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边区早期的革命者

——马振华烈士传略

高吉杰 葛孚常

原中共冀鲁边区第一地委书记马振华同志，为革命光荣牺牲已经四十多年了。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回顾他一生的战斗历程，寄托我们的哀思。

一

马振华，一九〇五年出生在河北省盐山县后韩沙洲村一个佃农家庭里。他家世世代代给地主当牛做马，终年不得温饱。父亲为了改变贫苦的命运，强忍硬熬地供他读完了高小。他看到绝大多数学生是地主富农的子弟，穷人家的孩子很难入学读书。所以，他高小毕业回村不久，就在乡亲们的支持下，很快地办起了后韩贫民小学。

马振华办学的举动，惹恼了前韩沙洲村地主老财任长龙。他为了搜取名利，原在前韩办了一所高小。现在马振华竟在后韩为穷人办学校，和他唱对台戏，他很恼火。一天，他气势汹汹地跑到后韩小学，质问是谁不到县里立案就办学。恰巧马振华不在家，老乡们没理他。他竟然把校牌子摔在地上，狠狠地跺了两脚，扬长而去。

马振华回到学校，乡亲们就围拢上来和他商量如何对付任长龙。有的说，要硬对硬地和他干，人多势众，只要心齐就能治他；还有的说，要办个武术房，人人学身好武艺，到时候就和他较量较量。马振华集中了大家的意见，主张一边办学校，一边办拳房，文的武的一齐抓，和任长龙斗下去。老乡们都表示赞成。

从此，后韩沙洲村活跃起来了。学校里白天教书，夜晚练拳习武。后来，马振华还组织乡亲们办了个“互助会”，每个会员户出会费一元作基金，低息贷款，轮流受益，使大伙摆脱了高利贷的剥削。

就在这时，马振华还趁任长龙家办丧事的机会，大煞了任长龙的威风。按以往惯例，他家办丧事，长工、佃户家都得出人为他家“助杠”。但是这一回，马振华早和乡亲们商量好了，没有一个靠前的。任长龙派管家挨门挨户去催人，乡亲们都不搭理。任长龙无可奈何，只得动员他的亲戚们把灵柩抬到坟地去。

当时在冀鲁边区，随着我党地下活动的开展，党的影响逐渐扩大。马振华在组织群众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斗争中，总感到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方向不明，策略不清，必须尽快地找到党。这时，党也在观察他，考验他，随时都关怀他的成长。

一天下午，有个姓刘的青年来到后韩小学，他是地下党派来找马振华的。在交谈中，老刘从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人民，谈到毛泽东同志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三次“围剿”；从“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谈到我党的抗日主张；从河北省保定二师学潮，高阳、蠡县的农民暴动，谈到当前的革命任务和将来的共产主义理想。最后，他说：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马振华听得入迷，心情兴奋。他猜测，老刘准是共产党人。

后来，马振华经常和老刘接触，老刘进一步向他介绍共产党的性质和党的纲领。同时，还常和他研究发动群众同地主老财做斗争的办法，他俩成了志同道合的战友。

一九三二年春季的一个夜晚，马振华在后韩小学宣誓入党。入党后，他根据上级的指示，很快发展了几名贫雇农党员，在秋收季节成立了中共后韩党支部，他担任支部书记，时年二十七岁。

二

后韩党支部成立后，马振华和同志们一起，按上级指示精神，发动群众开展了抗租斗争。

当时，这一带地主收的是货币地租。农民在麦秋两季打下粮食后，必须到市上卖掉，拿着钱去交租。地主则乘机控制市场，低价收购，这样，加重了对农民的盘剥。农民对地主老财的压榨剥削极为不满，但要起来公开和地主斗争，却顾虑重重。

在这种情况下，马振华同志召开了党支部会，研究发动群众抗租问题。他们决定深入各户，引导群众算地主的剥削账，启发大家觉醒。支委分别串门发动，给群众算细账：从种子、农具、牲口、肥料到人力，算出第一笔账；再把收的粮食折合时价，退去地租，又算出第二笔账；两笔账一比较，群众明白了赔账亏本的是佃户，剥削自肥的是地主。贫雇农辛勤劳动一年，年景好，半年糠菜半年粮，遇上荒年歉收，就得逃荒要饭。支委同志们趁机向大伙提出：多少辈子当牛马，如今应该变变样，穷人拧成一股绳，今年来个不交租，只要大伙齐心干，谁也不能怎么着！这些道理像火种，很快地点燃起人们胸中的烈火。

