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哲甫，河南省清丰县人，1894年（光绪二十年）出生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9岁起在本村读私塾，后考入县城模范学堂，1920年毕业于直隶高等师范学校。

在职高师读书时，正值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前后，受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认为科学和民主是救治中国的良方。

“高师”毕业后，他先后在怀阳第二师范，北京香山慈幼园等处任教。

1923年，晁哲甫的老师谢台臣创办直隶省立大名第七师范学校（简称“七师”），聘请他任教务主任。从此，他积极协助谢校长贯彻“以作为学”的教学方针，反对学生读死书，死读书。学校开设了多种实验课程，让学生边学习边实践。还利用寒暑假的时间，组织学生搞社会调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使其具有“科学的头脑，劳动的身手，艺术的情趣，改造的魄力”。这种教学方法是对当时沿袭下来的旧教学方法一个大胆的革新，因而引起了大名各界人士的重视，谢台臣，晁哲甫也就很快在大名县有了名气，受到普遍尊重。

1926年，“七师”开始有了党的活动。第二年春天，晁哲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七师”这块教育阵地便置于我党的直接领导之下。晁哲甫也由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迅速成长为一位共产主义者。

作为教务主任，晁哲甫大胆地抛弃了国民党教育部门审定的文科教科书，开设了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在学生中大力宣传马列主义。同时，在他的筹划下，学校图书馆购置了大量进步书刊，提供学生阅读钻研。这一来，“七师”到处洋溢着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热烈政治气氛，党团队伍在迅速壮大，党团员发展到一百多人，成为大名县党组织的活动中心。

当时党组织没有活动经费来源，党员外出工作所需的食宿，交通等费用，要自己设法筹措，就是县委本身的油印机，油墨，纸张，文具等费用，也全靠党员每月交纳的有限的党费来解决。晁哲甫了解这一情况后，便每月从自己薪水中拿出二三十元交纳党费。

1930年春，中共直南特委指示大名县委组织暴动。晁哲甫等同志不同意举行暴动，认为当务之急是深入发动群众，积蓄壮大革命力量，待条件成熟时再举行。但是，他们的意见不仅未被采纳，反而被加上“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被开除党籍。

晁哲甫受此打击，思想上感到十分苦恼，但他并未因此而疏远党，疏远革命，仍继续努力为党工作。这年暑假，他被迫辞去教务主任。不久，在师生拥戴下重任原职。1932年夏，他再次被迫辞职。

晁哲甫这次辞职后离校他去，先到河北邢台师范任教，后回到原籍清丰，在县简易师范任教。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国民党政府提倡各地学校尊孔读经，开设经课，妄图借此来禁锢学生的反帝爱国思想。国民党清丰县长，乃亲自到县简易师范主讲了第一堂经课。紧接着，邀请晁哲甫来讲第二堂经课。晁哲甫抓住国民党当局还有点害怕舆论，不敢公开反对抗日这一弱点，一走上讲台就怒斥尊孔读经是开时代倒车，误国害民，他旁征博引，见解精辟，把孔孟之道批了个痛快淋漓，进而大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使得国民党县长和校方狼狈不堪，终于迫使校方停止了讲解经课。

1936年晁哲甫又回到“七师”任原职。他除了重视向学生进行抗日教育外，还组织学生走上街头，大力进行抗日宣传。“西安事变”时，学校教师中的托派分子到处鼓噪“应该把蒋介石杀掉”，搅得师生思想一片混乱。晁哲甫认为这么大的事情，党未作出决定，不能听任他们乱说，要加以制止，还是宣传一致抗日为好。他的这个观点得到师生们的一致赞同，很快就恢复了学校的稳定。

“七七”事变后，晁哲甫的党籍恢复了。他立即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场神圣而艰苦的抗日战争中。是年8月，受党组织委托，到直南五县去发动群众抗日。他组织起“抗日十人团”(党的外围组织，后改为“民先”)和救国会，在清丰南乐，大名县一带举起了抗日救亡的旗帜。10月，调任中共直南特委统战部长。冬，被派往山西晋城办“华北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为党培训急需的军政人才。

