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私无畏 正气凛然

怀念爸爸张基隆烈士

张永恩

我爸爸张基隆，1910年生于江苏省沛县城东南吴阁村。幼年在沛县实验小学读书。小学高年级时，由于受到沛县革命运动的影响，他就有了追求进步的思想。小学毕业后，升入江苏省东海中学读书。在中学时期，他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思想逐渐向往革命，决心寻求革命真理。爸爸平时特别爱结识和团结进步分子，如郝中士、郭影秋、李超然等叔叔都是爸爸的挚友。他们经常聚会，特别是一到寒暑假，我家就成了聚会的中心。他们一起讨论国家大事，探讨改造中国的道路。

1930年，爸爸进入中国大学法律系学习。当时北平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每次学生运动，他都能积极参加，白天搞飞行集会，晚上写标语、散传单等。1931年，在上海公学读书的郝中士叔叔也到北平进入中国大学学习。在中国大学时期，是他们革命思想觉悟迅速提高的时期。1931年，爸爸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那时由于学生运动不断高涨，国民党反动派也加紧了对学生运动的破坏和镇压，校园里特务活动非常猖獗。就连阅读进步的英文书刊也十分危险。在那种形势下，为了了解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形势，进一步探讨革命真理，爸爸刻苦学习，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基本掌握了日语。平时他注意收集进步的日文书刊，如日文版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爸爸读后，再口头翻译给一些进步的学生听。通过对进步的日文书刊的学习，使他们不但提高了思想觉悟和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也知道了许多中央苏区的消息和一些有关苏联的革命和建设情况。

1932年，受中共北平市委的派遣，爸爸和郝中士、李蔚廷等一起回到家乡沛县，在中共沛县县委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建立和发展反帝大同盟组织。一年多的时间就发展了近百人入盟，并成立了反帝大同盟沛县临时工委，由李蔚廷任书记，郝中士任组织委员，爸爸任宣传委员。临时工委下设支部，支部下设小组。为了盟员们的安全，成员之间不得发生横的关系，只准进行单线联系。我的老家吴阁村也成了反帝大同盟的重要基地。

1933年，正当沛县的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对沛县的革命活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沛县的党组织受到很大的破坏。中共沛县县委书记石允文被捕后自首变节，李蔚廷在形势的威迫下也自动地办了自首手续。反动派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大同盟盟员，沛县处在白色恐怖之下，革命运动走向低潮。为了免遭敌人的搜捕，爸爸就采用昼伏夜出的办法，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他就这样饥一顿饱-顿，苦苦地坚持了两年，才渡过了难关。为了寻找党组织，爸爸又去北平中国大学继续上了一段时间的学。但由于北平的形势也非常紧张，国民党特务冒充进步学生混在学生中，掌握了进步学生的活动情况，致使一部分革命者被捕，所以寻找党组织的愿望也未能实现。1936年爸爸从北平又回到沛县，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并于1937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党的中心工作是发动群众、武装抗日。爸爸在铜北地区（沛县南部和铜山县北部地区），一方面以讲演会、墙报、传单等多种形式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一方面筹备经费、购买枪支，组织武装。因为爸爸在铜北地区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所以经过不长时间的准备，在1938年初就拉起了一支队伍。后来这支队伍与朱华的队伍汇合，建成了“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十三大队”。与此同时，郝中士叔叔在沛县也建立了“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五大队”。据妈妈回忆，抗战时期，经常有人拿着爸爸开的条子来家讨账（买枪用款）。为此，爸爸每次回家时，祖父都要和他吵闹，有时甚至把爸爸关起来不准再离开家。

1938年，爸爸被派到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宣传部，负责宣传、教育、印刷、出版工作。这时，他特别忙。据原山东省委监委书记李广德伯伯回忆：“我每次见到张基隆同志，他几乎都是拿着或抱着宣传品。”“特委宣传部的宣传品都是张基隆同志自己编写、自己刻印、自己发送的。”爸爸读的书多，懂得的革命道理也多，再加上他的口才好，使他成为党的一名优秀的宣传干部。李广德伯伯回忆说：“在一次党员大会上，张基隆同志风趣地说：‘日本侵略中国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我们共产党人不能伸展开身子活动。现在日本鬼子来了，咱们的肩膀能摆动得开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鬼子给咱共产党搭了天棚。”这段话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因为他非常辩证地说明了当时的革命形势。

1939年5月，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撤销，建立苏、鲁、豫边区党委（即山东省第五区党委）。爸爸任区党委宣传部教育处长，并且是湖西干校负责人。为了搞好干部和群众的教育工作，爸爸夜以继日地阅读党的文件、报告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爸爸还经常去湖西干校讲课和做报告，教育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员。后来，这些学员有的奔赴抗日前线，有的被分配到各级党政机关工作。原湖西干校学员孙建良同志回忆说：“在干校时，我们最爱听张基隆处长的报告和讲课。他讲课非常幽默、风趣。他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策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章分析得又透彻又易懂，真是讲活了。他的报告使我们听到不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名词，知道了许多从未知道的革命道理。”河南省委党校校长魏钦公叔叔回忆说：“张基隆同志看的书多、看的文件资料多，知道的事情也多。记得‘肃托’开始时，人心惶惶，但他却说：‘怕什么，毛泽东同志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许多讲话，我们最初都是从基隆同志那里听到的。”

在区党委的领导下，几个月的时间，形势就急速发展，革命的红旗插遍了湖西村镇，抗日的烽火烧遍了湖西大地。但是，正当党组织和革命根据地迅速壮大和发展的时候，1939年秋，暗害分子王须仁和野心家王宏鸣，以及资产阶级极端利己主义者白子明等人，制造了震惊全党、骇人听闻的湖西“肃托”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党的许多优秀干部蒙受不白之冤。1939年9月中旬，原区党委书记白子明不经调查，就下令逮捕了我爸爸和其他十余名领导干部。接着因一名战士不慎“走火”，又以托派企图暴动为借口，逮捕了几十名干部，并施以酷刑。他们一面用刑、逼供，一面诱供。若不按他们的意图去说，刑罚就越加越重。但是，不管刑罚如何残酷，爸爸始终无私无畏，坚贞不屈，正气凛然。不但始终未承认自己是托派，而且也没有乱供过任何一个同志。在关押审讯过程中，爸爸对白子明等坚持了说理斗争。他一再强调：“你们这样做，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希望你们以革命的利益为重，以党的利益为重，悬崖勒马”；“白子明，我警告你，党是不会饶恕你的，历史是不会饶恕你的”。白子明等人终于黔驴技穷，在9月19日晚，将爸爸和其他46名党的优秀儿女集体枪杀在江苏省丰县的于王庄。爸爸牺牲时，年仅29岁。临刑前，爸爸和其他同志同声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

194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为在湖西“肃托”事件中三百多名无辜牺牲者平反昭雪。同年冬，中共山东分局召开了被难烈士追悼大会，会上宣布爸爸为革命烈士。在解放后修建的山东临沂烈士陵园（今华东革命烈士陵园）中，爸爸的英名镌刻在革命烈士纪念堂内的石碑上；在湖西革命烈士陵园的墓碑上亦刻有爸爸的英名。

安息吧，亲爱的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