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母亲江衍红

乔中阶

我母亲江衍红烈士，是山东泰安县人，出生在一个中农家庭。母亲为人耿直，性格刚烈，从小不畏豪强，敢于斗争。在党的指引和教育下，她由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三日，她为了传递组织交给的重要情报，冒险进城，完成任务后，不幸被捕，惨遭杀害。时年四十七岁。

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泰城沦陷后，母亲带领我们全家，避居乡间外祖父家。外祖父江居东，是位乡间的老中医，是一个爱国家、爱民族的知识分子。鉴于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节节败退，他忧国忧民，无时或已。对于我党我军则心向往之。这对我母亲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一天晚上，八路军四支队司令员洪涛带领几个同志来到外祖父家。在一间昏暗的屋子里，我的母亲和几个舅舅围坐在周围，倾听洪涛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他说：“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组织起来，建立和扩大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就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志气的中华儿女，应踊跃地参加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与日寇血战到底，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洪涛同志的话，像一把火炬，照亮了所有在座的人们的心，驱散了母亲久久凝聚在心头的乌云。我的几个舅舅和表哥、表姐，在徂徕山起义的壮举和洪涛同志的教育下，在外祖父的鼓励和支持下，先后离开家乡，参加了八路军。他们的行动，在母亲的心里掀起了阵阵波涛，于是她决定“送子参军”。那时我大哥尚未成年，有一天，我母亲向我大哥乔中均说明了她的想法，大哥听后，非常高兴，当即说：“娘，我今年都十六啦，怎么还小呢？你不是常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要我们学岳飞吗？娘，我一听说参加八路军打鬼子，浑身都是劲！”接着，母亲说服了父亲、外祖母，在那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年月，毅然把自己的第一个儿子送去参军。

这年春天，日寇以数万兵力，向我沂蒙山区扫荡，实行“三光”政策，企图扑灭抗日的烈火，但遭到我抗日军民的英勇抵抗，给敌人以重大杀伤。鬼子扫荡以失败而告终，于初夏狼狈逃回泰城。在这场反扫荡战斗中，我的表哥不幸英勇牺牲。表哥的牺牲，母亲极为悲痛。她拭去两行热泪，斩钉截铁地说：“血债要用血来还！现在，部队一定更需要人，我家老二也不小了，让他也参加八路军吧！”就这样，那年仅十五岁的二哥，又被母亲送去参了军。

一九四四年春，敌人又一次扫荡失败，狼狈逃回泰城。这时由于生活和母亲的工作需要，我家已回到泰城居住。敌人在乡下抓了许多无辜的老百姓，一根绳穿着十几个人，当作“俘虏”押回。其中有一个“俘虏”趁敌不备，挣脱绳子，溜进了小胡同，正好遇着我母亲。他说：“大娘行行好，快救我一救！”母亲一见来人模样，心中就明白了八九。她立即把那人藏在我家屋后的暗沟里。不一会，两个鬼子端着明晃晃的刺刀追赶而来，母亲若无其事地坐在门口做针线活。两个鬼子杀气腾腾地把刺刀朝我母亲背后的大门咚地刺去，连声追问“土八路的，看见没有？”母亲灵机一动，顺手向北一指，两个鬼子直向北边追去。待鬼子队伍完全过去之后，她才把那人叫出来，又包了一卷煎饼递给他，说：“你快走吧，快去逃命！”那人接了煎饼，千恩万谢地逃出了虎口。

这年春天，我家已断粮数日，只好采摘槐豆、杨叶充饥，全家人的脸都浮肿起来。偏巧这时，母亲又生了一个女孩。外祖母知道我家断粮，就给送来了半布袋粮食。母亲舍不得煮一顿稀饭吃，哪还有奶来喂婴儿，所以我的这个妹妹出生不到七天就饿死了。小妹妹还没有掩埋，母亲就指着布袋对我说：“你把粮食倒一半给你薛爷爷送去！”

我看着母亲浮肿的面孔，看着用破草席裹着的小妹妹，看着那半袋粮食，不禁放声大哭起来。我困惑不解地问母亲：“人家生小孩都吃红稠饭，你怎么一顿稀饭也舍不得吃？小妹妹饿死了，我们也天天饿着肚子，怎么还把这点点粮送给人家呢？”母亲含着眼泪，抚摸着我蓬乱的头发，非常难过地说：“不是娘疼你吃，不让你吃饱，你薛爷爷已经三天没有吃一点东西了。我们少吃一口，也不能让你薛爷爷饿死，他是我们的亲人啊！”

