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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在情报战线的英雄——记牛朋言烈士

更新时间:2022-08-02 11:31:04点击:

战斗在情报战线的英雄

——记牛朋言烈士

牛纪烈

牛朋言,名宝信,字朋言,1911年出生在菏泽城北门里(今北顺城街)。自幼接受启蒙教育,学习非常刻苦。曾就读于菏泽私立南华中学和乡村师范,他喜爱书法,练得一笔好字。牛朋言整个学生时代都是在国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贫困动荡的生活中度过的。

求学期间,由于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牛朋言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思想比较进步。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了我东北三省。他对日军的野蛮入侵义愤填膺,恨之入骨。这期间,他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36年夏,在平津求学的菏泽籍学生南下宣传抗日,在菏泽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他成为第一批“民先”队员之一,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饱满的工作热情,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组织抗日武装,不顾个人安危,日夜奔忙。

1938年5月,日寇第一次占领菏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牛朋言一家随着逃难的人群,转移到城南龚庄。为扩大抗日力量,牛朋言昼夜奔波,利用各种关系,做争取工作,是年秋,建立了抗日游击队,当了游击队的司令。

1939年7月,日寇第二次占领菏泽城,并扶持建立了伪政权。为适应形势需要,做好长期对敌斗争的准备,中共鲁西南地委决定建立菏泽情报站,任命牛朋言为情报站站长。为便于秘密开展地下工作,牛朋言和其他同志一起将原来停办的菏泽城南沙土集小学恢复起来。这样,他的公开身份就成了沙土集中小学的校长。妻子刘幽如(兰贞)和邵超群、魏牧等任教员,他们都是党的地下工作者。在学校做勤杂工的魏东戴及其爱人,是地下交通员,当时,许多情报都是他们传送的。不久,根据上级指示,在这所小学里,成立了地下党支部牛朋言任支部书记。从此,情报站的工作开展得更好了。后来上级领导考虑到沙土集作为情报站时间长了会暴露目标,情报站转移到温堂。

情报站转移到温堂后,牛朋言的工作更忙了,除负责处理情报外,还要安排过往干部的食宿。有些干部白天不易外出,只有靠黑夜行动。有的深更半夜来,天不亮就得走,有的需要住下来。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地下工作者常常往柴垛或麦秸堆里一躺就过夜。牛朋言为掩护党的干部,做了许多艰苦的工作。有一次,地委书记戴晓东(新中国成立后,任河南省委书记)从冀鲁豫边区党委回来,牛朋言亲自负责接头转移,一直护送到目的地。还有一次护送朱先舟,正赶上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牛朋言回来后,满身的衣服都结了冰眉毛胡子都结满了霜白了,但他从不叫一声苦,不说一声累。

随着我党武装力量的不断壮大和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为取得可靠的情报并能及时准确的送达,牛朋言利用关系,建立了不少联络点。当时有李明轩的照相馆、王守身的修车铺等。为避嫌疑,牛朋言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城里找吴斌文、付理轩接头,把联络点的情报收集起来,及时转送上级党组织。还有一处就是城东北洪庙伪同和区部,牛朋言的哥哥牛宝堂在那里的公开身份是伪区长。他的“区部”实际上成了我党的地下隐蔽所,为掩护我党的干部做了大量的工作。戴晓东、程力夫、丁一、朱先舟、李鸣亭、张耀汉、何健芝等一批革命干部都在他的“区部”停留过。戴晓东书记经常在此夜宿和召开工作会议。由于当时地委机关设在刘岗、安陵集一带,区党委在濮县、范县一带,中间是日伪统治区和国统区。两地过往干部非常频繁,保证他们的安全十分重要。所以绕道洪庙就比较安全了。为进一步加强这个联络点的工作,牛朋言又安排付理轩和李翔夫到牛宝堂的区部当了助理员,吴是斌也打进了伪新民会当了指导员。

由于牛朋言慷慨大方,善于结交朋友,加之城南的亲戚较多,这些都为牛朋言搞情报工作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他经常只身一人深入虎穴,凭着自己的机智勇敢,获取了敌人大量的重要情报。日军每次“扫荡”鲁西南根据地之前,他总要摸清敌人兵力多少,何时出动,路径何处等情况。想尽一切办法,日夜兼程,风雨无阻地把情报及早送出去,使我抗日党政机关、团体、学校等及时做好反扫荡准备,分散到根据地或敌占区隐蔽。

1941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妻子很晚还没睡,她一直焦急地等着牛朋言回来,总是挂念着他。不知过了多久,牛朋言刚进门就不停地催促妻子尽快带点眼下急用的衣物出发,借着黑夜,带着孩子匆匆去了安陵集。原来,牛朋言被叛徒告密,幸亏被及早察觉。但当时菏泽城4门已被敌人封锁,企图抓捕牛朋言。等到深夜,牛朋言的哥哥叫人在城墙偏僻处,用绳子把牛朋言放到城下,借助夜幕和青纱帐的掩护跑了出来。

1942年春,日军把主要矛头对准了抗日根据地,集中大量兵力不断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清剿、扫荡”,使根据地遭受到巨大损失,朱程司令员就是在当时反扫荡中牺牲的。牛朋言全家刚到安陵集不久,就参加了追悼在反扫荡中死难烈士的万人大会,军民同仇敌忾,发誓要向日寇讨还血债。

是年夏,狡猾的日本宪兵队长突然找牛宝堂,说要认识下牛朋言,并三番五次催促牛宝堂说:“我对阁下绝对保证他的安全,我说话是算数的,请您放心。”牛宝堂十分为难,一时不知如何才好。他找到弟弟牛朋言说:“我不答应他们,我这个差事就完了。这里的地下工作也没有保证。你若去了,万一有个好歹,我如何向老人和孩子交待。”牛朋言听后,当即答应去,并说:“我去了,他们倒不一定怀疑我。若不去,洪庙这个联络点就完了,这样我们的损失就大了,这是绝对不行的。”这个时候,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首先想到的是党的工作。

