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文传略

高克亭 王保民

王子文原名廷相，幼名迎昌，化名海珊，到山东后改名王子文。1905年9月20日出生在陕西省绥德县南区王家沟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12岁时，父亲暴疾身亡，哥哥体弱多病，全家六口人的生活重担落在他的肩上。开始靠他砍柴养活一家人，稍大些就租田耕种。母亲是一位刚强豁达的农村妇女，时常叮嘱孩子们：穷，要穷得有志气。困苦的生活和母亲的教诲，培养了少年王子文的反抗意识。他16岁时，遇到被称作“王家五虎”的恶霸五兄弟的寻衅，当即抡起扁担将王家五兄弟打得落荒而逃。从此，王子文在当地获得了“硬汉子”的称号。

1927年冬，从共产党员王士英处，王子文第一次了解到共产党的主张，心胸豁然开朗，遂日益接近党组织。1930年11月，王子文由王明月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翌年转正，并担任支部委员。

起初，王子文等同志成立了赤卫队，由王子文担任队长。白天他们串乡走村，以打短工为名，联络可靠的穷兄弟，晚上便打土豪分浮财。南区山乡处处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身份暴露之后，绥德县委指示他们建立武装，和敌人作公开的斗争。1933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第五支队宣告成立。为了避免家人遭敌人杀害并表示自己准备为革命献身的决心，王子文动员妻子，让她带女儿改嫁。从此王子文就离开家，为革命事业整整奋斗了一生。

五支队由崔正冉任队长，马万里任政委，王子文任副队长。不久王子文升任队长。他和马万里同志带领五支队汇合清涧二支队，在泉阔则湾搞到了国民党高双成部队的30多驮商货；在绥德东南山区开辟了一大片红区。清涧二支队负责人白雪山同志牺牲后，他与马义（白炳炘）一起整顿了清涧二支队，然后避开敌军“围剿”，奉谢子长调令，率二、五支队急转南下，来到安定地区。在陕北游击队总指挥的统一指挥下，王子文带领五支队一举攻入安定县城，砸开监狱，放出八九个被关的革命同志；与红二十六军三团一起，在安定西区消灭了从石湾开来的国民党军一个连；在谢子长指挥下，参加了张家圪台战斗，歼敌一个排；在刘志丹的指挥下，拔掉了川口守敌这个钉子。王子文在历次战斗中，都能沉着指挥，勇敢作战。他所领导的五支队到1934年底，已发展到80多人，40多支枪。

1934年11月，王子文当选人民代表，出席了陕北省工农代表大会，并被选为苏维埃土地部长，后兼任内务部长。党中央到达陕北后，王子文又担任了中央苏维埃政府土地部建设科长。他参加了陕北根据地斗地主、分田地运动。他熟悉下情，总是坚持原则按政策办事，因而赢得了群众的爱戴，被尊称为“土地佬”。

1936年，华北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王子文正担任陕北东地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代理特委书记，他带领黄河沿线的佳县、吴堡、绥德、清涧一带地下党组织，遵照上级指示，坚持开展反“围剿”斗争，与以优势压境的敌人周旋，保卫了苏区。他那红军必胜的信念以及钢铁般的战斗意志，给坚持斗争的同志和群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受到上级党组织的表扬和奖励。

投身革命后，王子文深深体会了没有文化的诸多不便，遂发奋学习。年复一年，由不识字到能看书看报，记笔记，起草讲话提纲，批阅文件，终于成了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高级领导干部。此后，他一直保持着学习的良好习惯，直到晚年，只要有空他就坐下来看书写字，提高理论、文化和专业知识水平。

1937年3月，王子文被选派到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由中央派赴山东，和同志们一起肩负起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重任。行前，在杨家岭聆听了毛泽东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他们这批赴鲁红军干部的指示。1938年3月，在郭洪涛的带领下，王子文和霍上廉、高克亭、苏杰、王文、白炎波等67位同志，携带电台两部，以八路军政训处的名义经西安到达山东泰安县南上庄，和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及八路军游击队第四支队会合。5月，王子文被省委任命为济南市工委书记兼独立营营长。他带领独立营神出鬼没战斗在济南地区，杀日寇除汉奸，威名大振。

1939年3月至1940年8月，王子文先后任淄博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鲁中地委书记等职。他努力壮大党的组织，并在鲁中沂蒙山区建立了一支能攻善守的正规化部队（后编为山东纵队第一支队，原一支队编为山纵一旅）。1939年6月，他们与兄弟部队一起粉碎了两万日军的大“扫荡”，在淄川、博山、蒙阴、临朐、沂水等县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民主政权。是年秋，取得王井歼灭战的胜利，毙青州日军守敌40余名，毙伤伪军120余名。

