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公仆

——记杨荆石烈士

沂源县民政局

一

杨荆石，名玉珍，1902年生于山东省蒙阴县青冶行村（今属沂源县）。父亲是位民间医生，靠行医养活全家。母亲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家庭妇女。荆石六七岁时就上山拾柴，帮着家中干些零活。9岁那年，他进本村私塾读书，后来毕业于黄庄高小。18岁考入曲阜二师。他在读书期间，学习勤奋，除学好各门课程外，还博览其它书刊。

从中了解到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和革命主张，很受启发。他曾几次代表学生，向校方反映改进教学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并敢于同校长争论，被学校当局指责为“聚众要挟校方，目无师长”。这使他非常愤懑。当时，他对国家形势和社会上的问题，还不能理解。有一次他问一位老师：“为什么外国欺侮中国？为什么邪气盛行，正义不得伸张？为什么穷人老是穷，并且穷人越来越多？”这位老师被他问得瞠目结舌，只好搪塞说：“此俚俗之事我们无需过问。”

1923年，杨荆石在曲阜师范学校毕业，赋闲在家。当时正是军阀混战时期，我国的大好河山，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角逐场所。地主豪绅巧取豪夺，再加兵匪横行，灾害频仍，广大人民啼饥号寒，挣扎在死亡线上。年轻的杨荆石对此万分激愤。为寻求救国真理，他于1924年辞别父母，只身到了上海。在那里，他考入上海美术学院。由于荆石品学兼优，深得该校师长们的器重。

当时，上海美术学院师生思想比较活跃。杨荆石和一些志同道合的爱国学生广泛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互相切磋琢磨，探索革命的真理。那时，上海的进步刊物如雨后春笋，进步学生到处演讲，揭露中国社会的黑暗，宣传民主与科学，宣传俄国十月革命。这对杨荆石更是极大的激励和鼓舞。不久，他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从事新兴木刻运动，受到了鲁迅先生的教诲。他还参加左联组织的许多活动，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诗刊，提高了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他认识到，中国要富强，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他在校期间，一边学习，一边深入工厂，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还在左联创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揭露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恶，主张劳工革命改造中国。

二

大革命开始后，杨荆石再也坐不住了。有一天，他把手中的画笔一甩，对同学说：“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人民涂炭，作为中华民族的热血男儿，怎能坐视不救！与其这样忍辱求生，倒不如驰骋疆场，效命国家。”于是他脱下长袍，毅然投笔从戎，于1927年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在北伐军中担任连长，继而被提升为营长。

杨荆石平时治军很严。他常对部下说：“我们是为消灭社会黑暗，拯救穷人出苦海而战，伤天害理，背良心的事，我们不干！”因此，他带的部队纪律比较好。在全师考核时，杨荆石营受到好评，并接着升任了少校团副。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杨荆石十分愤慨。他向士兵们揭露蒋介石镇压革命的罪恶行径，他大声疾呼：“蒋贼不除，国无宁日。”杨荆石在军队中的革命言行，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1928年4月，当部队进入山东德州时，扬荆石获悉国民党特务要抓他，便夤夜化装成僧人，流浪在天津、唐山等地，后来返回蒙阴老家。

1935年，杨荆石经朋友介绍到青州师范学校任教。在这期间，他结了爱国人士、民众教育馆的杨希文先生。他俩志同道合，经常在一起讨论时局，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参加宣传民众抵制日货的活动。课余时间，杨荆石常常到学生中间，围坐攀谈。他通过对国际、国内一些重大事件的具体剖析，来提高学生观察问题的能力，培养爱国主义思想。他甚至打破旧的教育规章，抛开所谓国民通用教材，大胆地宣讲鲁迅等进步作家的文章。在他的教育熏陶下，许多学生思想进步很快，有些后来走上革命道路，为民族解放事业贡献青春。

1936年春，杨荆石到济南第一乡村师范任美术教员。该校是山东党组织早期活动的重要地点。扬荆石到校后，对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给予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并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宣传。他常说：“为民族解放，宁可开花一时，也不贪生怕死，苟安百年。”

“一二·九”运动以后，随着救亡运动的发展，乡师党支部发动学生会成立了军训队。杨荆石和几位教师也报了名。

1937年春夏之交，济南乡师党的组织选派了两批进步学生，去延安学习，因路费不足，党组织决定向进步教师筹借。当时杨荆石并不富裕，他却拿出20块银元交给了党组织。

杨荆石常以画笔作武器，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他作画题名常用“警时”（荆石二字的谐音），取意对黑暗的时局要警惕。他曾在济南举行过画展，出版过山水画册。在他的一本纪念册上，有一幅他作的《卧薪尝胆》图。从中可以看出他时刻不忘国难，励志救国的情操。