乡亲们觉醒了，心齐了，当地主老财派人到后韩村收租时，家家都说粮食还没卖，等卖了以后就给送去。话是这样说，但三天过去了没人交，十天又过去了，还是没人交。

眼看到年底了，地主老财们没收到一粒租子。他们看出其中定有缘故，就到官府请来衙役，跟着到村里收租。但佃户们都说，因年景不好，打下的粮食都吃了，租子得明年再说。老财们气得暴跳如雷，要佃户们到官府去说话，老乡们不理那一套。地主老财想抓人，可是那么多佃户抓谁呢？他们也明白，共产党在当地影响较大，官府的声势日益削弱，不交租的也不是当地一处，他们无计可施。……

抗租斗争胜利了，但只是打击了出租土地的地主，而那些雇用长工种田的地主、富农还没有受到冲击。前韩的任长龙就傲慢地说：他情愿自己麻烦点，多雇几个长工，粮食一下场，往囤里一装，把门一锁，谁也抗不了他的租。

马振华同志听到任长龙的刻薄话，心想，一定要设法对付他。正巧，上级指示，要在继续抗租的同时，再发动一次抢粮斗争。于是，马振华同志就把任长龙家作为抢粮对象。

一九三三年秋收前，马振华和党员同志们认真研究了抢粮的办法，然后若无其事地回到学校教书。

一天晚上，人们抢了任长龙一大片庄稼。第二天任长龙见势不妙，就撵着长工下地快割快捆，因来不及往家运，晚上庄稼又被抢光了。任长龙又气又急，他不顾庄稼熟得好不好，就动用一切力量，把所有庄稼都割了，派人在地里看着。但看守庄稼的穷人不和他一条心，庄稼又被抢走了。任长龙查问时，看庄稼的人就编出各种理由来应付他，弄得他很尴尬。

由于抗租是从后韩开始的，任长龙料定抢粮也必定是后韩人干的。是谁带的头呢？他想来想去，觉得与马振华有关。

一天，任长龙到后韩小学去找马振华，要他和乡亲们疏通疏通，把庄稼还给他，否则就要去告官。任长龙这家伙话里带“骨头”，马振华同志却不怕威胁，他冷冷一笑，用幽默、讽刺的语调回敬他说：“我正要去拜访你，恰好你来了。我家那点棒子，昨晚也被人偷了一大片。你要是去告状，劳驾你顺便给我带上一笔!”说罢，便摇起铃来，给学生们上课去了。任长龙碰了一鼻子灰，懊丧地走了。

接着，马振华同志又领导了几次抗税反税和教员要求增资的斗争，都取得了胜利。这一系列的斗争，不但打击了封建地主和反动政府的嚣张气焰，扩大了党的影响，而且他自己也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在斗争中，他深深体会到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才能排除万难，从胜利走向胜利。

三

一九三四年春，在冀鲁边区，我党领导的治河罢工斗争遭到失败，许多优秀共产党员被逮捕，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革命斗争转入低潮。上级党委决定从基层抽调一批对党忠诚并富有斗争经验的党员，担任重要的领导工作。这样，马振华同志被调到中共津南特委任特派员，负责整顿发展党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争。

马振华同志化名李泽民，以串书馆卖笔墨作掩护，背着货物到处奔波。他串遍了津南一带所有的书馆，利用卖货的机会向教师、学生宣传革命道理，并有意地把一些进步书刊借给大家阅读，还把红军反“围剿”和农民运动的斗争事迹，当作故事讲给学生们听。同时，他还和村里的许多青壮年建立了友谊，大家都亲昵地称呼他“李先生”。人们从他的讲话里，从他带来的书刊中，了解到“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向关内进犯，华北危急，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斗争，才能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

在马振华同志的宣传鼓动和精心组织下，从农村到集镇，一个一个的党支部建立起来了，被敌人破坏了的党组织又重新恢复并发展壮大了。革命的星星之火，在冀鲁边区平原上迅猛地燃烧。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蒋介石继续奉行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日寇长驱直入，很快占领了不少城镇和交通干线。但日寇因兵源不足，只是从沧州沿惠民、济南一线匆匆而过，对冀南、鲁北地区并没有切实控制。这时，一些军阀、地主豪绅、土匪恶霸乘机而起，搞枪支，拉队伍，占地为王，兴风作浪，造成了社会上的动乱。

