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淄人民的好县长

——张渔烈士传略

淄博市烈士事迹编写办公室

一

张渔，原名张富荣，字伯华，1904年生于临淄县城关区赵王庄（现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赵王庄）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全家只有三间草房，半亩地。因生活贫困，父亲和叔父只好给邻村柴家疃王氏家族看墓，靠耕种三亩茔地维持生活。在旧社会，看墓人的社会地位低下。他们经常受到地主老财的歧视和凌辱。阶级的压迫，社会的不平，在张渔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很深的印痕。其父为了让后代不再受歧视，全家人节衣缩食、吃糠咽菜，供张渔读书。张渔先在本村读私塾，后考入县城闻韶小学（后为县立第一高小）。张渔深知自己读书机会来之不易，刻苦读书，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是师生公认的品学兼优的学生。从高小到县立中学，从中学到省立第四师范，他都以出色的成绩被录取。

1928年，张渔从省立第四师范毕业。但由于他家境贫寒，社会地位低下，因此无人聘请任教。后来在别人的帮助下，他到博山县国民党县党部做一名庶务。

以前张渔对国民党的内幕并不了解，只知道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还听说过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所取得的战绩。初来县党部，他满怀信心，立志为治国救民，干一番事业。但不久，在县党部的所见所闻，使他大失所望。这时，第一次国共合作早已破裂，国民党大肆捕杀共产党人，镇压人民群众的爱国运动，实行白色恐怖和法西斯专政。博山县党部也四处秘密抓人、杀人，残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县党部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贪赃受贿，腐败堕落。县党部的要员们为了贪赃自肥，经常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无辜在校师生，被抓者只要交款二百元，就可获得“保释”。张渔了解此情后，为伸张正义，不顾个人安危，揭露了县党部书记等人的丑行，迫使他们将一批新近关押的无辜者释放。在县党部几年的经历，张渔看透了国民党的反动和腐败。1932年，辞职回到了家乡。

二

张渔回到家乡不久，即被临淄西关小学校长陈梅川聘为该校教员。昔日教书的夙愿实现了，张渔的心情十分激动，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用到教书育人上来。他对待学生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从不打骂体罚，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张渔乐意帮助解决学生的困难。有个叫宋学兰的女生，全家刚从关外搬来，不巧父亲病故，全家人生活陷入困境。宋学兰只得提出退学。张渔觉得宋学兰聪明伶俐，学习成绩好，退学实在可惜。于是，他向学生的母亲表示，愿意提供学费供其上完小学。结果，张渔一直供到宋学兰小学毕业。

在教师中，张渔的社会经历比较曲折，他深感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对反动势力深恶痛绝。后来，他到辛店私立通惠小学任教，该校的训育主任陈省吾，是个国民党右派。他依仗与国民党临淄县县长冯谦光的妻侄关系，在学校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他经常手持藤条，随心所欲地殴打学生。当时，童子军集会，教官在训话中提到蒋委员长时，全体学生必须即刻立正，以示“敬意”。有一次，一个姓耿的学生，动作慢了一点，两脚尚未靠拢，被陈省吾发现，他几步窜到这个学生面前，大声喝道：“你不尊重委员长！”随即举起藤条，劈头盖脸地向这个学生抽去。张渔看到这种情形，胸中立时燃起一股怒火，大步上前，一把抓住陈省吾的手，严厉斥责说：“蒋委员长提倡新生活运动，不准体罚殴打学生，你不会不知道吧？违背新生活运动，才是对委员长的最大不敬！”几句话，使陈省吾无言回答，他只好“唔、唔”几声，怏怏而去。

事后，陈省吾听说张渔在国民党县党部任过职，就采取拉拢引诱、封官许愿的办法，对张渔夸口道：“只要你重新加入国民党，可以担任要职，提高薪水。”张渔不为所动，回答说：“国民党的内幕我都了解，主任先生不必费心了。”陈省吾还与国民党右派分子勾结，窥测搜集我地下党员、校长石潇江和进步师生的言行，企图陷害石校长，篡夺学校的领导权。张渔发现他们的活动后，主动协助石潇江查清了陈省吾及其同党王润斋贪污腐化的事实，发动学生与其开展斗争。在石潇江的组织下，20余名学生，深夜来到王润斋家里，当面揭露他的贪污罪行，逼他交出了赃款。王润斋的丑行暴露之后，陈省吾的党羽在学校声名狼藉，无法继续任职，纷纷溜出了学校。通过这几件事，张渔不畏权势、主持正义的品德，便在师生中传开了。

