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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河区人民热爱的抗日司令——马耀南烈士传略

更新时间:2022-07-18 11:31:29点击:

清河区人民热爱的抗日司令

——马耀南烈士传略

淄博市烈士事迹编办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祖国大地上到处燃烧起抗日的烽火。在山东北部清河平原上,有我党领导的一支越战越强的抗日武装——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支队司令员是原长山中学校长马耀南同志。他摈弃了国民党,参与领导了黑铁山起义;又遵照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广泛发动群众,和战友们一起率领人民子弟兵,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在如火如荼的斗争中,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锻炼成为人民军队的优秀指挥员。不幸,在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反击日寇战斗中,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壮烈牺牲。他的英雄业绩永放光辉,他不愧是清河区人民所热爱的抗日司令。

马耀南同志,又名马方晟,长山县三区北旺庄(现淄博市周村区张坊公社)人,一九〇二年七月十六日(旧历六月十二日)生于一个富裕农民兼手工业者的家庭中。七岁念私塾,后转学周村高小,一九二〇年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一九二四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机械工程系。是年,我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我党的帮助下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革命形势一片大好。马耀南信仰新三民主义,遂参加了国民党,并任国民党天津市第二区党部领导成员;同时,又是北洋大学学生会和天津市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他时常带领同学们查禁日货,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叛变革命,白色恐怖遍及全国,革命转入低潮,他陷于迷惘和苦闷之中。

一九三〇年夏,马耀南带着许多疑问出席了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一片乌烟瘴气,有人为争当中央委员贿买选票,彼此勾心斗角,丑态百出。马耀南对国民党的黑暗腐败愤恨至极,他捶胸顿足,痛骂不已,并愤然退席,返回天津。不久,他加入了国民党改组派,参与了倒蒋(介石)运动。他深知自己的言行必为蒋帮所不容,故于北洋大学毕业时,迅即离开天津,到河北省永清县中当了教员。

不久,国民党反动派果然以“亲共反蒋”的罪名,宣布开除马耀南的党籍,并下令通缉他。他没有被反动派的气焰所吓倒,在日记中写道:“世界——战场,人生——恶斗,一息尚存,绝无逃遁苟安之余地。”“处顺境而傲,遭逆境而馁者,皆飞真正青年!”“遇难而退,遇苦而悲者,皆无能人也!”“一生要做硬汉,绝不发一无聊呻吟语,咬紧牙关与困难做殊死战,一直向前迈进。”他决心摈弃国民党,走“教育救国” 的道路。他又离开永清县中学,到江苏南通一所大学任教。

一九三三年,长山县的乡绅联名邀请马耀南回县任长山中学校长。任职后,他鞠躬尽瘁地振兴教育事业,积极增聘有学识的教师,努力提高教学质量;鼓励学生成立“自治会”,大力发扬民主校风;学校门口挂起“欢迎参观”的牌子,允许群众入览,倾听批评意见;他本人经常率领学生打扫街道卫生,参加修桥补路等公益活动。在平时,他倡导大公无私,造福人民,团结救国;反对只读死书,不问国事,反对苟且偷安、明哲保身和投机取巧等腐朽习气。因之,长山中学蒸蒸日上,誉传四方,也推动了全县教育事业的发展。马耀南成了社会上很有影响的人物。

就在这时,国民党反动当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面前,一味奉行“不抵抗政策”,一九三三年与日寇签订了《塘沽协定》,一九三五年又签订了《何梅协定》,丧权辱国,无耻之尤。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占领平津,华北危在旦夕。马耀南深感“教育救国”的愿望已化为泡影,忧心忡忡,寝食不安。八月十五日晚间,他在日记中写道:“上海炮火异常凶猛,全国已入血战状态,自顾尚在此安逸消闲,能不愧死!自即日起,应特别振奋,求有所报命国家,获取较大代价之牺牲,方不愧生世界。”几天之后,他又在日记中写道:“……此时不便只身避难,只好不顾一切进行民众武力之促成,任何困难,准备忍耐下去。”他看到大敌当前,别无出路,必须拿起武器,抗击敌人,但是自己不懂军事,感到报国有心,救国无术。经过反复思考,他明确地认识到,共产党以大局为重,不念旧恶,妥善地解决了“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真正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他深信,只有共产党领导抗战,中国才有前途,去找共产党,才是唯一的出路。