这时，马振华同志任津南特委组织委员。不久，上级党委派于文彬同志（原名余世杰）接任特委书记，并带来了中央北方局的重要指示。十一月中旬，在乐陵县黄夹镇附近的许家小学召开会议，贯彻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将津南特委与鲁北特委合并为中共冀鲁边区工作委员会，于文彬同志任书记。同时，建立了华北人民抗日救国会和华北人民抗日救国军。马振华在会上精辟地分析了冀鲁边区的政治形势和地方特点，提出了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边区抗日武装的见解，得到与会同志的赞同。他被选为冀鲁边工委的组织委员和华北人民抗日救国会会长，兼任华北人民抗日救国军主任（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委员）。

由于当时边区一带杂牌军“司令如毛”，各霸一方，加以官僚豪绅多年来的压榨剥削，人民群众一贫如洗，边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这就给建立抗日革命武装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但是，马振华同志没有辜负党的信赖和工委的委托，迎着困难积极进行建军工作。他把贫苦的农民当作依靠力量，同时吸收抗日爱国的知识分子参加。他还亲自去联络和争取民团杂牌武装，给他们阐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晓以民族大义，争取他们加入华北人民抗日救国军。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抗日救国军初具规模，建立起四个团的编制，共约一千余人。这是冀鲁边区党领导的第一支抗日队伍。

四

一九三七年冬，华北人民抗日救国军成立不久，在盐山县城南的五堡一带，夜袭伪满自治联军挺进师刘佩臣部取得胜利。但是，盐山城里还驻有实力较强的日伪部队，敌强我弱的形势 尚未扭转。在我军内部，由于成分复杂，地方观念、无政府主义等问题相继出现。在军需供应上也存有较大困难，时届严冬，战士们多数还穿着单衣，有时断粮吃不上饭。面对着这样的严重形势，我边区党和抗日军队经受着严峻的考验。这时，边区工委主要负责人于文彬和马振华同志经过研究，于十二月初在盐山城东南的杨小岩村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工委会议。马振华和于文彬同志在会上发了言，中心内容是加强对部队的领导，整顿抗日武装。他俩的发言，得到大家的支持。会议按上级指示将冀鲁边区人民抗日救国军改称冀鲁边区抗日游击队，仿效红军的做法，在部队的各路、各团设立政治处，在各队（连）配备政治指导员，加强政治工作，实施党指挥枪的原则。

会后，马振华同志住在部队里，亲自指导开展政治思想工作。他首先在特务团建立了士兵政治课制度，狠抓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提倡官兵一致，开展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练兵运动，并把这些经验向各团作了推广。从此以后，部队里的政治空气浓厚，士气高涨，战斗力增强。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我抗日游击队在盐山击溃伪军刘芳挺部的进攻，继而又奔袭无棣，围攻乐陵，克复庆云等县，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抗日游击队也由原来的一、二、三路和特务团增编到二十四路（为了策略，有意空编第八路）。

当时，处于中立状态的原国民党盐山警备队刘延臣部和庆棣团张柱轩部正观望，摇摆于抗日与降敌之间。如果我军在短期内打几个胜仗，可能争取他们加入我军。但当时我军内部在战略上意见不一致，有人主张“先扫除外围”，解决了刘延臣和张柱轩部，然后攻打县城。马振华同志不同意这种意见，主张集中一切力量猛攻盐山城，事先对刘延臣、张柱轩晓以利害，使其按兵不动，待攻下盐山城后争取他们参加抗日队伍。马振华的意见，得到了多数同志的赞同和支持。后来按计划行动，攻下了盐山城，我军大获全胜，刘、张主动接受改编，冀鲁边区的抗日队伍得以扩大。这是我党团结进步、争取中间、反对分裂这一统战政策的胜利，也是冀鲁边区党指挥枪的胜利！

五

马振华同志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但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当时，人民抗日救国军副司令员邢仁甫和一团团长崔吉璋，用攫取的权力拉拢宗派，中伤排挤马振华同志，诬陷他重用坏人刘景良。刘景良是土匪出身，曾在韩复榘部下当过军官，通晓一点军事。他以左派的面目混进了人民抗日救国军，当上了领导干部，一直怀有窃权营私的野心。由于马振华同志早已察觉，处处防范，因之，其个人野心难以得逞，后逃跑投敌当了汉奸。邢仁甫、崔吉璋不怀好意，攻击马振华同志思想右倾，姑息养奸。他们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批判马振华，不经上级批准就免去其救国军主任职务，降为特务团主任。马振华为了革命利益，深入连队，和战士们同甘共苦，并积极开展政治工作。