三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时，张渔又从通惠小学回到临淄西关小学任教。西关小学当时是临淄抗日救亡活动的一个中心，为组建抗日武装做了大量的工作。学校发动学生阅读进步刊物，教唱抗日歌曲，并利用晚上集会的时间，给学生作报告，进行抗日救国的教育，激发师生的抗日热情。张渔配合李人凤校长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是当时教师中的积极分子。

1937年11月，在日寇即将入侵山东之时，李人凤等人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组织教师、学生成立了“青年学生抗日志愿军训团”。军训团一成立，就积极开展抗日宣传，筹集武器、弹药，进行军事训练，做好武装抗日的各种准备工作。张渔也参加了军训团的筹建工作，并和师生们一起，在矮槐树村附近截击了日本鬼子的开路摇车，消灭敌人数人，其中有一名日本鬼子的小队长。

矮槐树村战斗后，军训团在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青年纷纷赶来参加，部队的人数大为增加。军训团改为临淄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下辖两个中队，张渔被任命为分队长。

1938年7月7日，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副司令员杨国夫在寇家庄将三大队正式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第十团。李人凤任团长，陈兴任政治委员，李曦晨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营，张渔任二营一连连长。张渔带领连队，随同团部，参加过岳家庄伏击战、太河反顽军摩擦、袭击敌据点等战斗。每次战斗，张渔都是身先士卒，带领战士冲锋陷阵，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张渔不仅作战勇敢，还善于做思想工作，做战士的贴心人。每逢部队行军，他都主动为年龄小或身体弱的同志扛枪、背背包；宿营时，他侦察地形，布置岗哨，到炊事班帮着烧水做饭；夜间，他查铺查哨，保证连队的安全。连里有一名战士请假探亲，在路上劫了一个小商贩的五元钱，违犯了军纪。此事传开后，连里有的干部战士要求对其处以极刑，以维护人民军队的声誉。张渔认为，这个战士的错误是严重的，但他入伍时间短，革命道理懂得不多，我们的政治工作制度又不完善，此事应该以教育为主，使这个战士认识自己的错误。张渔在征得上级同意后，在纠正部分干部战士偏激情绪的同时，对这名战士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使这名战士心悦诚服，表示一定要在战场多杀敌人，将功补过。事后，张渔对大家说：“当年，诸葛亮七擒孟获都没杀，我们革命队伍难道还教育不好一个初犯错误的同志！”

1939年，日本侵略军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国民党顽军也不断搞摩擦。我部队的战斗比较频繁，武器弹药不足成为当时的主要困难。李人凤团长决定让张渔到青岛利用关系购买一批武器弹药。

张渔接受任务后，带领两名战士化装成商人，赶往青岛。在青岛几日，他得知过去的一位同事在临朐保安司令厉文礼部供职，便去临朐找到这位旧同事，买了一批枪支弹药。张渔他们将枪支弹药星夜运往临淄。当他们要越过胶济铁路时，发现敌人在沿线交通要道增设岗哨，严密盘查过往行人。在这紧急时刻，张渔遇事不慌，与辛店我地下工作者王赐恩等人研究对策，决定把武器藏在棺材里，采取运灵棺的方式，闯过铁路线。他们买了一口棺材，把枪支弹药放妥、密封，放在一辆木轮车上，王赐恩化装成孝子，披麻戴孝，一手持哭丧棒，一手举灵幡；张渔扮作家丁，腰束一条白孝布，提着灯笼，做出给孝子引路的样子，向铁路道口走来。在接近道口时，王赐恩故意放声大哭，来到哨兵跟前，张渔扶着王赐恩，做出要磕头的样子。站岗的是几个伪军，他们一看到棺材，非常丧气，把手一摆道：“赶快滚开！站岗碰上死人，真他妈倒霉！”

“灵车”一过铁路线，便加快速度，向我十团驻地奔去。张渔机智灵活地完成了任务，及时补充了我军武器弹药，受到了三支队和十团首长的表扬。

四

1939年7月，我清河区在临淄县建立了第一个县级人民抗日民主政府。为了加强地方工作，党组织决定从十团抽调部分干部，充实到地方，张渔便是其中的一员。

张渔被县府任命为一区区长。任职后，他利用在当地任教多年，地理、人情较熟的条件，走街串巷，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织群众建立抗日团体，成立情报网，掌握敌情，积极筹粮筹款支援部队，并几次护送我南下受训的干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在敌人进行扫荡时，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及时疏散转移，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免遭大的损失。