一九三七年八月的一天,林一山同志奉中共山东省委的委派,到长山中学会见马耀南同志。林一山是共产党员,曾在长山中学附小任过教员,和马耀南是老相识。省委在制定抗日武装起义计划时,曾决定在鲁东地区建立一个起义点,林一山同志遂向省委建议将起义点设在长山中学。其理由是,马耀南校长是一位作风正派,富有爱国思想的学者,群众威望高,在当地很有号召力。起义点设在长山中学,他能发挥很大作用。省委同意他的看法,于是,就决定派他去长山中学,做马耀南的工作。

故友重逢,分外亲热,他俩促膝谈心,常至夜深。马耀南倾吐忧国忧民的心情,林一山畅谈抗日救国的道理,志同道合,非常投机。林一山在长山中学住了一个月,除和马耀南交谈之外,还推荐了一些革命书籍让他阅读。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等。最后,林一山同志向马耀南介绍了“民先队”组织①,动员他立即参加,接受其领导,拉起抗日队伍,当林一山离别长山去执行其他任务时,马耀南,依依惜别,并诚恳要求上级再派人来长山中学。

九月底,一心找共产党领导抗日的马耀南来到了济南,经林一山同志介绍,会见了山东省民先队队部负责人、共产党员孙传文同志,马耀南恳切地说:“哀莫过于心死,苦莫过于国亡;我愿尽自己的力量,通过学生、教员发动抗战,要求派有经验的人去领导。”林一山、孙传文同志向省委书记黎玉同志汇报了情况,得到赞许。接着,省委决定派刚出狱的共产党员姚仲明同志前往长山中学。马耀南在济南与姚仲明会面后,带着这一好消息高兴地回到长山中学,师生们心情振奋,热烈地唱起了自编的歌曲:“……马校长带来了新曙光,满校灿烂而辉煌!……”

民先队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简称,是在党领导下所组织的青年团体。

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姚仲明同志以马耀南校长新聘国文教员的身份到了长山中学。马耀南校长非常尊重他,他俩相处得十分融洽。有一天姚仲明同志提议:为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须将长山中学办成一个新型的学校,向学生讲抗战时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等,以便训练抗日干部。马耀南校长立即表示同意,并以教学改革的名义付诸实施,师生们兴高采烈,许多抗日积极分子也活跃起来,纷纷邀请校方派人去作报告、讲演。他们便趁机大讲抗战新形势,积极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这样一来,长山中学的声望越来越高,抗日力量纷纷聚拢到长山中学的周围。

十一月初,姚仲明同志赴济南向省委汇报工作。省委决定再派从延安来山东的红军干部廖容标和原在鲁北工作的赵明新到长山中学,更好地团结马耀南,充分利用他的威望,积极做好准备,适时组织武装起义。

长山中学的抗战行动,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但也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敌视。就在姚仲明同志赴济期间,校内一名童子军教官,煽动了几名无知的学生围攻马耀南校长,企图逼迫他执行省教育厅关于鲁北中学一律南迁或解散的“命令”,以便搞垮长山中学。马耀南坚决抵制,拒不执行省教育厅的乱命,并痛斥了他们的无耻言行。童子军教官又煽动学生胡搅蛮缠,马耀南校长忍无可忍,盛怒之下把为首闹事的学生狠狠地打了几个耳光。于是童子军教官乘机挑动一些学生制造了一场混乱。马耀南校长在敌人的挑衅面前毫不示弱,在广大进步师生的支持下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义正词严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及其爪牙的卑鄙目的,驳斥了他们的恶意诽谤,争取了受蒙蔽的师生。接着,又发动群众驱逐了反动透顶的童子军教官,保护了热心抗战的长山中学。