原来薛爷爷是徂徕山茅茨一带的人，因为他的儿子是八路军的营长，鬼子就以匪属的罪名把薛爷爷逮了去，严刑拷打。薛爷爷已是年过六十的人，哪里还经得住敌人的百般折磨，没多久就气息奄奄。敌人怕他死在狱里，没了人质，就让他保外就医，住在我们隔壁。母亲知道后，不避嫌疑，时常去安慰和照顾老人。

母亲不仅照看薛爷爷，而且也学会了做瓦解敌军的工作，看管薛爷爷的一个伪军班长是泗水人，看样子比较厚道，当母亲了解到他是被抓来当的伪军时，就对他进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伪军终于觉悟，经常把敌伪换防、武器配备等情况，告诉母亲，母亲及时地把这些情况转告给来我家的“客人”。后来，这个伪军在一次战斗中，带领一个班的伪军士兵向我八路军投诚了。

母亲对党所交给的每一项任务，总是千方百计地设法完成。母亲除了掩护我来往的地下工作人员，搜集敌人情报外，还常常为八路军购买药品、钢笔及油印用品等物。有一次，母亲弄到一批针药，药商非要现钱不可。母亲知道这是抗日战士急需的药品，她东挪西借，钱还是不够，药到不了手。地下党组织的钱一时也不凑手，母亲非常焦急，最后把自己最心爱的、也是唯一的耳环子摘下来卖掉，才凑足了钱，把这批针药买下，及时地送到抗日前线。

一九四四年秋天，党为了瓦解伪军，扩大抗日力量，决定通过母亲请父亲带着我们一个同志，打入伪军胡鼎三部。胡鼎三是泰城人，曾和父亲同过学，年轻时两人交往密切。后来，胡鼎三投考了黄埔军校，参加了国民党，“七·七”事变后，他当了汪伪团长兼潍县公安局长。父亲的任务，就是把那位同志介绍到胡鼎三部任职，并力争说服胡鼎三不要与八路军发生摩擦，不要杀害被俘的抗日人员。

父亲生性文弱，对完成这项任务犹豫不定。母亲明知任务十分艰巨，而且还有一定的危险，但她基于对党的忠诚，还是再三劝勉、鼓励父亲前去。他帮助父亲出主意、想办法，分析有利条件和可能出现的困难及解决办法。临行前，母亲陪同父亲，拜访了当时仍在泰城的胡鼎三的母亲，以旧日情谊，打动胡的母亲修书一封，叮嘱她的儿子对我父亲好好照顾，好好安排，我父亲到后，胡鼎三果然对我父亲和那位同志都以礼相待做了安插，从此，在胡部我们建立发展了党的地下组织。

在我地下党的耐心争取和教育下，胡表示不与八路军发生摩擦，不杀害被俘的抗日人员。父亲在初步完成任务后，返回泰城家里。一九四五年八月，鬼子投降，蒋伪合流，胡鼎三摇身一变，成为“国军”。这时，胡部一个营长，由于不满胡继续压迫人民，不愿反对八路军，在我兵运同志的影响下，毅然率部起义，投奔了我八路军。

这下可激怒了胡鼎三，他们狗急跳墙，就在这年腊月初八，天还未亮，一群国民党匪徒，端着明晃晃的刺刀闯进我家。一个穿便衣的坏家伙指着我父亲说：“这就是奸匪乔荐秋！”接着就是一阵拳打脚踢，把我父亲五花大绑押着走了。我和妹妹吓得蜷缩在一边，哭也不敢哭，母亲却非常镇定，她一面整理着被砸烂了的桌椅、瓢盆，一面对我说：“快去告诉你老娘，就说家里出事了，你爹被捕了！”

从那以后，我们全家都被监视起来了，行动很不方便。过了几天，有人送信来说，国民党反动派不仅要杀害我父亲，还要向我们母子三人下毒手，让我们赶快离开泰城。母亲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情十分沉重，她惦记着被捕的父亲，更担心的是害怕我和妹妹再落入敌人的魔掌。母亲想和我们一块逃出城去，但狡猾的敌人已盯着我们母子，一块逃走已不可能。在这白色恐怖、处境极端困难之际，母亲对我说：“你自己先走吧，逃出城后，叫你老爷把你送到解放区，找到你舅舅和哥哥，和他们一起当八路军。”

