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洒黄浦江 壮志写春秋

——记谢庆云烈士

姚念杰 张芮华

走进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第八展厅，你会首先看到一幅威严英俊的烈士遗像，他就是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为革命捐躯的谢庆云将军。注文写道：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六工委周镐、王清瀚、谢庆云和祝元福五位同志。周镐、王清瀚、谢庆云3同志牺牲前均为国民党军队中高级将领，他们在淮海战役中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因事泄漏不幸被捕，光荣牺牲。他们为瓦解国民党军队、为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一

谢庆云，又名卿云，字天样，1900年出生于山东省巨野县大谢集一个较富裕的农民家庭。幼年就塾，后入本村高小学习。他聪明强记，勤奋上进，为时人所夸赞。1921年初，他看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便与同班同学郭楚材等一起投笔从戎，随谷良友（本县谷庄人，曾任冯玉祥部旅长）到河南信阳冯部第十六混成旅第一团孙良诚营当兵。1922年任团部上士文书，1924年任旅部上尉军需，1926年任第二师师部少校军械。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通电宣誓，冯部国民军加入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并参加国共两党领导的北伐战争。翌年初，部队进驻潼关，谢庆云先后在援陕总司令部、第二军军部（总司令、军长均为孙良诚）任上校军务处长。此时，中国共产党西安办事处代表宣侠父在该部任政治部少将主任，谢庆云与宣侠父有些接触，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一定认识，并萌生了要加入共产党的意念。

1927年夏，谢庆云在冯玉祥部兴办的巩县孝义兵工厂任厂长，不久又调任河南省烟酒税务局局长（冯玉祥兼任河南省主席）。1928年秋，调任山东省烟酒局局长，后任公路局局长（孙良诚任省主席）。1929年春，冯蒋决裂，部队移驻河南陕州一带讨伐蒋介石。谢庆云任讨逆军第二路汽车管理局局长（第二路总指挥孙良诚、政治顾问宣侠父）。由于蒋介石用重金收买了冯部将领韩复榘、石友三等，讨蒋失败。1933年起，谢庆云任梁冠英和吉鸿昌部参议（宣侠父任该部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谢庆云先后任宋哲元部开办的天津造币厂厂长、热察绥冀四省统税局石家庄分局局长、宋哲元军部参议。

谢庆云投军报国的政治抱负、机智果断的军人气质，很受爱国将领冯玉祥和吉鸿昌的赏识。现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谢庆云烈士陈列室，还存放着1928年和1929年他在宁夏任职时，冯玉祥和吉鸿昌将军送的象牙筷子和地毯。而与中共代表宣侠父的多年接触更对他的政治立场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其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

1942年春，孙良诚部改属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孙任该集团军副司令兼鲁西行署主任，谢庆云任该部总参议。这时，由于国民党排斥异己，歧视杂牌军，加上当时日军为扩充伪军、达到以华治华的罪恶目的，对孙部加紧了军事打击和政治经济收买，逼其投降。孙良诚为了保存实力，决意暂投日伪。为此，谢庆云和师长赵云祥、王清瀚等爱国将领多次找孙面谈，坚决反对投降日军当汉奸。谢庆云还和中共代表宣侠父取得联系，表明自己反对投降和意欲脱离孙部的态度。宣侠父指示谢庆云：一是暂留孙部，等待时机；二是团结进步官兵，扩大力量，为今后促使孙部走上革命道路作准备。孙良诚降日决心已定，于4月22日，在鲁西南定陶、曹县一带率其第三十九军、新编第十三旅及特务旅共2.5万余人，通电投降日军。所部被编为汪伪第二方面军（辖三个军），孙被委任为总司令兼驻开封绥靖公署主任，谢庆云任该部第四军副军长兼该方面军驻南京办事处少将处长。

1944年，谢庆云被中共地下党组织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因工作需要，组织决定谢庆云仍留孙良诚部。11月，孙良诚部移驻苏北扬州、盐城一带。孙任驻扬州绥靖公署主任兼苏北16县政务厅长，谢庆云任政务厅副厅长兼贸易总公司总经理，并仍任第四军副军长、驻南京办事处处长。此间，谢庆云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开始对孙良诚做策反工作。

1945年7月，中共中央派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秘书长申伯纯和中原军区情报处主任余义，持毛泽东劝孙良诚起义的亲笔信到达扬州，拟与孙良诚谈判有关起义事宜。谢庆云负责谈判的组织安排及申、余2人的安全接待工作。在谢庆云、郭楚材（孙部中将参议、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等人的精心安排保护下，申伯纯、余义2人秘密会见了孙良诚，转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后即安排申、余同孙部第四军军长赵云样、第五军军长王清瀚等在第五军驻扬州办事处，就起义事宜进行谈判。由于孙良诚对起义迟迟不下决心，谈判没有结果。