不久,廖容标和赵明新同志也以“应聘教员”的合法身份先后进入长山中学,和姚仲明同志三人组成了党小组。从此,马耀南校长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起义的准备工作。首先,他吸收进步教职员成立了“教学研究会”,实际上是组织起义人员的思想教育会。每次开会,都是按照党小组拟定的重点讨论抗日救国问题,紧密联系实际,由浅入深,很受大家欢迎。后来,有不少“教学研究会”的成员加入了“民先队”。

随着形势的发展,党小组还在长山中学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为了迷惑敌人,他们名之曰“民众夜校”。马耀南校长亲自担任夜校负责人,学员共一百多,有乡村小学教师,也有失学学生,他们来自长山、邹平、桓台各县,自带行李和伙食费,都兴高采烈地进行学习。他们白天和长山中学高年级的学生在一起挖战壕,学军事;晚上上课听廖容标同志讲游击战术。马耀南校长曾将讲课内容编成《抗日游击战术》小册子印发给大家,时间不长,大家就比较深刻地理解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游击战要领。

为了进一步开展政治宣传,党小组在马耀南校长协助下,还油印出版了《抗战小报》,从每周一期发展到两日一刊,有时每天一张。他们还争取了长山县电信局局长仇通明加入了抗日行列。仇通明是个刚从电信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抗日情绪很高,积极为小报收抄抗日电讯,并迅速地将发行的小报邮寄到全县,使其成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马耀南校长还联系各界,组织成立了全县“抗日后援会”,发动抗日,募捐劳军。同时,马耀南校长还支持进步学生举办“抗日讲演会”,到街头巷尾、田边场间进行抗日宣传,唱歌曲、演话剧,很受群众欢迎。

党在长山中学准备武装起义,当地国民党顽固分子有所察觉。在一个“纪念周”①例会上,马耀南校长刚读完“总理遗嘱”,正要请姚仲明同志讲时事,突然县教育局一个反动督学抢上讲台,自称奉命来讲“读书与救国”问题。他胡说“学生唯一的正业是读书,读书就是救国;抗日是政府的事,学生宣传抗日就是不务正业!……青年人不能滚进政治漩涡,要谨防被‘异党’利用……”。听讲的师生们实在不能容忍了,当即有人质问他:“中国人参加抗日活动,为什么叫不务正业?抗日既是政府的事,为什么把东三省拱手让给日本,还要让出华北?”反动督学被质问得理屈词穷,最后不得不退下讲台。

马耀南校长以喝茶为名,把这个反动督学请到办公室,由全体教师作陪。马耀南校长向督学问道:“政府宣布过,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人人都有守土抗战之责,我们办教育的出于爱国,做点抗日宣传,怎么就不可以呢?学生们出于爱国,参加抗日宣传活动,怎么就成了受‘异党’利用呢?”反动督学知道马耀南校长德高望重,就嬉皮笑脸地解释“不是指马校长而言”。马耀南校长要他拿出证据,他就连连道歉,说是奉命传达上司意见,还望海涵,抓起帽子溜之大吉。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学校每周星期一第一节课举行纪念仪式,叫纪念周。

初战告捷,马耀南校长深知顽固派不会就此罢休。于是,党小组的同志便帮助他研究了下一步的斗争对策。

果然不出所料,一天上午,国民党长山县保安大队新来的少校政训员钻进了学校大院。他自称他叫“马先生”,对学生们一见就熟,既谈生活,又谈时事,满口进步名词。马耀南校长见他鬼鬼祟祟,在窥测方向,就布置学生骨干随时注意,机智灵活地对付他,严防他摸到校内的真实情况。一天,“马先生”竟说他是失掉组织关系的“民先队员”,请求同学们帮他在本校接上关系,结果被一名学生骨干婉言谢绝了。过了一天,这位姓马的又跑到球场上去讲演,胡说什么“世界上有三种帝国主义:一是黄色帝国主义,如日本;二是白色帝国主义,如英、美;三是赤色帝国主义,如苏联。受压迫的中国同胞,要起来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进步的学生们识破了这个“马先生”的原形,他是以反帝为名,行反共之实。几个学生骨干悄悄招呼了一伙同学,一拥而上,把“马先生”团团围住,几名同学立即向他提出质问:“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孙中山先生为什么还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我国,可苏联并没有侵略我们。你要一律打倒他们,究竟是什么用意?”“马先生”被质问得瞠目结舌,狼狈不堪。

