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王大化

任颖

编者按：王大化同志，山东潍县人，一九一九年生。早年就读于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实验小学和育英中学。一九三五年秋，转入北平艺文中学高中部学习，参加过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一九三六年春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七月，因展出他的纪念进步学生郭清的木刻画《抬棺游行》①【①北平河北高中学生郭清，因参加“一二·九”运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在狱中患回归热死去。北平学生于一九三六年三月曾为他开过追悼会，会后举行“抬棺游行”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对学生的迫害。】被宋哲元通缉，遂南下考入南京国立戏剧学校，随余上源、马产祥、曹禺等人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王大化随戏校迁长沙。不久，因不满CC特务头子张道藩等把持该校，乃毅然离校，参加洪深领导的演剧二队，活动于武汉、重庆、成都等地，曾撰写了《八百壮士》的脚本，并与刘岘共同出版过《抗战版画》等。他在“大后方”期间，以戏剧工作为掩护，主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一九三九年秋，王大化来到中国革命圣地——延安，在马列学院学习了一个阶段被调到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工作。一九四〇年演出话剧《马门教授》，他饰老教授获得成功。此后，他更加热衷于戏剧的创作和研究，先后参加演出《维也纳工人暴动》、《俄罗斯人》、《前线》、《海滨渔夫》等许多话剧，均获得好评。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他以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的号召，诚心诚意地和群众打成一片，虚心向群众学习，努力改造思想。为了创作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鲜东西，他放下名演员的架子，化装走向街头、集市和广场，演唱《拥军花鼓》。在此基础上，他参与创作了第一个反映工农兵生活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并成功地饰演了剧中哥哥的角色，使新型的秧歌剧别开生面，风行全国。这一尝试，打破了文艺工作者与群众之间的隔阂，密切了和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此外，他还参加创作并演出了《张丕模锄奸》、《赵高贵自新》、《周子山》等秧歌剧，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大型歌剧《白毛女》于一九四五年首次在延安演出，大化同志曾参加剧本的讨论并担任该剧的执行导演。由于他认真地实践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忠实于人民的艺术事业，在一九四五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他被选为甲等文教英雄。

日寇投降后，他随东北文艺工作团先后到辽宁、长春、安东、大连、哈尔滨等地演出，对开展新戏剧运动作出了很大贡献。这期间，他曾被评选为特等模范工作者。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他率领一个工作组下乡采访时，不幸坠车牺牲，时年仅二十七岁。

日子过得多么快啊！我记得在二十二年以前，也就是在一九四○年的冬天，大化和马列学院的同学们一起，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演出苏联名剧《马门教授》时的情景。

当时，他是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扮演了剧中的老科学家——马门洛克医生——一位忠实于科学事业、但又不愿意过问政治的老人。他以自己卓越的医术，救治了法西斯匪徒，最后却被德国法西斯匪徒逼死。大化成功地创造了这一角色，他深刻地表现了马门洛克的科学精神，以及马门洛克对法西斯迫害的极度容忍，直到他临死之前才恍然大悟：“科学也离不开政治。”给观众以很大的教育。

《马门教授》一剧，在当时，只不过是马列学院同学们的业余演出，但是他的表演才能却得到了人们的赞赏。几次公演之后，在延安当时的一部分干部与学生的眼里，都认为他是一个聪明用功、才气洋溢的好演员。

在那个时候，我深深地知道，大化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他是既高兴又心酸。高兴的是他在一九三九年秋天，从四川重庆回到了他渴望已久的家——延安，回到了党的怀抱。他得到了组织、同志、朋友给予他的温暖、关怀和力量。他一心向往的是自己怎样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更好地提高阶级觉悟，和在革命的熔炉中锻炼、改造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同时，他爱好美术，想在马列学院毕业之后，仍以美术——木刻这一武器，为党更好地工作。这次《马门教授》的演出，观众又给予他支持和鼓舞。在这兴奋与激动的同时，使他回忆起一九三九年之前在“大后方”的情况：那时，他一面做着党的地下工作，一面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到处奔跑，饱尝了生活的折磨及人们的奚落。他曾在业余剧社担任舞台装置工作，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在某些人的眼睛里，大化只不过是一个既寒酸又病弱的青年，一个“危险分子”。大化在这白色恐怖底下，为了坚持党的工作，他不怕生活艰难和疟疾的折磨，也不顾别人对他的看法如何，更不计较自己的才华是否被埋没，他坚持下来，为党工作着。但在内心里是多么怀念着想回到自己的家，回到毛主席的身边来啊！

