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沃华北 英名永垂

——任国桢烈士传略

鲁民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古城太原的天空阴云密布，寒风呼啸。阎锡山的刽子手们，荷枪实弹，把三名共产党人押往刑场。面对敌人的枪口，他们昂首挺胸，视死如归。其中一位身穿旧蓝布长衫，被敌人折磨得满身血迹的人，以激昂的声音，奋力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大义凛然，英勇不屈，倒在血泊中。他就是曾在一九三○年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任国桢同志。

任国桢，原名任鸿锡，字子卿，曾用名任国藩，化名刘子厚。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出生在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同兴乡变电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国祯天资聪敏，举止稳重，勤学好思，父母都非常喜欢他。

一九○六年二月，已满九岁的任国桢开始上私塾。私塾馆离家有几里路，而且山路多，还要趟过一条河，但任国桢求学心盛，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跟大哥任国栋去上学，从没叫过一声苦。一九○八年国桢又随大哥到离家五十里以外的影背山（今东沟县前阳乡脉起村）私塾馆继续读书。弟兄俩带上粮食，立灶住宿。这样虽然在生活上有一些不便，但他们的学习时间更多了。

这个私塾馆的老师名叫王玉川，是任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当时已年近古稀。但他思想比较开明，治学也比较严谨，在他的教诲下，国桢的学习成绩日益长进。他在一篇题为《业精于勤说》的作文中，对韩愈的“业精于勤荒于嬉”的观点作了新的阐发：“夫勤也者，奋发之谓也，朝研夕究，终能深造富有日新之业”。这篇文章，王老师给他批为甲等，并写了“思路颇佳，词亦平妥”的评语。

由于国桢学习勤奋，善于思考，成绩优异，王老师非常喜欢他，不仅在学习上对他精心指导，在生活上对他也十分照顾。

辛亥革命后，国桢进入安东县立第八高级小学读书。一九一四年七月，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本县东边道立中学。他求知欲十分强烈，学习的兴趣也很广泛。除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外，他还阅读了《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岳飞传》等小说，并喜欢背诵和抄写唐宋诗词。同时他受到社会新思潮的影响，经常和要好的同学谈论时政，探讨人生的道路。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这所中学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县的事件：当时驻扎在中学附近的安东商团的武装警察殴打了在校园吹号的一些学生，说是扰乱了他们的正常操练。这种蛮横行为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慨。任国桢怒不可遏，挺身而出，组织和领导了学校的罢课斗争，并带领学生们一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解除商团武装，向学生赔礼道歉”的口号。这次罢课斗争最后虽被镇压下去，但在任国桢和同学们的心中，已点燃起反抗黑暗势力的火焰。

一九一八年初秋，任国桢怀着兴奋的心情，告别了亲友和故乡，去北京大学读书。他除所学专业外，还爱好古文，研究音韵学，金石学。此时，他学习更加勤奋。在当时内容纷繁复杂的各种思潮和在众多学者、教授的文章中，最使他激动的是李大钊同志赞颂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和讲演。李大钊同志具有远见卓识的见解和充满革命激情的语言，使国桢热血沸腾，夜不成眠。对他思想影响较大的还有北大俄文教投亚力克赛·伊万诺夫。通过伊万诺夫的帮助，国桢经常向苏联的《真理报》和通讯社投寄稿件，介绍当时中国革命的情况。

在任国桢上大学的第二年，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他满怀爱国激情和对卖国贼的无比愤慨，参加了全校学生大会。同学们在会上争相讲演，声讨、揭露帝国主义和卖国军阀的罪行，个个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有一个同学曾当众愤怒地撕下了自己的白衣襟，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了“还我青岛”四个大字。这种悲壮的气氛和壮烈的场面，深深地震撼着任国桢的心扉。

五月四日上午，北京大学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五千多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在天安门前，高举着“取消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等大幅标语进行游行示威。任国桢情绪激昂，和同学们一起不断高呼口号。当游行队伍行进到赵家楼一一卖国贼曹汝霖的住所时，曹家大门紧闭，有个学生越墙进入院内打开大门，学生们像怒潮一样，蜂拥而入，任国桢也奋勇冲进曹家大院。愤怒的学生们没有找到曹汝霖，却碰上了躲在曹家的另一个卖国贼章宗祥，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学生们用铁拳把他打了一顿。不久，曹家大院起火，熊熊的烈火映红了半边天。

六月三日，北京学生继续到街头讲演宣传。北大每天都派出小组出校进行宣传，任国桢抢先报名，第一天就参加了宣传小组到天安门去讲演，声讨帝国主义和卖国军阀的罪行。反动政府出动了大批军警，逮捕参加宣传活动的学生，驱赶听众，整个北京城充满恐怖气氛。但任国桢和同学们毫无惧色，继续向群众宣传。就在这一天他和大批同学被军警逮捕，关押在北大院内。六月五日以后，五四运动成为全国性的爱国运动。慑于群众爱国运动的威力，北京军阀政府不得不将曹汝霖等三个卖国贼免职。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经过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任国桢在思想上产生了一个飞跃。他更加自觉地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开始认真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进步书籍，努力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一九二四年，任国桢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任国桢在北大期间，还亲自听过鲁迅先生讲《中国小说史略》，对鲁迅的渊博学识和高尚的品格非常敬佩。他在北大毕业后，还把翻译的几篇苏联文章，编成《苏俄的文艺论战》一书，请鲁迅先生校订。鲁迅也热情赞助国桢，校订后推荐给北新书局出版，并写了序言。国桢离开北京后，一直与鲁迅先生书信往来不断。一九三○年三月任国桢到上海时，还特地拜访了移居到上海的鲁迅先生。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一九二五年夏天，任国桢受中共北方区负责人李大钊同志的派遣，来到沈阳（当时称奉天）开展群众运动，从事建党工作。