国民党顽固派连遭惨败,并不甘心,反动县长周义章遂亲自出马,召开长中校董会,当众宣布本县教育经费转作抗日经费,下令长山中学立即停办。马耀南校长看穿了敌人的阴谋,拍案而起,痛斥顽固派值此抗日救国急需人才之时,挪用教育经费,停办学校,误国害民。他说完即愤然离去。回校后,党小组和他共同研究,决定利用地方势力和周义章的矛盾以及周侵吞教育经费这两点,发动地方上层人士找周结算教育经费,借以粉碎顽固派的阴谋。

接着,马耀南同志便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广泛联系县参议员商议对策。一天,大家汇集到县衙去找周义章,要公开结算全县教育经费。县衙外,几百名长中学生在高呼:“我们要读书!”“坚决反对停办长山中学!”周义章心虚理亏,一面答应抓紧结算教育经费,公之于众;一面表示既然地方父老要把长山中学办下去,他也只好收回成命。从此,他再也不敢提解散长山中学的事了。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日寇渡过黄河,一路进攻济南,一路直逼周村。在日渐紧张的形势下,马耀南校长在党小组的领导下四处奔走,准备起义。他在长山八区通过区长马汉三①拉起了一个区队;在其他几个区,也组织起一部分抗日人员。

十二月二十四日,长山东关赶大集。早晨,赶集的群众正在交易,突然从东南方飞来两架涂着“红膏药”的日本飞机,怪叫着俯冲下来,一连扔下几颗罪恶的炸弹。一幢幢的房屋被炸塌,长山中学的大门也被炸倒了;被炸伤的群众在惨叫,他们的亲属在痛哭,更多的是人们对日本侵略者在咬牙切齿地痛骂。

马汉三同志,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长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在抗日战争中光荣牺牲。

长山中学党小组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在长山九区“飞地”①黑铁山举行起义。姚仲明、廖容标、赵明新等同志首先率领六十多名骨干奔赴黑铁山脚下的太平庄安营,马耀南校长回家安排。他对二弟马晓云、三弟马天民说:国难当头,必须拿起武器,坚决抗战。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不做亡国奴!他嘱咐弟弟先把全家老小分散到亲戚家,然后分头去联络抗日人员,搞枪支弹药,拉起队伍打游击。第二天,他亲自到了长山八区;动员马汉三等亲友来抗日,为武装起义筹款弄枪。不到一星期,马耀南带着筹到的三支手枪、几百块钱,还有长山中学的油印机、急救包等,风尘仆仆地来到黑铁山西侧的太平庄(原名兀术湾)。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夜,在太平庄学校的大院里汇集起抗日的武装,姚仲明同志宣布武装起义,部队番号是“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不久,马耀南校长所组织的长山县保安大队也参加了起义部队,编为一、二中队,长中师生编为第三中队。

参加起义的长中师生请老校长马耀南讲了话。他首先庆贺武装起义胜利,然后又沉痛地诉说日寇侵占周村的残暴罪行。当他讲到鬼子用刺刀挑开孕妇的肚子取乐,向过路的行人打靶开心时,师生们无不切齿痛恨,有的竟泣不成声。马耀南启发大家说:“哭是没有什么用的。日本鬼子想要灭咱的国,还想要灭咱的种!不和他们拼到底,就没有咱的活路!”他的话坚定了师生们抗战到底的决心。

“飞地”,指长山县第九区(即卫固区)。它远离长山县境,像是飞出去的一块土地。

部队初建,大家抗日热情很高,但缺乏给养和枪支,影响部队的巩固和发展。为此,马耀南同志出面召开乡绅、名流座谈会,宣传我们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为了推动大家起来抗日,他当众宣布自己先捐上几石粮食。在他的影响下,大家纷纷报名捐粮款、献枪支,为部队解决了一些困难。