大化回到延安之后，他感到自己是多么幸福啊！在他黝黑透红的脸上时时露出一副雪白整齐的牙齿，乌黑发亮的眼睛里总是闪耀着愉快的笑意，使人感到他是一个无忧无愁，热情活泼，富有才气和充满着生活活力的青年。

我永远不能忘记他在王家坪的桃树林下，给我们娓娓不倦地讲着生动有趣的地下斗争的故事。我更不能忘记，在一九四一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大化从桥儿沟鲁迅艺术学院谈定工作回来，他激动地告诉我：中央组织部已决定他离开马列学院，调鲁艺戏剧系担任朗诵教员兼演员的工作。他说：“我将永远担任演员工作了，木刻就作为我业余的创作吧！”从此，我和大化在工作之余，常在青凉山下、延水河畔谈论着他对未来工作的憧憬，向往着革命的胜利。一次，他又对我说：“颖子！革命胜利之后，那时，我们就能够在自己的——我们人民的大剧场里演戏了，我演呀，演呀！我要为我们的人民演戏呀！一直演到我年老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头发也许也已经白了，你带着我们的孩子来看我的戏，晚上，我演完了戏，卸下装，我们一家高高兴兴地回家去……”。大化的理想和他当时的言谈笑声，至今还常常萦绕在我的耳边和我的脑海之中。

大化到了鲁艺之后，他演出了《海滨渔夫》、《神手》、《七七大活报》、《工人之家》等戏。在他紧张繁忙的教学、演出工作中，他和其他的文艺工作者们一样，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他常常对自己的演出感到不满意，但是又不知道从何着手去改进它。他感到苦恼，感到茫然。他有着一颗为党为人民工作的赤诚的心，但是，他不知道文艺应该怎样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怎么才能真正地为人民所喜爱！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这是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在会上讲了话，他指出了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必须面向工农兵，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大化听了讲话之后，在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他激动，他兴奋，他深深地去体会毛主席讲话的精神。同时，他和鲁迅艺术学院的同志们一道，在周扬同志的领导下，积极地热烈地响应了党的号召，把自己完全投入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实践中去。从此，大化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指引下，开始走上了新的广阔的创作道路！

一九四三年的元旦和春节期间，为了遵循和执行党和毛主席的文艺方向，配合拥军拥政爱民运动，同时，又结合了民间拜年的习俗，整个的“鲁艺”沸腾起来了，他们组织了庞大的秧歌宣传队，走向街头，走向广场！

我记得，大化和李波同志第一次演出《拥军花鼓》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一个手上拿起小花鼓，一个手上拿着小铜锣，一扭一扭地和“鲁艺”秧歌队伴演其他节目——《赶旱船》、《推小车》、《赶毛驴》的同志们一起，奔向桥儿沟的街头，又赶向延安南门外的新市场去演唱：

正月里来是新春

赶上哪猪羊出呀出了门，

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呀？

送给那英勇的八呀路军！

梅腊梅翠花呀，海呀海棠花呀，

送给那英勇的八呀路军！

在这之后，大化和李波、路由、安波等同志，又集体创作了第一个反映工农兵生活的秧歌剧——《兄妹开荒》。这个戏的演出，轰动了整个延安城，大化的名字就很荣幸地和《兄妹开荒》联系到了一起。正如张庚同志在回忆大化牺牲十周年的一文中所述：

