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洪礼烈士传略

潍坊市民政局

潍县民政局

牟洪礼同志，字修五，曾用名薛礼德、李若水、孟名三、李修与，山东省潍县牟家院村人，生于一九〇五年，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潍县县委委员兼潍北区委书记、淄（川）、博（山）、张（店）地区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河南省郑州市委书记、开封市委书记等职。他对党忠诚，意志坚定，机智勇敢，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一九三一年春在开封市被捕，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壮烈牺牲，时年二十六岁。

牟洪礼同志，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八岁入本村毓贤小学读书。少年时代，他和本村的牟铭勋（字竹轩）、小庄子的耿梅村结为好友，共同勤奋学习，成为学校的高才生。当时由于外敌入侵，内政腐败，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少年学生们的心灵上产生了种种疑团。他们经常问老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是战胜国，为什么赶走了德国鬼子又来了日本鬼子？”“为什么中国人光受外国人欺负？” “中国人为什么光用洋货，不会自己造吗？”老师的讲解，特别是全国各地爆发的反奴役、反压迫、驱逐洋人、抵制日货的群众运动，大大激发了牟洪礼的爱国热忱。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牟洪礼那年才十四岁，在老师的倡导下，他积极参加了本校的学生宣传队，经常到安固、大柳疃、柳科、高里、台底等集市和庙会上进行爱国宣传，有时一天要跑几十里地，尽管很劳累，但他精神很振奋。

一九二二年夏，牟洪礼在毓贤小学毕业了。他忧国忧民，但不知何去何从，遂怀着读书救国的心情，和牟铭勋、耿梅村进入了本村私塾学堂读书。时隔一年，正是全国军阀混战时期，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成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目标和角逐场所；再加以地主豪神巧取豪夺，土匪、兵痞抢劫骚扰，自然灾害不断发生，广大农民终日啼饥号寒，挣扎在死亡线上。在这严酷的事实面前，年轻的牟洪礼再也按捺不住激愤的心情。他想：“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能救国吗？所谓的‘东亚病夫’就没办法‘医治’了吗？那些丧权辱国的民族败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难道还让他们继续嚣张下去吗!”牟洪礼百感交集，悲愤填膺。一天，他把手中的诗书一甩，对牟铭勋、耿梅村激昂地说：“国家危亡，人民涂炭，作为中华民族的儿女，怎能坐视不救!与其这样忍辱求生，倒不如驰骋疆场，效命国家。我们决不能再埋在这故纸堆里，应该另求出路。”他认为中国贫穷落后，才受人欺侮；要使中国强盛，首先要振兴实业。

一九二三年夏，他和牟铭勋收拾了简单行李，辞别了双亲，考入了济南工业染织学校。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民主统一战线。在这一有利条件下，我们党在山东不但迅速扩大了政治影响，而且进一步发展了组织。济南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蓬勃发展。牟洪礼在参加社会活动中，经常接近本校的共产党员宋伯行老师。在宋老师的启发教育下，他不断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熟悉了党的纲领和主张，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进步很快。他心中的疑团渐渐解开了，找到了中国贫困落后和受外人侵凌的原因，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他立志献身于党的革命事业，在各种斗争中表现英勇果断。到一九二五年，由宋伯行同志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新的征程。

一九二五年，牟洪礼同志毕业于济南工业染织学校。一九二六年一月，他遵照党的指示，怀着满腔热情，和党员牟铭勋同志一起回乡开辟革命工作。当时，潍县城南的广大人民，反对军阀张宗昌的斗争搞得热火朝天，而潍北地区却还没有开展起来。牟洪礼同志心急如焚，筹集了资金，开办了一个小染织厂，整日走街串巷卖手巾、带子，深入群众，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很快建立了潍北区第一个党支部——牟家院党支部，牟洪礼同志任支部书记。之后，又在小庄子、荆科、柳科、柳疃等村相继建立了党支部。由于他和党员同志积极宣传革命，群众觉悟迅速提高，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共产主义青年团、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像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这时，潍县的革命形势很好，在庄龙甲、牟洪礼等同志的努力下，南起曹庄、茂子庄、庄家，北到牟家院，小庄子，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开展了革命活动。

随着党组织不断地发展，党员不断地增加，成立潍县党的领导机构的条件也逐渐成熟。于是，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庄龙甲同志在茂子庄主持召开了全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共潍县县委。庄龙甲任书记，扈梅村、张同俊、牟洪礼、宋文恪、杨学序任委员。牟洪礼同志任农民委员，并兼任潍北区委书记。

牟洪礼同志在潍北区工作期间，常常披星戴月、顶风冒雪活动在人民群众中间。有时到茂子庄、虞河崖参加会议，往返一百余里；有时为检查指导工作，一晚上奔走五六个村庄。为了搭救受难的同志或救济贫苦群众，他曾几次变卖自己的家产，慷慨仗义，毫无难色。