在任国桢到沈阳的前几天，“五卅”惨案发生了。他按照党的指示，利用各种关系，声援“五卅”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统治。

一九二五年八月，根据形势的发展，他领导建立了中共奉天党支部，任国桢同志任支部书记。这个支部是沈阳第一个党支部，为沈阳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党支部建立不久，他又被调到北满开辟和发展党的工作。

为了组织、发动群众斗争，任国桢经常深入到工厂中去了解情况，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有时，他还装扮成买卖人到基层单位去进行秘密活动。一九二七年五月初，奉天制麻株式会社七百多名中国工人，由于无法忍受日本资本家和工头的剥削、压迫，举行了大罢工。罢工爆发后，任国祯立即派杨志云等人及时同工人代表接头，鼓励工人们继续坚持斗争，给工人们以很大支持。

任国桢同志从一九二五年夏天，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先后两次被捕入狱，坐牢一年零十个月。他在残暴的敌人面前，遭受到严刑拷打，但他坚守机密，表现了共产党人忠贞不渝的高贵品质。

一九二八年九月，任国桢调任中共哈尔滨县委书记。一九二九年七月，哈尔滨县委改为市委，任国桢任市委书记。这时，哈尔滨党组织已发展到六个支部，党员七十四人。这年二月，经党中央批准，任国桢为满洲省委候补委员，六月任正式委员，候补常委。八月二十九日省委组成临时常委，任国桢奉命从哈尔滨来到沈阳，由丁君羊、任国桢、饶漱石三同志组成省委临时常委会，并由任国桢同志主持省委工作

一九三○年一月，满洲省委派任国桢到上海中央干部训练班学习。三月，任国桢受党中央的派遣，前往青岛恢复山东党的组织和开展党的工作。

当时的山东，在以愚昧与残暴闻名的军阀韩复榘的统治下，到处是阴森恐怖的气氛。山东党组织建立较早，在党的“六大”时，已有上千名党员，但曾多次遭到破坏。任国桢来山东前，又遭到一次大破坏，党的负责人有八人被捕入狱，党的机关有三处被破坏，全省的党组织已陷于瘫痪状态。

任国桢同志不避艰险，积极工作，到青岛后就立即找同志谈心，提高斗争勇气，坚定胜利信心。他与青岛市委的同志巡视了各中心产业支部，召开市委会议，先后恢复和建立了四方机车厂、沧口、钟渊、宝来纱厂等党的支部。他及时把党的传单、刊物发到群众手中，并开展了“赤色工会” “互济会”和妇女等方面的工作，积极地救济了被捕、遇难同志的家属和失业工人，以及营救了被捕入狱的同志。

任国桢将青岛市的工作安排妥当之后，旋即到潍县巡视，并重新改组了县委，帮助县委制定了工作计划，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使同志们振奋了革命精神，重新投入了斗争。

三月二十八日，任国桢代表省委向中央报告了山东的工作情况，总结了斗争中的经验教训，并对工作路线和斗争策略提出了正确意见。

不久，在青岛建立了中共山东临时省委，任国桢同志任临时省委书记。六月，中共山东省委正式成立，任国桢同志任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至此，遭受严重破坏的山东省各级党组织又得到恢复和发展。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工人群众的斗争日趋活跃。纱厂工人奋起反抗，痛打日本资本家的走狗——工整会会员；大英烟草公司工人向英帝国主义进行正义的斗争；青岛港渔民齐心反对敲骨吸髓的“鱼航税”；尤其是青岛人力车工人罢工的影响最大。青岛当时共有六十多家人力车行，大的车行都属日本人经营。资本家对车伕的剥削和压迫非常残酷，车租从三角增到五角五分，除去车租，车伕每日只剩下四、五角钱，连最起码的生活都难以维持。于是，五千多名人力车工人压抑在心底的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为了活命，全体人力车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一千多人到市政府请愿，还有许多衣服褴褛的工人手提木棍，怒不可遏地怒吼道：“若要求达不到，只有打！”为了及时掌握和指导这场斗争，任国桢租了一辆人力车，亲自深入到人力车工人当中去了解情况，和工人促膝谈心。他还派职工运动委员会的负责同志到郊外进行组织发动工作，宣传党的主张，成立罢工委员会及分会，同时派代表去联络汽车、马车工人共同进行罢工斗争；发动募捐，组织纠察队；要求增加人力车票价；提出打倒“工整会”的口号。党的这些主张得到了工人群众的热烈拥护。