“1942年以后到过延安的人，没有不知道王大化的。那时，正是闹秧歌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王大化和李波两人的一出《兄妹开荒》轰动了延安；那时延安的老百姓跟着秧歌队看王大化，看了一场又一场，王大化成了老百姓中间的明星”①【①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八版。】

《兄妹开荒》之所以获得如此轰动，大化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成绩，这里面有着许多客观因素。首先，应该归功于党的领导，因为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前，延安的一些大的戏剧专业团体，经常演出的是外国名剧，和我国几幕几场的大戏。观众也只局限于干部和学员之间，我们的劳动群众与剧场（大礼堂）是“无缘”的，即使偶尔有这么一个看戏的机会，他们也不可能接受、理解《日出》中陈白露的生活方式和《雷雨》里繁漪的心理活动，他们更不能鉴赏果戈里《巡抚》中的钦差大臣赫列斯塔珂夫、市长、市长的女儿这一类角色的表演和创造。所以，当《兄妹开荒》在广场演出之后，它受到了群众普遍而又热烈的欢迎，因为它歌颂劳动，歌颂人民，这在我戏剧史上是别开生面的新事情。同时，随着“鲁艺”闹开了大秧歌以后，文艺工作者们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隔阂，开始被打破了。鲁迅艺术学院和桥儿沟老乡们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和融洽起来。我经常看到许多年青的、年老的农民和民间艺人，不论白天或夜晚，出现在我们“鲁艺”的院子里，或同志们的家里。

其次，正因为《兄妹开荒》是贯彻党和毛泽东文艺方向后产生的一个面向工农兵的作品，人们都充满着无比的热情来热爱它，都渴望着它能够尽善尽美，日臻完善，纷纷地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兄妹开荒》和大化的表演一再被丰富、被充实、被提高。多少人的智慧和才华都集中体现在作品里和演员的身上，所以说，这个作品和大化的表演的成功是在党的领导下集体智慧的结晶。

《兄妹开荒》的情节比较简单，但它表现了我陕甘宁边区幸福愉快的新生活。在形式上，它采用了旧秧歌剧中的“小场子”，但在加工以后，却变成了群众所熟悉而又新鲜的喜闻乐见的东西。创作者们最初表现这一题材和采用秧歌形式的时候，并未意识到他们是在做着怎样一件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工作，只是凭着自己的政治热情和艺术的责任感，为了配合运动，几个人凑合在一起，自编、自导、自演。但是经过第一次的演出之后，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更加努力、更加刻苦地做好这一工作，因为群众喜爱它。我记得在这之后，晚上大化在小油灯下，常常与桥儿沟的老乡们一起，反复排练、征求意见，并向他们虚心学习语言。大化又和王家乙、刘炽等同志深入探讨秧歌剧中的人物表演、劳动气质、舞蹈、鼓点等问题。加上每次演出后的总结经验，和周扬同志的一再指示和帮助，最后终于创造出了我边区新型青年农民的生动形象。

为了不辜负党的重视和培养，大化是刻苦用功的，他对每一个问题都认真地去思索和考虑，我仅举一个很小的例子：为了歌颂和美化青年农民的形象，他跑到附近农民的家里去仔细观察他们的穿着打扮，去分析他们的爱美心理。最后，他找到了他的表现形式，那就是他在以后的演出中，总是喜欢把剧中人物头上的白头巾结子扎在前额上，蓝色的短衫上露出一副白毛衣的袖口，外面披上一件深蓝色的土布短袄，腰间系着一条紫红色细线编织的宽带子，上面的穗穗儿飘荡着。他肩上扛上一把雪亮的锄头，踏着秧歌的步伐，随着音乐的节奏，轻松愉快地跑上场子来，用那洪亮的嗓音，高唱着：