在艰苦的环境中,参加起义部队的原长山县保安大队的一些人员过不了艰苦的生活,纪律涣散。党组织为了保证人和枪支的安全,决定由马耀南同志出面改编。一天,部队移防到尚庄,马耀南同志召集原保安大队的士兵讲话。他严肃地宣布:

“愿意干的要服从指挥,遵守革命队伍的纪律,继续抗战;不愿干的留下枪支,每人发给二十元路费回家。”就这样,他执行了党组织的决定,顺利地完成了改编任务。

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红旗在黑铁山上迎风飘扬,召唤着抗日救国的优秀儿女。高光宇同志率领的张店铁路工人抗日队伍,张冲凌同志率领的尚庄农民抗日队伍,还有在淄川、益都拉起来的农民抗日武装,相继来到了黑铁山。不久,有些靠国民党起家的人物,如张景南、高竹筠等,由于形势所迫,也率部参加了抗日的行列。第五军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壮大发展,攻长山、打周村,炸火车,袭汽艇,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日寇、汉奸闻风丧胆。

马耀南同志坚持抗日的行动,使国民党顽固派大为震惊。一九三八年春,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派人带着委任状去拉拢马耀南。他们声称要恢复他的国民党党籍,并委任他当什么“鲁北行署抗日纵队司令”。马耀南同志早已成竹在胸,拿起“委任状”看了一眼,顺手摔在一边,愤愤地说:“国民党想要我,我可不想要它了!”就这样,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诡计。后来,他向杨国夫副司令员述说这一情景时,把国民党的委任状交给了杨国夫同志,并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

一九三八年四月,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将第五军番号改为“山东人民抗日联军独立第二师”,任命马耀南同志为师长,廖容标同志为副师长,姚仲明同志为政委。

同年六月,独立第二师已发展到七个支队,近万人,在当地五六个县的范围内广泛地开展了抗战活动。这时,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①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将独立第二师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部队改编,要明确宣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多数同志欢欣鼓舞,积极拥护;一部分人迟疑不决,态度不明;混进第五军的少数反动分子则背道而驰,主张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马耀南同志挺身而出。他说:“我们的军队是抗日的,并不是哪个人的私产。跟着共产党走是万分正确的,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大家现在不明白,将来定会明白的。”许多人在他的教育下提高了觉悟,丢掉了幻想,接受了改编。只有少数顽固分子,如张景南、高竹筠之流,见于部队改编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他们的卑鄙目的难以实现,就公开叛变了。

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部队领导机关在邹平县城召开改编大会,开始改编部队。有一天,张景南、高竹筠率领一伙叛军冲进东关司令部院内,事态非常紧急。马耀南同志一面让赵明新同志越墙外出,到附近找部队增援;一面带领身边的战士抗击叛军,一个冲锋,将其赶出院子。增援部队赶到时,叛军被打得丢盔卸甲,狼狈溃逃。

一九三八年五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原山东省委扩大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郭洪涛任书记,边区省委领导成员还有黎玉、张经武等。

改编任务顺利完成了,边区省委正式任命马耀南同志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司令员,杨国夫同志为副司令员,姚仲明同志为政治委员。

同年十二月,根据中央决定,八路军山东纵队宣告成立,三支队改称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几个月后,三支队进一步发展,辖七团、八团、九团、十团、特务团。这支人民的子弟兵,在广阔的清河平原上纵横驰骋,杀敌保国。

一九三八年秋,敌人疯狂进攻我军,部队作战频繁,流动性大,生活非常艰苦。一天晚上,部队转移到回路峪村,战士们还没吃饭,马耀南同志来到给养处察看情况;刚走进院子,见到几个领饭的战士吵吵嚷嚷的嫌窝窝头不好。马耀南同志不声不响,上前拿起一个干裂的糠窝窝,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还微笑着对大家说:“这窝窝头不错,还怪甜哩!你们尝尝。”接着,他述说了日寇侵华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要求大家艰苦奋斗。他说:“眼下群众缺吃少穿,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应该和群众同甘共苦,战胜敌人,渡过难关,生活会好起来的。”战士们被他说得心里热乎乎的,愉快地把糠窝窝头领走了。