这次人力车工人罢工，在敌人残酷的镇压下虽然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但这场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反动统治势力，使工人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

一九三○年八月，由于受“立三路线”的影响，青岛搞了一次“纪念苏维埃运动日飞行集会”，党的地下工作明显暴露，导致了敌人的大搜捕。省委和青岛市的党组织很快就被敌人发现，党的干部和群众多人遭到敌人的逮捕和监禁。八月三十日，任国桢的住处（省委机关所在地）也被敌人洗劫一空，搜去了部分省委文件。幸好任国桢不在原住处，才免遭逮捕。为了免受更大损失，省委机关不得不进行转移。

任国桢在山东工作期间，不可避免地也受到了“立三路线”的一些影响，但因他是一位注重实际的优秀干部，在工作中，他比较善于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做到了把政治的长远利益和工人的眼前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据陈少敏①同志回忆说：“一九三○年正是立三路线时期，国桢在工作指导方面，还是考虑到了下面的具体情况。例如，在组织工人进行斗争时，他经常告诫我们说：‘要注意工人的切身利益，从群众日常经济斗争中联系政治要求，哪怕得到一个铜板的胜利，就可以教育群众，提高觉悟，提高斗争的胜利信心。’”任国桢的这些观点，显然是和那些“左”的口号背道而驰的，无疑是正确的。

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任国桢和陈少敏一起，回到了少敏的家乡寿光县暂时隐蔽。是年十一月，任国桢按照党的指示，和陈少敏一起到了北京。十二月中共北方局任命他为北京市委书记。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王明等人的逼迫下，召开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他们打着“反对立三路线” “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号，实行比立三路线更左的路线。

①陈少敏同志，山东寿光县人。十三岁做童工，一九二七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二八年转为中共党员，她是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中央委员，解放后一直从事工会工作，任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一九三○年她在青岛做妇女工作，因工作需要与任国桢结为伴侣。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在北京逝世。

一九三一年二月，北京市委召开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任国桢在会上传达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此时北京党组织正面临着分裂的危险，他沉痛地提议：要在维护党的团结的原则下，进行党内斗争，反对任何分裂组织的行动。这实际上是对王明“左”倾路线的不满和抗议。

但是，当时党内的“左倾”路线像瘟疫一样地蔓延，任国桢终于被打成“调和派”而被迫离开了北京市委的主要领导岗位。

对党和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任国桢，遭受到来自党内的这种打击，他心里特别难受，个人受委屈是小事，党内出现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使他更担心会造成党的分裂，葬送革命事业。为此，他曾对身边的同志深情地说：“只要党内团结，革命成功，我虽然受了冤枉和打击，也绝不会抱怨党。”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是多么感人！

一九三一年九月，河北省委分配任国桢担任唐山市委书记。唐山是产业工人较为集中的地方，而且煤矿工人运动有一定基础。当时唐山的党组织也遭到破坏，但是国桢不畏艰险，积极投入了恢复党组织的工作。

一九三一年十月初，中共河北省委①任命任国桢为特派员，前往山西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

①此时由中共河北省委临时行使中共北方局的职权。

当时的太原城，正笼罩在一片血雨腥风之中。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大肆搜捕、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疯狂地镇压革命运动。太原城内警笛四起，密探特务横行，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惨遭杀害，对这些严重的情况，任国桢心里是清楚的，但他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十月九日，任国桢到达太原，很快与省委书记刘天章、省委组织部长阴凯卿等同志接上了关系。任国桢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并和他们一起分析了山西革命斗争的形势，研究了党组织的发展和斗争策略等问题，准备迎接严酷的斗争。

不幸的是，任国桢同志到达太原才十几天，阎锡山的密探就发现了我地下党活动的线索。十月二十一日傍晚，当任国桢和其他几个同志正在典膳所十八号（山西特委秘书处住址）召开秘密会议的时候，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随即，一群特务和警察闯进屋来，任国桢等同志被捕了。

任国桢入狱后不几天，同他一起来山西又同时被捕的陈伯英（又名王槐栋）贪生怕死，做了可耻的叛徒，暴露了任国桢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国民党清共委员会企图在任国桢身上得到更多的东西，派专人对任国桢同志进行刑讯逼供。面对凶残的敌人，任国桢毫无惧色，他经受住了严刑拷打，几次被折磨得昏死过去，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向敌人吐露半句实情。

敌人无可奈何，又唆使叛徒陈伯英等进行套供、诱供、劝降。任国桢对于叛徒的无耻行径，怒火万丈，挥手痛斥道：“无耻的东西，人民早晚会同你算账的！”

一九三一年于一月二十一日，敌人将任国桢、刘大章、阴凯卿三位同志枪杀于太原小东门外刑场。任国桢年仅三十三岁。

任国桢同志生前曾说过：“慷慨捐躯易，从容就义难。”任国桢为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他的英雄业绩和革命精神，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

（根据《辽宁英烈》第一辑“北国擎红旗并州留忠魂——任国桢烈士传略”、《革命烈士传通讯》总第16、17期“任国桢”、陈少敏对任国桢革命活动片断回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