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厅里，陈列着一张标题为《太和惨案真象》、副标题为“不死于敌人死于友，言之痛心，听之发指”的《新中华报》影印件。在“太和惨案”中，有一对革命夫妻，携手并肩慷慨赴义。

1940年前后，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卖国，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7月19日，安徽省国民党当局又悍然扣押并枪杀了我奔赴皖北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干部7人，一手制造了“太和惨案”。殉难者中的丁钱辉和曾淑群(化名张励、程历)是一对夫妻。

丁钱辉1914年8月22日出生于江西省乐安县牛田镇莲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母终日劳作，不得温饱。穷人挣断筋骨，豪门为富不仁，给丁钱辉幼小的心田播下了仇恨的火种。1927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湘、鄂、赣、粤、闽等省的农民运动犹如疾风暴雨般发展起来。贫苦农民纷纷加人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江西省农协会员很快从5万人壮大到38万人。苦孩子丁钱辉喜不自禁地投身于农运的滚滚洪流。他13岁就参加了儿童团，跟着大人们去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参加减租减息、破除封建迷信等活动，成为一个积极分子。1930年，16岁的丁钱辉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为巩固和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投入四次反“围剿”的斗争。由于他积极、忠诚、作战英勇，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连级干部。

在王明“左”倾盲动主义危害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丁钱辉所在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被迫退出根据地，突围转移，开始长征。在历时一年、行程两万余里的艰苦转战中，丁钱辉跟随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乌江天险，攻占遵义，翻越了夹金、梦笔、长板等终年积雪的大雪山，涉过杳无人迹的泥泞草地，历经一百战，终于在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下，胜利到达陕北。

在陕北苏区，丁钱辉先是担任某部负责锄奸、保卫工作的特派员，后任第三后方医院政治协理员。1937年秋，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他调任陕甘宁边区医院政治部协理员，次年担任军委卫生部延安甘谷骤第二兵站医院政委。

丁钱辉自小受苦，识字不多。由于他注意在频繁的战斗间隙刻苦学习，在实践中锻炼提高，很快就成为一个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理论水平的优秀政工干部。1940年初，他和抗大毕业后在延安织布厂当文化教员的共产党员曾淑群同志相爱并结婚。

曾淑群是四川省新津县人。生于1918年阴历12月30日。少年时毕业于本县女子小学，后考人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淑群性格内向、娴静，不爱说话，读书十分刻苦用功，成绩常居本班之首。但她并非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好学生”，她有更高的理想和追求。她景慕古今中外的巾帼英雄，常捧读《俄罗斯十女杰》、《秋瑾女士诗词》感奋啃叹;更敬佩现实革命斗争中的何香凝、宋庆龄、邓颖超等女士，把她们作为自己的榜样和楷模。

1935年，日寇策划华北事变，企图使冀、察、绥、鲁、晋五省脱离中国，并入日本版图。面临亡国惨祸，北平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发起了“一二·九”运动，很快得到全国的响应和支持，形成了抗日救亡新高潮。爱国运动的狂澜席卷全国，也冲击着川中腹地的新津。当地进步青年黎储力(张黎群)、廖耐难(戈壁舟)、唐仁均以及淑群的哥哥、姐姐时常在曾家聚会，抨击时政，阅读革命书刊，进行爱国抗日宣传活动。17岁的淑群常常跻身其中。她虽然沉静寡言，但从那双明亮的眼睛里，从那时而激动、时而愤怒的面容上，可以窥出她胸中翻涌的波澜。不久，她和姐姐曾方群首先发起组织新津县妇女协会，其姐当选为会长，淑群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她虽为在校学生，但不怕耽误学业，不惧讥讽笑谑，组织群众集会、演讲、游行、街头宣传演出，表现得勇敢、泼辣。简易师范毕业前，淑群到成都参加会考，名列全班之冠，获喜报一张。毕业前，她到本县花园场串头铺小学当音乐教员。她用奋发向上，充满爱国热情的歌曲，启迪、陶冶孩子们幼小的心灵。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曾淑群踊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适逢其姐参加编辑的进步刊物《妇女界》周刊在成都创刊，淑群亦积极协助宣传发行。她是个说的少、做得多、行动果断的女子，讨厌高谈阔论，夸夸其谈。一次，她对过去的同学说:“我们中国的一些文人，就是讨论多、行动少，这有什么实际价值?秀才造反，3年不成。与其坐着清谈，何如奋起行动!”她在给姐姐的信中写道:“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虽为女儿，当效仿木兰，区虏复国。纵流血牺牲，亦在所不惜!”