有一次,部队召开团以上干部会,部署扩大游击战的任务。会议结束时,马耀南同志请客。他叫伙房炒了一个豆腐、一个豆芽,另外加了一盘咸菜,还有一筐黑窝窝头。大家边吃边谈,洋溢着亲密无间、团结战斗的情谊。

杨国夫同志每天清晨都要给战士们讲军事课。马耀南同志总是提前起床,和战士们坐在一起听讲。杨国夫同志问他:“司令员,你怎么也来了?”马耀南同志扶扶眼镜诚恳地说:“不懂军事不行啊!听你讲课,学习学习。”战士们都用信赖的眼光看着他会心地笑了。马耀南同志感到上军事课最好有个课本,便建议杨国夫同志编教材。杨国夫同志坦率地对他述说年幼时家境贫寒,上不起学,现在文化水平也不高,编写教材有困难。马耀南同志就主动提出请杨国夫同志口述,白天他记录,晚上整理。他俩互相配合仅用了一周的时间就写出了《连队须知》,印发给战士;不久,又写出了第二本军事教材;马耀南同志为此而常常深夜不眠。

一天,马耀南同志带领部队来到小李家套驻防。次日早晨刚起床,鬼子兵一个小队约三四十人和伪军二三百人向驻村包围。马耀南同志一面下达命令坚守阵地,彻底消灭敌人,一面带领警卫员到村边观察敌情。他发现敌人兵力不多,只占据了东南两面,便决心重创敌人。他带领的部队主要是司令部机关人员和一个警卫排,还有清西的一个连队,总共二百多人。他立即部署兵力,和敌人展开激战,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我军子弹打光了,就用手榴弹抗击。一部分伪军在鬼子的逼促下从东面攻进了村子,我军与敌人展开了巷战,情况很危急。正在这时,特务团一营副营长李丕功同志奉杨国夫同志之命,率一个连和两个骑兵排前来增援。马耀南同志简要地介绍了一下敌情,就请李丕功同志考虑怎么打法好。善于领会首长作战意图的李丕功,立即提出了一个作战方案,马耀南同志表示同意,并下达了命令。李丕功同志随即留下一个班保卫司令部,派一个排对付东面的伪军,派两个战斗力较强的排反击南面的鬼子,还派了一个尖刀班向南迂回到敌人背后。其余战士分组带足手榴弹,散卧在群众的平房顶上。

战斗又打响了,尖刀班在敌人背后勇猛冲杀,鬼子晕头转向,不敢还击,纷纷弃阵逃窜。马耀南同志抓住战机,命令部队冲锋。他本人提着手枪,冲在前头。于是,房上、房下的战士们汇成一股铁流,勇往直前,杀声震天,霎时间伪军被逐出村外,狼狈溃逃;鬼子被赶进一片豆地里,东一头,西一脚,嗷嗷地叫着,好像没头苍蝇团团乱转。马耀南同志连声喊:“打呀!狠狠地打!”战士们个个争先恐后,穷追猛打。结果,毙伤鬼子二十多人、伪军一百多人,残敌向东南方向仓皇逃跑。

一九三八年冬季的一天, 马耀南同志到达中共山东分局①驻地,谒见了分局书记郭洪涛同志。回来时他容光焕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他被批准加入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宿愿。他决心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

第二年春天,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传到清河平原,马耀南同志得到此书时如获至宝,兴奋异常。当天晚上,他坐在油灯下如饥似渴地阅读,直到次日凌晨,毫无倦意。他用手指轻轻敲着桌面,连声赞叹:“非圣人莫及也!非圣人莫及也!”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中旬.中央指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山东分局。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日,部队驻在爱贤村,司令部驻在主簿寨,两村相隔二、三里。早饭后,敌人从周村向三支队进犯,爱贤村首先发现敌情,指挥部队的七团副团长马千里同志前来向司令员报告敌情,请示战法。马耀南同志指示:“两村分别防守,敌人来得少就坚决消灭;敌人来得多了也要给以沉重打击,然后部队转移。”马千里同志回爱贤村后,指挥部队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并主动出击,敌人龟缩在村外不敢抬头。中午,马耀南同志带警卫员冒着炮火来到爱贤村,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看了敌情。他指示说:“鬼子来得不多,坚决顶住!快去人动员群众的抬枪、土炮打击敌人。”命令一下,群情振奋。不一会,大李家套村长李凤来带领三十多名青年,扛着十几杆抬枪、五子炮,跑步赶到。主簿寨、北段庄的群众也扛着土造武器赶来参战。大家装药的装药,点炮的点炮,越打越猛。敌人连遭重创,不甘心失败,就从桓台、高苑等据点调兵增援,共增加到上千人。他们以猛烈的炮火掩护,连续向我阵地发起攻击。我军英勇顽强,先后打退了敌人五次进攻,直到天黑,敌人未能前进一步。