母亲把水桶和钩担拾掇好，又叮嘱说：“别害怕，要和平常去挑水一样，你是个孩子，城门口的敌人不会注意你！”我一面听，一面挑起水桶。那时，我虽然才十三岁，但现实的教育，已深深地使我知道应该爱什么，恨什么，我暗下决心：“我决不害怕这些国民党遭殃军，我当了八路军战士，一定要把他们消灭掉，再不受他们的欺侮！”我含着热泪，离开了母亲和妹妹，混出城后，在外祖父的帮助下，到了解放区，见到了舅舅和哥哥，参加了革命队伍。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次仓促间的离别竟是和母亲的永诀啊！

在我逃出城后不久，母亲和妹妹在地下党的帮助下，也几经周折逃出了泰城。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家恨之入骨，立即把我家洗劫一空，大门上贴了封条。不久，父亲在党的营救下，也终于逃出了虎口。这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在积极组织内战，母亲也积极参加了党的工作。

日寇投降后，泰城在一九四六年夏第一次解放。母亲被选为城关区妇救会主任。她在斗地主，分田地的斗争中，勇敢坚定，起了很大的作用。恶霸劣绅李庆松，在国民党和敌伪统治时期，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号称“日本皇上”。有一年，他一把火将在岱庙周围居住的贫苦棚户统统烧掉，害得十几家棚户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他怂恿他的儿子李森林杀害革命干部、烈军属十余人之多。对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恶霸，人们早已恨得咬牙切齿，但由于敌人长期的反动宣传，蒋匪军虎视眈眈，不断窜犯，再加李庆松的两个儿子当时都逃往济南，干了还乡团，乡亲们害怕“变天”，因此，群众一时发动不起来。这时，在政府领导下，母亲挺身而出，找到苦大仇深的徐大娘，启发她回忆李庆松霸占她家宅基，逼得她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惨遭遇。找到李大叔揭发控告李庆松领着鬼子把他儿子抓去，下了东北煤窑，至今生死不明的罪恶。她挨门逐户，分头发动，在她的带动下，群众终于发动起来了。控诉大会上，人们纷纷上台揭发、控诉李庆松一贯鱼肉乡里，横行霸道的罪行，人们像开了闸一样把埋藏在心底的苦水全部倾诉了出来。在乡亲们强烈要求下，处决了恶霸李庆松，为乡亲们报了仇。

正当人们欢欣鼓舞的时候，蒋介石仗着美帝撑腰，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党和政府号召人民参军支前，保卫胜利果实。这时母亲又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动员参军工作中去。大批有志男儿纷纷报名参军，母亲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把一朵又一朵的大红花戴在他们的胸前，欢送他们奔赴前线。

战争逼近了泰城，敌机狂轰滥炸，火炮在耳边回响，人们的心情紧张忧虑。这时，母亲的工作更繁忙了，她日夜不停地操劳，白天做军鞋、筹军粮、照料伤病员，组织烈军属暂时撤离泰城，晚上还要到区上开会，研究布置对敌斗争。紧张的工作使她明显地消瘦了，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同志们劝她注意身体，她却说：“情况紧急，大敌当前，要抓紧时间为党多做工作！”

在两年多的解放战争中，母亲始终没有离开过故乡。她和许多男同志一样，坚持在农村与敌周旋、斗争。她根据工作需要，有时化装农妇，潜入敌区，了解敌情，传递书信；有时为伤病员洗衣喂饭，照料随军烈军属中的老人和孩子。她做了大量的工作，赢得了同志和乡亲们的尊敬和信赖！