此后，根据第四军驻防盐城、靠近八路军根据地，且军长赵云祥思想较进步的情况，申伯纯决定先做四军的工作，指示谢庆云、郭楚材继续和赵云祥军长谈判，动员第四军单独起义。为此，谢庆云利用与赵云样多年共事结成的深厚友谊，多次找赵云祥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强调共产党对起义之举的诚意和重视，从“得天下者必共产党也”的道理到“人生一世应对社会进步有所贡献”的抱负，语出肺腑，情怀激切，终于促使赵云样下定了起义的决心。经过具体而周详的策划，同年秋，孙部第四军在苏北盐城宣布起义，编入八路军序列。此举受到当地党政军的热烈欢迎。在宣布起义的头天晚上，谢庆云紧紧握住赵云祥的手，激动地说：“太羡慕你了。军座先行一步，小弟不久会找你去的。”

三

抗战胜利后，孙良诚部被国民党收编为暂编第五纵队，又先后改编为暂编第二十五师、第一绥靖区第一〇七军，孙任绥靖区副司令（司令刘汝明）兼一〇七军军长，谢庆云任一〇七军副军长兼该军驻南京办事处中将处长。

1946年7月，中共华中分局京、沪、徐、杭特派员周镐（公开身份为扬州公署总参议、国民党将级军统特务）与谢庆云、郭楚材在南京云南路西桥7号一〇七军驻南京办事处秘密开会，传达中共华中分局关于继续策动孙良诚部起义的指示，进一步研究部署策反的步骤、方法和措施。策反的重点对象是孙良诚的中将副军长兼二六〇师师长王清瀚。孙良诚在国民党军内一直受到歧视和排挤，尤其蒋介石对1945年赵云祥军的起义耿耿于怀，总想把孙部分化瓦解掉，这就使孙有着率部起义、投向人民阵营的可能性。王清瀚比较主张正义，思想也较为进步，从1926年起，谢、郭二人一直与王共事，关系较深，王和谢庆云又是连襟关系，只要做好工作，他的起义是更有把握的。经多方面分析最后决定，由郭楚材以运销大通煤炭而经常出入孙部防区作掩护，加强与孙良诚及亲信的交往。会后，郭便以谈生意、做买卖为名，常去孙良诚家中，因势利导，在孙面前时常说些共产党守信用、讲交情、够朋友的话。并利用国民党中统大特务梁醒黄（负责山东省特务工作）和孙子愿向孙敲诈2000万元（旧币）之机，促使孙尽快与共产党联系。

10月的一天，孙良诚约谢庆云在蚌埠南炉桥车站会面。一见面孙就骂蒋介石“欺人太甚”，是要“骑在脖子上拉屎”。接着便说明为留条后路，要谢庆云负责继续做好对共产党方面的接待和联系，又嘱谢要摸摸周镐的底：“看看他是否与共产党有联系，能否为我所用。”谢庆云顺势促进，表示一定为此尽心尽力。

12月，谢、周二人通过华东军区联络部长扬凡华，把孙良诚要求与共产党联系的情况，向中共华中分局和华东军区作了汇报。华中分局决定，由谢、周、郭负责此事，并指定周可以以中共代表的身份与孙秘密谈判，加快对孙部的策反工作。孙良诚得知这一情况后，开始不相信，说什么“一个国民党的军统大特务，怎么竟成了共产党的谈判代表”，待确知后，他便交待谢庆云和郭楚材，要通过周参议与共产党上头交涉，商定起义的条件和具体事项。

此后，谢庆云和周镐、郭楚材多次与孙良诚会谈，反复做工作。但孙奸猾多疑，缺乏诚意，一直以当过汉奸、与共产党打过仗为借口，迟迟不下决心，再加上其亲信（叔兄弟关系）二七〇师师长孙玉田坚持反对，致使策反工作进展不大。

1947年秋，谢庆云和周镐等针对孙良诚既脚踩两只船，讨价还价，又害怕与共产党联系起义之事被上面发觉的矛盾心理，研究制定了对孙良诚采取一打一拉、促其起义的行动计划，华中分局和华东军区表示同意，并由华东军区派部队配合行动。