雄鸡雄鸡高呀高声叫，

叫得太阳红又红；

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怎么能躺在热炕上做呀懒虫。

扛起锄头上呀上山岗，

山呀嘛山岗上，好呀嘛好风光，

我站得高来看得远来么哪呀嘿，

咱们的边区到如今成了一个好呀地方。

哪哈咿呀嘿嘿呃嘿，哪哈咿呀嘿。

几百个、几千个观众的心，随着歌声和舞姿，沉浸在他所表现的那种解放了的新型农民的健康的欢乐里！大化把我边区青年农民的生动形象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他这一表演，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了主人公对边区劳动生产的热情；另一方面也是大化把自己内心燃烧着的对于这个农民的热爱和他自己全部的才能，贡献给党，贡献给人民。正如他自己在《从〈兄妹开荒〉的演出谈起》一文中所说的：如果缺乏这种感情，一个无生命的外型是不会感动人的。

《兄妹开荒》的每次演出，都给予观众很大的鼓舞和影响，也给予大化自己很深的教育和力量。我记得大化最为激动和永远难以忘怀的一次演出，那就是在一九四四年的夏天他们到南泥湾去劳军。

南泥湾，这是一个怎样了不起的地方啊！南泥湾，那儿住着一些什么样的人们啊！那些人们在那里又做着一件怎样了不起的事情啊！他们是我们的英雄，是南泥湾屯田政策的执行者，在党中央的号召和指示下，他们在创造历史的奇迹——把千百年的荒山野林变成了陕北的江南，粉碎了反动派的经济封锁，用我们自己的双手“发展生产，丰衣足食”。

党中央的指示，一个字一个字地在他们的脑海里跳跃着，他们怀着从来没有过的兴奋和激动的心，在南泥湾的处女地上燃烧起狼牙刺的烟火，一镢头一镢头下去，把坚硬的土地翻了个个儿。在欢乐的劳动和笑声中，他们常常唱出：

一把镢头一支枪，

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

大化就在这千百个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又是杰出的歌手们的面前演出了《兄妹开荒》。当他和李波同志表演到剧中兄妹拿起锄头和挑饭的扁担，要展开劳动竞赛，唱起“向劳动英雄们看齐”的时候，观众和演出者的心沸腾了，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已分不开演员还是观众，都一致地拿起锄头开起荒地！唱起“向劳动英雄们看齐”的歌子。这歌声响彻云霄，这歌声在南泥湾的满山遍野飘荡着！

今天，在我回忆起大化告诉过我的这一情景时，多少年了啊！我的心也还在激动着，我无法用文字和语言来表达和描述它们，我只有一句话：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融合在一起，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胜利啊！据说，在那次演出以后，南泥湾的战士们开出了更多的荒地，而大化自己，在那次演出以后更加下定决心，要在文艺战线上，和那些英雄们一样，在党的人民的事业中，贡献出他自己的一切力量。

继《兄妹开荒》之后，大化和水华、马可、家乙等同志，又创作和演出了《赵富贵自新》、《张丕模锄奸》、《二流子变英雄》等秧歌剧。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日至一九四四年四月九日，大化随鲁艺工作团下乡，到了绥德分区，一面深入群众生活；一面进行创作和演出工作。大化在这四个多月的工作中，开始比较广泛地接触边区工农兵的生活，从民间艺人和革命群众的身上受到了很深的阶级教育。在这里，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在他以后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创作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记得大化从绥、米一带回来之后，曾对我谈过他的感受：

