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文(1920-1950)。双流县擦耳乡李家寺人。因伯祖父无子，过继为孙。他家原在擦耳岩金马河边开茶旅店，被洪水冲毁后，迁至李家寺住家。小学毕业后，随岳父王玉田(温江农校老师)在农校读书，与周继丰同学。农校毕业后，应聘到新津县搞农业指导。1948年，周龙威出任李家寺小学校长，他应周之邀，任该校教导主任。在周龙威的影响下，阅读了大量的革命书籍，接触到许多革命同志，进而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不久，经周龙威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他身为教导，既要组织教师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又要团结教职员工做掩护地下党员彭先云等的革命活动，还要找各种机会传播革命思想。面对各种危险、重重困难，他从未动摇退缩。

1949年农历九月初三，地下党擦耳岩联络站和李家寺小学遭劫(史称“九三”事件，详见《双流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周龙威事略》)。周龙威机智脱险，刘建文却因身居街上无处躲避，不幸身陷囹圄。刘建文被捕后，被作为重犯，戴上脚镣手铐，关押在成都南门外衣冠庙狱中。擦耳乡乡长刘遐龄(与刘建义同宗还是侄子)之兄刘庸(特务)乘人之危进行敲诈。他假惺惺地跑到刘建文家对其妻子王俊卿说“婶子，你出钱我给你保出来。”王俊卿哪里知道他们逮捕了刘建文又来敲诈呢!救人心切，立即将仅有的几亩田低价出售，凑了二十几个大洋交给刘庸。刘庸得钱后跑到成都日嫖夜赌，保人之事根本就不管。至今王俊卿谈起此事仍悲愤不已。

在狱中，无论怎样严刑拷打，刘建文始终没有暴露身份和组织机密，一口咬定自己是教书匠。敌人无可奈何，只好于12月24日(农历10月25日)准予取保释放。50多天的“重犯”生活，残酷的肉体折磨，他的脚跺扎破、肉烂，不能站立，加之身体异常虚弱，出来时由难友、联络站地下党员陈威仪(今成都刃具厂负责人)同志背出。出狱后，因南门至双流沿途戒严，无法通行。刘建文与同时释放的联络站廖大明同志同行，不敢走大路，只得坐鸡公车朝双流方向绕牧马山回家。经过公兴场时天已黑了，一位好心的老婆婆留他们住宿，第二天绕过应天寺下山，傍晚才到家。虽回家后到处是白色恐布，但他经过狱中的磨炼，却更加坚韧顽强，也更有斗争经验了。他很快找到周洛京等同志联系，继续战斗。

刚解放，在外打游击的周龙威回到家乡，与刘建文建立了工作关系(革命工作情况详见《周龙威事略》)。1949年12月28日，人民解放军进入成都市，军管会登记从狱中出来的同志，请他们帮助寻找下落不明的难友和迫害革命志士的敌特。刘建文在成都登记，几天后，于1950年元月8日回到双流，正值双流全县征粮干部大会在双流中学召开。周继丰要他留在双流工作，并说十二桥烈士中已找出岐阳小学老师王干青、学生徐海东，擦耳岩联络站徐茂森的遗体，寻找工作已告一个段落，留在双流工作和成都是一样的。刘建文服从组织的安排就留下了。

1950年2月13日，刘建文同周龙威一道深入匪穴劝说金马河东袍哥舵把子李致和、李善培、胡敬斋、李少武不要参加叛乱与人民为敌。然后又到河西去做江源大舵把子陈洪拐(鸣武)的工作，劝他识时务，知利害，放下屠刀，配合解放军剿匪。他们回擦耳岩的第二天早晨，绕小路经中元寺(彭镇六村)到桩桩麻柳树(彭镇三村)地界时，土匪王敬如认出了他们，并开枪射击。刘建文、周龙威虽举枪还击，但敌众我寡，刘建文饮弹倒下，周龙威跑到彭镇七村一院子边，正在翻篱笆时，被土匪击中，壮烈牺牲。

刘建文牺牲后，王俊卿将遗骸火化保存在家，朝夕相伴，并以此教育子女。在他牺牲时，妻子产后仅3天，留下6个儿女，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6个儿女都长大成人，参加了工作，并继承父志，为四化作贡献。其妻王俊卿虽然经磨历劫，仍然熬过了难关。现在她身体健康，儿孙满堂，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1990年4月，双流县民政局将刘建文烈士的骨灰安葬于双流县烈士陵园。清明时节，刘建文的亲属、战友在烈士墓前献上花圈、挽联。其上联为:“钢筋铁骨坐穿牢底”，下联为:“剿匪征粮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