一个闷热的早晨,兄弟俩人去了日本宪兵队。

日本宪兵队长装出一副热情的样子,把牛朋言让到椅子上坐下,他自己坐在竹藤椅上,通过翻译对牛朋言说:“你来了很好。我和你哥哥是好朋友,我绝不会亏待你。请你说出你们共产党组织有谁,你和城里哪些人有联系。你告诉我好吗?你不要怕,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牛朋言思想上早已有了准备,笑了笑对宪兵队长说:“你说的什么?我一点都不明白。我一家都住在乡下我姐姐家,帮他们干农活,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宪兵队长听后哈哈大笑起来。牛朋言仍然而无惧色冷静地坐在椅子上。宪兵队长故作镇静地说:“你现在不说没关系,请你好好想想吧。”说罢就走开了。牛朋言灵机一动,对翻译官说:“我还没有吃早饭,请让我到街上吃点饭好吗?我马上回来,请你放心。这次不是我自己来的吗?”翻译官停了片刻说:“好吧。你快去快回。”牛朋言出了大门直奔城墙的西南角豁口,跳下城墙,飞奔到高粱地,藏到天黑才脱离了危险。

牛朋言的工作身份已引起了敌人的怀疑,为保证他的安全组织上次定让他去根据地大张集抗日子弟高小任校长。

几个月后,因工作需要,妻子接任抗高校长,牛朋言又被调回敌后区继续做情报工作。他经常到敌占区温堂、苏浅、彭拐亲戚家,借故去了解敌人的布防和动向,并及时传送情报。当时,敌人一方面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清剿、扫荡”,另一方面在敌占区进行“清乡”。推进“强化治安运动”。在菏泽城南东起河南王,西至马岭岗,挖起了一条长20多华里的封锁沟,宽两丈多,深一丈多,并沿沟修了十几个碉堡和据点。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要想通过封锁沟是十分不容易的。因此,抗日根据地日常活动主要必需品如食盐、火柴、医药油等均被封锁。

1942年秋天的一个晚上,牛朋言急急忙忙回来告诉妻子说:鬼子要来“扫荡”,目的是抢粮。半夜从城里出发,沿公路南下,黎明到金堤,当天即可到安陵集大张集一带。眼下敌占区空虚,是很好的隐蔽所,让学生“化整为零”,赶快找亲友分散下去。当时的学生大部分是敌占区或游击区的干部子女,因战争环境的需要,大都在学校经常活动的村子认了“干娘”,所以学生很快被分散下去,等“扫荡”过后再集中。

由于牛朋言在敌人的宪兵队、便衣队里都建立了秘密联络点,因此,敌人的一举一动,甚至连敌人的装备情况都了如指掌。自1942年后,我根据地根据提供的情报,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巩固了我抗日武装阵地。

1945年8月,中国军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1946年,国民党军队进攻鲁西南,牛朋言一家也跟随机关、学校转移到黄河以北。

1947年2月,牛朋言接到上级通知调他返回山东菏泽,担任菏泽地区情报站站长,直接与军队系统联络。当时,妻子已有身孕,也随牛朋言一起回到菏泽坚持地下工作。因抗战期间民族矛盾为主,不少地富资本家,也都拥护我党的抗日政策,支持我们的工作。抗战胜利后,从减租减息到土地改革,都触及他们的利益,有不少人对我们怀有敌意。过去很安全的地方也变得不安全了。在这种形势下,对我们开展地下工作是极为不利的。

牛朋言当时在温堂、苏浅、彭拐等亲戚的掩护下开展工作。由于敌人派了很多特务,他们全家住在哪里,敌人很快就知道了,有时牛朋言一晚上要换几个地方才能保证安全。青纱帐里,柴垛里,孤庙里,甚至墓穴中,都成了他工作与夜宿的地方。

由于牛朋言自抗战以来,就在城里、城南开展地下工作因此敌人对他非常了解,知道他是共产党情报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因此,千方百计想抓住他。1947年夏,由于叛徒告密,知道牛朋言的妻子在温堂生孩子。一日拂晓,敌人将村子全部包围,企图抓获牛朋言,恰好那天他不在温堂村。他们认为牛朋言不会走远,将他妻子抓进了监狱。企图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捕住牛朋言。而后,又将苏浅、彭拐包围,敌人再次扑了空。因为当时环境极其恶劣,牛朋言正跟龚登高随县大队一起活动,故得以脱险。

是年7月的一天,牛朋言随苏浅去了曹楼村。因为该村的一位农会干部说,菏泽县有部分地方武装想投诚我军,并说他们可以想法营救牛朋言的妻子,具体条件需要而议。牛朋言只身一人到了那里,等好久不见来人,便引起了他的怀疑。就在他准备离开村子时,敌人出现在他面前,牛朋言遭到了叛徒、地痞流氓曹大清等人的捕,被押送到定陶。敌人的引诱、威逼和酷刑都没能使牛朋言屈服。他们为捞取有用的东西,先后到彭拐、苏浅的亲戚家搜查,在那里乱翻一通,搜走了牛朋言的一枝手枪和一支钢笔。

敌人从牛朋言嘴里得不到任何一点有用的东西,便决定杀害他。牛朋言视死如归,狠毒的敌人将牛朋言带到菏泽城东桑堤口活埋了,牺牲时年仅36岁。

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儿子,永远离开了我们。

新中国成立后,菏泽地区人民政府将牛朋言骨灰安放在菏泽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