马耀南同志见敌人不断增兵,逐渐变成敌众我寡的局面。于是,他命令道:“我们已经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现在天黑马上转移!”部队立刻遵命行动,他却伫立村头,关切地望着转移的战士们,直到全部撤完,他才微笑着离开硝烟弥漫的爱贤村。

第二天,敌人用重炮开路攻进了爱贤村,他们得到的是留在我军阵地上的几十具伪军尸体。

有一次,马耀南同志率七团二营、警卫营和一个五子炮连在司家庄驻防,兵力共约五百人。一天早晨,马耀南同志像往日一样登上围墙,亲自察看了部队防御情况,才回来吃早饭。约到九点钟时,发现有百十名鬼子分三路从村子东南、正南、西南向村子扑来。马耀南同志立即下达命令:“打!打到天黑,就是胜利!”他又登上围墙,亲自指挥作战,战士们个个斗志昂扬。鬼子发起攻击,被我军打退。战斗打到中午,马耀南同志跑来跑去,指挥抗敌,一直没顾上喝水吃饭。有个靠围墙住的老大娘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特地煮了一碗带着两个荷包蛋的面条,端到马耀南同志面前。马耀南同志双手接过鸡蛋面,一股热流涌上心头。他向老大娘鞠躬致谢后,便把面条送到伤员面前,让卫生员喂给他们吃。

敌人在我森严壁垒面前,冷攻热战,直到黄昏未能攻进村子。马耀南同志见时机已到,立退命令部队撤出阵地,乘夜幕降临胜利地转移了。

一九三九年四月初,三支队奉命越过胶济铁路南下,配合一、四支队,重创了制造“太河惨案”的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王尚志所部,沟通了清河与鲁中两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五月中旬,三支队又接到山东分局关于开展章(邱)、齐(东)地区工作、打通与冀鲁边抗日根据地联系的指示,原在清西、临淄分头活动的马耀南和杨国夫同志立即汇合,集中兵力。六月二日夜,部队进驻邹平城西北的刘家井子一带。日寇少将松本,集中了惠民、九户、青城、齐东、魏家桥据点的两千五百名鬼子和伪军,于六月六日拂晓,从西北方面向三支队进犯。十点左右,战斗打响了。敌人首先进攻刘聚桥,遭我军反击,伤亡惨重。近十一点时,敌从东面向西增兵,拉来了十几汽车鬼子,并有数门大炮。马耀南和杨国夫同志立即在司令部召开了团长、政委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大家分析了敌我情况,决定打好这一仗,并立即分了工。杨国夫同志指挥部队作战,马耀南同志负责阵地宣传鼓动,并组织机关人员和群众参战。

会后,杨国夫同志巡视阵地,进一步调整部署兵力。马耀南同志也到各处察看,了解干、战情绪,予以鼓动。他俩一同从村外绕行一周检查完了各个阵地,最后从北门迸了村,登上围墙。这时,侦察科长前来报告:日酋松本又从张店、周村、邹平等地调来三千五百多名日伪军,正由东而南向我包围。这样一来,敌我力量过分悬殊,形势对我不利。

