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振彩（曾用名董振才），1913年8月出生在山东省昌邑县仓街乡李才村一个农民家庭中。1925年董振彩就读于本村私塾，1931年考入昌邑县育秀中学附小高级班，毕业后到围子镇义镇村小学任小学教师，1935年考入育秀中学读书。时值日寇入侵我国东北，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帝怒潮。育秀中学的爱国师生在学校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走上街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宣传反帝爱国，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董振彩积极参加了这一反帝爱国行动，并带领学生上街演讲，抵制日货。因此，得到地下党组织的赏识。于1936年6月由本校国文教师、共产党员李荩忱（原名李绍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他与中共鲁东工委书记鹿省三（又名季苏华）、中共昌邑县委书记张智忠取得联系，被派到围子镇义镇小学任教，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积极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同年10月调中共昌邑县委任组织部长。不久，被调八路军工作。

1938年初，抗日浪潮席卷全省，我党领导了徂徕山起义，成立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十字路抗日游击大队”也同徂徕山起义的抗日武装汇合，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二团”，后改为山东游击队第二支队。当时，国民党五十七军一部驻扎在日照县的碑廓一带；国民党六十九军新编第六师驻莒县张家围子一带。这些部队内也有我党地下组织，收编了许多杂牌军，一致抗日。1938年8月，中共鲁、苏、豫、皖边区党委决定，成立了鲁东南特委，以加强该地区抗日工作的领导。1938年以前，在原日照县西部的黄墩、粮山口一带盘踞着一支以朱信斋为首的土匪部队，整日里欺压百姓，为非作歹。此时的朱信斋感到左右为难，他一来害怕自己的部队被别人兼并吃掉，二又不愿离开盘踞多年的老窝黄墩一带，于是便挖空心思，投机钻营寻找靠山，以保存自己的势力。因此，乘我党提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抗日之机，他便主动派其大儿子朱德明到沂水东里店与我接治，表示愿意投靠我军接受改编，以求一逞。

1938年8月，中共鲁东南特委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对土匪武装总的方针是争取他们抗日”的指示，决定接受朱部的要求，将其改编为八路军山纵二支队第四大队。为团结抗日，由朱信斋任大队长。尔后，改为独立营。1940年冬，九支队党委鉴于当时担任二营教导员的董振彩作风正派，立场坚定，作战勇敢，指挥能力强，便派他到被我收编后的朱信斋部任独立营政委，朱任营长。

朱部被我收编后，在八路军工作组的帮助下，发展到三个连，一个便衣排，共300余人。同时，从各村自卫队中抽调一部分人，成立了两个常备队，也隶属独立营领导。董振彩在与朱信斋的接触中，敏锐地觉察到这位貌似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却面善心狠，态度冷漠。但为了团结抗日的大局，董振彩不计前嫌，热情亲切的接近他，主动地找他联系工作、征求意见。可是，朱信斋依然孤傲骄横，对董戒心假意，共事不谋。

经过一个阶段的相处，董振彩深深意识到，朱信斋阴险狡猾，对我存有戒备，居心叵测。他当时投靠我军，完全是迫于形势，赖以求生。对这样一个老奸巨猾、心狠手毒的惯匪头子，想要把他改造过来根本不可能。只有从基层做好工作，掌握士兵的思想动态，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才能控制部队，使其真正成为人民的军队。

于是，董振彩便经常深入连队，找干部、战士谈心，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广泛深入地进行抗日救国的教育，团结了大部分干部、战士。他还在实际工作中，注意培养积极分子，秘密发展党员，壮大骨干力量，并争取和培养朱信斋的长子朱德明为少营长，主持军务，以削弱朱信斋的实力。与此同时，董振彩带领独立营积极协助地方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建立青年、妇女、农会等群众性救国团体。他们还帮助民兵搞训练，密切了军民关系，壮大了抗日力量。为了摆脱敌人对我根据地的封锁，董振彩遵照毛主席提出“发展农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的指示，协助地方成立了“合作社”，解决了军需和群众的日常生活必需品，深受群众的拥护。他还经常向地方党、政领导汇报部队情况，征求意见，与地方保持密切的联系。当时，在独立营活动的黄墩一带，群众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昂，可吓坏了心怀鬼胎的朱信斋。

朱信斋虽表面上投靠了我军，但贼心不死，始终与我离心离德，貌合神离，终日窥测方向，俟机而动。

正当黄墩一带抗日形势迅猛发展之际，国民党顽固派却在加紧制造“反共”摩擦。国民党六六二团团长孙焕彩之流，向朱信斋施展了威胁利诱之伎俩。日照县七区国民党的反动区长杨百福也与之暗中勾结，秘密往来。土匪出身的朱信斋，此时明为人民军队的一员，暗中却与反动派成了一丘之貉。

当我发现朱的可疑行迹后，便对他采取了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中共五地委的军事部长谢辉同志，亲自到粮山口做朱信斋的工作，对朱历述了我党我军对他的关怀和挽救，并严肃地指出，只有抗日救国才是唯一的出路。为了启发教育朱信斋，山纵二支队司令员刘勇派刚投靠我军的原莒顽县长许树声部的一个营，到粮山口与朱部举行联欢会。而朱信斋对我党这些仁至义尽的启发劝导，置若罔闻，阳奉阴违。