10月上旬，谢庆云、周镐、郭楚材、田连熙（谢庆云副官）一起到达宿迁孙良诚驻地。周镐首先找到孙良诚，叫孙看了蒋介石要保密局调查他“通匪”的手令。孙看后吓得直挠头皮，来回乱转，答应考虑一下再说。中旬，解放军一部按计划向睢宁孙玉田师防区发起猛攻，很快攻进睢宁县城，歼敌近一个营。孙良诚见事不好，立即把谢庆云、周镐等召集到司令部，气冲冲地问：“你们是怎么搞的？共产党想叫我起义，怎么又打起来啦？”周镐先说不知其因，随后婉言催促起义之事应有个结果，如一味拖延会有不利。简单商议后，由周镐缒城而让解放军当晚撤出睢宁城。与此同时，谢庆云继续做孙良诚的工作，但孙只说：“看一段再说吧。”

策反仍无结果，而谢庆云、周镐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身份却有所暴露。有些反动分子借机散布说进攻睢宁的解放军是周镐、谢庆云勾引来的。甚至有一个营长带着几个逃兵赖皮，跑到南京办事处闹事，讹诈钱财。

谢、周处境十分危险。华中分局得悉此情后，立即指示他们马上躲避一下。周镐原计划由宿迁乘汽车经扬州、镇江回南京，走到镇江时接到通知，遂换车转赴上海躲避起来。这时，谢庆云已回南京。华中分局派人连夜到南京通知他，他便乘火车绕道上海转赴北京，以“老母病重”为由暂行躲避，一个月后才返回南京。

四

1948年11月上旬，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已经打响，国民党反动政府败局已定。根据中共华东分局的指示，谢庆云与周镐、郭楚材等加紧了对孙部的策反工作。他们针对孙部的军事支柱、为孙良诚格外器重的副军长兼二六〇师师长王清瀚易于争取的情况，决定先做王清瀚的工作。不久，王被接受为中共特别党员，这为进一步策反孙良诚准备了条件。中旬，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接近结束、黄伯韬兵团及孙良诚部将被围歼之际，谢庆云、周镐、王清瀚等在二六〇师师部，与孙良诚进行着决定孙部命运的谈判。谈判大厅四周岗哨林立，厅内死一般的寂静，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听得格外清晰。孙一言不发，低着头，背着手，不停地来回踱着。谢、周、王3人看着孙良诚，再望望挂钟，急躁地等待着。十几分钟过去了，谢庆云首先打破沉默，严肃认真地说：“大哥（指孙良诚），周参议（周镐）不是外人，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与清瀚有今天，全仗大哥栽培提携。过去一遇到大事，都是大哥说了算。现在还是由大哥拿主意。”他稍作停顿，把话锋一转说：“不过，在今天生死存亡的关头，小弟有几句心里话不能不说。事情很明显，摆在我们面前的路只有两条，一条是继续抵抗，给蒋介石当炮灰，被消灭；一条是放下武器，投降解放军，绝处逢生。我们撇开自己的名利不说，也要为一两万官兵的性命着想啊！”谢庆云话音一落，王清瀚坐不住了，站起来大声说：“大哥，我是个直性子，一向说一不二。不能再跟蒋介石干下去了，再干就是死路一条！内战以来，战场起义投向共产党的部队接连不断，既有杂牌军又有蒋介石的嫡系王牌。共产党不计前嫌，热情欢迎。我们过去虽然和共产党打过多年的仗，但那时是各为其主，不得已而为之，共产党不会计较的。”这时的孙良诚靠在太师椅上，眯缝着眼，还是一言不发，但眉心的疙瘩却越皱越紧。周镐扫了大家一眼，声音低沉而有力地说：“共产党与国民党谁是谁非，谁胜谁负，是能看分明的时候啦。一句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嘛。国民党独裁卖国，民心丧尽，能不失败吗？且看最近两个月率部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就有济南战役中的吴化文军长，辽沈战役中的曾泽生军长和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将军，等等。他们都得到宽大，受到欢迎，这充分证明共产党是讲信用的。”

孙良诚眼皮翻了一下，又眨了几下，似乎颇有难处地说：“要说起义弃暗投明，我比你们还急。但就是孙师长不同意咋办呢？两个师起义一个师不参加，我这个当军长的也不好向共产党交待呀。”

“这个问题已与清瀚商议过了，如果孙玉田不同意，二六〇师就只好单独起义啦。不过我们希望大哥一块起义。”谢庆云对孙良诚的拖延伎俩非常生气，忍不住针锋相对地说。

孙良诚外迫于大军压境，内困于同事力促，实感别无他途，只好示意大伙稍等一下，把王清瀚拉到一边，疑虑重重地说：“这次战场起义能否保证不出事？蒋介石安插的耳目怎么处置？我在现场是否有危险？”

