸、冲击……

当年烈士鏖战流血的地方，如今和风拂煦，勃勃生机。人们决心用勤劳的双手，把湖西大地装点得更加绚丽！

任子健烈士，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