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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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英烈应被永远铭记!

革命的电波永不消失

更新时间:2022-08-12 11:31:39点击:

革命的电波永不消失

—秦鸿钧烈士传略

翟作君 王蕙炎

秦鸿钧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他在白区坚持秘密电台的报务工作,不畏艰险,埋头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幸的是,在上海解放前夕,秦鸿钧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时年三十八岁。秦鸿钧烈士的一生是短暂的一生,但他那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概,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永垂青史,光照后人。

秦鸿钧,原名秦相猷,一九一一年出生于山东省沂南县世和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全家住在一座破庙里,靠看管庙堂,租种庙上的田地过活。因此,秦鸿钧直到十岁那年由他

伯父资助,才读了几年私塾。以后,他便帮助家里劳动,还给地主打短工,以便挣几个钱糊口。由于他自己的悲惨遭遇,使他深感旧社会的不平。同时,他也非常痛恨封建迷信的束缚。有一次,他村里的几位青年一起,敲掉了庙里的菩萨。

一九二六年,秦鸿钧在家乡,同地下党领导人徐湘南和本村的贺伯珍一起组织了农民协会。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七年,经葛德孚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之后,秦鸿钧坚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一九二九年,他参加了莒沂两县农民运动,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农民运动遭到失败。秦鸿钧跑到外地周旋,一九三一年从广东返回沂南,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不幸被捕入狱,转解数县,受尽酷刑。正在危急之时,家里想尽办法,变卖了家产,又向亲友借了三百块大洋,另外又备了烟土等实物,送给了县衙门,才将他赎出,得免于难。秦鸿钧出狱后,创伤未愈,又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当时,家里人曾经非议他:“你干革命弄得倾家荡产,父亲也连吓带气得了重病去世,自己也险些丧命,怎么还要干呢?”尽管这样,秦鸿钧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却毫不动摇。

一九三二年,秦鸿钧与沂南区党组织正式接上关系,并成为沂南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兢兢业业,努力工作,使沂南区党的组织得到迅速发展。秦鸿钧不仅是沂南区党组织的领导成员之一,同时又是一名出色的交通联络员。他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各村下达上级的指示、通知,传送红军的胜利捷报和标语、传单。

为了建立和发展革命武装,秦鸿钧积极活动,经常出击并多次缴获地主的枪支。同时,他还受区委的委托,同葛德孚同志一起,利用了大刀会的力量。沂水县的“大刀会”,原是民间自发的防匪武装组织,其头领是东营庄的张恒远。大刀会有一个支派叫红旗会。秦鸿钧参加了红旗会的活动,并做了大量的工作。到一九三二年,逐步地把这个组织的领导权掌握了。而当时大刀会的活动,也由单纯的防匪发展到了抗捐抗税斗争。在此基础上,党组织决定和大刀会一道攻打国民党顽固派—良水六区区长杜绍曾。行动之前,在姚店子路南三间西屋里召开了一次党员会议。王廷襄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秦鸿钧、黄士先、刘仲甫、孟逸之、周西祜、刘翔鸥等同志。会上,王廷襄同志分析了形势,交待了任务。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领土,十九路军将士在上海英勇抗击。为了支援十九路军,沂水县人民发动了募捐。但是,大批捐款都被反动县长贪污了。然而,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又增加了苛捐杂税,剥夺人民。杜绍曾便是罪大恶极的头子之一。王廷襄同志要求共产党员积极参加攻打反动派区公所的行动。秦鸿钧是当时积极领导这次行动的人员之一。不几日,在沂水党组织的领导之下,大刀会攻打了良水区政府,打死了反动区长杜绍曾。当时,山东军阀头子韩复榘闻报后,一面派飞机散发污蔑共产党的传单,一面派出当时省政府民政厅长到沂水去施展阴谋诡计,用高官厚禄收买拉拢张恒远,但未能得逞。于是,韩又派遣八十一师、二十二师各一部到沂水镇压。这一年正遇上农历闰五月,大刀会的反镇压斗争从前五月打到闰五月,足足坚持了一个月。原拟将队伍撤到团园幔坚持斗争,但当队伍撤到黄石山寨时,遭到了敌人的围攻,牺牲、受伤者达两千余人,造成了沂水县历史上一次骇人听闻的大惨案。