他在米脂县杨家沟，遇见了一位老乡名叫巩维忠，他是一个民间歌手。巩维忠写了许许多多的歌词，唱出了人民心底的话，他歌颂我们的边区和八路军，瞧：

八路军好比一堵墙，日本来了他抵挡，

子弹灵巧枪杆好，打得日本只管跑。

边区的人民能安稳，我们要拥护那八路军，

八路军抗战立大功，我们给抗属来代耕。

延安府来地气宽，八路军占的是米粮山，

队伍尽够千千万，事衣足食不困难。

………

大化遇见了这样一个人民的歌手，他深深地受到了感动，他记下了巩维忠的许许多多的歌词，并在他的下乡日记中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巩维忠写的唱的太多了，这里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民大众是真正的艺术家。在群众中正蕴藏着多么宝贵的艺术创作的珍宝啊！人民大众的生活及他们本身正是艺术的源泉，这是万分正确的。过去，我表面上认为“这是对的”，但对于人民大众本身的艺术家，却仍是采取了“大概会有吧”的态度。周扬同志、解放报上曾介绍了孙万福这位民间诗人，我仍认为这是个别的，在杨家沟这事给了我一个新的认识，纠正了我过去那种看法，因为群众中生长着无数个新的人物，新的诗人，而他们的诗歌正是代表了人民的心，人民是欣悦听之的。而我们的一套学生腔，一套远离生活实际的东西，当群众“解不下”的时候，还要责怪群众。这正说明我们自己的无知和丑。的确，群众是英雄，他们不但创造了生活，也创造了艺术。……

又有一次，大化在葭县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他给群众大会的会场写会标，写错了一个字，战士给他指了出来，在这里他得到了很大的教育，在他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九日的日记上这样写着：

今天早上我在写大会的会标，当我写完葭县的“葭”字之后，一个警备队员在我身边，用指头在地上划了几下，然后对我说，这个“葭”字写错了，我一看我的“葭”字，对着来嘛！我就对他说“殳”与“ ★”是一样的，我根据的是什么呢？是根据了我的直觉。当他对我说时，我心里想，你认的字还不如我多呢？我的理解总比你对一些，因而，也就没理会。等一会王元方来了，也说我写的不对，我才知道是真不对了，好像王元方说的就值得考虑，而一个警备队员的话就不大放在心上，这是看不起工农兵的一个具体表现，虽然当时我即向那位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但是我那样的想法，是不对的！是一个原则问题，从这一件小事情里，说明了下面的几个问题：

①看不起工农兵群众，不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反以自己“文化比你们高”（文化指认字）……这种地方正说明了如何当学生的问题。

②工农兵大众的文化水准是飞跃地提高着，真是日新月异。自己非但未能赶在头前，还只能随在他们后面工作，这样一来，自己如果不虚心努力干的话，那会远丢在后面，甚至被遗弃。

③为工农兵是具体的，不是口头上的话。只是保持某种程度上的关系是不对的，而是要和他们融合到一搭里。

……这虽然是一个字上发生的问题，但如果能好好地想一想，不放松不宽恕自己的话，是有益的，也就是最实际的教育。

使大化久久不能忘怀的另一位老师，那是在《周子山》排练过程中给予具体帮助和深刻教育的申红友同志。①【①《周子山》一剧，原名《惯匪周子山》，是描写陕北土地革命斗争的。申红友同志系米脂县桃镇区一个区干部，曾参加过土地革命。大化当时是《周子山》剧本作者之一，又是剧中农民领袖马红志这个角色的扮演者。】申红友同志不仅在艺术上，如戏的内容、导演处理、演员表演等方面给他们解决了许多困难问题，尤其重要的是他的高贵品质和朴实的工作作风，给大化很大教育！

大化在他的下乡日记及《申红友同志给我们上了第一课》一文中曾写着：

他教育我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坚强的革命斗争的战士是普普通通的、与群众在一搭里，并不是一个孤零零突出的（过去对这问题只是理论的认识到）。老申就是这样一个最现实的人物，首先他对革命工作的态度是叫人感动的，他是一个搞政权工作的人，工作忙极了，可是帮助我们搞戏弄到深夜，在极寒冷的清晨为我们排练，他不说什么，他所能说的是“咱要叫这个戏本编的好，能更把那实际内容来宣传给群众。”老申有着那么丰富的斗争知识，但他丝毫不骄傲，他是虚心的，每当他提出一个意见时他就问：“我看这个搭应该这样，你们看怎么样？行不行？”“依我看这搭加上这么一个实际内容，你们看对不对？”更使我感动的是在排第三场时，他领来了一个曾经参加打寨子的同志，这位同志是个乡长。老申说：“咱自己没参加过打寨子，不能乱说。”“计划布置打寨子咱参加过，就照那个事实来做，对不对？”他的虚心是真的站在为革奇命工作上，是完全实事求是的态度……

