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邦榘，1902年生，苗族，四川酉阳县(现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麻旺乡石家湾人。父石照龙，是当地名医，所置田产年收粮谷数百挑，家境颇为富裕。母田氏，为人忠厚。石邦榘兄弟姐妹4人，唯他勤奋好学，胸怀大志，得以外出深造。他受父母影响，勤奋朴实，心胸宽阔，行事稳重，深得老师同学称道。1923年，石邦榘进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于1927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初，担任了共青团省一师支部书记。1928年2月16日，在反动派制造的“二·一六”惨案中不幸牺牲，时年25岁。

石邦榘自7岁入学起，一直学习勤奋，成绩优良。在私塾学习八年，曾熟读四书五经，奠定了很好的国文基础。1917年进人龙潭镇县立高小后，初学算术，颇感困难。有次学校熄灯之后，他仍点灯演算习题被学监发现，经其恳切说明自己初学算术的困难和力图补救的心情，学监很受感动，不仅没有惩罚他，还对他进行了一番鼓励。1918年，石邦榘奉父母之命回家结婚，因而辍学。但他坚持刻苦自学，经过数年努力，终于1923年赴成都考入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十二班。

石邦榘少年时，性情敦厚，正直坦率，处事认真，毫不苟且。每遇有顽皮儿童欺负小孩子的事，必耐心劝告其应以弟兄姐妹相处。每遇有不平的事，他必据理力争。他在龙潭高小时，正值酉西北、酉东南两派闹分县而争执不休，校中同学亦受其影响而分为两派，经常吵闹争执以至斗殴。石邦集不仅不介入这种争执，而且尽力劝告双方，指出应团结友爱，认真读书，将来用自己的本事为桑梓建设出力才是学生的本分，双方本是一家人，有不同意见也要好好协商解决才是。在他的劝说和带动下，对立双方的同学都提高了认识，自觉缓和了矛盾，学校的紧张空气和混乱秩序一时大为改观。学校校长因此对他十分赞赏，并在全校学生大会上号召同学向他学习。1923年石邦榘进入省一师后，也由于他学习努力、成绩优良、为人正直、办事认真而博得了“模范学生”的称号。

1923年，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争民主、讲科学的风尚深深地影响着许多热血青年。这时，石邦榘与周尚明同班学习，逐渐往来密切，他们经常一道学习一些新的书刊，吸收一些新文化、新思想，他们也经常研讨一些新问题，常能取得一致见解。

1924年下半年，团员张子玉借成都通俗教育馆地方成立了一个青少年的进步组织“少年俱乐部”，石邦榘由周尚明介绍加入了“少年俱乐部”，并开始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1925年夏天，川东师范学生张朝宜因在重庆宣传马列主义思想被军阀刘湘通缉追捕，来成都省一师附小甘明志处暂避。石邦榘与甘原有交往，因而得与张结识。张曾介绍一些进步书刊给石邦榘阅读，并指出：在读书时要多结合一些历史事实和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来研究，才能从中得到教益，有助于解决自己的志向与行为。在张朝宜的帮助下，石邦集在思想上得到了较大的启发和进步。

1926年初，石邦集被同学推举为省一师学生会一个部的负责人，负责学生会壁报的出版事宜。所有组稿，审稿、出版、发行工作都由他一力承担。由于他日夜苦干，壁报得以顺利出版。不久，左派国民党南十三区分部在省一师成立，石邦集在国共合作的影响下参加了这个区分部的活动。同年秋，发生了英帝国主义炮轰万县平民的“九·五”惨案，成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声援，石邦榘积极投入了“万县惨案成都国民雪耻会”的工作，在抵制仇货经济检查中，不怕困难，不辞劳苦，经常站在斗争的前列。这年下年，省一师共青团的力量有了发展，为了广泛团结教育工人群众，决定于校庆之后由学生会出面举办平民夜校，并确定由学生会农工部长陈平三和石邦榘共同负责。结果陈因校外活动多无法兼顾，石邦榘便独自挑起了这副担子，承担了邀请教员和工会联系动员工人参加夜校、准备教室、安排课程等等一系列困难复杂的组织准备工作。在他任劳任怨、坚韧不拔的努力下，夜校得以按时在寒假开学。这个夜课学校，一开始学员便达200余人，规模大，影响也大，受到党团组织的极大关注、钟善甫、李正恩等许多党团员都到校兼过课。