1940年9月，王子文调任新编的山纵一支队政治委员、党委书记，活动在沂蒙山区。

1941年7月至1942年4月，王子文任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工会）粮食局长，后兼秘书长。任职后，将由部队征粮改为由地方征粮，供给部队、机关使用，并第一次发行了山东粮票，大大减轻了部队的负担。这一办法的实施，对抗战和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均起了很大的作用。1941年11月，在反“扫荡”战斗中，他腿部多处中弹，从此成了二等甲级残废。

1942年4月至抗战胜利，王子文担任鲁中行署主任、区党委委员兼二专署专员，很注意团结民主人士，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反对“左”的偏向，反对乱杀人。

王子文在山东坚持了八年抗日战争，对创建沂蒙山区根据地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八年中，他从地方到军队，从军队到地方，从搞经济工作到搞政权工作，他都坚决服从组织分配，而且干什么学习什么，钻研什么，坚决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1945年10月，王子文和罗舜初同志，带领一万多名工作人员从山东出发，进军东北。王子文到东北后，先是担任了辽宁省财政厅长、省委委员，中共南满分局驻北满办事处主任、党委书记等职。

1947年7月，王子文患肠膜结核，连作四次手术，取掉两条肋骨。术后伤口迟迟不愈合，需要天天换药，如此持续了近八年，但他始终没有中断工作和学习。惊人的毅力使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十分佩服，常被当作榜样，教育其他的干部。

1948年底，王子文到哈尔滨，先后担任哈尔滨铁路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局长、路局政治部主任等职务，并当选为黑龙江省委委员。1956年9月当选“八大”代表，出席了第八次全国党代会。

在哈尔滨工作期间，他总是身先士卒，在阻力和困难面前勇于承担责任。他胸怀坦荡，宽厚待人，团结了大批同志。为了管理好现代化的铁路企业，他努力学习文化，学习业务知识，还请苏联专家定期辅导。他在担任路局局长期间，已能自如地指挥铁路运输，从外行变成了内行。1950年至1952年，我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达成协议，成立了中苏共管中长铁路理事会。王子文在理事会工作期间，既虚心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又坚持原则，维护了国家的利益。

王子文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目睹了“左倾”机会主义和“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的巨大危害，因此对极左的东西一直有较清醒的认识。特别是对犯错误干部的组织处理上，他总是从关心爱护、热情帮助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1955年路局工会主席犯了严重错误，在党委讨论对他的处分时，绝大多数同志同意开除他的党籍，唯有王子文保留意见。1957年反右倾时，机关党委书记提出一个囊括七八十人的右倾人员名单。王子文阅后说：“我不相信有这么多人反对共产党！”还一再向各级领导交待：“要求实，要对人负责，不要头脑发热！”有人要把在大鸣大放时给党委提了许多意见的干部、职工打成“右派”，王子文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说：“人家提出的问题，我们党委确实存在，意见提得对，你不感谢，还要打人家‘右派’，共产党没有这个做法”。哈尔滨铁路局因为打不出“右派”来，而受到上级的批评。与他共事的干部却说：跟老王头一起工作，胆大，放心。

1958年，全国轰轰烈烈搞起了“大跃进”，王子文也曾积极参加，但面对现实他很快冷静下来。在一次铁路局党委会上，有的同志提出铁路局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拆锅炉，炼钢铁，吃食堂，住大楼。这件事引起激烈的争论。王子文全力制止，直言不讳地说：“革命这么多年了，我就不相信共产主义不要小家庭。都去炼钢铁，铁路运输谁来搞？”是年10月底，王子文调回山东。他被任命为省委交通部部长，这正是全国大刮“浮夸风”的时候。一次他去鲁西北农村视察，沿途看到很多社员冒雨翻地，他感到很不安，说：“这是不关心群众疾苦”；看到处处搞夜战，说：“人又不是机器”；看到上报的粮食产量数目很大，忧虑地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粮食产量是不是虚报了？”1959年整风补课，有人提出交通部一个党员干部对“浮夸风”有不满言论，应定为“右倾”。王子文却说：“这是个思想认识问题，可以在党内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用不着搞什么批判。”同志们既佩服他的胆识，又暗暗替他担心，怕他犯错误。他却毫无顾忌，总是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一次，交通部几位同志到基层调查情况，回来向他汇报说某火车站领导班子全烂了。他一再询问具体情况，这几位同志却回答不上来。王子文一面批评他们粗枝大叶，一面亲自派人实地调查，结果事实跟汇报有很大出入。事后王子文多次拿这个事例教育大家，要求大家端正作风，不要人云亦云，要扑下身子，踏踏实实地办事情。