从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大化是如何向民间学习，向群众学习和他思想感情上的一些变化，我们也看到了人民大众是怎样哺育、充实和教育着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们。尤为重要的是这些事实更加说明了毛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正确性，以及他每句话和每一个字的深刻的含义和深远的影响。

一九四四年冬到一九四五年的夏天，贺敬之、马可、舒强及大化等同志和许多演员同志们一道，又紧张地投入了新歌剧《白毛女》的创作中去了。《白毛女》的创作是一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因为党号召要在秧歌剧的基础上，具体地说也就是要在《周子山》的基础上提高一步，摸索和创造出一个我们民族的新歌剧，来迎接即将在延安召开的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当这个任务提出之后，“鲁艺”的文学、戏剧、音乐等各个部门都动起来了，加上刚刚从前方回来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同志们，大家纷纷寻找题材。最后，终于认为西战团同志们带回来的流传在河北农村的《白毛女》故事，是有典型意义的。我记得是周扬同志首先肯定它，说这个富有浪漫主义的民间传说是多么好的主题，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并且还亲自主持了一次会议来进行动员，要创作出这个剧本。当时还组织了导演小组，有王彬、大化、舒强，指定大化担任《白毛女》的执行导演，剧本是集体讨论的。《白毛女》这一新歌剧从酝酿素材到它在延安演出以及最后总结工作，总共才花费了半年多的时间。

在《白毛女》的创作过程中，存在的困难是相当多的。首先，这个剧本是要反映新旧两个时代，表现尖锐的阶级斗争，其中的生活和剧中的主人公又都是他们不很熟悉的河北农村的群众，人物又多，剧情也较复杂，加之这又是一个新的尝试。但是在党的领导下，困难终于克服了。我记得，在写作剧本的阶段，贺敬之、丁毅、大化等许多同志是那样地认真，一个字一个字地反复琢磨和推敲；在《白毛女》的音乐创作上，马可、瞿维和大化等同志又深入研究和探讨。我记得在一九四四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大化从戏剧部的大石窑研究完剧本回来，已经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了，他一进门，从房间缝里看到马可同志还在他那小屋子里写《白毛女》的曲谱（我们两家住隔壁），他立刻跑到马可同志的屋子里，两个人又谈起《白毛女》中如何运用河北民歌的问题来了。

以后，在排练阶段，大化和舒强同志，又和演员王昆、林白、张守维、吴坚、邸力、赵起扬、陈强、王家乙、李波、韩冰等同志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反复进行排演工作。

《白毛女》在当时延安来讲是新秧歌剧的新的发展和提高，《白毛女》也是“鲁艺”的同志们离开延安前的最后一个作品。

《白毛女》的排演使大化在思想上进一步起了变化，《白毛女》的工作总结也给大化很深的教育，成为他又向前迈进的开始。当大化一九四六年在东北安东回忆起这一段工作时，在他九月七日的日记中曾这样写着：

为军区文工团校对《白毛女》的剧本，感触甚深。《白毛女》已成为有广泛影响的作品了，想到了这个，自己也是愉快的，这个成功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党在领导这个工作上是花费了很大的精力的；另一方面，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那就是丰富的坚强的人民斗争意志和人民所受的苦难。《白毛女》的排演曾在我思想上起了变化，《白毛女》的工作总结给了我教育，成为我进步的开始，我常记住这个工作。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当这个胜利的消息从新华社传到我们“鲁艺”来的时候，大家都高兴极了！那天晚上，人们就像疯了一样，兴奋地点起火把，在“鲁艺”的院子里、在桥儿沟的大街上，跳起舞来。多少年来，我们中华民族才到了扬眉吐气的时候！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阶级敌人——蒋介石反动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植下，企图掠夺胜利果实，把人民重新投入水深火热之中。党发出了号召，为了东北人民的彻底解放，我们必须向东北挺进。大化就在这一年的九月二日早晨，跟着我们的队伍，随着东北文艺工作团，离开了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党中央，离开了他学习、工作、生活过将近六年的革命圣地——延安，出发去东北开辟新的工作。

