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抗日的文艺尖兵

——记贾起烈士

郑金利 台红

在中国人民永世难忘的抵御外侮的八年抗战中，为民族独立和新中国的诞生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何止千千万万。他们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威名传诵人间。但也有许多没有留下只字片语，成为没有任何资料可查的“无名英雄”。1997年3月31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批准贾起同志为革命烈士的批复》文件的印发，又使一位50多年前在敌人屠刀下坚贞不屈的英雄载山东英烈的光辉史册，受到人们的缅怀和敬仰。

半个多世纪以来，所有关心贾起的人，都在苦苦地追查着他的线索……直到作家张抗抗的小说《非红》在《收获》杂志发表，才促使3位年过古稀老人的相会，一位是贾起昔日的战友和恋人朱小玲，另两位是贾起的四弟贾民卿和妹妹贾子义，从而引出了贾起一段壮烈而又鲜为人知的故事……

贾起，原名贾汉卿，又名金志强，祖籍辽宁省辽阳市，1916年出生。因其父贾恩元1935年调到青岛海关就职，全家迁至青岛。贾起1935年秋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读书，期间受到进步思想的启蒙和影响，经常和同学、朋友、弟弟、妹妹，阅读鲁迅的《呐喊》，巴金的《雨》、《电》等进步文学作品，一起讨论人生，议论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

抗日战争爆发后，贾起的爱国民主意识更为强烈，他积极参加进步师生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193年，贾起从武汉回到家中，团聚的喜悦尚未消失，就对父母吐露了自己欲南下抗战的心事。父母都是深明大义的人，虽然心疼儿子，但更不忍看祖国的大好河山饱受日寇铁蹄践踏。面对儿子的择，他们说不出“不”字来。儿子已经长大，要走的路是正确的，最后二老忍痛送走亲爱的儿子。从此贾起溶入了抗日的革命洪流。

离开家乡，贾起由上海辗转到了浙江遂昌县，在遂昌县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民众剧场”从事话剧演出，通过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娱方式来宣传抗日，唤醒同胞。贾起本来学的是经济类专业，对演话剧一窍不通，可他没有因自己未接触过话剧而对组织的安排抱怨。相反，他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了对话剧的学习与研究中。他运用所学过的知识及曾经阅读过的进步作品的理解，把握剧情和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使人感到真实可信。尤其是在演曹禺的《雷雨》中，贾起扮演的大少爷周萍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出色的表演使他和剧团获得了成功。经过虚心的学习和磨练，他自己不仅能表演话剧，而且还能导演话剧，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了内行。

1940年夏，经共产党员李扬、华坚同志介绍，贾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贾起是中共遂昌县委主办的《遂昌早报》主要撰稿人之一，他曾写下《九·一八感言》等文章。在《九一八感言》中他写道：“可我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留恋我的故乡。但我只有一股热烈的心肠，鼓励着我回到家乡，收回失地。去救那些被倭贼鞭打的兄弟姐妹们。转瞬间又是一个九一八过去了。同胞们！现在不但没有洗去七年前九一八的耻辱，反而我们的长江、珠江也被倭贼侵占了。同胞们！我们还能坐视日本鬼子的侵占吗？我们还能袖手旁观地看我们的同胞们，被日本鬼子蹂躏吗？起来吧！同胞们，我们大家团结起来，赶跑日本鬼子，收回我们的失地。”文章写得悲愤激昂，写出了他对侵略者的痛恨和对民族解放强烈向往。

1940年10月，国民党政府采取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方针，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反动势力日益猖獗，斗争形势日渐恶化，我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民众剧场屡遭特务分子的破坏，贾起和剧场的同志被迫相继撤离了民众剧场。1941年初，贾起和李扬等同志一起来到天目山地区加入了在临安组建的最前线剧团，并准备由此接通皖南的联系，然后去新四军工作。此时的贾起心情激动不已，他对于能成为一名战士到战场上同日寇决一死战充满了强烈的渴望。不料，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击碎了他的梦。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引起他极大的愤怒。新四军去不成了，但话剧演出活动还在继续。在浙江天目山、昌化、于潜一带，剧团先后编排了《麒麟宴》、《日出》等剧目，深受群众欢迎。最前线剧团名义上属于浙江省第四政工大队，实际上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以进步青年为骨干进行抗日宣传的组织，因此成为国民党浙西行署的眼中钉，并对其不断施压。贾起等人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继续编剧表演，用话剧来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用话剧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嘴脸，以达到唤起民众、反击反动派的目的。反动派对他们恨之入骨，准备对其施展卑鄙手段……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奉上级指示，最前线剧团被迫解散，25岁的贾起成为国民党特务黑名单上的人物。