一九三三年七月,由于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沂水县委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县委委员王光华同志到沂南区领导并筹备组建武装,准备举行武装起义,营救县委被捕的同志。为了安全,秦鸿钧把王光华隐藏在家中,经王光华与沂北区委的陈善等同志联系,确定了一些有关问题。随后,南区武装三十余人在秦鸿钧等同志的领导下,从姚店子镇向沂蒙山区进发。经过一夜行军,队伍到达了诸葛以西,和北区武装汇合,并由陈善做向导,登上了著名的枫山。不料,被地主武装发现,队部被迫退至山下。为了保存力量,南北两区的武装力:量化整为零,等候县委指示。这时,部分南区的领导和县委的同志一起。到了秦鸿钧同志家。就在他家,县委和沂南区的同志一起分析了斗争形势,鉴于省委已被破坏,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遂决定暂时离开家乡,分头去找上级党组织。于是,秦鸿钧,刘翔鸥先后到了青岛。为了应付敌人查户口,他俩不得不经常一面挪换住所,一面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后来,秦鸿钧同志终于通过其幼年的同学、时任地下交通员的贺伯珍与上级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一九三七年春,党组织派秦鸿钧去苏联学习电台通讯技术,并交待半年完成学习任务回国。秦鸿钧听到将到列宁的国家—苏联去学习,心中感到无限幸福和兴奋。他根据组织上的指示,携带了极简单的行装,经东北去苏联。当时的东北已沦为伪满洲国,完全在日伪控制之下。因此,秦鸿钧不得不白天隐蔽,夜晚行走,克服了重重险阻,战胜了各种困难,终于越过了边境,到达了苏联。

在苏联,秦鸿钧很快与组织接上了关系,开始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学习这种技术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基础知识,可是秦鸿钧只上过几年私塾,连代数也没有学过,更不懂外文,要在半年内学会无线电通讯技术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他每天起早睡晚,勤学苦练,遇到不懂的问题,便追根到底弄个明白,不弄懂弄通不肯罢休。就这样,秦鸿钧终于在限定的时间里,学会了无线电通讯技术,于一九三七年底结业回国。

秦鸿钧回国后,党根据城市工做斗争的需要,派他到上海建立秘密电台,担任报务员。但是,要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上海架设起我党的地下电台,与第三国际远东局接上电台联系,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上级党组织周密地考虑了秦鸿钧的处境,为使电台工作安全起见,决定让秦鸿钧先在上海建立起一个小家庭。于是,通过党内同志的介绍和韩慧如结了婚,家住在金神父路148号一幢花园洋房里。同时,为了开展党的工作,秦鸿钧在辣裴德路(今复兴中路)、菜市路(今顺昌路)口设了永益糖果店为掩护。秦鸿钧的公开身份是永益糖果店的老板兼跑外(推销员)。他利用这种公开身份,千方百计为党搜集各方面的情报,并利用跑外的机会,购买电台所需要的零件。当时,上海无线电料行里的零件有的是,但是秦鸿钧不能公开到店里去买,为的是免得引起敌人的注意发生意外。他只能跑到各旧货摊上去购买,东找一点,西凑一点,好不容易才买到了一些合用的零件;有的零件实在买不到,还得动脑筋用其它代用品。就这样,总算拼拼凑凑装成了两部收发报机。秦鸿钧还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把天线架设在房子的天花板内,工作时将天线接上,工作结束后将天线拔去。每当夜深人静,人们都在熟睡时,正是秦鸿钧集中精力进行工作的时候。然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警特务也往往是在这个时候开着汽车来回巡逻,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韩慧如的公开身份是一所私立小学的教员。为使秦鸿钧安心工作,她不管多么劳累,总是坐在窗子旁边注意敌人的动静,担任警戒任务。

秦鸿钧为了完成党交给的通讯任务,在技术上还得排除由于机器破旧而造成的障碍。韩慧如回忆说: “当时经常可以听到他在那密不通风的阁楼里不安地来回走动,几个钟点,甚至是整个晚上。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是机器发生了故障,电台接不通了。”因为电台每天要拆装,工作时把它装起来,工作结束后又要把它拆开藏好,机器零件都是些破旧货,天天拆装就更易损坏,产生故障。每逢遇到样种情况,秦鸿钧总是细心思考,反复琢磨,直至把故障排除,才肯罢休。

由于工作的劳累,秦鸿钧一天天消瘦了。韩慧如很担心他的身体,有时爬上阁楼劝他合一会眼,休息一会再继续工作。可是,秦鸿钧总是对她说: “你白天还要上班,赶快下去休息。晚上没有特殊情况,就不要来打扰我了。”