我军攻克盐山后，日寇不断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在平原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十分艰苦。这时，身为抗日游击队司令的邢仁甫，竞大放厥词，要离开冀鲁边区去找大部队，或者把队伍拉到山区打游击。马振华同志面对邢仁甫的逃跑主义，实在难以忍受，就严厉地批评说：“你只看到敌人凶恶和平原地区不利于作战的一面，却看不到边区几十万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情绪。古人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心向背从来就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正义在我们一边，人民在我们一边。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固然有困难，但我们能抛弃边区几十万人民群众不管吗？能把边区的土地白白送给鬼子去蹂躏吗？”马振华同志又斩钉截铁地对同志们说：“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巩固边区，扩大抗日根据地，壮大抗日队伍，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我们共产党人要迎接更加残酷的斗争，同时也要准备着为革命献出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

马振华同志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邢仁甫的逃跑主义被唾弃。从此，革命斗争如火如荼。一九三八年九月底，肖华同志率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到达冀鲁边区，边区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犹如燎原烈火，越烧越旺。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河北平原，山东北部和西北部平原，已经发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平原能够发展游击战争的证据。”这是对邢仁甫之流逃跑主义的严正批判，也是对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赞扬。邢仁甫、崔吉璋后来都背叛了革命，落了个可耻而又可悲的下场，无情的历史对他们作出了公正的裁判。

六

马振华同志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深知人民群众的疾苦，他献身于革命事业，始终和群众在一起，既做群众的学生，又当群众的先生。在冀鲁边区，曾经流传着他用了三年功夫帮助一名阶级弟兄觉悟起来的故事。

有个贫苦的青年农民，他是马振华同志化装打短工时的伙伴。其家祖祖辈辈受压榨，又深受封建迷信思想的毒害，他误认为自己命里注定是受苦受穷的，早晚烧香念佛，不问革命斗争的事。马振华同志决心帮助他提高阶级觉悟，每当来到这一带检查工作时，总忘不了去找这位贫苦兄弟谈心。经过三年的开导教育，终于使他觉悟了。他参了军，入了党，后来还当了我军的营长。

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到达边区以后，马振华同志调到地方政府工作，先后任边区战委会主任、民运部长、组织部长、边区党委第一地委书记等职。他虽身居领导地位，却把群众看作自己的父母，群众也把他视为自己的儿女。因之，在紧急关头总是千方百计地掩护他。

有一次，晚上他带着部分干部到了宁津孙庄，刚刚入睡，村子被敌人包围了。马振华询问了当时的有关情况，他感到即使有坏人去报告，论时间敌人也不会来得这么快，可能是敌人来抢东西，并不知道我方人员的情况。如果突围，就会暴露自己，造成严重损失。因此，他让同志们和乡亲们混杂在一起，放敌人进了村，趁着黑夜，他和同志们在群众的掩护下，安全地出了村，化险为夷。

一九三九年冬，由于战局的需要，一一五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奉命调往鲁西南一带，留在冀鲁边区坚持武装斗争的只是一部分地方部队和民兵。日寇在边区设岗楼，修公路，挖壕堑，实行“网式分割包围”，推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但我边区人民并没有被敌人的法西斯统治所吓倒，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同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然而有些人却经不起，考验，有的动摇妥协，有的叛变投敌，致使我党一些地下组织遭到破坏，不少干部和抗日群众遭到杀害。马振华同志却临危不惧，到处鼓动大家坚持斗争，争取胜利。

一九四〇年九月十一日傍晚，马振华同志在宁津县柴胡店区薛庄召开秘密会议。不料被叛徒告密，敌人调集了几个据点的日伪军趁夜间将薛庄包围。

十二日拂晓时，会议即将结束，突然在外面担任警戒的通讯员小窦，猛喊了一声“有人！”随着一阵枪声他倒下了……

屋里吹灭了灯，敌人在对面房上喊话：“土八路，缴枪吧!”接着“啪！啪！”两枪，子弹从窗口射进来，黑暗中一名同志倒下了。马振华同志叫大家卧倒，并命令道：“准备突围！我掩护，一个一个地往外冲! ”

大家都争着作掩护，被马振华同志制止了。他一扬手，“啪!”的一枪，房顶上一个敌人栽下来了，屋里一个同志窜出去了。双方对射着，屋里的同志连续地往外冲。马振华同志最后冲出门外，扬手射击，不幸，他被一串罪恶的子弹击中了。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冀鲁边区人民的好儿子，为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马振华烈士的鲜血洒在他生前战斗的冀鲁边区。为了纪念他，冀鲁边区党委决定将宁津县改称为“振华县”。冀鲁边区的人民踏着烈士的血迹，更加勇猛地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使边区大平原上卷起更加猛烈的革命风暴，到一九四四年，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