三年自然灾害时，王子文不顾自己的伤残带领全家和机关同志一起开荒种地。他不要特殊照顾，自觉地为国家排忧解难，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本色。

1961年1月，王子文当选为山东省副省长，分管调整工交企业的工作。他坚决贯彻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省委领导下，经过两年的努力，使全省经济形势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好转而进入了稳步发展的时期。

1962年12月，王子文担任了省委常委、省监委书记。对那些他比较熟悉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错整过的同志，他经常去探望给予精神安慰。

马保三是1924年入党的老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敢于坚持原则，敢于讲真话，却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到了不应有的批判。当时很多的同志怕受牵连，不敢接近他。王子文刚调到山东，知道了这件事，过年时就去看望他，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关切。马老见老战友对自己的友情像当年一样真诚，激动得热泪盈眶。省监委负责全省厅、局以上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他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调查研究，仔细核对材料，耐心地做思想工作，和省委常委们统一思想，坚持按党的原则办事，昭雪了大批同志的冤案，使他们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年6月下旬，省委决定由他担任山东大学工作组组长。后来局面变得复杂起来，武斗日渐升级。为了同志们的人身安全，他坚持让工作组的同志全部撤出，自己则执意留下，说：“我是工作组长，有问题应由我来负责，要揪斗就揪我好了。”工作组撤走了，王子文被狂热的造反派剃了阴阳头，和校长成仿吾一起戴高帽子游行示众。任凭怎样折磨，他都忍受了，却始终不肯泄露省委的任何机密，并一次又一次鄙弃了某些人给予的当“革命领导干部”的机会。从此他被关押、蹲牛棚、挖厕所、罚劳役，还被抄了家，因所谓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状”，被没完没了地批判。在战争中受伤致残的身躯再次遭受严重摧残。但是，面对很多同志受诬陷，他依然挺身而出，宁肯自己受围攻，受皮肉之苦，也要如实证明一些同志的历史和工作情况。霍士廉同志当时被诬陷为叛徒。构陷者多次找到王子文索要证明材料，每次他总是那句话：“霍士廉同志，不是叛徒，没有问题。”为此再一次被围攻，他气愤地说：“是你来调查我，叫我证明的。如果让我按你说的写，还来找我干什么？！”后来，他曾对人说：“我不干投机取巧出卖灵魂的事。”为此他付出了代价，全家被勒令搬出原址，到省委机关最破旧的一所小屋子去住。

1967年下半年，王效禹召开省直机关当权派亮相大会。会上，有人质问王子文为什么不上台揭发省委书记谭启龙，他说：“我是省委常委，省委决定的一些重大问题，都是经过集体研究的，若有错误，我也有责任，不能全推到谭启龙同志一人身上。”亮相会后，两名原省委负责人被“解放”出来，在省革委工作。王子文得到的却是由会场一直贴到大门口的大字标语，满篇都是辱骂和恫吓。他因保持了共产党人应有的气节，心里反倒很坦然。

1970年，王子文被任命为山东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几个月后，查出糖尿病，但仍坚持工作。不久，在外出检查工作途中，胃痛得难以支持，经医生检查，已是胃癌晚期。病重住院期间，他还回兵团参加会议，关心兵团的生产建设，关心着一些被诬为“走资派”的干部的子女工作安置问题。领导和同志们到医院探望，他不谈个人病情，而是借机向组织反映他对山东工作和形势的看法，反复阐述党内斗争不要伤害同志，以及要注意联系群众，团结干部，关心干部的切身体会。他发现省立医院一位很有成就的科主任，住着一间半房，很感慨地对这位科主任说：你一家六七口人，住一间半房，担负着这么重的工作任务，晚上回家，孩子哭闹，没有地方安心学习钻研业务，怎么搞好医学科学研究？！事后，他向领导建议，要关心医院大夫、职工的生活，拨款建职工宿舍，解决他们的住房困难。

1973年1月2日下午，王子文同志与世长辞，终年67岁，同年3月5日，由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批准为革命烈士，骨灰安放在济南革命烈士陵园。

（本文原载《山东史志》1989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