潍县城乡的党组织日益发展壮大，革命工作蓬勃发展，群众欢欣鼓舞。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中共潍县县委书记庄龙甲同志根据中共山东执委的指示，在国民党省党部内的张洛书（共产党员）等同志的支持下，召开了国民党潍县第一次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潍县县党部。改组后的执行、监察委员都是共产党员，牟洪礼同志被选为执行委员。①

一九二七年冬，中共山东省委派丁君羊和刘子久同志到潍县，在乐道院外养正小学召开了活动分子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要急速进行武装”的指示，牟洪礼与庄龙甲等三十余人参加了会议。会后不久，中共潍县县委组建了特工队，到次年春，又建立的赤卫队。

当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但山东还处在军阀张宗昌的统治之下，国

共两党合作的局面尚未破裂，张洛书、庄龙甲、牟洪礼等同志还都跨党。

一九二八年二月，中共山东省委指示潍县县委领导农民抗捐抗税，组织暴动。县委随即进行了发动和组织。四月二十日，县委领导五十多人的斧头队和潍县西南区的党员、农会会员砸了大柳树集税局子。这一斗争的胜利，大灭了土豪劣绅的威风，给农民撑了腰，出了气，可是敌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到处造谣惑众，恫吓百姓。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潍县县委发布了《为大柳树集反牲畜税事件告农民兄弟书》，号召广大农民进一步团结起来，与敌人斗争到底。

为了贯彻县委指示，把“告农民书”散发给广大群众，一天，牟洪礼等同志以青年农民打扮，怀揣着几百份“告农民书”，随着赶集的人群进入了固堤镇。固堤镇是潍北的重镇之一，历代设有敌警察局或民团局。这些局子狗仗人势，欺压群众，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

牟洪礼等同志巧妙地将“告农民书”散发到酒棚、说书场、百货摊，甚至贴到警察局的墙上。一时间敌人如临大敌，惊恐万状，到处吼叫搜查，捕人……

牟洪礼等同志转到警察局大门口，刚要把一叠“告农民书”塞进石狮子口中，突然被一名警察发现了。警察刚要喊叫，牟洪礼同志机警地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纸包递给了他，轻声说：“我们是赶集的，这是点小意思。”警察以为是钞票，正在低头拆看时，牟洪礼同志趁其不备飞起一脚，踢中其小腹，他“哎呀”一声倒在地上，牟洪礼等同志乘机转移了。

翌日清早，牟洪礼同志刚从家里出来，迎面碰上一伙警察来捉他。但警察并不认识他，便大咧咧地问道：“喂，牟洪礼家在什么地方？”牟洪礼同志心里有数，泰然自若地回答：“我刚才看见他回家去了。”并顺手向后一指：“拐进墙角去就是他的家。”待警察们向前走去时，牟洪礼同志立即翻过邻居的墙，跨过宅院，安然脱险了。

砸了大柳树集税局子和散发“告农民书”的事件，振奋了群众的情绪。潍北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革命斗争此起彼伏：如“短工罢市”，提高了他们的工资，打击了地主、富农的剥削；贫苦农民进行了“吃坡斗争”，割了三家恶霸地主的麦子，帮助一部分贫苦群众度过了灾荒；近二百多名发网工人和猪鬃工人的斗争，减少了资本家的中间剥削。

一九二八年济南“五·三”惨案之后，为了斗争的需要，上级党组织调牟洪礼同志到济南鲁丰纱厂发动工人罢工，不幸被捕。敌人刑讯逼供，他英勇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一天，在押解途中，他趁一个敌人小便之机，迅猛地将另一个敌人撞倒在地，撒腿跑进高粱地，逃出了魔掌，一路上忍饥挨饿，辗转回村。

同年五月，军阀张宗昌被蒋介石、冯玉祥的军队驱逐出山东后，国民党右派控制了我省，形势恶化，有的党员经不住考验当了逃兵，甚至有的投敌自首成了叛徒。这时，潍县县委书记庄龙甲同志因操劳过度，肺病加重，在县委的决定和同志们一再劝说下，他暂时离开家乡，搬到安丘县杞城村党员傅锡泽开办的药房里，一面治疗，一面坚持工作，不幸于十月十日（古历八月二十七日）被敌人捕去，押到南流镇，于十二日惨遭杀害。

