铮铮铁骨的抗日老人

——记任华一烈士

韩富生

任华一，原名任子杰，是夏津县、临清县早期新文化的传播者。起先，他加入国民党，但由于受到先进思想文化的影响，认清救国的方向，便毅然脱离了国民党，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教书育人，为中国的革命奔走呼号，积极输送青年学生参加革命队伍。最终，他被日伪政府逮捕，饿死在监狱中。

任华一是夏津县九营村人（现属夏津县白马湖镇），1880年3月1日出生于书香门第。弟兄3人，他最小。祖父是文庠生，父亲任金池是清末年德州增广生，祖三代都靠教书为业。任华一天资聪颖，过目不忘，自幼随父就读，古文的底子十分厚实。1895年，任华一仅15岁就考取了清朝的最末一期的文庠生。他继承父亲的教书事业，先后在临近的村庄教书。清政府腐败无能，惧外屈膝，签订了不少的卖国条约。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我国人民正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年代，有的百姓苦苦维持着温饱，有的沦为乞丐，有的铤而走险，啸聚拉杆

任华一深深地为祖国担心，产生了“教育救国”的想法：只要是国人有了文化，就能把外国列强对国人的凌辱逐渐转变为复仇的情绪，就能寻找到推翻不平等社会的理论，身心投入，为之奋斗。

1907年春，任华一娶一吴姓姑娘为妻，成婚后家居九营村。任华一仅靠教书养家，虽然生活并不算富裕，但常常接济有困难的学生，因此一家人生活也十分困难。吴氏为任华一连续生了三个女儿都因营养不良，没能活下来，吴氏也因病过早去世。

家庭的不幸，丝毫未阻挡任华一革命的热情。

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率先剪掉辫子，积极追随孙中山先生，忠实信仰“三民主义”和“世界大同”，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国民党。

1920年，任华一在夏津县第二高等小学（设在郑保屯镇珠前屯村）任教。他经常向学生灌输新思想、新文化，反对“八股文”，倡导白话文，宣扬“三民主义”的真谛，指导学生阅读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和《中国少年》、《曙光》等进步书刊。任华一在课堂上深入浅出地大讲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等文章，讲述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鞭挞军阀卖国求荣的丑行。在他的教育影响下，有30多名进步学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有的还成了我党的革命干部。他们忠于党的事业，为党奋斗一生，还有的在对敌人斗争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五·七”国耻纪念日，任华一带领30余名学生到郑保屯、柳元庄等村游行示威，带头呼喊“誓雪国耻、抵制日货”等口号，他慷慨陈词，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岂容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们国土猖狂！岂容日本帝国的货物充斥我国的市场！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要行动起来，把日本等列强赶出国去，净化我国的国土！自觉地买国货，发展民族工业。嗓音嘶哑了，他就喝上几口群众送来的茶水，继续演讲。

任华一的演讲唤起了村民们的良知，卖日本货的商人也急忙将货物隐藏了起来。

任华一的进步活动，遭到了胆小怕事的朱维儒校长的反对，学校决定辞退任华一，引起大部分学生的不平，大家几次集会请愿，要求学校收回成命，但也未能扭转局面。

不久，任华一到夏津县刘庄（现属白马湖乡）小学任教，夏津第二高等小学他教授过的学生们仍旧不断地登门看望，请教于他。他热爱自己的学生，因此抓住时机与学生交流思想，常常通宵达旦。他还把千方百计买到的革命书籍给同学们传阅，不断发展革命青年，开展革命斗争。

1928年春，中共鲁北县委指示夏津、武城两县的党组织领导农民武装暴动。受其学生李思孝的影响（李思孝，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夏津最早的党员），任华一经常到珠泉屯、太平庄一带协助党、团组织开展工作。

按照太平庄的当地习惯，地主老财家的长工，早晚吃粗粮，中午吃细粮。这年麦收不久，地主老财借口小麦歉收，只给长工吃粗粮，引起了长工们的强烈不满。任华一把握时机，秘密联合长工，提出了改善生活的条件，地主老财不答应，他就鼓动长工们辞工。全村共有30多名长工扛起行李，准备结队同行。地主老财心急如焚，亲自追回长工赔礼道歉。长工罢工的胜利，在周围村子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群众认识到人心齐，泰山移，只有组织起来，地主老财也害怕穷人的道理。

珠泉屯村村长李绶先依仗家资殷实，与乡长、区长有交情，横行乡里，经常无故凌辱本村和邻村的穷苦群众。为了不让贫苦农民在他家的地里拾棉桃，李绶先自立规矩：在他地里的棉桃未摘之前，任何人不得拔自家的棉柴。群众对此强烈不满。任华一抓住有利时机，当即挺身而出，发起了以党、团员为骨干的反霸斗争。他带领群众，手持铁锨、镰刀，敲锣打鼓地闯进李绶先的宅院，吓得李绶先一家东藏西躲，迫使李绶先亲自出面向群众鞠躬作揖，答应取消禁令。李绶先威风扫地，扬言与任华一不共戴天。任华一的祖父、伯父和父亲训斥他做得太绝情，但他却说“犯众怒之人，理应受到惩罚！”穷苦群众交口称赞道：“甭看华一是教书先生，处处和咱穷人一条心！”