三

1937年“七·七”事变后，12月，济南沦陷，杨荆石携带妻室儿女，从济南回到蒙阴家乡，从事抗日救国工作。他与泰山地区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刘其人、新泰县党组织负责人董琰等抗日进步人士密切配合，遵照党的指示，奔走各地，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武装。1938年1月，他参加了徂徕山起义。2月，他回蒙阴县黄庄一带，组建了一支70余人的抗日游击队。这是蒙阴县最早的一支抗日武装。杨荆石等率领这支部队转战蒙阴一带，不断袭击日伪军。不久，这支部队编入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四支队二团，并参加了攻打莱芜城的战斗。

1939年，杨荆石在四支队政治部宣传科工作。不久，杨荆石以鲁南抗敌委员会委员的身份，被派到驻莱芜县郑王庄的国民党石友三部搞统战工作。这年，石友三部北调，所部李兴唐旅300多人不愿跟石友三走。中共山东分局获悉后，立即指示杨荆石，设法把这些人争取过来。杨荆石连续写信两封，派其侄子杨兴元带信找到这300多人的队伍，晓以抗日救国的大义，说明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敦促他们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序列。接着杨荆石又亲自到这支队伍去做工作，终于使这支队伍正式编入八路军。

此后，杨荆石受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委托，到东里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做统战工作。他在与国民党上层人物打交道中，依据党中央关于《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陈述我党统一战线的政策，立场坚定，不畏强横，常常使对方折服，工作开展得很有成绩。

1939年4月，杨荆石调任山东鲁迅艺术学校教务主任。他办学严谨，认真执教，大胆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公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沈鸿烈、秦启荣之流制造磨擦、破坏抗战、鱼肉人民百姓的罪行。他在给一位同事的信中写道：

朋友！十年前我们所追求着的生活，艺术上的道路，都摆在我们的面前。千百万群众，都在期待着我们从艺术上发挥出伟大的力量，把疯狂的蛮横的日本法西斯送到死亡的道路上去！

我们承认“艺术是站在时代前面的”，“是指导革命的”。但我们这些所谓艺术家，却被时代撇下不知几千万里了。在今天，中华民族神圣的自卫战争，又走到一个更艰苦更残酷的新阶段。我们应该更积极地用我们的画笔激发起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坚定抗敌决心，树立崇高的民族自尊心，以度过目前的困难阶段，转入最后胜利的光明前途！

努力吧！民族解放的担子，就放在我们的肩头上。我们只有——

挺起胸膛，

举起拳头，

朝着疯狂的敌人打去！

杨荆石就是这样一个无畏的战士。不论在多么艰险的环境下，他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热情。当时，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黎玉曾题词赞扬他：“用最精巧的点、线、色，暴露出日寇、汉奸的横暴，暴露出抗战中的逆流，描写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忠贞事迹，提高各民族、各部队的抗战情绪，直到我们的最后胜利。”

长期的革命实践，使杨荆石对共产党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他明确了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民族的彻底解放。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党的一员。这时，党也在观察他，关心他的进步。一天，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民运部长霍士廉同志找到杨荆石。在谈话中，霍部长向他讲解了当前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及它对时局的主张、策略、政策等；介绍了共产党的性质和党的纲领。杨荆石听后非常兴奋。就在那时，经霍士廉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他系文化名人，为了便于做统战工作，称为特别党员（即秘密党员），由上级组织直接联系。在杨荆石的教育带动下，他的亲属包括他的爱人、儿子、女儿和侄女等共22人参加了革命工作。杨荆石常对他们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跟着共产党抗日救国，全力以赴，支援抗战。”当时他家被人们誉为新时代的“杨家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扬荆石一家有5人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

四

1939年底，鲁迅艺校与战地服务团合并，杨荆石被调回蒙阴县。翌年7月11日，蒙阴县参议会在蒙阴县野店区梭庄召开第一次大会，一致选举扬荆石任蒙阴县县长。这是鲁中地区成立的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杨荆石就职这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大街上贴满了大字标语：“欢迎杨荆石同志就职！”“人民政权万岁！”全县各界代表怀着喜悦心情参加成立大会。杨荆石登上主席台，发表了就职演说：“参议会选我当县长，这是全县人民的信任，我感到无上光荣。我决心不负众望，把人民的事情办好。对敌人要坚决斗争；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我当县长是人民的公仆，我保证时时处处关心群众疾苦，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我要廉洁奉公，公而忘私的做好工作，请大家监督。如果发现我有失职和违背诺言的行为，请随时罢免我。”这时，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掌声，表达了群众对他的信赖和支持。

杨荆石担任县长以后，正像他自己所说的，处处秉公办事，不徇私情。有一次，县政府为了支援前线，向各村分配征集一批给养的任务。为了支援子弟兵，群众把最好的粮食都交上了。而王家庄子有个姓桑的农民，家境较富裕，依仗自己是杨荆石的表兄弟，只交了10斤掺上糠的煎饼。杨荆石得知后，非常生气。他先向财粮员问明情况，接着把桑某叫来，问道：“表哥，你咋搞的？”桑某说：“就这一回，下次一定改。”杨荆石说：“这不行，大家都照你这样办，战士们吃不饱，怎么抗日？你那小日子怎么能保住？我知道你过得富裕点，这样吧，你献出1000斤小麦支援抗战。”桑某一听急了，叫道：“兄弟，你给我点情面，让我少拿点吧。”杨荆石说：“那可不中，咱公是公，私是私，我可不敢包庇你。”立即叫秘书写了条子，罚了他1000斤小麦。“杨县长办事不讲私情”这段佳话，至今还在蒙阴北部流传着。