噩耗传来，牟洪礼和其他党员同志们心情极为悲痛。为了弄清真相，牟洪礼同志装扮成小商贩，亲赴南流镇进行实地调查。据在场的同志说：庄龙甲同志临刑前面无惧色，向群众愤怒地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真相，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投靠帝国主义，勾结地主、资产阶级压榨剥削劳动人民的血腥罪行，并向敌人愤怒高喊：“今天你们杀了我一个，明天会有千百万人站起来。”“中国共产党万岁!”他凛然不屈，慷慨就义。牟洪礼同志怀着沉痛的心情，回到了庄家庄庄禄海同志家中。他本想将庄龙甲同志壮烈牺牲的经过告诉其家属和老战友，但又怕对他们打击太重；思忖之后，他抑制住悲痛，在开完党支部会后，趁同志们不注意时，在一个烟卷盒的背面写下了一首“老庄死在南流”的冠头诗，压在煤油灯下，便凄然离去。诗曰：

老子英雄儿好汉，

庄稼不收年年盼；

死而复生精神存，

在与不在何必言；

南北东西人知晓，

流芳百世万古传。

十月下旬，牟洪礼、马宣元等同志经过秘密串联，恢复了潍县党的组织活动，在东曹庄成立了中共潍县特别支部。他们工作了一个多月，就恢复了十三个党支部，共有七十六名党员。这时，混入省委内的王复元、王用章先后叛变，为虎作伥，致使山东的一些党组织连遭破坏。在这极为困难的日子里，牟洪礼同志却不畏强暴、不避艰险地坚持了潍县党的工作。他以曹庄小学教员作掩护，白天教学，晚上到庄家庄聚会，研究并指导党的工作。他们首先在庄家庄，由小学教员、共产党员庄克仁带头，团结全体党员教师为骨干，并吸收了有威望的几位老贫农参加，成立了“孝义会”。

孝义会名义上是为群众承办軎、丧事，实际上是在从事秘密革命工作，他们先后帮助葛家、武家、董家庙子、南屯等村恢复和建立了党支部。每逢星期六的晚上，牟洪礼同志还要返回潍北牟家院村指导各党支部的工作。他曾委托阙庄党员于画舫同志负责组织人员，每星期编印一批标语、传单，贴到庙墙、牌坊上以及集市显眼的地方，激发和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情绪。

一九二九年二月，中共潍县特支在东曹庄召开了改组会议。牟洪礼同志主持，并传达了党的“六大”决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我党面临的任务。会议选举了新县委，牟洪礼同志被选为委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牟洪礼同志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不能创建自己的政权、保护群众的利益。于是，他通过种种关系，将共产党员王文生安排到第四区当了敌人的区长，秘密组织武装暴动。但由于各地党组织相继遭到破坏，国民党潍县县党部常委、教育局长高镜秋扬言要逮捕牟洪礼等人。在这危急关头，上级党组织为保护同志，暂将牟洪礼同志调往淄（川）博（山）张（店）地区任副书记，同王景瑞同志在一起工作。时隔不久，在一九二九年六月，叛徒王复元带领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捕共队到潍县策划逮捕共产党人，县委委员、坊子铁路工人刘兆荣、孟广和等五人被捕。国民党潍县公安局长李朝英率警备队到庄家庄、东曹庄逮捕了县委书记马宣元、县委委员以及群众二十多人，中共潍县县委又遭到一次破坏。

牟洪礼同志得知潍县县委遭到破坏后，心胆俱裂，悲痛欲绝，当即向上级党组织请求批准调回了潍县工作。他肩负重任，心红志坚，立即抚慰了遇难者的家属，整顿了党的组织。当时省委指示，要避开敌人的视线，保存力量，重新建立联络点，加强与省委的通讯联系，并教育党员坚持秘密活动。牟洪礼同志盘算，最好将联络点设在敌人老巢潍县城。牟家院村的牟桂明、李永升在县城东南角楼外天主教堂的对面开设了一个阜通煤场。这两位老乡，人缘好，思想也比较进步，靠得住；又加这里买煤的人多，整日熙熙攘攘，便于掩护。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牟洪礼同志亲自搬进阜通煤场主持联络点的工作，阜通煤场当即成为全县党的指挥中心。编印传单、召开会议、接送同志、听取汇报都在这里进行。牟洪礼同志积极热情地工作，常常通宵达旦，彻夜不眠。潍县党的工作不但很快得到了恢复，而且党的支部发展到六十多个，党团员近三百名；群众的革命斗争也此起彼伏，掀铁路，割电线，夺枪支，撒传单，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一浪高过一浪。

由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飞速发展，国民党反动派惶惶不可终日，不是催粮逼款、抽丁拉伕，就是筑城设卡、清乡搜捕。敌人到处张贴布告，悬赏千金缉拿牟洪礼同志。这时，人们都为牟洪礼同志的安危担心。有的劝他到外地躲避一下，他总是打趣地说：“我这个人，一开始革命就把头别在腰带上，哪里扔了哪里算。在这紧急关头，我哪能离开大家呢？敌人和狗一样，你越怕它，它越向你龇牙咧嘴。”经他这么一说，坚定了同志们的斗争信心。

