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马侠村烈士传略

马少波

先父马侠村烈士，名俊杰，字英臣，别号侠村，山东掖县朱由村人，生于一九○○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农历七月二十二，出身贫苦渔民家庭。7岁入私塾，9岁入朱由村小学堂读书，16岁考入山东省立第九中学，19岁考入北京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先父性任侠，重信守，急公好义，崇尚气节，娴于诗文，尤擅书画。22岁（1922年）艺专毕业后，忧心国难，投笔从戎，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研习军事。

任侠风高

先父在保定军校期间，曾为一被害妇女路见不平，仗义伸冤，终使真相大白，凶犯伏法，赢得社会人士的高度赞扬。

案情原委是：掖县城北寨里武家村村民武丕先，在北京前门外打磨厂经营父业隆和成铜器铺。1919年武丕先因事赴东北，将铺务付托给鞠鑫（字芝鸿，北京商会会长，掖县城东饮马池人）掌管。后来武在哈尔滨病故，鞠鑫蓄意吞占，对武的遗孀分文不与。1920年武的遗孀张氏，来京交涉，竟被鞠驱逐出门，流落街头。武张氏求助无门，只好在前门外坐地哭诉，观者如堵。这时正好先父路过此处，问清根由，乃打抱不平，陪她到铜器铺与鞠鑫据理力争。鞠鑫无奈将武张氏收留，资送回籍，并答应按时寄款，供其家用。

谁料二年过去，鞠分文不寄。1923年4月武张氏二次进京，又找到先父帮她索取，鞠鑫佯装应诺，将先父打发回校。一天夜间鞠鑫与其子同谋，将武张氏残酷杀害，尸身打成包裹，送上开往天津的火车，头、脚另埋他处。车到天津，“包裹”无人认领。这一无头案新闻，京津大小各报竞相报道，轰动一时。先父见报，疑窦顿生，赶到铜器铺查询，鞠鑫谎称武张氏已携款返回家乡。先父当即去信查问，武张氏并未回里。先父鉴于各种迹象，判定系武张氏被害，出于义愤，乃挺身出面告发鞠鑫谋财害命。因鞠鑫勾结官府，一时又无实据，先父竟以诬告罪反坐。后来由于社会舆论和有正义感人士支援，终将武张氏人头、断足在北京东便门外二闸北黄带子沟挖到。武张氏头发被剃光，并被毁容，难以辨认。只是由于掖县银制耳环未及摘掉，始得验证。从此确认死者身份，案情大白。后经最高法院批准，判处鞠鑫及其子三人死刑。顽凶伏法，人心大快，舆论界连篇报道，对先父扶危济困、舍已为人的义举热烈赞扬。《实言报》连载长篇小说《鲁侠》（后出版单行本），北京天桥吉祥戏院编演京剧《无头案》（又名枪毙鞠芝鸿）。各界公众也呈请大总统予以褒扬。因此，1923年6月，大总统黎元洪颁发亲笔手书“任侠风高”褒扬匾，亲赠刻有“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宝刀一把；并由内务部颁发褒扬证书及紫绶金质褒章。

抗日救国

1924年先父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颇得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将军赏识，任命为鹿钟麟部的营长，与吉鸿昌营长有同袍之谊，且结金兰之好。

先父参加了冯玉祥将军领导的倒吴（吴佩孚）政变（世称首都革命），以战功擢升为绥远都统署直辖骑兵团团副。1926年9月，北伐军攻抵武汉时，冯玉祥将军在绥远省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誓师后，先父随军经宁夏，入甘肃，绕六盘山，击溃直系军阀刘镇华部，解李云龙、杨虎城的西安之危。此时先父被任命为混成旅旅长。1927年5月，国民军出潼关参加北伐，先父在第十九师师长吉鸿昌率领下，攻克洛阳、巩县，渡过黄河，直取新乡，屡建战功。

这时，蒋介石策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先父义愤填膺，乃于1927年8月自请解甲归田，到北京赋闲，靠借贷和鬻画维持生活。

1932年，吉鸿昌在考察日本、美国后回国，到天津联络西北军旧部，发动抗日斗争，并劝冯玉祥将军与共产党人合作，反对蒋介石的卖国政策。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1933年5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副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任应岐任副总指挥。先父积极响应，奔赴国难，任第二军骑兵师师长。曾率部参加了克复康保、宝昌、多伦、丰宁等战斗，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全国人民精神振奋。

1934年，抗日同盟军在蒋介石“奢言抗战者杀无赦”的反动政治、军事围困下失败了。先父化名马夏春潜往天津，与住在惠中饭店的吉鸿昌将军进行秘密抗日活动。1934年11月，先父和吉鸿昌、任应岐在天津被捕，吉、任二将军被押北平（今北京），惨遭杀害，先父以“从犯”按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在天津囚禁。后遇蒋介石50岁生日特赦减刑。“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释放政治犯，先父乃得以获释返里。

先父在家乡继续从事抗日活动，又为国民党地方当局所不容。乡长陶仁基收买地痞孙曰信无端寻衅，用铁锹砍伤先父左颊，虽经告官起诉，由于官绅狼狈为奸，不予受理，激起先父对国民党政治腐败的更大义愤。