杨荆石在担任县长期间，正是日寇集中兵力对我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和封锁的严重时期，加上当时水、旱、虫等自然灾害相继发生，使我抗日根据地的生产受到很大破坏，财政经济和军民的生活发生了困难。杨荆石在党的领导下，面对严峻的现实，积极热情地工作。

为了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杨荆石经常徒步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哪里条件成熟，就在那里建立政权。到1940年9月，蒙阴县的旧寨、坦埠、坡里、野店、黄庄等区、乡先后成立了参议会，民主选出了区长、乡长。旧寨区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时，杨荆石到会讲了话。他强调所有政府工作人员都要作人民的勤务员。要教育人民，动员人民支前参战，并要采取积极措施，改善人民的生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在政权建设的同时，还建立了县大队、区中队和村民兵等地方武装，相应地成立了各级农救会，青抗先、妇救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

杨荆石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不论是县政府的工作人员，还是人民群众，有话都愿意找他谈。他对大家思想上或工作上的问题，也都耐心帮助和解决。

杨荆石非常关心群众的疾苦，每到一个村，他就找村干部询问烈军属和群众的要求，协助村干部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他还经常找老乡们拉家常，亲密无间，人们亲切地称他“庄户县长”。每到收获季节，杨荆石就带领机关干部和县大队的战士，帮助群众抢收庄稼。他总是一马当先，累得满头大汗。群众高兴地说：“县长工作是能手，干农活也是好榜样。”

杨荆石工作认真，作风俭朴。他对各区、乡民主政府的工作抓得很紧，经常亲临指导。他亲自起草会议文件和会议总结，常常通宵达旦。有一次，杨荆石从夜间工作到第二天黎明，通信员一再劝他注意休息，杨荆石微笑着说：“现在是抗日非常时期，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呀。我们今天辛苦点，为的是中华民族的早日解放，吃这种苦，值得！”1940年冬，上级分配给蒙阴县8000斤募棉任务。杨荆石到各区、乡亲自布置募棉工作，亲自动员群众，不几天即超额完成了任务，为此受到鲁中行署的表扬。

1941年，蒙阴县政府迁驻坦埠附近的中山寺。当时灾荒严重，人民生活极度困难。杨荆石一边带领大家开荒种地，开展大生产运动，一边号召大家节衣缩食，渡过难关。这年冬，上级发下一部分棉衣，县政府干部一人摊不上一件。分发衣服的同志看到杨荆石的棉衣既单薄又破旧，就发给了他一件。扬荆石拒不接受，并说：“还是送给没有棉衣的同志吧！我的棉衣旧点没关系，补补照常可以穿。”分衣服的同志说：“你是县长，换件衣服是应该的。”杨荆石笑着说：“县长更应该先人后己。”在杨荆石的提议下，蒙阴县政府发出增产节约、救济灾民的倡议，全县各级行政人员热烈响应，纷纷捐款救灾，抗日民主政府在群众中的声誉越来越高。

蒙阴县地处山区，文化落后。杨荆石非常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在他的建议下，各区、乡成立了“冬学运动促进委员会”，积极培训小学教师，创办学校。在那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在他担任蒙阴县长期间，抗日根据地创办了57处抗日小学，入学儿童达1600余人。许多村庄还组织起“识字班”。杨荆石对学校的校舍、设备、教材等都亲自过问。他特别重视审定教科书的内容，剔除封建糟粕，增添革命和科学的内容，学校办得很有生气，成为当时宣传抗日，培养抗日人才的阵地。这年杨荆石还倡导创办了《人民报》。这张油印小报，对宣传抗日，武装群众，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2年，蒙阴县政府移驻高湖。这时，日寇对我沂蒙山区实行拉网“扫荡”。杨荆石根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指示，亲自组织官庄、高湖两区的人民武装500余人，加紧军事训练，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日寇。

1943年，杨荆石被调到鲁中行署任社会教育处长。从此，他离开了蒙阴，奔波在鲁中山区。这年11月，他到沂南县依汶修械所检查工作，当时修械所正在试验三军分区试制的机枪，杨荆石误受枪伤，流血不止，被送往安庄野战医院抢救无效，以身殉职，终年41岁。

杨荆石牺牲后，沂蒙人民悲痛万分。中共蒙阴县委、县政府和中共博莱县委、县政府在左家旁峪联合举行大会，追悼杨荆石烈士。

（本文原载《沂蒙英烈》一集，编入本书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