1927年，石邦榘由周尚明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这年三月，成都大学在校长张澜主持下开了一个大型学术讲演会。参加的主要是教育界人士和各校学生共五六百人。主讲人有中共特支书记刘愿庵、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执行委员杨吉甫和青年党党魁李璜。这个学术讲演会，实际上是三党在信仰和理论上的一次公开较量。在李、杨发言之后，刘愿庵以深入浅出、合情合理地论证作了一个以“乡巴老进城看告示”为题的发言，雄辩地驳斥了国家主义派 “读书救国”的空话和国民党所谓‘“共产主义不合国情”的谰言。指出只有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才是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真正的三民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正道。刘愿庵同志的发言，得到张澜先生和到会人士的热烈赞赏。石邦榘通过参加这次讲演会，在他革命思想成熟的道路上接受了重要的一课。五月，中共成都市委为了揭露蒋介石制造上海“四·一二”事件、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凶恶面目，为了动员群众加强应付事变的准备，在皇城致公堂借纪念五一节，召开了一次群众集会。到会有工人、学生、革命群众和军政界进步人士四五百人。石邦榘积极地参加了这一活动。接着，由于国民党成都市党部的领导人傅双无、陈紫舆等已公开倒向右派进行破坏革命的活动，于是石邦集和国民党南十三区分部的成员都脱离了国民党。在这期间，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长袁诗荛正在高师附中任教，他对各校进步学生经常给予关怀和指导，也有时来省一师。暑假，石邦榘和十几个进步同学在附小借了一间教室，请袁诗荛来给他们作了一次讲话。此后，他们每逢星期天大都在附小进行活动。不久石邦榘和周尚明、葛人高、陈平三等团员便以原国民党南十三区分部成员为基础成立了进步社团“赤锋社”，以此为核心广泛团结同学开展革命活动。

石邦榘自觉接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和勇于参加革命斗争的实践，使他逐渐树立起革命理想和为之奋斗的决心。他以其特有的稳健踏实的步伐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奔向自己的革命目标。早在1925年寒假，他曾对甘明志谈到过自己的革命理想。他说：“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受到列强欺侮已80多年，从满清到民国，国事日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使民不聊生，哀鸿遍野，这种情况能让它长久下去吗？如果孙总理不联合志士仁人推翻满清，我们现在还在当爱新觉罗氏的顺民，或许已成亡国奴了。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们应当继承孙总理遗志:‘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使炎黄子孙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这是子孙万代的事业，个人安危是不值得考虑的。”从以后的实践证明，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石邦榘平时言语不多，待人和气。但在对敌斗争中，却能挺身而出,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毫不妥协。一次，“赤锋社”的壁报被国家主义派分子撕毁，“赤锋社”社员前去质问说：我们宣传三民主义，你们为什么要撕?对方蛮不讲理地说:“啥子三民主义哟!”石邦榘立即抓住这句话给予了严厉地驳斥，指出这是反对三民主义。最后发展到武力冲突，结果国家主义派说不赢、打不过，避入食堂不敢露面。

1927年11月，成都公立学校掀起了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学生为声援教职员宣布了总罢课，同时为领导好这场斗争，成立了成都学生联合会。省一师以学生会主席葛人高、农工部长陈平三为代表参加学联，负责宣传工作。后又由石邦榘接替葛人高在学联的工作。石邦榘在学联工作期间，继续发扬其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的作风，常至废寝忘食的程度。

1928年初，石邦榘继陈平三担任了省一师团支部书记，负起了更重的责任。不幸的是，壮志未酬身先死，一个老诚持重的忠厚青年，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一个埋头苦干的爱国志士，竟也成为反动派残杀的对象。在1928年“二·一六”惨案中，石邦榘同其他13位烈士一起都在敌人的枪口下牺牲了。他们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热血，也为后世青年留下了一个光辉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