1941年10月，地下党组织将由我控制的台湾义勇队和朝鲜义勇队联合组成“韩台剧团”，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贾起化名金志强也来到该团工作（剧团的党员为掩护身份都用朝鲜化名）。在组织的安排下，贾起参加了《北人》、《结婚进行曲》、《心防》等进步剧的演出，并担任主角，同时协助李扬同志（当时担任剧团的戏剧指导兼导演），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剧团中贾起积极进行艺术创作，把一些前卫的话剧，甚至一些前卫的小说改编成话剧搬上舞台，以话剧为武器教育群众，发动群众，为党的革命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3年春，国民党将韩台剧团改编成为第三战区工作团，我党组织指示剧团内的共产党员分散撤离。大家分手的那几天，贾起碰到一个坐在门槛上闷闷不乐的女同志（她就是化名金路的朱小玲），贾起对她说：“抗战看来一时还不会结束，这是一场持久战，真要抗日，只有拿起枪杆子。我有个哥哥在东北抗日联队，现他们正同小日本打游击，去年还托人带来过口信，我早就想找他，你如果愿意，就随我去东北……”

贾起和朱小玲曾合演过一出戏叫做《夜之歌》。剧中贾起要出去打游击，需要经过城门警察这道关卡。朱小玲扮演的女主角则装成卖唱的，唱着《走西口》民歌，同他一起混出关去。戏演完了，两人彼此之间建立了友谊。

听了贾起的话，朱小玲马上点头同意了。从浙江到东北，路途遥远没钱哪成。朱小玲提议回一趟远在杭嘉湖游击区的老家德清洛舍，向家中要些盘缠。去洛舍，必须经过浙西天目山区，为此贾起曾有些忧心忡忡。他俩从浙东走到浙西，沿途一直没遇到什么麻烦。在进入于潜镇口的石桥时，贾起把自己所担心的事，告诉给朱小玲。他说自己曾在浙西工作过，并且上国民党特务黑名单。为了保险起见，两人应分住两个地方，明天再会合。两人分手后，贾起到了观山师范的一个同学那里，黄昏时，朱小玲来到了观山找到他，说自己在同学那里找到了住的地方，并让贾起去认一下门，说好明天一早贾起叫她一起上路。

第二天早上，贾起走到那家门口刚要敲门，四五个面目狰狞的人团团围住他，这时他才意识到情况有变，于是奋力反抗，但终因一个文弱书生寡不敌众，被几个彪形大汉抓走，并绑在了县党部。这时贾起惟一担心的就是朱小玲，怕她也被抓。果然，不一会儿，朱小玲也被抓进了县党部，两人被分别关押在两个狱室。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朱小玲那天在镇上独自徘徊，却不期而遇湘湖师范学校的同学曹平山，曹平山十分殷勤地邀她到家中，并说晚间可以与他母亲同住。朱小玲一听十分高兴，便去了他家，傍晚又找到了贾起。可曹平山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他在湘湖师范读书时就知道朱小玲曾被当局通缉过。曹平山的哥哥曹平旦就是国民党于潜县党部书记长。于是曹平山就设下圈套抓住贾起和朱小玲，以便邀功领赏。

由于国民党于潜县党部知道贾起的真实身份，就对其进行严刑拷打。他面对敌人的酷刑，宁死不屈，严守党的秘密，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虽然贾起受到惨无人道的身心摧残，但他仍不忘鼓励同狱的狱友，号召他们坚贞不屈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

后来，贾起收到朱小玲的字条，上面写着“假如他们真的要杀我们，还不如自杀算了”。贾起焦急万分，并通过秘密渠道，鼓励朱小玲，一定要保重身体，坚持斗争，只要有机会出去，我们还要抗日。同时，他又借此激励其他狱友，一定不要在敌人的淫威下屈服，只要坚持就有希望，只要活着就要不断坚持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对他的所作所为既惊又怕，于是不断地对其施行酷刑，妄想通过肉体上的摧残来压制住贾起的革命激情。酷刑不但没吓倒贾起，反而更坚定了他对敌斗争的决心。为了避免贾起对狱中的人进行革命宣传和串联煽动，国民党反动派把贾起和朱小玲一起转押到了天目山浙西行署调查室特务机关的南庵监狱。

1943年8月中旬，日本军队逼近天目山，国民党浙西行署调查室特务机关为了逃命紧急撤退。临行前，他们丧心病狂地要将一批“政治犯”秘密枪杀，贾起就是被枪杀者之一。

行刑的那一天（8月20日左右），贾起拖着伤痕累累的躯体，镇静自如地走出了囚室。他一脸胡花，脸色苍白，原来饱满厚实的面孔变得瘦小而文弱，黑亮亮的眼睛虽然充满了疲惫，但却闪烁着坚毅的目光。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从容就义。贾起牺牲时年仅27岁，他是我党在国民党控制区培养起来的文化革命战士，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他以特殊的身份作掩护，积极为党工作，宣传抗日救亡，被捕后临危不惧，坚贞不屈，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朱小玲得知贾起牺牲的消息后，她痛悔自己所做的一切，如果不让贾起陪自己来浙西就好了，如果在街上没有碰到曹平山这个败类就好了，如果自己不住在曹平山家就好了，如果……以后，朱小玲为了弥补自己的悔恨，在茫茫人海中寻找贾起的亲人，50余载从未间断。贾起的亲人也在对贾起的思念和查寻中度过了半个多世纪。女作家张抗抗的小说《非红》，终于使老人们实现了他们的心愿。

贾起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英烈碑石上，他并不只属于他的家人，他属于整个山东，他是山东人民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