一九三九年,党组织决定派秦鸿钧到哈尔滨开展工作。为了躲过敌人的搜查,他打扮成一个逃荒的,夫人韩慧如扮作一个农村妇女,带了两岁多的女儿,乘船经青岛去东北。他们到达大连刚上岸,秦鸿钧就被日本军警带走了,只留下韩慧如带着孩子在码头上等候。从下午一直等到天黑,两个日木鬼子才将秦鸿钧带了回来,他的脸被打肿了。敌人仍不轻易放过他们,竟将其夫妇和孩子一起押到了水上“衙门”,继续进行拷问。两个日本军警问韩慧如: “你们从什么地方来,到这里干什么?”她说: “我跟男人从青岛来,想到这里找点事做。”日本特务转回脸来问秦鸿钧: “你来这里找事做,怎么连事情都没找到,就把女人和孩子一起带来了。如果找不到事情,你怎么办?”秦鸿钧立即回答说: “我们穷人到哪里都是一样,本来在青岛已经生活不下去了,到这里就是找不到事情做,还不是一样?我们情愿一家人在一起受苦。”敌人对这种回答很不满意,一个法西斯分子就狠狠地朝秦鸿钧脸上打了几耳光,打得他嘴角上直流鲜血。敌人对他们携带的东西进行了仔细搜查,最后翻到一本外文书,实际上这是一本伪装了的密电码,书内夹了各式各样的绣花线和鞋样。两个日本鬼子一边翻,一边叽里咕噜。这时,秦鸿钧夫妇俩心中都很着急,生怕敌人发现秘密。幸好,敌人没有发现什么,把这本书扔到了地下,他俩才松了一口气。敌人没有发现任何破绽,只好放了他们。

大连码头这场风波过去后,秦鸿钧本想立即去哈尔滨。后来考虑到敌人虽然放了他们,但是有可能设下圈套,暗地里派条“尾巴”进行盯梢;如果跟到哈尔滨,就会牵连到那里的党组织和同志。所以,秦鸿钧决定暂时在大连住一段时间再说。

在大连,临时租了一个马棚住了二十多天,未发现有敌人跟踪的情况。于是,秦鸿钧一家在一九三九年十月离开大连,到了哈尔滨后,先找了一家小客栈住了下来。第二天,秦鸿钧即买了一只小红箱子(这是接头暗号)。他手提小红箱子转了几天,也未能找到党的组织。后来,从一位山东老乡的口里,偶尔发现了线索。山东老乡讲: “我在这里混了好几年还是穷光蛋。山东老乡在关外大多数没有混好。只有姓贺的在这里混得还可以,他在道外顾乡屯开了三间门面的杂粮店,他算是来到东北发了财。”秦鸿钧一听姓贺的,估计可能是他的老战友贺伯珍。贺伯珍也曾在苏联学习过电台技术,回国后就留在哈尔滨搞地下电台工作。秦鸿钧赴苏学习,也是通过他的介绍第二天一早,秦鸿钧就来到了道外顾乡屯,在“公和成”杂粮店见到了贺伯珍,两人高兴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公和成杂粮店是为了掩护党的地下电台而开设的,贺伯珍就是杂粮店的“老板”。秦鸿钧就当了杂粮店的“伙计”。他全家就在道外农村租了一间草房住了下来。

秦鸿钧白天要拉着车子、背着麻袋给人家送粮,回来要劈柴烧水,晚上还要和贺伯珍同志一起搞电台工作,的确很劳累。但他对此毫不介意,为党为革命积极工作着。日寇对伪满洲国的控制非常严密,实行什么“爱护村” “ 大检举” “保甲连坐”等措施,并加强汉奸特务组织,破坏抗日工作,迫害我地下工作者和各界爱国者,特别是对外来人员的检查更为严格所以,敌人始终没有放松过对新搬来的“学徒”秦鸿钧一家的严密审查和盘问。在这种情况下开展秘密工作,要特别细心、谨慎,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疏忽。有一次,秦鸿钧发现韩慧如在外边上厕所时用了手纸,他便马上加以制止。因为当地老百姓,大便都不用手纸,而是用高粱秆代替手纸。如果不注意,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和怀疑。