1938年2月，晁哲甫调回清丰县工作，任清南边东中心县委书记。他带领县委一班人，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县，区，村各级抗日救国会以及农、青、妇等组织，在清丰县迅速掀起抗日热潮，打开了清丰的抗战局面。他举办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创办冀鲁豫抗日中学，并兼任校长，培养了大批干部，发展了一批党员，对附近几个县开辟抗日根据地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1940年4月，冀鲁豫行署成立，晁哲甫被选为行署主任。次年6月，冀鲁豫、鲁西两区合并为冀鲁豫边区，行署仍称冀鲁豫行署，晁哲甫继续任行署主任。从1940年到1943年，晁哲甫在粉碎日伪“扫荡”和“治安强化”运动中以及生产救灾工作中，都作出了很大贡献，带领边区群众度过了抗日战争中这段最艰难的时期。

1943年底，晁哲甫到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学习。1944年学习期满留校，任五部副主任。

1946年，晁哲甫调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长。1948年，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长。他领导制定了华北解放区的教育计划方案，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革命教育方针，在干部教育，学校教育，工农兵教育上，都以服务于战争为目的，为迎接全国解放培养各种人才。他是革命战争年代我党的一位优秀教育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晁哲甫担任平原省人民政府主席，直至1952年平原省撤销。在他主持平原省人民政府工作期间，为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教育事业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1953年初，晁哲甫调任山东省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后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长，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晁哲甫在任山东省副省长期间，分管教育和卫生工作，曾兼任山东大学校长两年多，并兼任山东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他大力推行“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和“预防为主，防病治病”的卫生工作方针，使山东的教育和卫生工作都获得较大发展。

晁哲甫还非常关心山东的农业发展。经过几次实地考察，他认为山东省不是多雨地区，年降水量不大，涝灾是由于对降水流动缺少控制造成的，实际上是高旱低涝。他建议采取蔷排并举，以蓄为主的方针，发展沟洫畦田，封山造林，整修梯田，加固地堰，防止水土流失。他的这些有见地的意见，对山东的农业发展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晁哲甫一贯把党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晚年，他的生活安定了，陆续积攒起八千元钱，全部作为党费上交，表现出他那颗对党无限忠诚、白璧无瑕的赤子之心。

晁哲甫还被选为党的七大、八人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

1970年12月13日，晁哲甫在济南因病逝世，终年76岁。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

（陈润稀张炼）

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

—怀念晁哲甫同志

杨得志赵健民罗玉川

1894年12月3日，晁哲甫同志出生在河南省清丰县（原属河北省）六塔集。他在中学时代，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就具有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他长期做教育工作，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1 93 7年“七七”事变后，他历任清南边东中心县委书记、直南特委统战部长，冀倍豫边区行署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华北政府教育部长。全国解放后，任平原省省主席，山东省副省长兼山东大学校长。晁哲甫同志还被选为党的七大，八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

1970年1 2月1 3日，晁哲甫同志在济南逝世，终年76岁。

1923年，晁哲甫同志被聘请任直隶省（后改为河北省）立第七师范学校（简称“七师”）教务主任。当时，学校的其他两位领导——校长谢台臣、训育主任王振华也是进步青年。1 92 7年春，他们三人同时入党。从此，七师就成为我党直接领导下的一个教育阵地。

哲甫同志担任国文课，选用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等人的文章作教材。他本人尤其爱读和研究鲁迅先生的作品，并向学生推荐。

1930年春，直南特委在大名提出武装暴动计划。这时，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三同志明确表示，敌我力量悬殊，条件极不成熟，不同意举行暴动。他们建议，党应当掌握好七师这个革命阵地，为党培养干部向农村输送，深入发动群众，积蓄壮大革命力量，待条件成熟再举行暴动。这些意见，虽经哲甫同志赴天津向河北省委申述，并得到接见人的同意，可是不久，在一次大名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上级领导人却宣布：他们三人是“右倾机会主义”，阻碍暴动，开除党籍。而暴动计划也因力量不够，终于流产。