一九四八年五月，解放军在各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泰城的敌人已陷入我军包围之中。由于军情急需，在五月十三日这天，母亲接受了县委指示，要她把一封十分重要的信件送进城里。临行时，区委书记陶化民，军区李参谋告诉母亲：“我军马上要解放泰城，城里的敌人在做垂死挣扎，到处抓人，筑工事，杀害无辜市民，一路上要多加小心！”母亲一面听区委书记的嘱托，一面把信卷成纸卷儿小心翼翼地别在发簪里面。这些天来，大军云集，捷报频传，包围泰城的人民解放军，驻满附近大小村庄；支前的民兵民工，川流不息地运着粮食弹药；各村的妇女们日夜不停地碾米推面，蒸馒头，烙煎饼，到处是一片支前杀敌的景象，到处是一派胜利的喜悦。饱经战争风霜的母亲，这时身体虽然有些消瘦苍老，但斗争意志却锻炼得更加坚强，斗争经验更加丰富，她对即将到来的胜利，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和希望。

母亲整理好衣服，挎上小包袱，领着妹妹进了泰城。几经周折、终于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不幸的是，在返回途中经过市场时，被敌人发觉。一个还乡团从背后抓住了母亲，他恶狠狠地说：“回过脸来，看看还认识我吗？”母亲沉着镇静地转回身，轻蔑地打量了那个坏家伙一眼，愤愤地说：“认识你，扒了你的皮也认识你，要不是你逃到济南干了还乡团，也早和你老子一块喂狗啦！”原来这个坏家伙，就是恶霸李庆松的大儿子李森林，是还乡团的头子，光他亲手杀死我村干、军属就有十三人。他是一个两手沾满人民鲜血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见我母亲威武不屈，狠狠一拳，鲜血立即从母亲的嘴角流出。几个匪徒把母亲捆绑起来，押向还乡团部。这时，我八岁的妹妹，惊恐万状，在后面哭喊着紧追不舍，幸亏一位赶集老人把妹妹拦住说道：“孩子，不要追赶妈妈了，你让他们逮住，也会要命啊！”老人趁混乱之机，把妹妹送出城外。当敌人发现母亲领着的女孩不见了，他们四处搜寻，毫无踪影，只好作罢。黄昏以后，藏在城外麦地里的妹妹，才疲惫不堪地摸回外祖父家，幸免于难。

母亲被押到金星路二号还乡团部，在一间阴森森的屋子里，李森林等十几个匪徒，一个个杀气腾腾。李匪开始对母亲审问：“咱们两家有什么冤仇，你领着那些穷小子分了我家的房子、土地，还杀死我父亲？”

“咱们两家没有仇恨，可是你老子是大恶霸、大劣绅，他罪大恶极，受到人民的处决，是罪有应得！”

“你的男人、儿子都干八路？”

“对，我的儿子参加八路军，为的是打鬼子，打蒋介石。他们不抢、不拿，不像你们这帮土匪，到处杀人放火。”

“住嘴！他们现在哪里？”

“就在城外，城外遍地都是解放军！”

“哼哼！”李森林狰狞地说：“你没想到会落到我的手里吧！”母亲轻蔑地回答说：“有本事和解放军打去，拿我一个老婆子耍威风，算什么能耐！”

审问终于接触到正题，李森林厉声问：“你这个老妖婆进城干什么？”

“泰城是我的家，兴你们在这里横行霸道，就不兴我来吗？”母亲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李匪等打昏过去。当母亲刚刚苏醒时，李匪再一次追问。“我问你进城来干什么？和谁接头？”

母亲咬紧牙关，轻蔑地瞧着他们。

“你不说，就甭想活着回去！”

丧心病狂的李森林命令匪兵将母亲的上衣撕去。

“你们这些无耻的畜牲！”母亲愤怒地咒骂敌人，她倾注全身力气朝墙撞去……

母亲撞昏又苏醒，李匪见治不服我母亲，暴跳如雷，下了毒手，残忍地割去了母亲的乳房，母亲又一次倒在血泊中。

母亲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在血泊中怒睁双眼，指着李森林说：“你们这群土匪，你们能杀死我一个人，但你们不是解放军的对手。你们的日子长不了啦，早晚要落个可耻的下场！”

面对母亲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李匪森林吓得胆战心惊，同时，也更加穷凶极恶，露出他的狰狞面孔。在他的指挥下，几个匪徒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刺向母亲的腿部、腹部和心脏……

鲜血染红了大地，一颗火热的心在泰城解放前夕献给了人民。英雄的母亲倒下了，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却永远矗立在人们的心中。母亲为了革命，献出了自己的儿女，又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今天，我们悼念革命先烈，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正是为了踏着他们的血迹，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在向“四化”进军的航道上奋勇前进！

（原载《徂徕烽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