一九四○年五月,党组织通知秦鸿钧立即返回上海接受新的任务。

一九四○年初夏,秦鸿钧带领全家又回到了上海。在上海打浦桥新新街新新南里315号一幢旧式楼房的二层楼住了下来.当时党组织决定由秦鸿钧架设新的电台,与第三国际远东局取得联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电台与对方未能接通。这时,正好碰到了在苏北解放区搞电台工作的纪刚同志。秦鸿钧就将电台工作发生的问题告诉了他,纪刚又把这一情况转告了当时苏北新四军负责人杨帆同志。杨帆决定秦鸿钧去苏北工作。秦鸿钧遂于一九四O年夏秋之交,离沪赴苏北解放区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地区。工作了两个月后,他又奉命回上海。临行时,华中局的领导同志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 “秦鸿钧同志,请转告上海的同志,感谢他们对解放区工作的支援。这里有一份极重要的文件,请你务必带回上海,交给地下党的领导。”秦鸿钧带着这份文件,搭上了一条贩猪的货船返沪。途中遇到海盗,秦鸿钧设法躲过了海盗的搜查,保证了文件的安全。此后,秦鸿钧曾三次扮作商人,往返解放区传送情报。同时,秦鸿钧同志在上海克服了种种困难,把新的地下电台架设起来,保证了上下联系的畅通。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正式签署了投降书。至此,历时八年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结束。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又把中国人民推入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消灭我党的地下革命力量,加强了对上海的控制。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密布在上海的各个角落,还建立了严密的侦控系统,对我地下电台加强了侦察,并将许多共产党员、工人、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予以杀害。这样,秦鸿钧的工作就更艰难了。韩慧如经常为他的安全担心,秦鸿钧却说: “革命本来就是要流血的,反动派杀害一个革命者,会有千千万万个革命者站起来。”他的工作室,是一间矮小的阁楼。为了隐蔽起见,楼板都用纸严严地糊了起来,天窗用双层厚布遮住,连小小的灯罩也要用黑布围扎结实。夏天,小阁楼像蒸笼一样闷热,一个通宵工作下来,汗水往往浸湿了桌子和凳子;寒冬,薄薄的屋顶又挡不住室外低温的侵袭,时间一长,手指冻得发麻。久而久之,秦鸿钧得了关节炎;由于长时间的夜晚工作,眼睛也不好使了。夫人韩慧如为他着急,而他却指着自己的耳朵说: “只要这个不坏,就行。”

在敌人的眼皮下战斗,得应付各种复杂的社会环境。抗战胜利初,由于工作的需要,秦鸿钧装扮成一个囤积商,其他同志到山东搞了些粉丝、红枣、花生等物堆积在家里以作掩护。

还有一段时间,他家楼下的一个房客,利用客堂问设立了一个“一贯道”的道坛,并雇了一个老太太住在灶间当看守。当时,秦鸿钧虽然知道一贯道是个反动组织,但由于设了道坛,楼下就可以不再住人,再则,反动警察检查户口时可能会放松一点,这样就可以利用它来做掩护。

随着形势的发展,电台的任务更加繁重了,秦鸿钧的工作越来越劳累,组织上便决定让秦鸿钧装成一个“失业者”,以便白天可以在家休息,搞些家务,买菜、烧饭、洗衣服、带孩子,晚上能集中精力搞好电台工作。

至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蒋家王朝已面临覆灭的绝境。这时,垂死的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疯狂,对我地下工作者加强了侦捕活动。十一月,李白同志的电台被敌人破坏,李白同志被捕。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刘长胜同志即将此情况告诉了秦鸿钧,并指示他要严密注视敌人的动向,提高警惕,防止电台再受损失。当时,秦鸿钧负责的电台既要配合大江南北的游击战争,又要配合“百万雄师渡大江”和解放上海的战斗。他完全忘记了疲劳,抛开了个人的安危,一心扑在工作上。对于可能发生的一切,他也做好了思想准备。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七日深夜十一时,秦鸿钧像往常一样,征小阁楼里工作。韩慧如在二楼的窗台上观察外面的动静。突然,楼下传来急促的敲门声,韩慧如心中一惊,马上向阁楼发出警报。秦鸿钧听到警报之后,不慌不忙地发出最后一组告急电报,通知对方停止发报,并随手拆坏了机器,烧毁了刚收下的密电稿。霎时,十几个特务站到了他的面前,秦鸿钧面对嚎叫的敌人,泰然自若,向敌人投去了蔑视的目光,表现了共产党人临危不惧的革命气概。他和夫人韩慧如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投进监狱。

国民党上海市警备部队第二大队特刑庭,对秦鸿钧进行了秘密审讯。秦鸿钧任凭敌人严刑拷打,威迫利诱,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不吐真情。后来,敌人故意安排了他们夫妇见面的机会,企图从他们会面中获得一点情报。但是,敌人的阴谋失败了,便疯狂地对秦鸿钧加施酷刑。他被扒去身上的衣服,捆在老虎凳上,一块块加砖,直至两条腿骨全被折断。敌人又提来辣椒水,往秦鸿钧的鼻孔里灌,使他的肺部受了重伤。可是,敌人仍然没得到半点口供,只好将秦鸿钧转解到上海四川北路伪警备司令部.在这里,敌人又耍了一个花招,由一个匪徒假扮囚犯,想从秦鸿钧口中套出点情况,但是秦鸿钧洞察奸计,始终缄默。

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蒋匪帮特务头子毛森决定对秦鸿钧下毒手。这一天,秦鸿钧和李白、张困斋等十二位难友被提出监狱,用汽车拉到浦东戚家庙,秘密枪杀了。十二位烈士在就义前,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悲壮的歌声,高昂的口号,冲破了黑夜,迎来了上海的解放。

秦鸿钧烈士离开我们整整三十五周年了,但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永远鼓舞着我们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本文原载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一九八三年五月出版的《党史人物研究》。编入本书时作了较大的压缩和修改。)