胶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司令员高锦纯、政治委员宋澄对先父爱国事迹深为感佩，于1938年7月亲到朱由村访晤，并委任先父为第三军司令部参议，借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不久，中共胶东区党委决定成立胶东同义抗日救国会，组织发动各方力量共同抗日。因先父在旧军队时曾居“三番子”长辈，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乃推举为该会会长，并派遣党员干部徐海天等同志襄助其事。自1938年至1941年，该会在党的领导下，动员参军、扩大统一战线、瓦解敌伪军、开展海外贸易、购买军火、支援前线，做了大量工作。先父日夜奔波，不遗余力。

慷慨就义

1941年3月，先父到中共胶东区党委、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旅司令部，五支队司令部与许世友、林浩、高锦纯、吴克华诸领导同志会晤，后奉命由莱阳回掖北。行至掖东庙后村附近，与掖城出动“扫荡”的日伪军遭遇被捕，旋即押送掖城。

先父虽是微服潜行，但终被汉奸认出，日寇严刑逼降，甚至以刺刀刺伤双目，逼他吐露有关抗战的情况，并妄图逼使招回在八路军里的我和弟弟晴波。先父大义凛然，骂贼不屈。他说“儿子，他们为国抗日，他们有他们的主义。儿大不由爷，走正道，谁也不能往后拉。我也决不能那样做。至于我，死活由你！打死我也不能告诉你们什么！杀就杀，剐就剐！我死之后，有两个儿子，还有许多八路军同志替我报仇！”

与此同时，敌人派出日伪军200余名奔袭朱由村，逐户搜查，逮捕了我的母亲。抄家时，先祖父被打伤，寻日忧愤去世。

当双亲被捕后，先父的高风亮节，感动了一个青年伪军看守。这个青年名赵吉升，泰安人，是被抓丁参加伪军的。先父在狱中对他宣讲抗日道理，晓以大义。赵吉升非常感动跪地愿为义子，后改名马续波，投奔八路军，经“抗大”学习后，成为革命干部。他甘冒最大风险，为先父先后转出写在火柴盒上的两封信。第一封信给我和晴波弟，原文是：

“援、良两儿知悉：父自被捕，自分必死，谁知又麻烦许多！今见我志节不可夺，也不甚见逼了。有至寿者，非千岁也。此言甚有志理。只要此心对得起天地鬼神、国家民族，生死一耳。父近患痢疾，小黑屋人满为患，困难苦痛，不堪言状。汝等勿以我为念，好好抗战。汝祖父康健否？代我问安。父字。3月16日。”

接到先父手谕，心肺俱裂！当即以《当双亲被捕去的时候》为题，写诗明志。其中写道：“此仇怎报，此仇怎消！为了把侵略者彻底打倒，斗争的烈火要烧得更高，更高！”

第二封信，是当掖县伪治安军团长王景和逮捕了我的母亲，并逼迫以五万元伪钞赎回双亲的时候，先父又捎出信来：

“援儿知悉：王某故意刁难，殊可恨！为父宁死狱中，决不让他得分文！并已央人转告你母：斧钺加颈，不必畏惧。如此麻烦，生不如死！看他有何能为！此示。你祖父安康否？父字。1941年5月3日。”（先父书信及我的明志诗均载1941年《大众报》）

当先父从掖城琅珰解送平度城时，敌人曾许母亲到街头一别。先父叮嘱母亲：“记住！刀按在脖子上，也不要辱没祖先，辱没孩子！”双亲临危不惧，保持了崇高的气节。（母亲于1941年9月出狱，今健在。）

先父在平度城囚禁经年，日酋劝他“悔过”，先父怒斥：“悔过？我为什么要悔过！我抗日救国，正大光明，有的什么过！士可杀，不可辱！悔过，就是屈服，杀就杀，我至死不屈服！”

1942年2月间，先父被押送青岛日本宪兵司令部，3月3日英勇就义，时年42岁。先父牺牲后，胶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确认为革命烈士。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又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北京市人民政府赠送“光荣之家”匾额。

先父是无党派人士，他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维护民族尊严，追求光明，度过了短促的一生。他的一生，是爱国爱民的一生，是拥护真理的一生，是自我牺牲的一生，是轰轰烈烈足以彪炳史册的一生。他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人类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才智和宝贵的生命。他没能亲自看到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但他历来坚信抗战必胜，革命必成。为了今天和未来，他勇于尽到自己的时代责任。后代儿孙将至诚地继承先人崇高的精神财富。先父作为一个爱国者的高尚情操，也将激励着所有爱国的后来者。

在1982年清明节先父牺牲40周年祭时，遗骨无存，英灵在天，我曾作诗望空遥祭：

正气沛乎塞苍冥，

心香一炷哭椿庭。

救亡古北张义帜，

抗敌胶东请长缨。

琴岛磅礴凌霜节，

莱州慷慨骂贼声。

教儿至寿非千岁，

耿耿孺思对日星。

（因篇幅所限，本文编辑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