一天，牟洪礼同志正在阜通煤场的小茅棚里阅读文件，煤场掌柜李永升正在账房里忙生意，有个小伙计急匆匆地跑来说：“李掌柜，有位长官找你。”“哪位？……”他刚发问，那位军官就来到他面前了。李永升抬头一看，心里一惊：“啊！是张团长，少见少见，快屋里坐。”

这位团长叫张明洲，原在张宗昌部下当团长，在济南时和李永升相识。“五·三”惨案后，张宗昌垮台，他被编为国民党军队，这次刚调防来潍城，听说李永升在此开煤场，就主动找上门来了。

“你认识牟洪礼吗？”张突然问。“多少认识点，一个村嘛！”李故作镇静地回答。张又说：“我想见见他。”李回答道：“牟洪礼神出鬼没，国民党悬赏干金捉拿他，直到现在也没见他的影子，恐怕很难见到吧!”张明洲讨了个没趣，便把茶杯一放悻悻而去。

李永升急忙向牟洪礼同志汇报了这个情况，劝他说：“这家伙登门来找，恐怕凶多吉少。你还是早躲躲吧!”牟洪礼同志沉思了一下，眉毛一扬，拳头一挥，果断地说：“好，你明天请他来，我要会见这位团长先生。”

第二天下午，牟洪礼同志在阜通煤场李掌柜的卧室里会见了这位张团长。寒暄之后，牟洪礼同志单刀直入地说：“你可以把我抓起来去请功领赏啦！”“牟先生别误会，我张某不是那种无义的小人！”张团长极力辩白。

牟洪礼同志看出，张明洲不是个死硬派，倒还有点中国人的骨气，遂即对面坐下攀谈起来。牟洪礼同志从眼下的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国内政治的腐败，人民生活的疾苦，一直谈到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救国救民的方针。他用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实深深地打动了张明洲的心，使这位团长对牟洪礼产生了敬慕之情。分手时，他紧紧握着牟洪礼同志的手激动地说：“牟先生，实在是相见恨晚，从今日起，咱俩就是好朋友了。敝舍在城里十字口门牌十八号，欢迎光临。今后若有用我张某之处，一定竭力，幸会幸会”。

事隔不久，由于叛徒告密，阜通煤场联络点暴露了。一天凌晨，国民党警备队突然包围了阜通煤场，在这危急关头，牟洪礼同志跳出后窗，翻过院墙，潜入城里，毅然闯入张明洲的公馆。张不但热情地接待了他，还在当晚护送他出城。

阜城煤场联络点放弃以后，牟洪礼同志又将联络点秘密转移到北坝崖高升饭店坚持了一段时间。一九二九年夏，上级党组织调牟洪礼同志到青岛市委代理书记，化名孟名三，住在大港泰山路一个卖水的同志家里。

这时，党中央派来山东协助锄奸的张英同志（原名马宗显、潍县人），正在与青岛市委设计铲除大叛徒王复元、王用章。我地下党员傅玉真同志大义灭亲，向牟洪礼同志揭发其新婚丈夫丁维樽叛党投敌，追随叛徒王复元搜捕我地下党员，破坏组织。牟洪礼同志遂向市委提出：先铲除丁维樽，将王复元引至青岛，再伺机将其处决。于是，经过一番策划，在傅玉真同志紧密配合下，于八月十日晚上，张英同志将丁带到滋阳路处决了。事情果然不出所料，王复元很快便窜到青岛。青岛市委在党员徐子兴、傅玉真等同志的协助下展开了紧张的锄奸活动，终于在八月十六日下午六点，发现王复元到山东路（今中山路）一百一十号新盛泰皮鞋店取鞋，张英、王科仁同志跟进店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枪决了这个罪大恶极、两手沾满革命烈士鲜血的叛徒，人心为之大快。

自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中旬至一九三〇年二月，牟洪礼同志任山东临时省委候补常委兼青岛市委书记。一九三〇年三月，他奉命调去中央，九月，分配到河南任郑州市委书记。一九三一年一月，因开封市委书记耒学照被捕，又调任开封市委书记。二月，河南省委改组，牟洪礼同志任省委候补委员兼开封市委书记。由于在刘峙统治下的开封，环境十分恶劣，三月二十六日牟洪礼同志不幸被捕。党组织曾派人找关系积极进行营救，但未成功。四月下旬，因狱中组织暴动失败，牟洪礼同志被敌人杀害。

牟洪礼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那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几十年来滩县人民广为传颂。他那不怕艰苦、不畏强暴、英勇果敢、忘我斗争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牟洪礼烈士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