夏津珠泉屯一带罢工、反霸、反捐抗税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使国民党政府官员如坐针毡。为了镇压群众，县长谢锡文亲临珠泉屯召集群众训话道：“夏津群众不得安居乐业，主要是刁民、土匪兴风作乱，大家务必精诚团结，惩治愚顽，协力剿匪……”在场就座的任华一拍案而起，声严厉色地当即驳斥：“如今是苛政猛于虎，官吏恶似狼！百姓度日艰难，逼上梁山，根源是政府腐败！”谢锡文当场瞠目结舌，但也慑惧任华一在当地的威望。村里的群众怕将事态扩大，簇拥着任华一出了会场，谢锡文也只好草草收兵。

任华一在编纂的《任氏家谱》的序言写道：“要把和睦家族的心理，扩充到国族，推广到世界民族，造成大同幸福，那就是我最希望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任华一更加看清了日本窥伺中国的野心，中国的命运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于是他脱离了国民党，经地下党员的介绍，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从此，他自觉接受党的领导，主动为党的事业兢兢业业地工作。1934年，任华一接受党的委派，受聘到临清师范学校教书，一如既往地向学生灌输革命理论，学生吴法宪、纪照青相继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还经常以对学生家访为由，到运河西接受党的指派，联络学生组织。后来，通过地下党组织的关系，任华一被委派到国民党临清县党部教育科任干事。

临清县罗庄有一罗姓财主，欲将全部家产留给新寡的女儿继承。财主侄儿不服，一张状纸起诉到临清县政府。任华一主张男女平等，便以财主的侄儿平时对财主的家事不管不问为由，主张财主对家产有支配权，其女儿也享受继承权，为罗氏据理力争，使罗氏打赢了官司。罗氏感恩不尽，遂以身相许，嫁与任华一为妻。

任华一对国民党的封官许愿、勾心斗角等做法深表不满，与教育科长经常发生矛盾，党组织也觉得他过于耿直，不适于再在临清县党部干下去，便让他辞去国民党内的职务，在临清县城南关卧牛巷“赋闲”。

任华一在“赋闲”的日子里，他经常同运西游击队、国共冀南区党委联络，秘密将文件、书刊，带给党组织。他眼界更开阔，心胸更开朗，世界观更明确，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严谨的工作态度。不久，因同院告密，日伪临清县政府即以“共产党员嫌疑”为由将其逮捕入狱。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山东第六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与我党结成了统一战线，任华一遂即出狱。任华一带着罗氏回到了九营村，继续以教书为业。他积极组织了夏津县农救会，自任农救会会长，领导全县人民组建“工会”，开展了增加长工工资、减低租金等一系列的斗争活动，并组织了我党外围的“读书会”，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投入到抗日斗争的行列。

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全县震动很大，贫困群众奔走相告，扬眉吐气。一次，任华一在群众集会上慷慨激昂地讲“多少年来都是穷人的血汗养活地主老财！穷人只有团结起来，同地主恶霸、土豪劣绅斗争才能翻身……”他带领群众高呼“打倒土豪劣绅！贫苦农民联合起来，实现耕者有其田！”等口号游行示威，并张贴标语，极大地鼓舞了贫苦农民任华一利用教书的便利条件，向运西根据地输送了不少有志青年，及时补充了革命的中坚力量。中共夏津县委书记陈剑曾致函运西党组织：“凡任华一介绍的人，不必怀疑，一律安排适当的工作”。

1942年5月，任华一任夏津县崔庄小学校长。他不断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直言其将祖国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军侵略军，致使日伪政府实施“强休治安”、“三光政策”等，使我国人民流离失所，遭受亡国奴之苦。任华一的活动，遭到日伪县政府的切齿痛恨，不久便被逮捕，押入县大狱。

伪县长王晋卿（王四金牙，解放后被处决）亲自对任华一审训，问他如何同运西党组织联系、夏津县县委及党组织的负责人以及他发展的党员人数等等。任华一坚贞不屈，置生死于度外，丝毫不吐露党的机密，反而将敌人的审讯变成了宣传我党政策的场合，日伪见不能使他屈服，便用刑具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在这种情况下，任华一也誓死严守党的秘密。

当时，中共党组织处于秘密活动阶段，中共抗日武装在夏津县还未站稳脚跟，土匪、杂团肆无忌惮地残害民众，日伪政府几乎天天扫荡。这一年，夏津遭受了历年罕见的早灾。庄稼歉收，罗氏靠乞讨为任华一往监狱送饭。当群众知道罗氏营救任华一事，便省吃俭用，纷纷送钱送物，予以周济。后来，杂团肖建九部得知了罗氏乞讨境况，便在九营村把罗氏枪杀了。

郭鲁（原铁道部部长）在任华一被关押期间，曾冒着生命危险找到九营村村长杨玉岳了解情况并设法营救，未能如愿。

任华一在狱中记挂着党的工作，惦念着罗氏，以吞咽被套维系生命。同年10月，任华一在狱中饿毙，终年62岁。任华一的尸体运回家时，已骨瘦如柴，目睹者无不黯然泪下。

八路军冀南军区司令部追认他为烈士，并根据其对革命的贡献，追认他为八路军冀南军区的营长。

夏津县解放后，部分群众曾上书请求将夏津县更名为华一县，未被允准。

任华一烈士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