1940年5月，张渔被任命为临淄县民政科科长。在县府的领导下，他和同志们积极开展拥军优属工作，发动群众踊跃报名参军，筹集钱粮和各种物资，支援前线。有的抗属，在农忙季节劳力不足，不能及时收种。张渔得知这些情况后，立即动员群众成立劳动互助组，优先帮助抗属抢收抢种、稳定了参军参战的同志的思想，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张渔一心想着群众，注意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1940年秋，清河区行政公署通知临淄县抗日政府：高粱只割穗，不要砍倒，以利用青纱帐掩护抗日部队和地方人员的活动。当时任民政科长的张渔听说后，觉得有些不妥，如不割倒高粱秸，种不上小麦，明年老百姓吃什么，又拿什么供给部队。他把这些想法向县长陈梅川做了说明，陈梅川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并同他一起到清河区行政公署反映意见。在与领导同志交谈中，张渔提出：砍倒高粱秸后，可以在地上挖抗日沟。这样既可节省土地，也利于我部队和地方人员隐蔽行动。行署领导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当即决定砍倒高粱秸，挖抗日沟。

1940年12月，张渔被任命为临淄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当时，临淄县城及其周围的重镇和公路交通线，都被日寇控制。他们筑堡挖壕，布置封锁线，还经常对我根据地进行围剿、“扫荡”。在此情况下，张渔不畏艰险，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带领县政府的同志们，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鼓舞干部群众的抗战斗志，与部队密切配合，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抗日民主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为坚持平原游击战创造条件。张渔上任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实战需要，改造抗日沟。他组织政府的干部深入发动群众，实行乡村分片包干，将大小道路全部挖通，使村村相连，构成能守能退四通八达的抗日沟网。

张渔对敌斗争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一次，敌人的特务队从古城出发，企图偷袭驻大夫店村的我县府机关。张渔得到情报后，根据县机关人员武器不多的情况，进行了部署，决定把敌人引进村，来个关门打狗。特务队来到村口，见没有动静，便悄悄地进了村。待敌人进入伏击圈，张渔一声令下，埋伏在四周的人员一齐出击，枪声、喊杀声响成一片。敌人被这突然袭击吓蒙了，来不及抵抗，便做了俘虏。张渔当场决定，将特务队长等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骨干就地处决。这一行动，极大地震慑了敌人，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平时张渔对敌的警惕性很高，对隐藏在根据地的特务严加防范。当他得知槐树务村有一个潜藏的日本特务时，便派人前往捕捉。捉住这个特务后，立刻押送到清河区。

张渔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衣食住行从不特殊。有时群众送他几个鸡蛋，几棵白菜，他也让警卫员送到伙房，做好后大家一起吃。1941年春，天大旱，又值青黄不接之时，群众生活十分艰难。这时，张渔的爱人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县政府，对他说：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想从你这里带点吃的回去给父母和孩子。张渔看看破衣烂衫、面黄肌瘦的妻子、儿女，心里十分难过。县府掌握的部分钱粮，是供应部队和准备急用的，个人绝对不能动用。他沉思了片刻，拿来两个窝头，递给孩子，含泪对妻子说：“你领孩子快回去吧……”

1941年2月，原临淄县我独立营营长王砚田叛变投敌，使临淄的抗日斗争遭到严重的破坏。我们的党员、干部、抗属和革命群众不断遭到残杀，革命组织遭到破坏，临淄的抗战工作不得不暂时转入地下。面对白色恐怖，张渔的革命信念更加坚定。他遵照党的指示，在全县开展了反“扫荡”、反“蚕食”、反自首的斗争，对罪大恶极的敌人进行打击、镇压，带领全县人民坚持斗争。

1941年6月，张渔被错划为“托派”分子，并被逮捕。1941年7月，张渔在博兴县纯化镇含冤被杀，时年37岁。

1981年10月20日，中共山东省委为张渔等在“肃托”中被错杀的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张渔为革命烈士。

安息吧，临淄人民的好县长张渔同志！

（本文原载《英名千古》第四集，编入本书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