哲甫同志被开除党籍后，虽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从组织上离开了党，但是他在思想感情上，仍然和党在一起，为党工作。1930年暑假，他和谢台臣、王振华同志迫于党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的压力，辞去七师的领导职务。由于省教育厅任用不学无术的国民党分子张达夫任七师校长，不久七师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驱张、挽谢”学潮。在全校师生的热烈拥戴下，晁哲甫同志和校长谢台臣又重新领导学校。他们恢复原来的教学方针，学校又出现了蓬勃发展的革命新气象。虽然如此，但仍得不到坚持左倾路线领导人的谅解，并组织学生反对他们。晁哲甫同志和谢台臣同志一样，抱着“决不和党闹对立”的态度，于1932年夏季又被迫辞职。

1934年，国民党河北省党部邀请过去在七师教过书的旧同事，借“宴会”之名，追查七师的历史问题。晁哲甫同志在会上义正辞严地说：七师领导人都比较倾向“五四”精神。学生参加北伐，我们同情支持他们，这是无可非议的。总理说：“现在革命尚未成功么！”一席话，说得国民党省党部的人哑口无言。

1936年春，王振华同志接任七师校长后，邀请哲甫同志重任教务主任。哲甫同志以他多年的政治经验和革命警惕性，发现了学校教员中有托派分子的活动。西安事变后，托派分子破坏全国团结抗日的面孔进一步暴露，哲甫同志对他们的反动论点加以批判，并与王振华同志共同商议，设法把他们辞退了。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晁哲甫同志与党取得了联系，并恢复了党籍。这时，在党的领导下，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抗日战争。晁哲甫同志回到清丰家乡，发起并组织了“抗日十人团”和救国会，在清（丰）、南（乐）、大（名）一带举起抗日救亡的旗帜。

1937年冬季，哲甫同志赴山西晋城办“华北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得到朱瑞同志的指导与帮助。1938年2月，晁哲甫同志仍回到清丰县工作，担任清南边东中心县委书记。同年春，根据上级指示和形势需要，在六塔集举办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参加者大都是思想进步，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前后共办了五期。课程是中国革命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和群众工作。哲甫同志变卖家产充作经费，通过训练培养了大批干部，发展了一批党员。这对附近几个县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自日军进占清丰县城后，土匪蜂起．社会秩序混乱，当地有些绅士，一再要组织维持会，向敌人投降。哲甫同志听说后，不畏艰险，与这股投降势力作坚决斗争，并挫败了他们，为以后的抗战铲除了一大祸害。他又积极争取，团结开明绅士，晓以民族大义，并孤立了投降派，把一些绅士组织的防匪不抗日的民团，改造成抗日自卫团，成为一支相当可观的抗日武装力量。

在哲甫同志主持下，县委决定大力开展群众工作经过发动群众，建立了县、区、村抗日救国会以及农会、妇会、青会、儿童团，全县出现了抗日热潮。

在清丰又成立了半政权性质的“战地动员委员会”，哲甫同志任主任。下设除奸、武装，动员分配等九个部，并在全县实行合理负担。从此，清丰县的军，政，民等组织，都在我党领导之下了。

1940年初，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在我讨伐叛逆石友三的战役时，国民党濮阳行政督察专员丁树本，也随之逃窜了。丁树本部队南逃之后，各县群众以极高的热情选举出各县的抗日县长，随之选出专员，根据地建设初具规模，党的各项政策开始得到贯彻。哲甫同志在这新的形势下，又创建了抗日中学，自任校长，为党培养了不少干部。