“大哥放心，这些事小弟早有安排，那几个坏蛋已被‘保护’起来啦”。

孙良诚返回客厅，猛抽了几口烟，无可奈何地说：“好吧，既然大家把话讲明了我同意起义。马上召开军部和二六〇师团以上军官会议，宣布就地放下武器，接受解放军改编。”

至此，孙良诚终于率国民党一〇七军军部和二六〇师全体官兵在淮海战役前线——江苏睢宁县境内向解放军投降，接受改编。而孙玉田的二七〇师在向徐州逃窜时被我军全歼。当时共产党报刊山东《大众日报》登载了孙良诚率部起义的公告，毛泽东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中也敦促杜等学此先例，早日投降。

五

在孙、王起义的同时，谢庆云以未公开暴露身份为由，不顾个人安危，又回到南京办事处，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1948年12月，淮海战役进入最后阶段。谢庆云、周镐、王清瀚等对战役的节节胜利，感到格外兴奋。为了对夺取全国胜利多做些贡献，他们向党组织建议，通过孙良诚再做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刘汝明（原冯玉祥部，孙的把兄弟）的策反工作。中共华东分局和华东野战军敌工部经过慎重研究，批准了他们的策反计划。嗣后，周、王便同孙良诚商议做刘汝明的策反工作。一向狡诈的孙良诚开始一愣，本想说：“这根本不可能。”可是话到嘴边变成了“不妨试一下，不行再说。”

商谈中，孙表示同意以其名义给刘汝明写封劝降的信，并提出由其副官（是其同乡）尹严俊去给刘送信。孙良诚写好了信，并交周镐、王清瀚等人过了目，但暗中他却另做了手脚，安排尹道：“向刘司令当面交待，信是被迫写的，不足为证。希望刘司令念多年交情，帮助孙某脱离危险，立功赎罪，效忠党国。”

下旬，周、王带孙良诚等到达淮河北边的六分区驻地，派尹过河联系。尹到蚌埠绥靖区司令部后，按照孙良诚的安排向刘汝明作了汇报，并密谋了假起义、真诱捕（周、王、谢等）的详细计划。随后，刘汝明一面令尹携带“同意起义，需孙、周、王亲来蚌埠面议”的假降信返回淮北，一面立即电告南京国民党当局，建议马上逮捕谢庆云。尹严俊回到六分区后，先暗中向孙良诚做了汇报，再将刘的回信交给周镐、王清瀚周、王二人虽详细询问了情况，却未发现有诈，还是决定冒险亲自赴蚌埠绥靖区司令部。

28日，周、王与孙、尹等10余人到达淮河北岸附近一个村里子，并与驻村解放军一起过了新年。翌年1月3日，尹严俊又过河与刘汝明“联系”。4日，尹返回，并带来刘的一个“代表”。5日，周镐、王清瀚与孙良诚、尹严俊、高发起（王师部骑兵排长、谢的外甥）、刘彦锡（王的勤务兵）、朱亚夫、王培功及刘的代表共9人过了淮河。随后派高发起去南京，通知谢庆云尽快到蚌埠刘汝明司令部，一同促使刘汝明起义。

周等过河后，被刘部特务团长刘铁军（刘汝明之子）带人“接到”团部。一迈进团部大门，刘冷笑一下，又与孙良诚耳语了几句，便转身说了句：“请高参（周镐）与亚夫别处说话。”随后上来几个卫兵，把他们拉到一边，立即逮捕起来押送南京。王清瀚等暗暗叫苦，知道上当了，晚上，王清瀚等也在刘团长的“护送”下，上了火车，当夜到达蚌埠，再换乘火车去南京。车开动不久，王清瀚和勤务兵刘彦锡先后跳下火车，准备逃走，但被两个卫兵发觉，又追回车站，当天押解至浦口，第二天转送南京后，被保密局特务看管起来。

1948年12月25日下午，一〇七军驻南京办事处附近突然出现了国民党保密局的几个特务。谢庆云立即意识到：事情不好，策反可能败露了。他立即烧掉有关文件和书信，并决定晚上离开南京。当晚11时许，在谢庆云即将动身之际，保密局来了一辆汽车，有十几个特务、宪兵。谢庆云一看走不掉了，安排了家人和部下几句话之后，就跟特务走了。敌人还不甘心，留下特务继续监视达7天之久，见别无所获才快快离去。1949年2月，谢庆云又被转送上海市车站路190号——保密局特务看守所关押。

谢庆云等被捕后，中共南京市与上海市党组织及其亲属多方营救，但未能奏效。敌人对他施尽酷刑，终无所获，惨无人道地竟将他装进麻袋，抛入黄浦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