中午,村北面的敌人向刘家井子阵地进攻,一队队脱去上衣军装只穿衬衣的鬼子,端着刺刀向我阵地冲来。军械修理所长吕福禄同志指挥几门五子炮轰击鬼子,越打越有劲。他索性脱去上衣,光着膀子,扛着一门五子炮,不时变换着地方打鬼子,一连报销了三十多。身负重伤的王得水连长,坚持不下火线,继续指挥战士打退敌人三次进攻,消灭了数十名敌人,打毁了鬼子两辆汽车,他在自己阵地上为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马耀南同志动员的一百多名群众也参加了战斗。有的运送弹药,有的抢救伤员。老贫农梁启肃、刘据秀等,用八门土炮和三十六支抬枪击毙鬼子三十多。沙子①打完了,群众主动献出十六口铁锅、几十张犁片,还有许多碎生铁,立即砸碎装进枪、炮膛,继续打击敌人。军民齐战斗,日伪尽胆寒。

“沙子”是用生铁做的小铁弹,装入枪炮膛内当子弹用。

下午两点左右,村东面的战斗也激烈展开了。敌人在四、五门山炮的掩护下向刘家井子冲锋,被我击退。这时,村东南角的墓田,又被鬼子选作冲锋点。敌人的兵力尚未展开,就遭到我军火力三面夹击,尸横遍野。三连神枪手老齐同志,连续打倒十七个鬼子;指导员孙化利弹无虚发,连续毙伤十八个敌人。鬼子发疯了,又重整队伍,在重炮掩护下向我阵地死冲,东门被轰塌,有几个鬼子登上围墙。我班长赵延庆同志立即带领战士端起刺刀,大喊一声“杀”就扑上前去,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狭路相逢勇者胜”,登上围墙的敌人一个也没逃脱。

敌人连连失利,损失惨重。敌酋松本咆哮着,调兵遣将,又占据了墓田,轰开了东门。这时杨国夫同志赶到,一面组织火力压制敌人,一面调集力量用大车、土坯堵死了东门。马耀南同志也冒着炮火奔赴各阵地,组织加固工事,打击进攻之敌。尽管日寇装备精良,进攻凶猛,但他们一次次的进攻均以失败而告终。

下午四点多钟,马耀南、杨国夫等领导同志认真分析了战情,决定部队立即撤出西门,经吴家进行转移。马耀南、景晓村等同志带领司令部机关人员和轻伤员先行,向西南方撤去。

天近黄昏,鬼子又一次冲进围墙。我军战士正与敌人奋战,突然大风骤起,尘土遮天蔽日。杨国夫同志抓住战机组织反攻,把敌人打了下去,随即带领部队转移了。

刘家井子这一仗,我军以较小的代价换取了重大的胜利,共消灭敌人八百多,其中鬼子四百余。三支队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大长了人民的志气。

刘家井子战斗之后,三支队整顿了部队,进驻李家套一带。这时,周村据点的鬼子,经常乘三、四辆汽车到焦家桥据点去。有一天,马耀南和杨国夫同志命七团团长马晓云同志派人在苑城前公路上埋设地雷,炸翻了鬼子一辆汽车,其余鬼子调转车头,仓皇逃回周村。事后得知,在炸死的鬼子中,有个驻周村的鬼子头目“金井司令”。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拂晓,马耀南和杨国夫同志带领部队开进桓台县牛王庄,准备稍事休息即东进临淄,与李人凤同志率领的十团汇合作战。不料,上午九点多钟,鬼子部队十分疯狂地向牛王庄扑来。我军展开反击,只杀得敌人尸横遍野。到下午两点左右,马耀南和杨国夫同志认为转移的时机已到,决定撤退。杨国夫同志请马耀南同志率领司令部机关先撤。

马耀南同志和随行人员上了马,向牛王庄东南约一里路的大寨村奔驰而去。进村后正向东驰骋,不料敌人埋伏在街东头柴火垛后的机枪开火了。一串罪恶的子弹穿透了马耀南同志的胸膛。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光荣地献出了生命,年仅三十七岁。

阴云沉沉,群山低头。人们怀着无限的悲痛掩埋了马耀南同志的遗体。清河区各界人民隆重聚会,悼念这位功绩卓著的抗日民族英雄

马耀南同志离开我们四十多年了,但他那高大的形象,崇高的精神,永远铭刻在清河平原广大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