在行军的路上，虽然“他的身体是孱弱的，但是他打前站，赶毛驴，为小组同志安排住处，陪着病号讲故事，艰苦的工作需要号召的时候，他从队伍中站出来了，他没有旧文化人的恶习：孤高自赏，摆臭架子，他善于和群众接近……”①【①华君武：“哀悼大化同志”，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九日《东北日报》。】

大化在东北一年多的工作中，走了不少地方：城市、乡村、前线、后方。他为党为东北人民更加发奋地工作，同时，也更严格地要求自己的思想、工作、生活各个方面，都按照党所要求的那样去做。从外表上看来，他似乎不像在延安时那样热情活泼了，但是在他的内心里，对党对同志对工作却燃烧起更为炽热的爱。在他的日记中曾记着这样的一些话：

“我要多多地为党工作，我要为革命多做工作啊！我要在这个过程中来改造自己，我不要求什么地位和物质上的享受。我要为革命立功，但不要把我说成功臣。”——一九四五年除夕

“一个党的文化宣传工作者，不但是指你的作品，而最重要的你这个人就是党的最具体的宣传品。”——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

他又在日记上这样写着：

“多做事，少说话。要说有用的话，要多做革命需要你做的事。”

“革命工作的年龄，不是一面牌子，而是鞭笞自己进步的鞭子。”——一九四六年一月八日

大化就是这样按着自己的要求在东北文工团工作着。他在团里参加编剧、导演、演戏、舞台设计、独唱、领唱、写文章、编辑丛书、设计出版物封面、干部教育、新团员教育……此外，辅助当地新旧剧团的戏剧工作者及老艺人，引导他们走向新的方向，介绍剧本，帮助排演；并组织戏剧、音乐讲座，培养当地爱好戏剧或音乐的青年。同时，还替各机关团体画领袖像、名人像和宣传画宣传图表等……个人又刻木刻，画漫画。这一年多来，他日日夜夜都在紧张地工作着；这一年多来，围绕在他脑子里的就是革命斗争、艺术事业，文工团的巩固和发展。在这一年多来，他在生活上从来没有想到个人的要求与享受，甚至在大连那样繁华的城市里，物质条件是那样充裕，他也从没向党要求过任何一件衣饰，整天就是穿着破衬衣、蓝工服。从延安到东北，他受到了许多的称赞和表扬，比如，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被选为甲等文教英雄，后来又在东北文工团被选为特等模范工作者，但他从不骄傲和自满。我曾见到在他的日记上又有这样的记载：

“不经意地从书店里看到一本《兄妹开荒》的单行本，上面只写了一个王大化作，这样不好！同时，里面的评价也过于高了……”

一九四六年的“八一五”，大化在大连与兄弟国家的艺术工作者联欢，他在日记中又这样写着：

“《兄妹开荒》演给他们看，博得了很高的评价，他们围着我，司令官拥抱我，像老妈妈似地吻我……我兴奋得难以抑制，我心里想着，这荣誉是党给我的，人民给我的，但我并没有觉得要骄傲，因为今天教我更进一步地掌握技术，得更加紧学习。”

另外，他的日记上还写着这样的几段：

“一个共产党员艺术家，首先要绝对的是优秀的党员，其次才是艺术家。”

“集中精力去培养新的一代，和加深自己的学习，更多地培养新生力量，更多地加深自己！”

“……不要总想做头一名，只要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就是好的，应该更埋头。有意识地叫别人出头露面，有意识地埋头自己。无名英雄是更可贵的！”

大化对于敌人是痛恨的，并有着政治上的警惕性和敏锐感。他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着：