起初，朱信斋势力单薄，又没找到新的靠山，慑于我军的声势和人民群众的抗日呼声，未敢轻举妄动。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像是给他注入了一针兴奋剂，朱信斋经过一番密谋，竟然公开投靠到国民党反动分子孙焕彩的腋下，干起反共反人民的勾当。

1941年3月2日，朱信斋撕破伪装公然叛变。他受命长子朱德明，将其罪恶行径做了密谋部署。随后，便派其亲信去叫董政委，当面说什么“少营长有请”，董振彩一听是“少营长”请，未加防备便与往常一样，跟随着来人到了朱德明的住处——“万春堂”。刚一进屋，突然从里边窜出几个匪徒下了他的枪，并把他捆绑起来。同时，全营在朱信斋的一声密令下，凡是有抗日倾向的一律被关押。一夜之间，就逮捕了独立营和黄墩一带的区、村我党员、干部200余名。顿时，腥风血雨，阴霾罩空。

董振彩被捕后，朱信斋恨不能尽快杀害他，表面上却故弄玄虚地劝他投靠“国民党中央军”。一天，一个匪徒走到关押董振彩的屋里说：“老营长有请”。董振彩冷笑了一声说：“好一个‘请’字。”然后从容不迫地走进审讯室。朱信斋假惺惺地急忙站起来，吩咐给董振彩松绑、让座，董振彩满面怒容，昂首挺胸，毫不客气地坐到一把椅子上。朱信斋鬼脸一横，像陌生人一样，问董振彩：“你是共产党吗？”

董振彩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是共产党派来的！”

朱信斋阴阳怪气的奸笑着说：“我知道你是共产党，跟着共产党干有什么好处呢？武器破烂，弹药不足，连军赏、给养都供给不上，叫弟兄们饿着肚子抗日，这样下去早晚会被日本人消灭的。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投靠‘中央军’，得到他们装备，不是一样抗日救国吗？我看你还是……”

没等朱信斋说完，董振彩满腔怒火，拍案而立：“你这是想打着抗日救国的招牌，玩弄反共反人民的花招，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董振彩大义凛然的壮举，激怒了狡猾的朱信斋，他冷笑一声喝道：“不识抬举，押下去！”从外边进来两个匪徒把董振彩架走了。

董振彩当时和黄墩一村的进步教师辛学三关押在一起。他回来后，对辛学三说：“看来，下一步朱信斋对我们要下毒手了，要有准备，要和他斗争，决不能向他屈服……”

辛学三担心他说：“董政委，哪……”

董振彩神情坦然，微笑着说：“死，有什么可怕，我早就想好了，为人民而献身，正是我们党的伟大、光荣。”

辛学三问他：“董政委，你是哪里人？”

他说：“我是胶东人。”

辛学三又问：“是什么地方？”

董振彩若有所思地说：“不要问了，共产党员，哪里死，哪里埋。不过，党需要我做的工作，没有做好，今后，再做的机会不多了。”

果然不出所料，在第二次的审讯时，朱信斋就直截了当地说：“你跟随我投靠‘中央军’，不然的话，就让你上西天。”

董振彩一听，怒不可遏，义正辞严地揭露朱信斋的罪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土匪，两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血还未干，又对人民下了毒手，旧罪未赎，又犯新罪，人民绝对不会饶恕你的！”

朱信斋气得暴跳如雷，急忙吩咐匪徒们，惨无人道地用刺刀将董振彩的锁骨穿透，拴上铁丝，滑上梁头吊打，还惨绝人寰地灌火油和凉水等，进行残酷的肉体折磨。

董振彩在被捕的四天里，已被刑讯过六、七次，虽已遍体鳞伤，但他丝毫没有屈服。他这种视死如归和顽强不屈的革命精神，斗得朱信斋束手无策。

1941年3月6日上午，董振彩傲然挺立在敌人的审讯室里。朱信斋问：“董振彩！你还有要说的话吗？”

董振彩怒视着朱信斋说：“抗日爱国是民族大义，反共反人民是罪责难逃！”

朱信斋怒吼一声说：“我要枪毙你！”

董振彩毫不示弱地厉声回答：“共产党人，为了抗日，为了人民，死有什么可怕！不过，在你的杀人账本上，又欠下一笔人民的血债！”

穷凶极恶的朱信斋歇斯底里地吼叫“枪毙！”

董振彩神色自若，没等敌人推拥，就摇甩着捆绑自己的绳子头，健步从容地走出了审讯室。十几个匪徒将他押至黄墩村西的巴山西北角下，董振彩面带怒色，嘴角显露出对敌人的嘲笑和蔑视慷慨赴义，牺牲时年仅28岁。

董振彩牺牲60多年了，他那为革命的胜利，人民的解放，不畏艰险，忘我工作的高尚情操；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英勇斗争的光辉形象，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广为流传，至今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