1 941年初，冀鲁豫行署经过全区代表会议选出了晁哲甫为主任，崔田民为副主任。不久，日本纠集日伪军数万兵力，对我根据地沙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四•一二”大扫荡，采取“三光政策”，企图一举摧毁我军民的生存条件。在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志指挥下，党政军民领导机关进行了反扫荡的斗争冲破敌人层层包围，安全转移到鲁西濮县、范县，观城地区。为了对敌斗争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冀鲁豫地区与鲁西地区合并。地区召称仍为冀鲁豫边区，行署名称仍为冀鲁豫行署，哲甫同志为主任，段君毅，贾心斋为副主任。

1942年，华北日军竭力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加紧对我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加之全区旱情严重，饥民遍地，是我们在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年代。根据党中央指示，除在对敌斗争上采取“打出去，扩大根据地”的做法外，在我根据地中心地区则发动民主民生斗争，深入发动群众，巩固中心地区，抓紧救灾，安置灾民，以工代赈，生产自救等。当时政府工作的中心任务，一个是扶植群众运动，一个是生产救灾。哲甫同志分管生产救灾，这是面广事繁的工作。当时大家都在节衣缩食，哲甫与群众同甘共苦，在生活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仍亲自下去认真做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指导救灾工作。

1943年底，哲甫同志离冀鲁豫边区到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学习，后留校任五部副主任，并被选为冀鲁豫党的代表，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6年和1948年他先后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和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长。为迎接全国解放，培养了很多人才。

1949年9月至1952年11月，哲甫同志任平原省政府主席，省政府党组书记、省委统战部长。作为政府工作的第一把手，负责全面工作，对某些关系大局、关系长远利益的问题，他都亲自过问，并且抓得很紧。平原省地处黄河下游两岸，深受黄河灾害的威胁。哲甫同志特别关心治理黄河防灾救灾工作，如修筑溢洪堰、人民胜利渠等，为平原省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哲甫同志对教育工作尤为重视，不论干部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工作都抓得很紧。他亲自给省府机关干部讲授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在他主持下，制定了省府厅局领导定期向全体干部讲解所管工作的政策和制度。平原省是由战争时期的太行部分地区和冀鲁豫边区合并而成，干部也是两地区抽调组成的。哲甫同志特别注意对太行和其他地区调来的同志的团结。省委，军区都是新组成的班子，大家团结的很好，同志们都称赞哲甫

同志给大家带了个好头。在处理与邻省的关系，特别是在河流的上下游涝水排放等问题发生矛盾时，哲甫同志总是顾全大局，协商合理的解决。在个别问题上，只要无碍大局，即使对本省有些不利，只要中央正式表了态，他都坚决执行。所以，平原省没有发生过常年不得解决的水利纠纷，和兄弟省都能友好相处。

1952年，因国家区划调整，恢复原省建制，平原省撤销。哲甫同志1953年调任山东省副省长、山东省常委兼统战部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并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56年被选为党的八大代表。

哲甫同志深知农业在我国的重要地位。在山东，他特别关心农业的发展。“大跃进”时期，他不赞成不分情况的瞎指挥，浮夸风。他对农业和水利曾作过多次的调查研究，写出自己的意见，供有关部门研究。他看到当时不顾一切地大炼钢铁运动，看了各条战线发表的材料，引起无限思虑，曾提出：“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行吗？”也劝告过一些同志“不要去推波助澜”。

哲甫同志在山东期间分管教育和卫生工作，并兼任山东大学校长两年多。他拥护当时毛主席提出的“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积极支持学生的勤工俭学活动，促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他兼任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时，大力推行预防为主、防病治病的卫生工作方针。济南司里街，肥城边家院等一些好的典型，他多次实地视察并总结推广它们的经验。

哲甫同志一贯坚持正确处理党内矛盾。五十年代末，他不赞成省委主要负责人错误地把山东省政府领导作为地方主义的代表，而在全省开展反对地方主义的斗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哲甫同志因心脏病不断发作，正在家休息。但他向有的同志提出：“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形式来解决党内矛盾?”“为什么要对历史形成的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甚至采取毁灭性的行动?”

晁哲甫同志自1 927年参加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他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革命的教育家。他的优良品质和作风，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