“不要为暂时的和平懈怠、休息。革命的胜利，往往是在最后的，只有把反动派的脑袋挂在高杆的时候胜利才是靠得住的。”

大化对于自己的同志和对于党是怀着无比深厚的感情的。一次，他在参加了一个同志的追悼会后，心情非常沉痛，在日记上写下这么一段：

万一当我……让我预先写下吧！

万一当我……的时侯。

告诉毛主席和党中央，我这个党员工作还是做得太少了，但是我是多么想多做一些呀！

“毛主席！我想念您！常常同别的同志谈起这一辈子还会见到您！听您说话，但是，——在我临——的时候，我心里还是记着您的。”——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于东北

大化也并不是没有缺点和弱点的人，他是小资产阶级青年学生出身，但是，他能够很忠实很顺从地听党的话，并有着一种坚韧刚毅和勇于正视缺点改正缺点的性格。他总给人一个强烈的感觉，那就是他能够为了党为了人民的艺术事业，要求自己不断地向前进，在火热的工作中和斗争中忘掉个人！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正当他参加了实际斗争生活以后，要为党建功立业；正当他要为东北人民不遗余力地创作新作品；正当他在人民的艺术事业上有着无限前程的时候，不幸，他从齐齐哈尔赴讷河的下乡途中，坠车牺牲了！

那是在怎样的一个情况下？那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晚上，大化在齐齐哈尔市演完了最后一场《兄妹开荒》，为了准备春节演出的新节目，第二天早晨他率领了一个创作小组，赶去讷河搜集材料。这是处在解放战争初期的最艰苦的岁月里由于交通不便，大化他们从齐齐哈尔乘火车到宁年后改乘一辆私人拉脚的卡车，去到乡间，车上行李和人都堆集得很高，拥挤不堪。他为了照顾别的同志和老乡们的安全，自己坐到卡车的后顶上。这辆卡车就冒着东北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在凹凸不平的路上行驶着。车行至拉哈附近的路上，车子突然震动，他一下子从车顶上甩出去了，跌在一两丈远冻得像钢板一样坚硬的土地上，当时昏迷不醒，后送讷河陆军医院抢救，确诊为脑出血、脑震荡，终因伤势过重，无法挽救，于二十一日下午七时五十分与世长辞了！那时他仅二十七岁。

多少人为他的牺牲而痛哭！多少人为他的牺牲而悲恸沉默！因为我们大家都不愿失去他，都不愿失去这样一个优秀的党员，这样一个年青多才的革命艺术家！

当我回忆起十六年前这一情景时，我克制又克制住的眼泪，终于情不自禁地掉了下来。因为我不仅是他的妻子，我还是他的同志、战友和观众。但是，今天，我们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革命终于胜利了，我虽然看不见和听不到他的表演和歌声，但是我带着我的两个孩子——潍潍、盟盟，在“我们自己的——我们人民的大剧场里”，却看到了许许多多年老的艺术家，和许许多多年青一代的文艺工作者们的卓越精湛的表演，特别使我高兴的是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今天，我将在我们人民的首都——北京，看到大化当年在延安时演出的《兄妹开荒》和其它的一些节目。这在我，本来是痛苦的回忆，但已变成了欣慰的纪念。我相信这些优秀的青年艺术家们，将会表演得更加出色，更加动人，更加精彩。

回忆起大化他这一生，完全是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他的艺术创作和艺术实践，也都是沿着伟大的毛主席的文艺方向而取得了一些成绩的。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大化个人是不可能有所成就的。今天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下，在我们文学艺术的领域里，一定会开出更鲜艳的花朵，放射出更奇异的光彩，来攀登世界的文学艺术的高峰！

1962年4月5日于北京

（转载《北京文艺》1962年第5期）

再版后记

本书第一版发行以来，读者对书中的个别史实和人名等，提出了修改意见，经查核后，我们进行了修改。在此，谨表谢意。希望广大读者，对我们的工作继续给予关怀和支持，如发现书中还有需要修改之处，请函告我厅。

山东省民政厅

一九八二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