1938年7月，不满20岁的曾淑群毅然远离故乡和亲人，与李家载等结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淑群虽家境清寒，但毕竟在“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长大，猛一下成天吃小米、土豆、酸菜，很不习惯。但是，革命的热情，理想的火焰，鼓舞、激励着她，使她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在抗大紧张而热烈的生活中，她面色红润，精神饱满，不久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大毕业后，组织上分配她到延安织布厂任文化教员。该厂有不少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置身于这样一个集体，淑群感到非常幸福、温暖，她不背“有知识”包袱，耐心认真地教姐妹们学文化，和她们一起劳动，也从女战士们的身上学习做人的道理，和她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淑群为人真诚，关心别人。当她得知一位同志要到大后方工作，立即拿出自己舍不得用的两个新口罩，送给战友使用。

1940年初，她与第二兵团医院政委丁钱群结婚。不久，调该医院任文化教员。这年7月初，为了充实新四军的医务力量，党组织决定派丁钱辉带领八路军卫生学校第13期毕业生杨成荣、黄琳仁、黄冠雄、周信文、叶德润(均为长征干部)和一位女同志苏玉清(叶的妻子)到皖北新四军第四师工作。曾淑群闻讯，坚决要求和丈夫一起奔赴抗日战场。获组织批准后，她异常兴奋，遂化名“程历”，到织布厂与姐妹们依依话别。

丁钱辉等8名干部与派往山东工作的高士瑾(化名郜明徵)等4名政工干部，共12人由延安出发，经西安到达洛阳后，由于敌情严重，弃车步行三四天，抵临汝县。由于情况变化，高士瑾等四人奉命返回延安;苏玉清因临产滞留途中(后被杀害)，丁钱辉、曾淑群等七人持原先以郜明徽名字开的护照继续前进。7月12日，抵达皖北太和县原墙集。当到旅店投宿时，由于伪保长告密，被反动民团扣押，非法抄去公函、通行证等物，押解到国民党太和县政府警备队拘留所。当夜即拷打折磨，秘密审讯。丁钱辉等虽身陷魔窟，但凛然不惧，强烈抗议国民党顽固派对日寇奴颜脾膝、对友军攻击陷害的罪行，要求他们改弦易辙，立即恢复我军干部的人身自由。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闻讯后，立即派联络科长吴宪(解放后任浙江省副省长)前去交涉营救。国民党太和县长武怀德凶狠狡诈，严令封锁消息，矢口否认，并欲将吴宪暗杀。为了掩盖罪行，7月19日，安徽省主席李品仙竟不惜采用杀人灭口的卑鄙伎俩，电令太和县“急速将被押八路军秘密处死”。当日深夜，太和县长亲率军警，将丁钱辉、曾淑群、杨成荣、黄琳仁、黄冠雄、叶德润、周信文七同志分3批提出，押到通向亮县的公路旁边。沉沉黑夜，星藏月影，胸怀抗日壮志的七位八路军干部，面对罪恶的枪口，怒火中烧，悲愤难抑，高呼口号，痛斥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年仅22岁、已怀孕数月的曾淑群，切齿痛骂敌人:“我不死在抗日战场，而死于你们这些国贼之手，心不甘、目不冥!20年后，又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她高呼“打到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等口号，凛然就义。

“太和惨案”激起我党、我军和全国爱国同胞的极大愤慨。8月1日，毛泽东同志亲自为新四军第四师《拂晓报》针对此惨案所发社论做了“摩擦为丁死抗议电”的评示;8月6日，党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在头版刊登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给国民党副总长白崇禧的电报，“要求严惩肇事祸首，抚恤死者家属，并立即制裁暴行以利团结和抗战”。

如今，中国的历史已揭开崭新的一页。太和人民仍深切怀念着这7位死难烈士，滔滔沙河唱着不尽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